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教科书中《卖火柴的小女孩》概说李娜语文建设2014年第5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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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建设 2014年第5期 ID: 358849

[ 李娜文选 ] 　　

民国教科书中《卖火柴的小女孩》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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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教科书中《卖火柴的小女孩》概说

◇ 李娜

　　《卖火柴的小女孩》是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于1846年发表的一篇童话。1919年，周作人首次将其译为白话，并发表于当年第6卷第1期的《新青年》上。这也是中国人用白话翻译的第一篇童话。[1]“当一个尊崇个性解放并着力从西方吸取思想资源的时代真正到来，当原始的、淳朴的、生动的生命状态真正受到推崇，安徒生童话对于精神解放的意义和儿童阅读的意义很快得到文化界的认可”[2]，也受到了教育界的关注。1923年，《卖火柴的小女孩》即入选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自此，这篇童话被许多教材选用。其影响范围越来越广，以至于一提起安徒生，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卖火柴的小女孩》。
　　一、《卖火柴的小女孩》在民国教材中的收录情况
　　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的民国时期中小学国文教材中，这篇童话5次被小学教材收入，13次被中学教材收入。
　　在小学教材中，它主要是供高级小学阶段使用的，其具体分布情况如下：
　　在中学教材中，它主要是供初中阶段学生使用的，其具体分布情况如下：
　　安徒生最初传入中国时，周作人即赞美“其所著童话，即以小儿之目观察万物，而以诗人之笔写之，故美妙自然，可称神品，真前无古人，后亦无来者也”[3]。他认为安徒生童话“天真烂漫”“合于童心”[4]，“有其异常的天性，能够造出‘儿童的世界’或‘融合成人与儿童的世界’”[5]。民国时期，周作人、赵景深等人致力于安徒生童话的翻译、传播与研究工作，他们用白话文翻译了大量的安徒生童话，并力求在语言上保持原作者创作童话的原本状态，力求符合儿童心理，体现儿童成长的心理规律。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在“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旗帜下，众多文人投入到白话文教材的编写与白话作品的创作、翻译之中。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国民政府加大了对教育的资金投入，并先后颁布了6个课程标准，对每个学段的识字、阅读、写作都做出了明确要求，各项教育制度逐渐完善，“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间，是民国教育稳步发展、趋于定型的时期”[6]。儿童文学的概念也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在以儿童为本位，为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中，童话因其文本内容符合儿童心理、语言形式便于儿童理解，尤其受到当时教材编选者的青睐。因此在中国的原创儿童文学刚刚起步，尚未成熟之时，像《卖火柴的小女孩》这样优秀的童话便成为教科书中儿童文学的首选。
　　二、教材收录《卖火柴的小女孩》时的改动情况
　　教材中所收录的都是周作人翻译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但是在选入教材时，都有不同程度的改编。
　　高小阶段的5套教材中，除《实验国语教科书》外，其余4套都删除了小女孩5次划着火柴，看见虚幻美景的情节，只是简单地叙述小女孩在大年夜凄凉地死去的故事，并将题目据此改为“可怜的女儿”。童话失去了原有的美好想象的空间。只有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实验国语教科书》加入了这一场景描写，既保持了童话的原貌，又忠实于原著，将课文的题目译为“卖火柴的小女儿”。教材在课文的最后还注明了本篇课文“选自周作人《空大鼓》译安徒生原作”[7]，并补充了安徒生创作这篇童话的缘由和背景知识。这些既便于学生从作者的角度理解这篇童话，又丰富了学生对童话和安徒生的认识，利于学生在学习课文的基础上拓展阅读领域。
