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裸读”《高祖本纪》看《史记》细读及教学陈兴才新语文学习·中学教学2010年第4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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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158920

[ 陈兴才文选 ] 　　

从“裸读”《高祖本纪》看《史记》细读及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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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裸读”《高祖本纪》看《史记》细读及教学

◇ 陈兴才

　　有趣的《高祖本纪》“裸读”
　　所谓“裸读”是我生造的词,指的是学生没有相关阅读经验和背景,并不受教师和有关参考书的影响,完全凭直觉读《高祖本纪》。裸读的准备工作是,复印《高祖本纪》原文、字词注释,一切“导读”“前人评点”“课后习题”都没印上,也就是说学生拿到的是《高祖本纪》的“裸文”。
　　课堂上,我没有像一般情况下那样先介绍司马迁及《史记》的有关知识,而是直接带着学生疏通字词句,让他们先读懂文句。然后再进入到课文的理解层面,如人物描写、司马迁写作动机及其评价等。于是“事故”出现了,而大多数学生探讨的结论竟然与传统说法(包括原教材中编者在文旁附上的“引导”和前人的“评点”,包括教参中的“说明”、大家习惯上所持的观点)大相径庭。试举几例:
　　(1) 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绐为谒“贺钱万”,实不持一钱。
　　“无经验”的学生的评语是“胆大,心理素质好,不唯唯诺诺,敢戏弄上级,爱玩闹”;而原课文上的“导读”文字是“无赖相”。
　　(2) 常有大度,不事家人产业。
　　学生的评点是“抱负远大,不为小利纠缠”;传统评点包括易中天先生的评点是“不学无术,游手好闲”。
　　(3) 高祖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为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
　　学生评点“真性情,不作伪,不掩饰;家庭和乐”;课本上原评点是“众臣面前,戏弄其父,粗俗鄙陋”。
　　(4) “烹乃翁”(原出《项羽本纪》,而在课本上附于《高祖本纪》的“阅读与探讨”中,并设问:“可以看出刘邦的什么性格特点?”)
　　学生的答案是机智镇定从容,也是爱说笑的表现;而教参提供的答案是“自私无赖,残酷寡情”。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学生在缺少阅读背景之下解读刘邦的结果与传统评点或成人的看法,出入非常大,前者褒多,而后者贬多。课堂上有争论,其中一位有《史记》阅读背景的学生针对刘邦的话,认为是粗俗鄙陋,与教参相合,而反驳的学生却举例:一个家庭难道不可以开开玩笑?难道不是家庭和乐、性情率真的表现?为什么金岳霖上课捉虱子被看成率真,可爱,而刘邦的真性情就是戏弄其父,品德恶劣?
　　从中,我觉得有两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一个是关于学术层面的,如孙绍振所言,名作值得细读,如果经典在传承中被我们简单化、标签化了,“浅薄”之外,还会以讹传讹。二是应该怎样进行经典的教学,是鼓励“裸读”再结合有关前人材料去多元理解,还是把自己和学生都引入一个早就准备好的套子,唯现成说法是从?
　　那节裸读课上,我发现学生的理解“很不配合”传统说法时,索性作了一个课堂辩论:刘邦算不算圣君(可以与历史上其他著名的帝王作比)。结果是持“圣君说”的学生明显占了上风,理由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凡是有关帝王的“大节”,刘邦几乎一样不缺,如统一分裂局面、知人善用、虚心改错、从谏如流、机智镇定、爱人宽容、不杀降顺、恢复民生、不事挥霍,甚至还有着很强的个人魅力,如没架子、不掩饰、真性情;二是所谓“丑态”,原本只是一个人正常情况下的表现,是活人,都会有,不足为奇,更不足为罪,不是所谓“小节有亏”,而是我们带着有色眼镜,先给他定论了;三是对方观点中的“圣君”其实是“伪神圣”,所谓的圣君形象其实已经被概念化了,就觉得应该是没有一处缺点,没有一点平民气,任何事情任何时候一抬手一举足都是圣哲,其实是不存在的,其实是我们的衡人观念出了问题。
