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语文教材若从《诗经》算起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即便从《昭明文选》算起，也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可谓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现如今，在推进语文教育改革中，语文教材的改革也进入关键时期。当我们放眼世界，学习西方语文教材先进做法的同时，也需要沉下心来，认真借鉴先人留下的宝贵经验。我们有理由相信，古代语文教材的编制经验经过代代相传，对我们当下语文教材的编制必将提供深刻的启迪。
　　一、古代语文教材的编制理念
　　我国古代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语文教育，也没有具备教科书意义的语文教材。专供儿童集中识字用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以及各类《杂字》，掌故性、故事性很强的《兔园册》《幼学琼林》《龙文鞭影》，进行语言文字方面“小学”教育的《字体蒙求》《文字蒙求》，古文选本《古文关键》《文章轨范》《东莱博议》《古文观止》等，都成了伦理思想教育、知识教育和语文教育的重要读本。尽管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读本缺点明显，但其编制理念还是能带给我们很多启发的。
　　1.重视育人功能
　　古代语文教材很重视育人功能。南宋朱熹在《小学》中引用杨亿的话就论述过：“童稚之学，不止记诵。养其良知良能，当以先入之言为主。日记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事，如黄香扇枕、陆绩怀橘、叔敖阴德、子路负米之类，只如俗说，便晓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这一“育人为先”的教材观对古代语文教材影响很大，体现为非常重视选文的道德性和教育性。如元代虞韶所编的《日记故事》既有映雪、负薪等劝学故事，也有“二十四孝”等封建伦理故事；明代陶赞廷编的《蒙养图说》则专讲封建伦理故事；清代丁有美所编的《童蒙观鉴》分“志学”“孝友”“高洁”“智识”“才力”“颖敏”六类，并精选了富有教育意义的名人轶事。这些教材诚如唐彪在《父师善诱法》中所言：“俱载前人嘉言懿行，以其雅俗共赏，易于通晓，讲解透彻，不独渐知文义，且足启其效法之心。”自然，由于时代所限，这些教材在强调育人功能的同时也宣扬了封建糟粕，但就其编排中重视育人这点看，乃是发挥了语文教材人才培养、传递社会规范之功能。
　　2.重视儿童的可接受性
　　据估计，我国古代蒙学教材不下千百种。总体上看，这些童蒙教材都比较重视儿童的可接受性。比如我们熟悉的“三、百、千”使用整齐的韵语和对偶句来编写，读之朗朗上口，节奏感特别强，易于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一些专门介绍天文地理、鸟兽花木和日用器物等的知识性启蒙读物，也多重视这点。如宋代方逢辰《名物蒙求》一书，全用四字韵语，让儿童认识“高平为原，窈深为谷”“小路曰径，大路曰衢”等，且易于背诵。再如明代程登吉所编的《幼学须知》，以“战胜而回谓之‘凯旋’，战败而走谓之‘奔北’”“刎颈交，相如与廉颇；总角好，孙策与周瑜”等对偶句来解释词义，叙述典故，其传递知识、培养兴趣、激发情感的作用显而易见。宋人项安世就评论说：“古人教童子，多用韵语，如今《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三字训》之类，欲其易记也。”（《项氏家说》卷七）。显然，选择既适合汉语特点又适应儿童心理的韵语来提高教材的可接受性，是古代语文教材特别是童蒙教材的一大特色和优点。
　　3.重视学习内容的全面性
　　古代语文教材往往博览杂收，把成人需具备的各种社会知识融合其中。例如，启蒙教材《增广贤文》便是一部大杂烩，三教九流，诸子百家，全有涉及。其他如《弟子规》《千字文》，除了有集中识字的妙用外，实用价值也很大。《幼学琼林》这样的蒙学读物内容更是丰富，可谓小百科，抄其目录如下：卷一，天文、地舆、岁时、朝廷、文臣、武职；卷二，祖孙父子、兄弟、夫妇、叔侄、师生、朋友宾主、婚姻、女子、外戚、老幼寿诞、身体、衣服；卷三，人事、饮食、宫室、器用、珍宝、贫富、疾病死丧；卷四，文事、科第、制作、技艺、讼狱、释道鬼神、鸟兽、花木。正所谓：“读了《增广贤文》会讲话，读了《幼学琼林》走天下。”
　　4.重视儿童能力的发展性
　　古代语文教材虽然很少直接论述儿童能力的发展过程，但在教育家的言论中都隐含这些追求。如朱熹在《语类辑要》中说：“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通过对“知”“行”关系的论述来表达教育在促进儿童身心发展方面的作用。在这种观点影响下，古代语文教材在写字、属对、作诗等读写实践上非常重视儿童能力的发展梯度。如古代作文教学训练的基本特征和重要经验就是放胆多作、反复修改，以此发展儿童的书面表达能力。如宋代谢枋得所编的《文章轨范》，把书分成两部分，前半部叫“放胆文”，后半部叫“小心文”，并在引言中说“凡学文，初要大胆，终要小心——由粗入细，由俗入雅，由繁入简，由豪荡入纯粹”，指出要发展学生的“细”“雅”“简”“纯粹”的书面表达能力，必先经过“粗”“俗”“繁”“豪荡”的反复实践才能实现。
