语文PLUS 教研 ID: 96425

[ 王桂妹 文选 ]   

从陈白露到尹雪艳

◇ 王桂妹


  一、都市、娱乐、资产阶级:新文学对“交际花”的批判性书写
  
  “消闲娱乐”是社会繁华的象征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以上海为代表的现代大都市,自然也成为得风气之先的洋场乐园。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号称“东方巴黎”,而天津则号称“东方小巴黎”,这种同一指向的比拟表明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已经和世界最先进的都市达到了同步。城市文化作为生产和消费的产物,以消闲娱乐构成其重要内容。从铭刻着中国本土特征的戏院、茶楼、鸦片馆、妓院到三四十年代融会着现代欧陆风情的电影院、咖啡馆、跑马场、舞厅、夜总会……中国现代都市的娱乐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中国文学历来不缺乏对这一娱乐世界的描绘,但是这类描写在近代以来的文学中却始终无法获得合法性价值,甚至可以说凡是以“娱乐消闲”相标榜的文学价值追求一直遭到侧目和质疑。这种“拒绝娱乐”的文学审美价值观其来有自,其中原因之一是文学的功能在近代以来所发生的历史性变迁,尤其是“小说”,由壮夫不为的“小道”一跃而成为“文学之最上乘”(梁启超语),这一显赫地位的获得自然是与现代思想启蒙者为文学所设定的重大历史职责——改良社会——相表里的,但是由此繁荣起来的小说并没有达到启蒙者预期的社会改良效果,反倒直接导致了近代以来通俗小说的繁荣,并趁势涌起一股不可遏止的消闲娱乐的风潮。然而作用于这一新兴文学场的历史性规则——思想启蒙,始终在发挥着它强劲的场性干预作用,尤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发挥了更为有效的影响力。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家在追求文学启蒙价值的同时更加彻底地弃绝娱乐与消闲,他们一方面把自我的苦闷与国家的苦难相连属,另一方面又把下层普通民众的苦难命运作为文学表现的严肃主题,二者共同造就了新文学钟情于“苦难”的叙事特征。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随着阶级观念的加强和革命文学的兴盛,中国新文学书写“苦难”与“抗争”的热情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一方面,表同情于劳苦大众和无产阶级不仅仅再是左翼文学的专利,而成为三十年代文学的共同征候;另一方面则是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资产阶级”,不仅从阶级本性上遭到批判,而且在生活方式上也被定义为“颓废、堕落、腐朽”,连同他们的活动区域一一现代都市也一同被认定为罪恶的渊薮,这在茅盾的《子夜》、曹禺的《日出》等三十年代的新文学作品中有着非常集中的体现。这两部代表作品都以中国三十年代的现代大都市为背景(上海和天津),以有钱有势阶层——资产阶级的生活为描写核心。二者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主题预设,但是一个共同的批判矛头则是都指向上层社会的“堕落生活”,而“交际花”则成为这类堕落生活的标志性语汇。