　　学生“裸读”结果与传统说法的分歧之实质
　　相信以上例子如果出现在课堂上,我们很多教师会“承认”和“鼓励”学生质疑,但这只是一种廉价的甚至是虚伪的承认与鼓励,因为我们往往只是出于“爱护”和“教育理念”而“承认”与“鼓励”,没几个人会把学生所提出来的东西真正地在学术上予以重视。
　　一般我们都会认为,传统的众人秉持的观点在正确性上不至于会输给没读过多少书的学生,然而我们需看其分歧的实质:学生无理解《史记》的背景,也就是他们没受到“前人”的理解的干扰, 他们的分析也许不够全面,不会参考众多资料,甚至不能自圆,但不代表是“妄说”,相反他们都是依据正常的阅读而作出的“有文本根据”的理解。另一边,就成人或传统的观点来说,虽然可以确认理解和考据能力肯定胜过学生,但必须面对一个问题:我们所得出的那些结论有多少是真正的自己的看法?有多少是“阅读主体”的自然生成?我敢说约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接受了过去的教师、教参或所谓文学史的现成说法。笔者自省,几十年的阅读与教学,在我的心目中,刘邦早已定型——一个混混无赖狡诈的小人皇帝,等到教授学生时,不自觉地就是带着成见,来一番“先入为主”,引导着学生去文中进行“入我瓮中”式的标签化解读,于是自嘲,学生才是《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孩子。
　　所以就这个冲突来说,我认为学生完胜而我们完败,不必以我们读得比学生多而自以为是,因为学生来自真读,而我们的知识来自曾经像我们一样地继承前人的前人。
　　有必要再细究司马迁笔下的刘邦形象
　　除了前四例之外,不妨再究几例:
　　(5) 刘、项在各自本纪中都有“观秦始皇”一事。王鸣盛在《史记商榷》中说“项之言,悍而戾;刘之言,津津不胜其羡矣”。
　　这是一个很精致的人物语言分析。从中可以看出二人性格之不同。但仅是气质不同而已。“津津不胜其羡”能作为司马迁“批判刘邦人品不好”的理由吗?试问人世间,能(而且是在年轻时)没有了羡慕的心理的,又有几人?除非是真正的超级圣人(事实上根本不存在)。
　　(6) 刘邦文化水平低,用下流的话骂人。
　　刘邦骂人确实常见。他“错”在出身平民,“错”在没有贵气和儒气,“错”在没有表现出我们习惯上所认为的伟人的样子。底层厮混多年,即使已成为沛公,俚语夹粗口,脾性不改。这点上我们可以说他“俗”,也可以说他真性情、不会掩饰和装模作样;但如果说他的这个特点就是“下流”,那是戴上了贵人眼镜。其凡夫或草民习气,正符合刘邦的出身特点,是司马迁的高明之处,不足以证明司马迁是在表现刘邦的人品低下。
　　至于刘邦的文化水平低怎么看?可以确定,他读的书不如张良、萧何等人多,但并不代表他不爱学习,游手好闲。他的学习能力还特别强,活学活用,虚心问人,好意见立即听取,他对秦王子婴及秦人的处理,表明他深知治民之道。真正被司马迁突出不读书、不好好学习的是项羽,《项羽本纪》的开头很明确,不需多言。
　　(7) 鸿门宴前,刘邦对项伯,“兄事之”,“约为婚姻”。鸿门宴上对项羽的说辞。
　　就此例有人引韩兆琦先生语“刘邦生性好大言,好侮人,今说话用此等腔口,盖一生中仅此一次”,得出刘邦“心怀叵测,厚颜无耻”,“皮厚而又心黑”,“奸诈圆滑”的结论。这真是一个奇怪的论调,其中似乎包含了这样的逻辑:一个一惯说话不好听的人,一旦说话好听了,就成了缺点,不荒谬吗?当时项伯是客人,不是自己吃酒的兄弟,你让他怎么说话才显得不狡诈圆滑?项羽亡后,刘邦封项伯为侯,并善待诸项,这些行为,岂是“狡诈心黑”一类案语可加?相反,归于“宽容仁厚”才似更妥。至于鸿门宴见项羽时所作陈述,而语言色彩算作中性,看不出低三下四,正常的外交辞令,与人品确实无关。持此节非议刘邦的论者,不妨自己来说说,换了你,该如何表达,就像好人而不必承担圆滑奸诈无耻的骂名了?
　　(8) 慢而狎侮人,无礼?
　　此类文字在《史记》中多次出现,司马迁就是想表现一个真实的人,一种性情。但是我们更多时是认为司马迁在露其丑——傲慢无礼,而如果将这些话理解为散漫、不拘礼、为人随便、爱笑闹、喜欢捉弄人,是不是有道理?而且还正好符合了《高祖本纪》开头司马迁对刘邦所下的定语“意豁如也”。那又如何是缺点了?
　　(9) 枉杀功臣?
