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潘苇杭潘新和语文建设2014年第5期语文PLUS

语文建设 2014年第5期 ID: 358832

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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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

◇ 潘苇杭潘新和

　　我国古代写作教育的正统观念是人本主义、人文主义的，将人格、精神涵养放在首位，追求道德、学问之文，而非单纯的辞章之文，或者说是追求义理、考据、经济、辞章四者的统一。只有把握这一理念，才有实践操作层面的方法可言。
　　一、仁义之人，其言蔼如
　　立足于人的言语精神涵养，是古代写作教育价值观的基本取向。
　　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被誉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便是重言语精神涵养的杰出代表。后世凡论及写作，几乎必称韩愈，可见其影响之大。韩愈的《答李翊书》，堪称写作教育经典之作。这是一封写给诚心求教如何学习写作的年轻人李翊的回信，既是对古代“立言者”成才经验的总结，也是向其传授自己毕生学习写作的心得，集中体现了儒家写作教育文化。读过这篇短文，即可知道古之“立言者”是如何培养的。
　　韩愈在文中说：“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1]——想要达到古代“立言”之人的境界，不要希望它能很快实现，不要被眼前的势利所诱惑。要培养树木的根系才能结出硕果，给灯加足了油才能放出耀眼的光芒。根长得茂盛，果实才能如期成熟；油加足了，灯光才会明亮。成为仁义之人，文辞便平和亲切。
　　这说的是“立言”之人必备的思想境界：不得急功近利，不为功名利禄，要从培育根本入手。用以“养”根“加”膏的，就是历代经典作品，以此滋养身心，自能写出好文章。这是一个长期浸淫、水涨船高的过程。
　　韩愈在讲述自己读中渐悟、文才成长的经历后，总结道：“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这“气盛言宜”说，上承孔子“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2]，孟子“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3]，曹丕“文以气为主”[4]，下启朱熹“不必著意学如此文章，但须明理。理精后，文字自典实”[5]，“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6]，曾国藩“不必尽合于理法，但求气之昌耳”，“行气为文章第一义”[7]。重徳、重气、重道、重理的价值观，构成了传统写作教育的基本观念，并且是一以贯之的主流、主线。
　　这一注重立言之根本的儒家正统写作教育价值观，与科举制下重文轻人、重技轻道的价值观，相互冲突，势不两立。两相比较，高下、优劣立判。
　　在教学实践层面，清代桐城派代表人物姚鼐，较好地把握了这一价值观，辩证地揭示了其教学规律与方法：“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文，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8]他重视“文之精”（精神内涵），也不忽略“文之粗”（表现形式），但其终极目的仍在于把握“文之精”——由“粗”悟“精”，御“精”遗“粗”，就是其可操作的教学方法。
　　重视人的言语精神、情意的涵养与内化，是古代写作教育的精髓。这是继承传统首先要厘清的，应以此作为写作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的基本内容与方法。
　　二、札录之功，必不可少
　　在上述价值观指导下，古代应用最普遍的写作学习方法是“札录法”，即写读书笔记。读书笔记的好处，就是将领悟“文之精”与“文之粗”融为一体。通过对经典作品的揣摩体悟，札录评点，修炼言语，涵养心性，超越功利境界；格物致知，厚积薄发，自然便会写出卓越的诗文。