  高级娱乐场所——夜总会和舞厅,以及伴随着这些消费娱乐方式应运而生的“红舞女”“交际花”,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都市繁华的产物和象征。在刻意营造现代都市氛围的《良友》画报上,“女性”(交际花、红舞女、电影明星)和商业大楼、高级饭店、舞厅、跑马场等往往被同时并置于封面上,既成为现代城市物质魅力的载体,也成为商品社会的消费品。繁华都会的享用者们——那些由实业家、银行家、商业大亨、军政界要员等构成的上层社会的娱乐需求,固然是催生这类“职业女性”产生的主要原因,但是“男女平等、社交公开”等现代思想观念也使得这些进入“公共领域”的现代洋场交际花与传统妓女有了很大的区别,相对的自主性和自由身份使这些交际花不仅仅再是被动的男性消费品,而是在被男性/娱乐世界主宰、消费的同时也主宰、消费着男性/娱乐世界,她们既是娱乐消费的客体也是娱乐消费的主体。在中国三十年代的新文学作品中,这些繁华都会的交际花始终被用来表征上层资产阶级社会的“堕落生活”。在《子夜》的世界中,茅盾正是通过徐曼丽这样一位出入于各类豪宅公馆、高级饭店,周旋于各色社会名流之间的交际花,写出了上流社会的放荡生活。当吴公馆在大客厅设置了灵堂。准备给吴老太爷入殓的间隙,在后花园的弹子房里,徐曼丽和男宾客们却正在共同上演着一场欲望的盛筵:
  交际花徐曼丽赤着一双脚,袅袅婷婷站在一张弹子台上跳舞哪!她托开了两臂,提起一条腿——提得那么高;她用一个脚尖支持着全身的重量,在那平稳光软的弹子台的绿呢上飞快地旋转,她的衣服的下缘,平张开来,像一把伞,她的白嫩的大腿,她的紧裹着臀部的淡红印度绸的亵衣,全部露出来了。朱吟秋,孙吉人,王和甫,陈君宜他们四个,高高地坐在旁边的看打弹子的高脚椅上,拍手狂笑。
  以理应悲哀而庄重的丧葬气氛来反衬这群有钱人不分场合的纵欲狂欢,其批判价值自然不言而喻。如果说《子夜》中的交际花徐曼丽还只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资本家生活的一个陪衬,一个侧影,那么在曹禺的《日出》中,陈白露则成为日出前夜的一个苦难灵魂。《日出》设定的主题是要批判一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那些堕落的“有余阶层”正是由那些出入于陈白露的豪华旅馆房间的人所构成,由大丰银行经理潘月亭、富孀顾八奶奶、张乔治、面首胡四以及金八所集体演绎的是上层社会的堕落与无耻、空虚与无聊、残忍与罪恶,这是一个腐烂的阶级,而痛苦地沉溺于这一鬼蜮世界的交际花陈白露则是这个有余社会的附属品与享乐品,并最终成为牺牲品和殉葬品。
  “资产阶级荒淫的生活方式是应该被无情揭露、批判的对象”,这一阶级常识逐渐转变成社会常识并渗透于中国新文学的主流观念中。代表无产阶级利益、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新文学在体现自身“政治正确性”的同时也赢得了社会道德的正义性。作为硬币的另一面,“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也就从“阶级本性”和“道德本质”上受到双重批判。附属于资产阶级生活并分享其堕落本性的交际花自然也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尽管这种批判主要不是针对这些女性本身,而是指向那个罪恶而堕落的“有余”社会,但是交际花与资产阶级生活的水乳关系,以及迷恋奢华生活、主动以色事人的生活选择,仍旧是被否定的对象,所以陈白露将同那个即将崩溃的腐烂世界一样分享不到“日出”。因此,“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交际花”往往成为“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同一指称,并在阶级观念的不断强化训诫中逐渐凝结为代际性的日常经验和文学书写:资产阶级=腐朽+堕落。这种类型化的描写虽然有着广阔深远的现实生活基础和情感正义性,但是以阶级人生观的深刻性代替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全面评价,往往也呈现出一种片面性,进而遮蔽了对于现代大都会娱乐生活的多元审美体验。白先勇在他的文学世界中则改写了这一具有揭露性、控诉性、批判性的社会定义,给出了另一种真实:“交际花”不仅被淡化了强硬的阶级指认,也剥离了单纯的欲望指向,以更为丰富的美学内涵和价值定位构成了对中国新文学表现内容的一种逆向书写。 [##]