　　刘邦的另一大恶名是所谓“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从韩信的过去看,他并非是池中之物,垓下之战后,刘邦“入齐王壁夺其军”,后又迁为楚王,再降为淮阴侯,客观上说,是两个大人物之间心不和的表现,刘邦不默契于韩信与韩信不默契于刘邦一样,他们做不成兄弟的。既如此,二人之纠纷,基本上够不成简单的“卸磨杀驴”的恶行,更多的是政治斗争的残酷的表现。我们不能要求家天下的社会体制中的刘邦,能够大度到与人分天下,或者组成政协。
　　所以,韩信被杀是封建政治体制的产物和韩信个人的性格悲剧,而不是刘邦的德行的产物,何况杀韩信的是吕后而非刘邦。有人认为刘邦是借吕后之手杀人,臆测而已。至于刘邦出征回来后,表现出的“且喜且怜”,很好理解,“忌其能”一直有,加上反案已破,当然会喜,而“怜”字正好说明了刘邦绝非“心黑”,如果刘邦真是要做出莫须有杀人的事,当在“云梦事件”中早就做了。
　　《史记》中项羽杀人如麻,何时有过“怜意”,奈何项羽未得“杀功臣、心胸狭窄、心狠手辣”之恶名,而偏刘邦就有了?至于有人认为当时一些叛乱是被刘邦逼反,那简直是无理透顶:在汉初的困难时期,作为一个帝王,有什么理由好好的朝堂不坐,反而要逼反重臣,然后积劳成疾?细读刘邦的《大风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我们读出的刘邦是一个负责任的君王。
　　刘邦是否心黑手辣、心胸狭窄、枉杀功臣,看看他对曾经是劲敌的季布委任,对项伯封侯,对诸项都赐以刘姓,对力劝韩信造反的蒯通开释,当更可以得出结论。
　　(10) 贪财好酒色?
　　贪财否?韩信的话“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共利”最有说服力。另外,《高祖本纪》开头,就说“(高祖)仁而爱人,喜施”,难不成司马迁既作此定语,又要揭露他贪财?
　　刘邦的“好酒及色”历来为人津津乐道。好酒,《史记》中从未见刘邦酗酒或因酒误事的描写,构不成罪状。好色,未见其多淫心、见色起意、占人妻女的事,甚至作为帝王,连多妻都算不上,基本算得好色而不淫。何况司马迁所说的“好色”,是否就是我们今天的贬义词,很值推敲。
　　再谈“止宫休舍”的事,司马迁的意图当在于着力表现刘邦虚心纳谏、改正错误最终作出了正确的决定,至于写他先前的“心动”——《留侯世家》:沛公入秦宫,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居留之——当在于表现刘邦的凡人一面,甚至是想表达司马迁自己对于来自最下层的义军获得胜利进住皇城后,遭遇温柔富贵乡时的表现之看法与观点。就此来说,司马迁是高明的、深刻的,他要表现的是刘邦的人之常情和他的知错能改从而显出其不一般。再看司马迁笔下对项羽进城后的描写: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谁是好人,谁是英雄,谁才是真正的贪财好色,请以司马迁笔下的事实说话。
　　(11) 司马迁把项羽塑造成英雄?
　　《史记》的《高祖本纪》和《项羽本纪》正好可以用来对读。很轻易地就能发现,凡是作为一个最高统帅或者说帝王的大节、大智、大德,刘邦一样不亏,而项羽处处有亏。你能说,司马迁笔下的项羽是英雄而刘邦是流氓无赖?如果真有此结论,那只能算我们自己的而不是司马迁的。那么如何理解司马迁突出刻画刘邦的凡人表现和项羽的诸多“英雄气概(如战场上的勇猛)”?很简单——而且正是司马迁的匠心所在——通过二人对比来证明,装着天下百姓、宽厚大度、能纳谏改错的一个凡人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并能得到百姓的爱戴,而一个暴力、自用、目光短浅的人,即使打仗再勇敢只能是最终的失败者,不是真英雄。此类对比,在文中比比可见,他真正的目的是想告诉人们:刘邦才是真英雄,他身上具有的那些普通人性情(可称为小毛不病)正是为了反衬其“有大德可得天下”,所谓“瑕不掩瑜”,是高度评价,目的根本不是批判;而项羽只是匹夫之勇,不是真英雄,至于表面上写的项羽那些“英雄壮举”,其实正是反衬其“不具大德从而失天下”,而绝不是证明其是英雄,相反是证明其非英雄,目的恰恰在批判和惋惜。