　　在13套中学教材中，选文与《实验国语教科书》基本一致，没有太大的改动。各版本都增添了对课文出处的说明，并在介绍安徒生时把他称为“童话之王”[8]，还推荐学生阅读《安徒生传》《童话论集》等。这些介绍和推荐阅读既让学生了解了安徒生的生平及其童话作品，又扩大了学生的阅读范围，增加了学生的文学积淀，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文学涵养。
　　三、民国教材对《卖火柴的小女孩》主题的解读
　　小学教材中对“卖火柴的小女孩”多是从人文主义角度出发，以悲悯的情怀表达对贫苦人民的同情，其目的是教会学生拥有一颗善良的心，尚未涉及对社会的批判与抨击。如1932年北新书局出版的《北新国语教本教授书》（《北新国语教科书》的配套教学参考书）在“整理”中指出“要旨同情穷人”[9]；《实验国语教科书》在“说明”中也指出，“这篇写死写得并不可怕，而只写得可怜，使我们读了永远忘不了这幅值得人类同情的图画”[10]。
　　在本时期的中学教材中，对《卖火柴的小女孩》则更多的是从社会批判的角度出发，认为小女孩的死是逃离了黑暗社会，奔向光明、幸福生活的解脱。如《初中国文指导书》在“作品研究”中谈道：“要旨饥寒交迫的小女儿，虽至冻死而绝无人怜悯，那就只有离开这黑暗的世界，而到光明的天之国了……她脱离了这黑暗世界反能得到欢乐的所在了。”[11]
　　在小学阶段将其解读为对贫苦人民的同情，努力培养学生的同情心，使学生心存美好；到了中学阶段，学生已有了一定的思维能力与判断是非的能力，对于这篇童话的主题，学生可以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因此将其解读为对黑暗社会的抨击更加突出了学生身心发展的进程。
　　这一主题解读的深入，与当时社会的变动也是密切相关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文坛的各个流派重新组合，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左翼运动逐步发展壮大，中国的儿童文学也参与到了这一前所未有的激进洪流中。这一时期，“像丹麦安徒生那样的童话创作法，尤其是那些用封建外衣来娱乐儿童感情的童话，是不需要的。因为处于苦难的中国，我们不能让孩子们忘记现实，一味飘飘然地钻向神仙贵族的世界里。尤其是儿童小说的写作，应当把血淋淋的现实带还给孩子们，应当跟政治和社会密切地联系起来。”[12]人们认为儿童文学一定“要能给儿童认识人生”[13]，应“给少年以阶级的认识，并且鼓动他们，使他们了解、并参加斗争之必要，组织之必要”[14]，不然，“他们会惊异横在眼前的世界，他们会怀疑他们的老师，会咒骂安徒生是一个住在花园里写作的老糊涂”[15]。因此，安徒生童话不再像先前周作人等学者赞赏的那样，符合儿童的心性，而是被看作反映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力作，接受教材的选编者大多夸大、重视或努力渲染其阶级性。《卖火柴的小女孩》因此被看作是最能反映下层人民疾苦、暴露社会黑暗的儿童文学作品，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被多套教材收录，并强化其思想教化的功能和主题。如《基本教科书国文》指导书谈到关于这篇童话的寓意时说：
　　这篇的意义，如用直接陈述法说出，便是：富人的孩子都得好的吃，好的穿，快乐过圣诞节；穷人的孩子该得在街上饿死，冻死，而且没有人理会他——这是贫富不平等的结果。[16]
　　可见，教材选编这篇童话，旨在使学生认识到社会中的贫富生活的巨大差距，阶级之间的极端不平等，以此培养学生对现实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满，对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憎恨。
　　这种政治化的解读束缚了学生的想象力，限制了学生对文本的多元理解。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为满足统一思想的需要，实现教育为革命为阶级服务的目的，体现教育为政权服务的导向功能，这种教化作用的影响还是十分深远的。
　　参考文献
　　[1][2][3]李红叶.安徒生在中国[J].中国比较文学，2006（3）：155，157，155.
　　[4]周作人.随感录（二四）[J].新青年，1918，5（3）.
　　[5]仲密（周作人）.王尔德童话[N].晨报副镌，1922-4-2.
　　[6]李华兴.民国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11.
　　[7][10]国立编译馆.实验国语教科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111.
　　[8]赵景深.初级中学混合国语教科书[M].上海：北新书局，1931：54.
　　[9]李少峰.北新国语教本教授书[M].上海：北新书局，1932：127.
　　[11]朱剑芒，陈霭麓.初中国文指导书[M].上海：世界书局，1932：92.
　　[12]范泉.新儿童文学的起点[N].大公报，1947-4-6.
　　[13]茅盾.论儿童读物[N].申报副刊：自由谈，1933-6-17.
　　[14]大众文艺.第二次座谈会[J].大众文艺，1930，2（4）.
　　[15]金星.儿童文学的题材[J].现代父母，1935，3（2）.
　　[16]傅东华，陈望道.基本教科书·国文[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