　　二、古代语文教材的编制思路
　　从张志公先生对古文教育的研究可以看到，古代语文教材在使用上有一些明显特点：一是教材并不固定，选本很多，并且教师也有选择的权利，所以每个学塾的学生所学并不同；二是使用教材没有统一的进度和要求，掌握的标准都在教师手中；三是教育的主要内容出自“四书”“五经”，其他材料只是识字工具或者过渡读物，是为进一步的读写训练服务的，而读写训练又是为达到仕途而服务的。然而，从总体上看，古代语文教材在编排设计上隐含了丰富的编制思路信息，这方面有待深入研究。
　　1.学习阶段的序列性
　　我国古代学习论非常重视学习阶段的有序性。如孔子提出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五阶段说”，荀子提出了“闻、见、知、行”的“四过程论”。《三字经》中讲得更加明白：“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经既明，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经子通，读诸史，考世系，知终始。”明确了阅读的序列性：先小学，后四书、五经，再子书、史书。古代语文教材就是以此为序列分成三个阶段来编排的。第一阶段是启蒙阶段，教学内容为集中识字，基本教材为《急就篇》和“三、百、千”。第二阶段是基本的读写训练，所用教材为旨在讲述伦理规范的《弟子规》，旨在劝勉激励的《昔时贤文》，还有讲述历史典故的诗歌教材《咏史诗》。第三阶段是较复杂的读写训练，所用教材有真德秀的《文章正宗》、吕祖谦的《古文关键》，还有吴楚材、吴调侯所编的《古文观止》等。在学习写作方面，古代语文教材也非常讲究序列，其基本的顺序是：先属对、作诗，后作文、策论，即由组字成词、积词成句而至篇章。每道程序又有若干步骤，以“属对”为例，王筠《教童子法》中提到：“读书一两年，即教以属对；初两字，三四月后三字，渐而加至四字，再至五字，便成一句诗矣。” 　　2.学生发展的整体性
　　古代语文教材还十分重视其在儿童发展中的整体功能。一是十分重视语文教材与其他学科教材的横向联系。古代语文本身不分文史哲，在教材编写上更是重视与历史、算术、生物、天文等学科的联系。如唐代末年的胡曾，创作了一百多首“咏史诗”，以述说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后来被人们广泛用作启蒙教材。到明代，有人将他的《咏史诗》与《蒙求》《千字文》合编并注释为《释文三注》，风行一时。另外，古代儿童读物中既有《小四书》《名物蒙求》等介绍天文地理、鸟兽花木、日用器皿等名物知识的，也有《龙文鞭影》《幼学须知》等叙述神话故事、逸闻掌故的，更有《纯正蒙求》《孝悌蒙求》等阐述进德修身和伦理纲常的。这些蒙学教材融语文教材与其他学科教材于一体，较好地促进了儿童全面发展。二是注重选文的多样性。古代蒙学阶段以后的语文教材主要是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除此而外，还有《昭明文选》《古文观止》等文选式教材。其中《昭明文选》的编排以文体为序，按辞赋、诗歌、杂文三大类，三大类下又分赋、诗、骚、诏、令、表、书、序、论、铭等三十八小类。这些选文时间跨度大，作者多，加上注释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其内涵非常丰富。《昭明文选》而后，又陆续出现了《续文选》《广文选》《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唐宋八大家文钞》等。在进入较高的读写训练阶段，除了经书以外，史、子、集等也是教材选文的主要来源。这样，作家众多、文体齐备、内容丰富、表达多样的教材必然多层面、全方位为学生服务。
　　3.知识习得的迁移性
　　古代语文教材一直秉承孔子“循序渐进”“温故知新”的古训，重视儿童学习习惯和学习兴趣的培养。朱熹强调经书学习的次序，他认为这种次序是不可随便更改的：“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子语类大全》）这里，虽然讲的是教材使用顺序，但其实也隐含了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基本原理。从迁移角度说，朱熹所规定的先《大学》、后《论语》《孟子》、最后到《中庸》，是为了让儿童更好地建构阅读理解的语言能力结构，使前面所学对后面学习起到正迁移作用。
　　不仅如此，古代语文教材还重视知识的纵向迁移和横向迁移，这种迁移就是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迁移。朱熹在《朱子读书法》中有明确论述：“读书，理会一件，便要精这一件；看得不精，其他文字便亦都草草看了。一件看得精，其他书亦易看……有余力，然后及诸书，则涉猎诸篇亦得其精。盖以我观书则处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茫然。”他指出语文学习要先精后博，否则无法举一反三，横向迁移。纵观古代启蒙及初步读写阶段教材的编排，大多重在熟读、精思，而到了较高读写阶段的教材则重在博览、比照。显然，这一教材编排的思路在今天看来也是很有道理的。

• 胡根林 李可： 浅谈我国古代语文教材的编制经验　/　语文建设 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