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扩大学生的阅读视野，有高中语文教材节选了卡夫卡的《变形记》和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并将这两部作品都视为西方现代派的代表作。其实，这两部作品有着本质的不同，分别属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两个不同的文学范畴。本文拟通过对《变形记》和《等待戈多》两个文本的具体比较，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谈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本质区别。
　　
　　一、人物：从“人格化”到“人影”
　　
　　卡夫卡的《变形记》是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为了获取一家人的生活资料和替父亲还债，拼命地赚钱，牺牲了友谊、健康、自由、尊严，从事着他并不喜欢的职业。作品展示了物对人的统治，即人的主体性的丧失。格里高尔变形之后的处境和遭遇，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异化。尽管如此，格里高尔这一人物形象还是人格化的，他有固定的职业、完整的家庭，而且变形之前他一直是这个家庭的核心和支柱，他的内心情感、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因符合现实生活的特征而真切可感。
　　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是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属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黄昏时分，两个流浪汉在荒野的路旁等待戈多。戈多是谁?他们不知道。他们不能确定是否该在这里等，也不能确定昨天他们是否已在这里等过。戈多说他星期六来，却不知是哪一个星期六，他们不能确定今天到底是星期几。在等待中，戈戈使尽平生之力，终于把一只靴子脱下，瞧一瞧，又伸手摸一摸，穿上。重复。狄狄则反复脱下帽子，向帽子里窥视，在帽内摸索，抖一抖又重新戴上。同时他们进行着毫无意义的对话，上吊，啃胡萝卜。
　　罗伯·吉尔曼说：“这类戏则常常缺乏能够使人辨别的角色，奉献给观众的几乎是动作机械的木偶。”剧中的主人公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即戈戈、狄狄就像一对连体婴儿，一样的服饰相貌、一样的境遇。他们几次分手，但只是说说而已，走几步又转回来。然而，两人的不可分割并不具有确立性，而是相互抵消。他们仅有一点差异：戈戈只关心他的脚，象征他只关心肉体；狄狄只关心他的头，象征他只关心精神。这一差异导致了两人语言上的矛盾。狄狄总是新话题的挑起者，而戈戈总是用相悖的语言回敬，从而抵消话题的意义。如果我们把狄狄作为肯定性因素，把戈戈作为否定性因素的话，那么，“人物一体化”造成的共时并存性使得他们在对待任何问题上都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进而无法思考、判断、选择、行动，只能以不了了之告终。主体性的丧失使人无法弄清自己的处境，更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进而显示出人作为世界的存在物的荒谬。剧中的另一对人物——奴隶主波卓和奴隶幸运儿可以说是两人关系的形象说明和有力补充。在前后两幕中，波卓和幸运儿的依附关系虽有所改变，但那根可长可短可松可紧却永不松手的绳子是两人永远无法分离的象征。无论这是把两个人合成一个人还是把一个人分成两个人，其构思绝不在塑造人物，而在揭示人物个性的消失。正如当代理论家费德曼所说：这种人物“乃虚构的存在者，他或她不再是有血有肉，有固定本体的人物。这固定本体是一套稳定的社会和心理品性——一个姓名，一种处境，一种职业，一个条件等等。”
　　同样是表现人的异化处境，《等待戈多》对异化的揭示要更为普遍和深入，戈戈、狄狄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或者说是被放逐者，而且他们“就是全人类”，整个世界都是荒谬的。戈戈、狄狄的“非个性化”的倾向也更为明显。如果说在现实主义那里，人物即人，在现代主义那里，人物即人格的话，那么，在后现代主义那里，人物即人影，人物即影像。这是因为从人文观念来看，现代主义“在批判和剖析人在技术世界中的困境时，目的依旧是确立真正的人之主体性，以实现关于自由和解放的‘宏伟叙事’的允诺。而后现代主义则不同，它在怀疑和否定一切的时候，连‘自我’也不放过。……后现代主义企图从根基上不但颠覆工业文化的本质精神，消解一切绝对的、给定的、中心的东西，而且也消解人之主体性，达到自我消解的境界。”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中，人物已死亡，亦即启蒙理性意义上的“人”已死亡。
　　
　　二、语言：从“我在说话”到“话在说我”
　　
　　在人与语言的关系上，西方传统文学表现为“我在说话”，肯定人对语言的主体地位，即语言是人表达思想感情和与人交际、交流的工具。卡夫卡《变形记》中的人物语言就表现出“我在说话”的特征。请看下面格里高尔所说的一段话：
　　秘书主任先生，您去哪儿?去公司吗?是吗?您会如实报告一切吗?人可能一时没了工作能力，但是随后就会不失时机地回忆起从前的成绩，并想到以后等消除了障碍，他一定会更兢兢业业地工作。我是非常感激经理先生的，这一点您十分清楚。另一方面，我要为我的父母和妹妹操心。我处境困难，但是我也会重新摆脱困境的。您就不要来给我平白地增添麻烦了。请您在公司里帮我美言两句!