　　对这一写作学法，韩愈亦有所描述。他在《进学解》中说：“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9]这是韩愈对其言语人生的“夫子自道”。“提要钩玄”，不是为了练笔为文，而是为了悟道、明理。阅读六艺之文、百家之编，将自己的点滴心得体会一一记录下来，夜以继日，经年累月，写出道德、学问之文便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中国历代著名学者都是靠札录起家的。他们认为写作无须刻意训练，宋儒程颐甚至极端地认为：“古之学者，修德而已，有德者言可不学而能，此必然之理也。”[10]因为，要修德，就要不断地读书、体察、领悟、札录，如此，一旦成就了高尚的德行修养，自然有德者必有言，有道者必有文。这样看来，为写作而练习写作，那是舍本逐末，本末倒置。
　　因此，古代学者都十分注重读书笔记，认为这是修德进业、读书练识的不二法门。清代大学者、史学家章学诚说：“故为今学者计，劄录之功，必不可少……学问之事，则由功力以至于道之梯航也。文章者，随时表其学问所见之具也；劄记者，读书练识，以自进于道之所有事也。”[11]（“劄”即“札”）在《家书一》中，他对儿子教诲说：“不论时学古学，有理无理，逐日务要有所笔记……今使日逐以所读之书与文，作何领会，劄而记之，则不致于漫不经心。且其所记，虽甚平常，毕竟要从义理讨论一番，则文字亦必易于长进，何惮而不为乎？劄记之功，日逐可以自省，此心如活水泉源，愈汲愈新。置而不用，则如山径之茅塞矣。”[12]他将“札录”的机理与方法，开释得一清二楚，令人不由得不信从。
　　养成“札录”之习惯，写作可无须教，这是学界的共识。梁启超说：“读书莫要于笔记……无笔记则必不经心，不经心则虽读犹不读而已。”[13]胡适说：“发表是吸收的利器……手到是心到的法门。”[14]黎锦熙说：“日札优于作文”，“课业、泛览、生活与论文各不相联系，惟有日札才可使一元化”[15]。叶圣陶说：“能不能养成写笔记的习惯呢？……这样的习惯假如能够养成，命题作文的方法似乎就可以废止……”[16]还有什么教学方法，能得到大师们如此广泛的认同与倡导呢？
　　写作教学第一要培养的习惯就是写读书笔记。从表层看，读书笔记是阅读与写作的中介，是由读到写的桥梁；从深层看，读书笔记经由文化的浸染、熏陶，涵养有道、有识之人，成就道德、学问文章。　　三、初要胆大，终要心小
　　从写作教育心理层面揭示写作教学方法的，南宋谢枋得堪称祖师爷。
　　谢枋得将文章区分为“放胆文”“小心文”，该认知从此便成了写作教学方法的“铁律”。所谓“放胆文”，指的是率性、个性之文；“小心文”，指的是严谨、规范之文。学生学习写作先让其受使气任性之文熏陶，感受作者的真性情，才能无拘无束，纵笔为文。待到学生热爱写作时，再引导他们体认文章须精思妙构、小心为文，最终达成写作个性与共性的统一。
　　谢枋得编《文章轨范》七卷，选文均为唐宋名家名篇，分两大类：放胆文（二卷），小心文（五卷）。“放胆文”提示：
　　凡学文，初要胆大，终要心小，由粗入细，由俗入雅，由繁入简，由豪荡入纯粹。此集皆粗枝大叶之文，本于礼义，老于世事，合于人情。初学熟之，开广其胸襟，发舒其志气，但见文之易，不见文之难，必能放言高论，笔端不窘束矣。（卷一）
　　辩难攻击之文，虽厉声色，虽露锋芒，然气力雄健，光焰长远，读之令人意强而神爽。初学熟此，必雄于文，千万人场屋中，有司亦当刮目。（卷二）[17]
　　“凡学文，初要胆大，终要心小，由粗入细，由俗入雅，由繁入简，由豪荡入纯粹。”这不是专对“放胆文”而言，也是对写作教学方法的宏观规划，是写作教学总的规律与原则，是全书总纲。这一总纲言简意赅，寥寥数语，就将写作教法全面、深刻地概括出来，涵盖了写作学习心理、程序、方法、内容等方面。
　　卷二从卷一的“但见文之易，不见文之难”之心理自由，上升到“令人意强而神爽”之精神自信，进一步给习作者率性、纵情为文以激励，为学好写作奠定雄健的心理基础。
　　在此基础上再予以规范、升华。“小心文”提示：
　　议论精明而断制，文势圆活而婉曲，有抑扬，有顿挫，有擒纵。场屋程文论，当用此样文法。先暗记侯王两集，下笔无滞碍，便当读此。（卷三）
　　此集文章占得道理强，以清明正大之心，发英华果锐之气，笔势无敌，光焰烛天。学者熟之，作经义，作策，必擅大名于天下。（卷四）
　　此集皆谨严简洁之文。场屋中日晷有限，巧迟者不如拙速，论策结尾略用此法度，主司亦必以异人待之。（卷五）
　　此集才学识三高。议论关世教，古之立言不朽者如是夫。叶水心言：文章不足关世教，虽工无益。人能熟此集，学进、识进而才亦进矣。（卷六）
　　韩文公苏东坡之文，皆自庄子觉悟，此可与庄子并驱争先。（卷七）[18]
　　可以看出，卷三、卷四由粗入细：写作技法技巧的学习，立意取势、思想逻辑思路的学习。卷五由繁入简：文思敏捷、行文简洁的习染。卷六由俗入雅：“才学识”综合实力的陶冶。卷七由豪荡入纯粹：由“入格”、“出格”到“创格”，对写作个性加以体认与彰显。
