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上桑》是一首广为传唱的汉诗佳作，不仅在文学实践中塑造了一个美与智慧兼具的罗敷形象，也为我们审视古代社会文化提供了一个窗口。一般认为，《陌上桑》反映了封建贵族阶级霸权社会话语时代的平民遭遇，肯定了平民的主体价值和反抗精神。在文学阶级观念的影响之下，这样的解读往往已经满足了文学评价的需要，但也恰恰是这种观念局限了我们进一步的思考：罗敷的反抗，借助的力量是什么？或者说支撑罗敷激起反抗信念并获得反抗成功的助力在哪里？在诗歌的情节中，罗敷的反抗主要表现在“夸夫”部分，显然，罗敷反抗的背后，站着一位强有力的同样具有贵族身份的“丈夫”。因此，“罗敷夸夫”的文本背后具有更深的古代社会文化的审美意蕴。
　　一、罗敷之美的双层建构
　　乐府作为配置乐曲、训练乐工和采集民歌的专门官署，“其产生的作品大多来自民间，思想和形式上包含了民间的审美情趣”[1]；但同时，在封建等级制度已然成熟的汉代，尊儒学、尚礼教的社会价值观念必然要求文学承载起教化社会、服务统治阶级的功能。因此，《陌上桑》的人物形象内蕴了来自官方和民间的双层建构，具体表现为罗敷形象所包蕴的群体性想象。
　　1.女性形象的权力话语想象
　　汉乐府民歌中女性题材作品占重要位置，无论是表现百姓疾苦的《妇病行》《东门行》，还是反映爱情婚姻题材的《有所思》《孔雀东南飞》，女性形象既是作者窥探社会的视角，也折射出了汉代女性的生存风貌。女性形象从现实生活走入文学想象，侧面印证了“从母系氏族自然权威走向封建男权话语”[2]的女性社会地位变迁，在由原始走向封建礼教的过程中，女性意识的文化建构源于封建等级制度的绝对主导。
　　《陌上桑》反抗贵族霸权、讽刺官僚恶行的主题显而易见，乐府作为官方机构，对这种丑化贵族作品的包容，唯一的解释即是罗敷的形象符合教化社会、塑造女性典范的要求。从民间的立场看，罗敷无疑是具有反抗精神的民间代言人，但抛开阶级立场，作品又客观地呈现了当时的社会文化、风气。
　　首先，罗敷的出场伴随着日出晨曦，“秦氏楼”的家庭环境、“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的妆扮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尽管有使君“宁可共载不”的不和谐声音，但社会不缺乏罗敷“使君一何愚”这样的浩然正气，恰恰通过善恶对比达到了歌颂社会风气开化、生活富庶的美好局面。
　　其次，“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她身上具有民间女子勤劳善农的美好品质，这是统治阶级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另外，罗敷不仅是一个勤劳的蚕桑女，还具有为贵族阶级专属的美貌形象，更重要的是罗敷对夫君崇拜式的专注钟情满足了封建贵族掌控女性的霸权心理需求。因此，在罗敷身上集合了封建统治者对劳动妇女和贵族女性的双重审美想象。
　　2.女性形象的民间想象
　　《陌上桑》完整的情节、合理的戏剧冲突、性格鲜明的矛盾双方，显露出后世戏曲“旦—丑”设置的二元审美格局。罗敷之美与使君之恶、罗敷之智与使君之窘的尖锐对立演绎出了强烈的喜剧效果，这种民与官斗的二元情节满足了民间的审美需求，罗敷化身为民间诉求的代言人，她的美承载了被压抑的民间反抗心理的集体想象。
　　建构在民间想象基础上的女性形象，在作品中体现为对罗敷外貌美的勾画上。诗中表现罗敷的外貌，显性地借助了外围视角，先是通过“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铺陈环境，接着重点描写器物、服饰来衬托，最后通过侧面描写进行烘托，无论是行者还是少年，不管是耕者抑或锄者，都倾慕她的美丽。罗敷外貌之美的形象勾画，包含了汉代社会文化语境中对女性形象想象的三种表现：一是折射出汉代渐趋规范的礼教文化对规范女性形象的要求，象征一定经济基础的“秦氏楼”必定为罗敷的成长提供了必要的礼乐教育；二是封建等级地位的绝对差距，让蚕桑女罗敷成为普通男性跨越“秦氏楼”窥探贵族女性的假想体，这也造成了罗敷这个角色既出身不凡又亲躬蚕桑的矛盾配置；三是罗敷外貌在民间引起的围观不仅满足了普通男性的窥探欲，还被视作民间连通上层社会的筹码，集体的绝美想象与痛击使君的快感无意中凸显出女性沦为工具的悲剧宿命。
　　诗歌描写罗敷容貌的手法无疑是巧妙的，这种毫无掩饰的夸张显然来自民间叙述，罗敷之美来自围观者的印证，围观的本意或许是淳朴的民风和自然的人性使然，但客观地强化了被围观者的特殊性，这就赋予了男权社会特定的女性形象和承载的文化意蕴。
　　二、解构“罗敷夸夫”中的女性意识
　　如前节所述，《陌上桑》源系民间传唱之词，罗敷的形象集合了社会的集体性想象，情节的设计因符合民间审美情趣多带有随意的浮夸和流行的传奇，符合文学的虚构和处理戏剧冲突的合理规范。对“罗敷夸夫”的解读，应当包含文学和文化两个层面的意蕴。
　　1.女性意识的文学观照
　　《陌上桑》是一部文学作品，文学性是其基本属性。从整首诗来看，文本充满了轻快、活泼的喜剧色彩，内蕴朴素、简明的生活气息，侧面印证作品情感的真实性。这也为我们解读作品的女性视角所包容的女性情感和心理提供了条件。