　　有必要再探讨司马迁写刘邦的主旨,“揭露、批判、讽刺”有无稽之嫌
　　在解读刘邦的各类观点中,偏取“不利”刘邦的一类明显占据主流,从而长期以来,刘邦都处于一个矮化丑化灰化的境地。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彰显司马迁的写史精神和不畏强权的人格。表面上刘邦的不良形象是来自司马迁的描写,然而确实是司马迁把刘邦写坏了吗?还是我们后来的读者误读了司马迁?在我看来后者的问题严重。如此我们真的很有必要来探讨司马迁究竟对刘邦持何态度。
　　他塑造的是一个真实的刘邦,怎样的“真实”?即,“圣主刘邦+平民刘邦(凡人刘邦、真性情的刘邦)”,司马迁的高超正在于此,没有把一个人物扁平化,他的不虚美、不隐恶的精神正在于此,这个可贵的精神,应该让后代直至如今的“史家”汗颜失色。当我们非要在太史公的真实秉笔中读出他“对刘邦的揭露、批判、讽刺”,其思维过程包含了这样一个推演:如果写的是好人,不应该有缺点或普通人的性情,写了缺点和普通人的性情就不是什么好人,司马迁写了刘邦的不少“不上台面”,当然是为了揭露、批判、讽刺刘邦的下劣,同时还顺理成章地“证明”了司马迁的勇敢。这个推演过程的大前提是错的,其实表明了我们自己的观念有问题,没有意识到写史写人本来应该是全面的丰富的丰满的。如此一来,我们是一边赞扬着一边又糟蹋着司马迁的“不虚美、不隐恶”。
　　司马迁笔下的刘邦是个性情丰富、性格丰满的人,既有善纳谏、虚心改错、镇定机智、宽宏大度的一面,又有普通人的真实一面,至于狡诈阴狠、自私毒辣等感情色彩极鲜明的词,是用不到司马迁的意图中的,因为你找不到令人信服的文本材料,最恶莫过于推子女下车,这确实不光彩,但理解为司马迁要显其“普通人”和“慌乱失措人皆有之”似乎更在理;也找不到司马迁这样做的动机,莫非他写了刘邦的大节不亏,“仁而爱人”,然后又要突出刘邦众多恶行,究竟有何意义?所以说,那些贬词只是后人的提炼,而不见得是司马迁的本意。笔者倒读出了司马迁的另一种用意:拿刘邦的不拘礼、宽厚大度、散漫、没架子、“意豁如”,既明比于项羽的暴虐,又暗比于到了汉武帝时统治者已经变得寡恩无情、残酷、动辙因言降罪。如此,司马迁写刘邦的那些凡人性情恰在于追怀高祖当年的亲和风范,在于褒扬。事实上,对司马迁写史,汉武帝只“和谐”了最近代与自己相关的几个篇章,正说明了连汉武帝也没把老祖宗的那点事当作丑事。
　　刘邦形象矮化之迷及意义
　　既然我们从文本中并不能令人信服地读出司马迁对刘邦的批露与丑化,那刘邦却偏偏在多数人的眼里确实丑化了,原因何在?仅仅说人云亦云,只是皮毛。要探讨的是为何人云亦云了。原因可能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假正经的“衡人观”作怪,我们习惯上,凡写好人正人伟人,那是要提炼和过滤的,要高大全,不能说缺点。反过来,当我们知道某人的凡人性情时,他的形象就怎么也高大不起来了。二是对《史记》中文言词汇的简单理解造成误传,如无赖、慢而侮人、好色等等。无赖,本指刘邦没有专门的谋生技艺,如萧何会算,连樊咐也能杀狗谋生,而刘邦“不事生产作业”(注意,古代人物传记中“不事产业”指的是“美德”),所以叫“无赖”,奈何流传一久,成了品行中的“无赖”。三是大多数传播者的选择性兴趣取向。人常好“窥私”以作谈资,因为说一个大人物的隐私,更能让人津津乐道。饭桌上,茶馆里,街头巷尾,说“私处”的空间、市场、热情要比正经学术研讨的空间、市场、热情超出多多。说“食色性也”,除了可以用在当事人身上,我想还可以用于流传者身上,所谓好打听与传播绯闻,也是人之一性——这也是后代对刘邦此“疾”特别记得牢的原因。
　　探讨这些原因,主要是希望多元解读共存,不必偏取一面,其意义既在于提升我们自己的阅读修养,不断地而且是正确地丰富经典的传承,又在于运用正确的衡人观念来评说历史人物,是对学生施以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还在于防止让我们在教学时简单地贴标签、架空分析。
　　
　　(苏州工业园区第三中学;21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