　　从全书看，卷一、卷二是“放”，卷三、卷四、卷五是“收”，卷六、卷七仍是“放”。虽然将卷六、卷七归入“小心文”，却突破其约束，或者说是升华了“小心文”。卷六要求“才学识”全面提高，卷七所示韩文、苏文与庄文，要求张扬个人风格。谢枋得是要让学子知道，写作的“收”，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放”，终极目的是要追求“无技巧”“超规范”的道德、学问之文，具有创造性、想象力的个性之文。要是不知“入格”是为了“出格”“创格”，那么教学就是不到位的。显然，卷六、卷七的“放”，是为了修复、超越科举写作的模式化、共性化。
　　谢枋得可谓在宏观上给写作教学“立法”之第一人。从此，写作教学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吃透其“放—收—放”的精神，才会知道写作教材序列该怎么编制，教法该怎么调试。
　　四、学诗读诗，学文读文
　　文字技能学习，古人也重视模仿。如朱熹说：“前辈作文者，古人有名文字皆模拟作一篇，故后有所作时左右逢原。”[19]模拟主要从三方面入手：体式（文体感）、结构（篇章感）、表达（语感）。
　　先看体式的模仿，即培养文体感。
　　耳熟能详的有宋代魏庆之在《诗人玉屑》中所说的“学诗须是熟看古人诗”，清代孙洙在《〈唐诗三百首〉序》中所说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薛雪在《一瓢诗话》中所说的“学诗读诗，学文读文，此古今一定之法”等。这种立足于文体感培养的相关言论还有很多。如曾国藩说：“尔欲作五古七古，须熟读五古七古各数十篇。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20]“高声朗诵”——昌其气，“密咏恬吟”——玩其味，这说的就是文体感培养方法。
　　再看结构的模仿，即培养篇章感。
　　文章结构的经典图式是“起、承、转、合”“凤头、猪肚、豹尾”等，几乎适用于各种文体，学诗学文都要对其有所体悟。如《红楼梦》四十八回，黛玉教香菱作诗：“……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平声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曾国藩教诲儿子纪泽：“不特写字宜摹仿古人间架，即作文亦宜摹仿古人间架……即韩、欧、曾、苏诸巨公之文，亦皆有所摹拟，以成体段。尔以后作文作诗赋，均宜心有摹仿，而后间架可立，其收效较速，其取径较便。”[21]这些都是教人从“间架”模仿中体会文章形式特点，学会谋篇布局。
　　在科举写作教学中，明、清八股文教学就是基于结构的分解模仿训练，一般在蒙学阶段先学习八股的破题、承题；到了中馆，再继续学习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就学会了全篇八股文写作；及至大馆，则从整体上对八股文写作进一步训练。这是一个先分后合、由粗到精的训练程序。在整个过程中，都离不开对相关范文的研读、模仿。
　　再看文字的模仿，即培养语感。
　　常用方法是“对对子”，古人称为“属对”。张志公先生说：“在宋代，属对已经是同句读、声律相提并论的一种基础课程。它的目的已经不再是专为学作近体诗，而是作为语文基础训练的一种手段了。”[22]“属对是一种实际的语音、语汇和语法训练，同时包含修辞训练和逻辑训练的因素。可以说，是一种综合的语文基础训练。”[23]其具体方法是从一字对、二字对、三字对、四字对发展到多字对，在这个过程中体悟词类、结构、句式、语法、逻辑、修辞等。历代优秀诗词，就是“对对子”模仿的绝好材料。古代蒙学教材大都是韵文，也为学生“对对子”提供了大量的资源。对于文字表达能力的提高来说，没有比“对对子”更有效的方法了。　　八股文教学可谓以上写作技能教学之集大成，其可资借鉴之处为：
　　在蒙学时，除读书外，或课对偶，由二字而三、四字，五、七字；其学为八股，则先为破题两句，渐为承题三、四句。课对偶为将来试帖之预备，破题承题则为八股之前奏曲也。年稍长，则入中馆，“五经”未毕者，或仍继续读经。而对偶诗文则渐进。对偶或为咏物联，或为撑句，为夹联……至其学为八股文，则以蒙学时已能破承题，则连续学去。[24]
　　自然也有反模仿的观点，主要是从追求写作的创新、个性而言，但“模仿”无疑是写作入门的必由之路，应占有一席重要地位。
　　以上就古代写作教学思想、方法举其荦荦大端，如得以扬弃、升华，当今语文之课程、教材、教法均将大为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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