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讲授完《藤野先生》准备离开教室时，一学生拦住了我，她质疑：“鲁迅如此厌恶清国留学生的玩乐，进而对东京表示失望，为何在暑假时，他又到东京玩了一个夏天?”
　　我还沉浸在自己又一次成功授课的愉悦里，一下子被这突如其来的质疑问懵了，为了给自己一点思考的时间，我和她又读了一遍相关的段落。文章是这样写的：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
　　对清国留学生的玩乐，通常是语文教师讲解分析的重头戏，清国留学生们热衷于赏花、打扮、跳舞，不务正业，为鲁迅所厌恶，这也最终促成了他离开东京去仙台。在具体讲授时，我又加上了类似“清国留学生们忘记了自己来留学的使命，置自己的民族危亡于不顾，只是在追求时髦和世俗的快乐中浪费着自己的时间”的评价，并指出“这正和鲁迅的救国救民思想形成鲜明对比”。
　　而对于下文鲁迅在暑假到东京“玩”，我在备课乃至讲授时压根儿就没注意到，若解决不好《藤野先生》中鲁迅“玩”的问题，我的讲解就只能是断章取义，很难自圆其说了。
　　面对学生的质疑和期待，我的大脑飞速地运转着，我甚至都开始埋怨鲁迅先生了，“上文您如此厌恶清国留学生的玩乐，并由此带来了对东京的失望，那么您为什么在假期又去‘玩’了呢?就算您去了，为何在写文章时不把这句话删去呢?”可是，鲁迅先生写此文后，也没想到会编人中学语文课本，要经受中学语文教师的条分缕析和学生的逐句细读。那么，就是编者的错了，我心里又生埋怨：“你们怎么不在把本文编人中学语文课本时，删掉这句前后矛盾的话呢?”
　　然而我所面对的现实是，必须对学生作出一个让人信服的解答，而且我只能求助于文本。
　　让我尴尬的是，《藤野先生》一文从头到尾也没有交代鲁迅到东京到底玩了什么，文中没有任何文字对他在东京的“玩”进行注解——“玩”的内容和清国留学生到底一样还是不一样。我当然想找出鲁迅的“玩”和清国留学生的玩乐不一样，进而作出有利于维护自己在课堂上的微言大义的分析。
　　此时，我清醒地意识到，此问题的解决，要借助于“文本互证”了——要在鲁迅同期的其他文章和其他作者的相关文章中找到答案。在告诉学生这个研究方法前，我又犹豫了，单纯从中考来看，现代文阅读考题提供的文本都是“自给自足的系统”——不需要作者介绍更不需要文本互证，学生从研读文本中都能获取问题的答案，若我让学生搞文本互证的研究，这不是添乱吗?但是，如果不查阅相关文章和资料，又如何给学生一个满意的、合理的、令人信服的答案呢?最后，我向学生承认自己对文本研读得不够，并希望和他们一同通过文本互证研究寻找问题的答案。
　　通过课下阅读，我们初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鲁迅在东京的“玩”，不管是玩伴还是内容和清国留学生都有一些不同，玩伴大抵是有革命思想的中国人和同情中国的日本友人，而“玩”的内容是和他当时的学业(医学)相对而言的，不过是会友、读书和写作，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鲁迅在弘文学院时，已经购有不少的日本文书籍，藏在书桌抽屉内，如拜伦的诗，尼采的传，希腊神话，罗马神话等等。”当然也有游玩。
　　至于他对清国留学生的厌恶，基本是因为志趣不同和自己特殊的经历。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道：“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这样的志趣和特殊经历，注定使鲁迅要走一条不同寻常的路，这条路是和清国留学生的“留洋镀金，回国升官发财”的平坦之路是不同的，所以鲁迅在清国留学生中属于清醒而痛苦的孤独者，颇有些“英雄行险道，富贵似花枝”的豪情。“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使他离开了东京和成群的清国留学生去仙台；“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使他在爱好(文艺)和救国救民的志向不一致时，主动舍文艺而取医学。在《藤野先生》文本的语境下，学医是正事，其他活动(包括与文艺相关的活动)就是“玩”了。当然，在鲁迅“弃医从文”后，这种情况就变化了，他的爱好和救国救民的志向就统一了。
　　至此，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我们的思考并不能就此停止。在课改背景下，中学语文教师能否在备课时先认真阅读文本，必要时再参考教参，能否像学生一样在阅读课文时，把课文当成一个独立的文本，这应该引起我们一线语文教师的思考。

• 杜广运： 《风筝》中的文化冲突　/　语文教学之友 2010年第8期
• 杜广运： 《藤野先生》中由“玩”引出的思考　/　语文教学之友 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