  二、超越阶级叙事:白先勇对于洋场交际花的异向性书写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曾经被定义为“造在地狱上的天堂”,而且“这种流行的负面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又被中国左翼作家和后来的共产党学者强化了,他们同样把这个城市看成作恶的渊薮,外国‘治外法权’所辖制的极端荒淫又猖獗的帝国主义地盘,一个被全体爱国主义者所不齿的城市”。因为人们只聚焦在“华洋的有钱有势阶层是如何非人地剥削城市下层人”这个问题上。这种阶级定位显然过度地强化了上海的“地狱”性质,而忽略了它的“天堂”价值——一个现代大都市的无限魅力,而流光溢彩的休闲娱乐则构成城市文化的中心内容。“外国人和有钱的中国人经常出入那些头等舞厅和卡巴莱(有歌舞表演)……也许最难忘的是百乐门舞厅。”“百乐门”是繁华大上海的标志性词汇,而尹雪艳(《永远的尹雪艳》)和金兆丽(《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这些红遍上海滩的交际花、红舞女,本身就是上海“百乐门时代”的象征,也是中国三四十年代现代繁华都市的生动记忆:
  ……有些荷包不足的舞客,攀不上叫尹雪艳的台子,但是他们却去百乐门坐坐,观观尹雪艳的风采,听她讲几句吴侬软语,心里也是舒服的。尹雪艳在舞池里,微仰着头,轻摆着腰,一径是那么不慌不忙地起舞着;即使跳着快狐步,尹雪艳从来也没有失过分寸,仍旧显得那么轻盈,像一球随风飘荡的柳絮,脚下没有扎根似的。
  繁华靡丽的都市娱乐生活也因这些光彩照人的交际花彰显出了一种美的属性——灯红酒绿的现代都会之美。这些交际花不仅仅只是繁华世界的附属品,她本身就是繁华世界的体现者和享用者,甚至是营造者和主宰者,缺少了这些交际花,上海的标志性娱乐场“百乐门大舞厅”也就失去了诱人的价值,现代都会的光与色更会黯淡十分。在这一娱乐世界中,不仅美艳的交际花是男性的娱乐对象,置身娱乐场的男性同样也是这些交际花的娱乐对象,大家遵从着互为娱乐的游戏规则。而除了单纯的娱乐与消遣之外,甘愿拜倒在她们的石榴裙下,情愿以身相许的社会名流更是前仆后继,女性的华美与魅惑在这里获得了最为张扬、最为炫目的体现。同是作为中国三四十年代现代都会的高级交际花,陈白露和尹雪艳却承载着两种不同的美学体验。“容貌之美和丰仪之美”是交际花的自然属性,也是她们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本之一,因此在这样一个自然审美层面上,陈白露与尹雪艳几乎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在社会审美属性上却显示出较大的差异。对于陈白露而言,既沉溺又厌倦,既痛苦又无力自拔,是她最基本的生存状况:“我对男人尽过女子最可怜的义务,我享着女人应该享的权利!”曹禺以这样一个挣扎而倦怠的生命样态凸现了对“社会之恶”和“人性弱点”的双重批判,因此陈白露是腐烂社会开放出来的一朵“病之花”,由她所体现的是人性与社会的双重病态,曹禺通过陈白露这样一个美丽女性在日出之前的凄然陨落,表达的是对于黑暗社会的控诉和对于陷落其中的女性的深切同情。经济靠山的失去和债务的压力是陈白露选择自杀的最小原因,实际如果她愿意,完全可以再转换一个经济靠山,这对于一个交际花来讲是无可厚非的生活行为,是符合她们的职业规则的。以尹雪艳和金兆丽为代表的那些红舞女交际花们无不坦然地更迭着自己的经济靠山,以最冷静务实的态度求得最佳的生存状态。所以陈白露之死的根本原因是在于她看穿了这个禽兽般的世界,彻底厌倦了自己的这种讨生活的方式,“死”是她得以解脱的一种方式。如果说陈白露始终是痛苦地沉溺,那么尹雪艳则是优雅地沉醉,她和谐地融于上海繁华的都会生活,散发着魅人的风采:
  尹雪艳便像一株晚开的玉梨花,在上海上流社会的场合中以压倒群芳的姿态绽放起来。……尹雪艳在人堆子里,像个冰雪化成的精灵,冷艳逼人,踏着风一般的步子,看得那些绅士以及仕女们的眼睛都一齐冒出火来。这就是尹雪艳:在兆丰夜总会的舞厅里,在兰心剧院的过道上,以及在霞飞路上一幢幢侯门官府的客堂中,一身银白,歪靠在沙发椅上,嘴角一径挂着那流吟吟浅笑,把场合中许多银行界的经理、协理、纱场的老板、小开以及一些新贵和他们的夫人们,都拘到跟前来。
  尹雪艳像一个“精灵”,摧毁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从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百乐门到四五十年代的台北仁爱路的高级住宅区, “尹雪艳总也不老”。这种超越自然界限的美隐含着浓重的象征意义:“尹雪艳便是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京沪繁华的佐证一般。”对那些流落到台北,永远失落了上海的人们而言,更是如此。作者正是借人们心中这个“不老的寓言”透露出一种深切的人生悲悯:“在麻将桌上,一个人的命运往往不受抑制,客人们都讨尹雪艳的口彩来恢复信心及加强斗志。尹雪艳站在一旁,叼着金嘴子的三个九,徐徐地喷着烟圈,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壮年的、曾经叱咤风云的、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狂热地互相厮杀,互相宰割。”这些曾经在大陆叱咤风云的上流人物连同他们的时代一并沉落在了台北,麻将桌成为他们象征性的战场,也成为他们不可主宰的人生命运的隐喻。失落的光荣与梦想,曾经有过的辉煌,现下无奈而落寞的心境,都在尹雪艳体贴周到的照拂中得到了暂时的消融与抚平。
  怀乡病与恋母情结有着精神上的相通,因此,这些失落了故土流落到台湾的人们,在尹雪艳身上和尹公馆中一方面更加真切地感受着被放逐的滋味,另一方面也在梦幻般的沉醉与怀旧中治疗着自己的心灵创伤,从这种意义上讲,尹雪艳正如这些“孤臣、孽子”们精神上的母亲。不仅对于那些失势并失意的绅士老板们,还有那些失去了风光与青春的名媛贵妇们,尹雪艳都给予了特有的心灵慰藉:“十几年来这起太太们一个也舍不得离开尹雪艳,到了台北都一窝蜂似的聚到尹雪艳的公馆里……这起太太们常常容易闹情绪。尹雪艳对她们都一一施以广泛的同情,她总耐心地聆听她们的怨艾及委屈,必要时说几句安抚的话,把她们的焦躁的脾气一一熨平。”对于那位年迈失势的吴经理,尹雪艳同样表达着温暖的体贴:“冬天时候,尹雪艳总把客厅里那架电暖炉移到吴经理的脚跟前,亲自奉上一盅铁观音”,而每到牌局败北的时候,“尹雪艳把个黑丝椅垫枕到吴经理害了风湿症的背脊上,怜恤地安慰着这个命运乖谬的老人”。尹雪艳的存在已经超越了交际花之于男性的单纯意义,而是体现为一种基于性别又高于性别的母性情怀。