　　这是主人公变形后看到公司秘书主任惊恐逃离时惶恐、急切、哀求的心情的传达。
　　但在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许多文本中，随着人的主体性的丧失，语言挣脱人的控制而获得独立，取得本体地位，呈现海德格尔所说的：“语言是存在的家。”于是，人与语言的关系颠倒了，成了“话在说我”。
　　请看《等待戈多》中戈戈、狄狄的一段闲谈：
　　爱斯特拉冈　啊!(略停)你肯定是这儿吗?
　　弗拉季米尔什么?
　　爱斯特拉冈　我们等的地方。
　　弗拉季米尔他说在树旁边。(他们望着树)你还看见别的树吗?
　　爱斯特拉冈这是什么树?
　　弗拉季米尔我不知道。一棵柳树。
　　爱斯特拉冈树叶呢?
　　弗拉季米尔　准是棵枯树。
　　爱斯特拉冈　看不见垂枝。
　　弗拉季米尔或许还不到季节。
　　爱斯特拉冈　看上去简直像灌木。
　　弗拉季米尔像丛林。
　　爱斯特拉冈　像灌木。
　　弗拉季米尔像——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暗示咱们走错地方了?
　　爱斯特拉冈　他应该到这儿来啦。
　　弗拉季米尔　他并没说定他准来，
　　爱斯特拉冈　咱们昨天也来过了。
　　弗拉季米尔　不，你弄错了。
　　爱斯特拉冈　咱们昨天干什么啦?
　　弗拉季米尔咱们昨天干什么啦?
　　爱斯特拉冈　对了。
　　弗拉季米尔怎么……(愤怒地)只要有你在场，就什么也肯定不了。
　　在这里，闲谈首先是一种无话可说而又不得不说的庸人自扰，交谈本身并不是目的。戈戈、狄狄没有一个问题需要通过交谈来讨论、协商和解决。交谈的目的在于等待。一方面，只有交谈才能消磨时间，暂时忘却百无聊赖的煎熬；另一方面，只有交谈才能构成等待的状态，证明自己还存在。这种矛盾又使得戈戈、狄狄只把注意力集中在“闲谈”的形式维持上而对所谈的内容漠不关心。于是，闲谈具有了第二个特征：一种话题频繁转移而又陷于自动交流的言语游戏。他们对任何话题都没有持久的兴趣，也没有深入探讨 的能力。他们的谈话并不经过大脑的思维处理，不从逻辑有序着眼而从字词本身出发，随意发挥胡乱堆砌，是一种纯粹的本能反应。它反过来使正在谈论的话题有始无终、草草收场、漫无中心、频繁转换。
　　后现代主义文学文本中的这种“话在说我”的现象，既是人的异化的现实处境的揭示，也体现了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作家文学观念的转变。现代主义文学遵循以自我为中心的创作原则，将内在精神世界作为主要表现对象；而后现代主义文学则倡导以语言为中心的创作方法，试图通过语言自治的方式使作品成为一个“自我指涉”和完全自足的话语世界。作家们的意图不是再现世界，也不是揭示人的内心世界。语言能够制造现实，语言本身就是意义。
　　
　　三、时空：从“历时”走向“共时”
　　
　　现代主义文学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时间观念也是截然不同的。
　　在卡夫卡的《变形记》中，有两种时间，一种是以格里高尔的内心感受和思绪为秩序的人物心理时间，另一种是事件发展的外部时间。这两种时间的共同作用，是让读者对格里高尔过去的职业状态、家庭地位、情感生活，现在(变形后)的处境、遭遇及最终命运有了较完整的了解和把握。心理时间的价值，主要是让读者更深切地感受到人物在异化处境中的孤独感、恐惧感和灾难感。就外部时间而言，在小说的整体叙事框架上有一个格里高尔从变形到被社会和家庭所遗弃而死去的时间序列。即使是在人物的心理活动中，小说中经常出现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系在一起的叙述：
