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我不曾想到自己会成为学者，但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可能正因为喜欢读书,所以我才会走上学者的道路。
　　抗日战争期间，父亲外出抗日，母亲因病住娘家，我便随母亲在故乡——福建省福安县桥溪村的国民小学读书。桥溪是个隐在青山碧水间的秀丽的山村。溪水上有一座在我眼中很壮伟的带屋脊的廊桥。长廊里有供人烧香的神龛，有让行人休息和趴在那里钓鱼的长板凳。凭倚桥栏边垂支钓杆，往桥下的碧水潭里钓鱼，是十分让人神往的事情，或是干脆跳进潭里游泳，那更是我的伙伴们所喜爱的。只是当时我更喜欢的是读书。乡村的国民小学尽管简陋，借个寺庙上课，而且只有四个年级，但我外祖父家却有许多藏书。我母亲刘琼读过大学，年青时参加过共青团，后因染肺病，只好回家休养。有些书是她买回来的。所以书橱里不但有《左传》和《昭明文选》《古文观止》《东莱博议》《三国演义》《鲁宾逊漂流记》《斯文赫定探险记》《九尾龟》以及《鲁迅选集》《冰心选集》《丁玲选集》《王鲁彦选集》等，甚至还有线装书《二十四史》和《世界地图集》《中国地图集》。在两山夹水的山沟里，抬头便见山，山外的世界有多大，有多精彩，都是看不到的。然而这些书只要能读懂的，我都拿来读。读不大懂的也不求甚解，猜个大体内容，便很满足。这些书自然大大扩充了我的精神世界，使我知道了中国历史上和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仿佛我生活的时空大了几百倍。有些书，特别是文学作品，我读得如醉如痴，废寝忘餐，像着了魔似的。我觉得书确实很神奇，不过是白纸黑字而已，其中却每本都给人展开一个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世界！后来上了初中，妈妈当了学校图书馆的管理员，领着我就住在图书馆里。我记得那是县城附近乡村的一座祠堂，经过改造就成了中学校的图书馆，楼上便改成了书库。这更使我得其所哉！每天课后，我便钻到楼上书库里，如鱼得水，找到有兴趣的书就蹲在书架旁读起来。不但读了《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还读了《七剑十三侠》《绿野仙踪》和《金粉世家》等许多小说，当然也读了历史地理等其它方面的书。给我印象深的是一本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书中从雷峰塔的倒塌讲解唯物辩证法的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浅显易懂，又有趣味，吸引我几乎一口气读下去；还有一本是讲形式逻辑的书，讲归纳法、演绎法、排中律、矛盾律和三段论式等等我也觉得很有趣味。尽管这样的书不如小说好看，因为对我来说属于闻所未闻，兴致也就来了。大约是我十三岁的时候，有个暑假，我祖父让我去跟县城里的一位余姓老秀才补习古文，因为他老人家觉得我的古文根底不够好。老秀才姓余，他是个瞎子，垂有前清时代的辫子，却能背诵许多古书，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教许多学生，有的读《诗经》，有的读《左传》，有的读《东莱博议》，教我读的则是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因他看不见，从头到脚把我摸了一遍，认为我年纪小，只能读四书。学了一个暑期，我确实从中学得了不少做人和处世的道理，而不仅仅是学了古文。
　　1948年秋，我从家乡步行五十里到一个名叫赛歧的港口小镇，在那里坐小轮船从三都湾出海，再驶进闽江口来到省城福州，以第一名考进福州三一中学高中部。这是所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校舍很漂亮，一式红砖建筑，只有校本部和英国牧师住的地方是两栋白洋楼。校园里绿荫婆娑，还有带草坪的足球场。后来成为著名数学家的陈景润也在这所学校上过学。在这所学校，我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也是在这所学校我开始秘密地写一点稿子。我那篇评论苏联作家安特莱耶夫的小说《表》的文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来的。当然，文章很短，也很幼稚，可以称为我的处女作。这年我在学校的作文比赛中还得了第一名。过去得第一名的都是以写散文诗闻名的同学谢冕，他后来成为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我记得自己获奖的是一篇论说文，之所以获奖，大概因为我读过逻辑的书，所以道理说得比较严密的缘故。
　　后来，我跟随部队在白云山地区开展人民革命武装斗争，打游击。在部队的六年我也读了不少书，有《联共党史》《毛泽东选集》和刘少奇著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更有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等，还有苏联作家的小说，如高尔基的《母亲》、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以及《卓娅与舒拉的故事》等名著。二十岁前的生活经历和读的书不但打下了我后来学文学的根底，还影响了我如何为人做事。1955年在向科学进军的高潮中，部队允许我报考大学。想不到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就把我录取了。这就铺平了我后来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道路。
　　
　　※ 张 炯，著名学者，代表作有《张炯文学评论选》等。
　　

• 张炯： 我的读书与生活　/　语文教学与研究(读写天地) 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