　　首先，罗敷作为一个女性，在面对强权的胁迫时，本能地寻求依靠的力量，通过亮明夫君的身份来震慑使君，这符合女性人物的心理逻辑，是民间创作依赖生活经验设计情节的典型案例。同时，“罗敷夸夫”传递的女主人公的情感也符合女性的合理反应，“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含怒斥责的精神气质逼真可见，真实地表现出特有情境中女性的应急情绪。其次，罗敷是文学想象的人物，人物的语言和表达是文学创作的内里，有关“夫君”的描述是伴随罗敷这个集体想象中的人物而匹配产生的，因此，与其说“夸夫”，不如说是借“夸夫”来反衬女主人公的形象，突出了作品采取女性视角关注民生社会的特点。
　　然而，作品对罗敷的描写并未止于人物情感和心理挖掘，其目的显然是要彰显罗敷的反抗精神和个性，在以“夸夫”拒绝使君的求爱冲突中塑造了一个美貌与智慧兼具的女性形象。仅就此评判，罗敷应该是一个敢于反抗、主张自由，有强烈的独立意识、批判意识的女性形象。 　　2.文化承载与女性意识解构
　　对男权话语体系中的文学形象，女性人物从未获得过真正的独立，褒贬评价以男性的利益为根本。罗敷的美貌与她“夸夫”的情节因暗合了“郎才女貌”的逻辑而获得审美情感的支持，但文本潜隐的情节则彰显出封建等级社会的文化生态、审美情感甚至是权力关系。
　　《陌上桑》是一首诞生于民间的诗歌作品，首要地表达了民间的情感和利益诉求。首先，罗敷作为一个蚕桑女，是普通民家女子的代表，“夸夫”不仅是罗敷个人的婚姻陈述，更是下层阶级通往贵族阶级的美好想象。“夫”或许不再具体指向跟女性组合的丈夫，而被泛化为地位、身份、权力的向往，当这种向往不太容易实现时，只好借助民歌、通过“罗敷”获得一种补偿式的虚拟体验。其次，封建等级社会的森严制度，尤其是贵族特权和官吏横行，给广大百姓造成愤慨的情绪，民歌成为情绪疏导发泄甚至成为反击的一种方式。他们除了要“通过罗敷的嘴巴，表达对这件事情公正的看法和判断”[3]外，还要“以其人之道还之彼身”，让官吏在森严的等级压制下也体验一下惊恐和害怕，以达到宣泄心头之愤的目的。由此，罗敷由女性个体化身为承载民间诉求的集合体，“罗敷夸夫”中所彰显的女性意识也就被消减了。
　　罗敷的形象不仅代表民间立场，还客观地呈现当时的文化观念。从罗敷讲述来看，她心目中的丈夫，不仅有英俊的外表，还要有阔气的排场、华贵的饰物、亨通的官运以及雍容典雅的举止。表面看来，这满足了罗敷个人想象的审美需求，是她借以击退使君的有力武器。同时，罗敷所代表的古代女性的婚恋审美观，也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人才观。汉代自武帝始，儒家思想独居正统，不仅建构了适合社会政治需要的儒家人才观，还要求文学充分发挥宣传、教化功能，作为反映民间生活的《陌上桑》，必然地融入了当时的社会思想和审美观念。因此，罗敷个人的爱情观某种程度上融合了当时的人才观，女性个体的心理诉求实际上成为社会文化的集中反映，文学与时代的关系终究逃脱不了被绑架、被影响的宿命，其独立塑造女性意识的意义从根本上也就不能成立。
　　三、罗敷精神的批判性解读
　　《陌上桑》通过女性视角来揭示社会现象的主题寓意值得肯定，但罗敷形象的独立性由于诸多因素的掺杂而大打折扣。不管罗敷承载着什么样的社会功能，仅就文本情节而言，她品性温而不懦、身份贵而不俗、行为敏而节制，已然形成了独具影响的“罗敷精神”。
　　但具体而言，罗敷的表现仍有非议之处，尤其是“夸夫”这一文本最精彩部分，恰恰也成为罗敷完成精神独立的最大障碍。从社会行为学的角度看，“夸夫”不应是妇女美德的一种，正如王汝弼所说：“‘夸夫’对一般妇女来说，并不能算是一种美德，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变相的‘自夸’，而‘自夸’是不容易引起人民的同情的。‘自夸’则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4]这从某种程度上削弱了罗敷形象的完美性。从文化角度上来看，“夸夫”情节使罗敷陷入了功利爱情观的是非之中，有人曾做推论：罗敷拒绝使君，从“夸夫”内容看，是由于丈夫的地位、权势高于使君，而如果权力对比反转，那罗敷的选择是否会表现迟疑？由此可见，“夸夫”这个行为反而成为限制罗敷文化表现力的最大障碍。
　　然而，这些争议都还局限在罗敷的人物形象层面，进一步探讨罗敷的精神世界，“夸夫”情节则折射了女主人公对男权话语的绝对服从和依赖。罗敷具有反抗精神，但她反抗的对象是“使君”这一男性个体，而做出反抗的精神动力则是背后更为强大的男权力量。因此，罗敷的反抗，不是个人的精神主张，而是男权话语中的贵族权力比拼，罗敷的拒绝，不是娜拉的个人出走，而是被权力绑架的回归。因此，罗敷精神不是个性化的、有个体诉求的精神，而是掺杂群体利益诉求和阶级服务意识的文学想象。
　　参考文献
　　[1]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49.
　　[2]吴晓红.中国古代女性意识——从原始走向封建礼教[D].苏州：苏州大学，2004.
　　[3]王运熙.乐府诗论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46.
　　[4]王汝弼.乐府散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63.

• 尚洁： “罗敷夸夫”背后的古代文化　/　语文建设 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