　　在头14天里，父母鼓不起勇气进来看他，他经常听到，他们怎样充分赞赏妹妹现在所做的工作，而迄今为止(在此以前)，他们经常对妹妹感到恼火，因为他们一直觉得她是一个没多大用处的女孩子。可是如今，就在妹妹在那儿打扫的当儿，两个人，父亲和母亲，便常常等候在格里高尔的房门口。
　　当年，他作为商学院学生，作为市立中学学生，甚至作为国民小学学生时就已经在这张写字台上写作业了——这时他确实没有时间去审核这两位女人所抱有的良好意图了，况且他几乎已经忘记了她们的存在，因为她们干得精疲力竭，此时已是哑然无语，只听见她们沉重的脚步声。
　　显然，在《变形记》的叙事中，时间是线形的、有序的，事件完整，情节有始有终，展示了过去—现在—将来之间的逻辑关系。
　　当然，在许多现代主义作家那里，时间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物理时间”，而是指人物“心理时间”或“纯粹时间”。它无先无后，绵延不绝。但即使是在这种心理时间中所叙述的事件，经过读者的重新组接，还是会有一个时间上的发展序列，情节相对完整，作品形式仍被赋予一种整体感。
　　但对于后现代主义作家来说，过去、现在、将来在时间上则是断裂的。杰姆逊说：“后现代社会里关于时间的概念是和以往的时代大不相同的，形象这一现象带来的是一种新的时间体验，那种从过去通向未来的连续性的感觉已经崩溃了，新的时间体验只集中在现时上，除了现时以外，什么也没有。”斯邦诺斯也曾说过，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绝不以开头、中间、结尾这样的成规来创作小说。
　　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被称为“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戏”，没有情节发展，开头与结尾都是戈戈、狄狄在等待戈多。请看文本中的这个对话片段：
　　爱斯特拉冈　你肯定是在今天晚上?
　　弗拉季米尔　什么?
　　爱斯特拉冈　是在今天晚上等他?
　　弗拉季米尔　他说是星期六。(略停)我想。
　　爱斯特拉冈　你想。
　　弗拉季米尔　我准记下了笔记。(他在自己的衣袋里摸索着，拿出各式各样的废物。)
　　爱斯特拉冈(十分恶毒地)可是哪一个星期六?还有，今天是不是星期六?今天难道不可能是星期天?(略停)或者星期一?(略停)或者星期五?
　　弗拉季米尔　(拼命往四周围张望，仿佛景色上写有日期似的)那绝不可能。
　　爱斯特拉冈　或者星期四?
　　弗拉季米尔　咱们怎么办呢?
　　爱斯特拉冈　要是他昨天来了，没在这儿找到咱们，那么你可以肯定他今天决不会再来了。
　　弗拉季米尔　可是你说我们昨天来过这儿。
　　爱斯特拉冈　我也许弄错了。(略停)咱们暂时别说话，成不成?
　　显然，它的叙事时间是不确定的，或者说人物根本就没有什么时间概念，亦即人物只存在于现时当中。
　　后现代主义文学对现时的注重，是以历史的割裂为前提的，或者说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时间观念的不同深刻地反映了两者历史观的不同。现代主义者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线形的，是不断进步的，人类最终可达到完善、完满的境地。而后现代主义者则以颠覆历史的必然性逻辑为其宗旨，不去追踪人类整体性的历史意识，而是致力于某种历史事件的叙述，甚至创造出一个新的历史。在后现代主义那里，历史与虚构的界限是全然模糊的，整个世界处于一个多元的、无序的状态。历史意识消失，从而不再有历史和未来，只留下“现在”一个时间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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