  与交际花自身所体现出来的审美意蕴相比,交际花的公馆蕴涵着更为丰富的象征意义。现代交际花与中国传统的高级娱乐场所(例如“长三堂子”)中的那些女性们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陈白露与尹雪艳们脱离了一种集体管制的状态,而且获得了相对自由的身 [##] 份和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她们或者租住在高级旅馆房间或者拥有高级私人公馆。这些交际花的寓所往往别具内涵:既是一个人私人居所,又是一个敞开的公共空间,更由一个美艳的单身女性的私人寓所透露着暧昧与诱惑。基于不同审美主题的设定,陈白露所居住的高级旅馆房间和尹雪艳的“尹公馆”呈现出不同的社会功能与美学意义。陈白露的高级旅馆房间被设定为一个金钱与欲望的交换场,藏污纳垢的渊薮,是“有余社会”的缩影,交际花靠给有钱男性提供娱乐来维持自己的奢华生活,并支付饮食起居的一切费用。因此被包租的高级旅馆房间与交际花的身份与命运形成一个互文的关系, “屋内的一切陈设俱是现代式的:生硬而肤浅,刺激人的好奇心,并不给人舒适之感”。它不具备“家”的功能与意义,而是以一种临时性、公共性和金钱关系象征着交际花的命运,因此陈白露的房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私人空间,其他人却可以随时随意来这里寻欢作乐,陈白露不过也是他们娱乐的一部分。而尹雪艳不同,她不再像陈白露那样被包租在豪华旅馆,而是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寓所——尹公馆,这是一个固定的、安稳的、具有“家”的氛围的一个居所,从陈白露的高级旅馆房间到尹雪艳精心营造的尹公馆,交际花的寓所也发生了一种意义的变迁,从藏污纳垢到抚慰失落,提升纯化为一个心灵的栖息地。在上海,人们通过尹公馆感受欧洲的现代生活和时尚,而到了台北,人们则通过尹公馆想象着昔日上海的奢华。从上海的霞飞路到台北的仁爱路,尹公馆始终维持着它固有的气派:老式的大靠背沙发塞满了黑丝面子鸳鸯戏水的湘绣靠枕;招呼客人的是头面干净的苏州娘姨;晚餐有尹公馆的上海名厨精心烹制的京沪小菜……这是尹雪艳特意营造的一个温馨的过往世界:“坐在尹公馆里,很容易忘记外面台北市的阴寒及溽暑。”台北的尹公馆成了一个象征性的漂泊在未知的大海上的一叶方舟,失落了辉煌的人们在这里找到了最后的一点心灵慰藉。尹公馆虽然并不同于贵族式的文化沙龙,它与文学、艺术无关,更与政治理想追求无涉,几乎就是一个纯粹的“娱乐”场所,但是尹公馆却兼有“沙龙”的精神品性:趣味的相投,心灵的栖息,精神的慰藉。这里保留了上海霞飞路的气派,也保留了逝去世界的梦影,来这里的“旧日贵族们”在这里可以尽情地享受“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的欢娱,在“直把杭州做汴州”的错觉中寻求虚拟的心灵慰藉,包括这里的实在的物质享受,诸如尹公馆上海厨师的小菜,头面干净的苏州娘姨,尹雪艳的吴侬软语,都已经具有了纯粹的精神意义。这样的豪宅无疑也是靠交际花、红舞女的职业与身份获得并得以继续维持,但是“金钱”已经脱离了“欲望”与“交换”的难堪原色,而被代之以温情和感恩:“客人们掷下的桌丽十分慷慨,每次总上两三千。赢了钱的客人固然值得兴奋,即使输了钱的客人也是心甘情愿。”在尹公馆中的享受决非是钱能买得到的,这里成了抚慰失落与沧桑的精神家园。
  白先勇对交际花的审美体验超越了固有的阶级叙事和与之相连属的道德叙事。在茅盾和曹禺的笔下,交际花与其赖以生存的上流社会是以金钱为交换条件构成欲望消费关系,陈白露坦言:“我同他们一样爱钱,想法子弄钱,但我弄来的钱是牺牲我最宝贵的东西换来的。我没有费着脑子骗过人,我没有用着方法抢过人,我的生活是别人甘心愿意来维持,因为我牺牲过我自己。”这番自我辩白实际渗透着一个女性生存的全部艰辛与屈辱。金钱在这里还是一个显在的压迫性因素,经济靠山的破产,生活债务的无法偿还直接导致了陈白露的自杀;另一方面在强化的阶级观念中,又因为金钱与资本主义的血腥积累和劳动阶级的血汗相关联,往往成为一种罪恶的象征,因此,在中国的新文学中,“交际花”一面表征着具有阶级内涵的被侮辱与被损害,另一方面又表征着由金钱带来的道德沦丧。而白先勇通过自己的文学书写颠覆了这样一种正典叙事。女性(交际花)不再仅仅是被有钱男性任意购买玩弄的对象,反而掌握了主宰权利,确切地说是通过主宰男人的欲望而主宰了男性世界,通过主宰男性世界而主宰了自己的命运,先有上海棉纱财阀的少老板王贵生为了尹雪艳而获罪被枪毙、上海金融界热可炙手的洪处长为她休妻弃子,最后在台北失势后被尹雪艳轻轻抛弃;后有台北新兴的实业巨子徐壮图也在迷恋尹雪艳的焦躁中死于非命。有论者认为尹雪艳是“中国现代小说中最出色的坏女人”,是中国文学中潘金莲、赛金花等“祸水”形象的续写,“观乎尹雪艳的‘杰出表现’,我们不禁要说,中国古典小说里的祸水们,真要庆幸后继有人了”。这一“坏女人”谱系的寻踪把白先勇的创作与传统相勾连的同时显然也使这一人物形象陷入传统的道德评价体系,作为扰乱人间(男性世界)的“妖孽”,“红颜美女”再度背负道德的罪名。这种道德评判显然弱化了这一形象的丰富含义,白先勇塑造这一人物并非简单为印证世俗之人关于“妖孽”“白虎”“重煞”而饶舌,与父权道德针对女性的批判恰恰相反,白先勇冷眼旁观的倒是那些被欲望驱使着,对于“祸水”趋之若鹜的男性们,相比之下,尹雪艳却冷静而冷艳地生活于自己的旋律中:“绝不因外界的迁异,影响到她的均衡。”尹雪艳永远是尹雪艳,无须背负道德的指斥。
  阶级叙事与道德叙事目的往往流于揭露和批判,而白先勇的审美叙事表达的则是人生的悲悯。茅盾曾经在《子夜》把“丧葬与行乐”的场面并置来进行一种阶级、道德批判,无独有偶,白先勇也在《永远的尹雪艳》中写到了灵堂祭吊与行乐。客人们在参加完徐壮图的祭悼会后又在尹公馆上了牌局,尹雪艳照样笑吟吟地招呼着这些旧雨新知们。而徐壮图的舅舅吴经理的手气更是出奇得好,一连串的胡满贯,甚至摸到了百年难见的怪牌——四喜临门,“吴经理不停地叫着笑着,眼泪从他烂掉了睫毛的血红眼圈一滴滴淌下来”。白先勇以这两种气氛截然相反的场面的对比描写,其目的并不像茅盾那样是为了进行阶级批判,而是表达一种悲悯情怀。命运的不可把捉和生命的迅乎易逝,在这些曾经沧海的人心中构成惘惘的威胁,只有在尹公馆里,只有酣战在麻将桌上才能得到暂时的逃避与忘却。与茅盾所渲染的不良的“欢乐”情绪相反,白先勇渲染的恰恰是一种“悲凉”情绪。死者死矣,活着的依旧茫然地漂泊于未知的人生大海上,谁也无法预知明天会怎样,只能感知现时的快乐。夏志清曾经指出过中国新文学中的一个缺憾:“大部分的现代中国作家把他们的同情只保留给贫苦者和被压迫者。他们完全不知道,任何一个人,不管他的阶级与地位如何,都值得我们去同情了解。”白先勇通过描写交际花尹雪艳来描写生活在她周围的“资产阶级”,而在关注“资产阶级”的同时又穿透了“阶级”的社会学定义,达到对于“人性与命运”的普遍同情与悲悯,这或许可以算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性缺失的一种补偿吧。
  
  ①茅盾:《子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90页。
  ②李欧梵:《摩登上海——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③李欧梵:《摩登上海——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第30页。
  ④白先勇:《永远的尹雪艳》,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
  ⑤⑧曹禺:《日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
  ⑥ 中国旧时代的妓院分为不同的等级,最高级的在上海称为“长三堂子”。
  ⑦曹禺:《日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⑨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7、269页。
  ⑩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