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陈河的小说既提供了一种奇特陌生的生活图景，宽厚而强韧的生命特质，又展示了娴熟的叙事技巧。《西尼罗症》、《黑白电影里的城市》等小说展现了陌生、独特的生活情境，对处于各种“常态”中的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了深入挖掘，将人物内心深处“反常”的欲望呈现出来，进而在欲望的张扬与受抑的矛盾中，揭示了人物漂泊的生存困境。
　　关键词：陈河 常态 欲望 漂泊 细节
　　
　　读完海外新移民作家陈河的中篇小说《西尼罗症》和《黑白电影里的城市》，我深感惊叹：既惊叹于他对在空间上与我们相隔甚远的异域生活情境的熟稔展现，又惊叹于他对处于“常态”中的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刻挖掘，将那些至为隐秘的“反常”欲望展示出来，从而揭示了人物的某种无奈的生存处境。在这两篇小说里，陈河通过人物内心欲望的不断涌动，以及欲望与现实之间难以调和的种种冲突，道出了特殊环境中华人个体漂泊的生存困境。更具意味的是，在表达这种生存困境时，作者牢牢把握了各种敏感的细节，并在叙述上反复地盘旋、往返穿梭，以舒缓的叙事节奏进行微妙的审美传达。
　　“常态”是指平常的、正常的状态，或是固定的姿态，指的是这样的情境或状态：在时空框架内，摆脱了不可预计的变数、虚幻而行进在一种稳定的轨道里，有着符号逻辑或经验的普遍性。而“反常”是指与我们的知识结构、经验认识、文化观念相抵牾，带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特质的情境或状态。“常态”与“反常”构成了一对矛盾。这对矛盾是打开《西尼罗症》和《黑白电影里的城市》之精神内核的钥匙。这两部小说正是在“常态”与“反常”的维度下，展现了人物深邃的内心世界，展示了可能性的生存状态，蕴藉着独特的审美价值。
　　《西尼罗症》中的“我”是一个生活安定、有着令人艳羡的收入和事业成就的华人，“我”与生存环境之间是一种较为稳固的良性关系：衣食无忧，家庭关系融洽，邻里关系和睦。这种“常态”因其地域和时间的特殊性——加拿大、当下——而具备了独特的审美价值：可以透过这种常态去打量它内在的底蕴，以及它所折射出来的华人新移民的生存状态。而《黑白电影里的城市》打动我们的是主人公“我”在时间的重影中对往事的回忆，对“米拉”的神往。“我”是一个商人，生活有着特定的规律，然而在见到阿尔巴尼亚女游击队员米拉的塑像后生活却发生了变化。这种逸出生活常态的行为，意味着“我”的精神世界有着令人捉摸不透的内涵。于是，在生活的“常态”之外，这两篇小说提供了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
　　因此，在《西尼罗症》和《黑白电影里的城市》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常态”的踪影。同时不能忽略的是，要通过它们抵达生活的内里，发现各种生活的“可能性”。这便是透过“常态”发掘那些轻易不为人知的、深藏的“反常”因素。
　　《西尼罗症》中“我”的生活处于常态中，一切井然有序。但反常的是，“我”对素未谋面的邻居斯沃尼夫人过分地关心。从刚搬来时由门上的卡片所引起的希望斯沃尼夫人到访，到去斯沃尼夫人家参加万圣节派对等。“我”对斯沃尼夫人的关注热情一直有增无减，甚至因斯沃尼夫人而回忆起自己一年前的阿岗昆湖之旅，在湖边白人妇女和斯沃尼夫人建立起似是而非的关系。在这里，“我”对斯沃尼夫人的关注是超出作为邻居的界限的，不免显得奇特。“我”作为新搬来的华人，即便是为了与当地居民处好关系，尽早融入社区生活，“我”的行为也是极为少见的。“我”处在生活的常态中，而又对斯沃尼夫人过分关注，这便意味着“我”希望在她身上有所发现、收获。不难发现，“我”关注斯沃尼夫人是出于自我内心欲望。因此，这里的“反常”就和欲望有着天然的联系。
　　在小说里，西尼罗症一种奇怪的病症。它的真实性无从考证，但却是“我”一直努力查证、探究的东西。从知道斯沃尼夫人患上西尼罗症，到怀疑妻子患上同样病症，“我”始终对西尼罗症保持着高度的探寻兴趣。因此，“欲望”之一是对西尼罗症的发病原因、症状、危害的探究。当“我”知道斯沃尼夫人在阿岗昆湖边休养后回忆起自己一年前在那里的遭遇，进而认为湖边白人妇女是斯沃尼夫人，以及怀疑夜里浇花的女人是斯沃尼夫人（实际上，此时斯沃尼夫人并不在家）。我们发现，“我”始终在对斯沃尼夫人身份进行追究和查证，这是“欲望”之二。“欲望”之三是对斯沃尼夫人的喜欢、迷恋。不难发现，“我”对斯沃尼夫人有一种近似喜欢甚至迷恋的感情，这种情感原本是对于湖边白人妇女的，“我”将之移植到斯沃尼夫人身上。上述三个方面的反常的“欲望”最后都没有实现。因其未实现，而将小说在挖掘人物内心上的深度推进了一层。
　　“欲望”同样出现在《黑白电影里的城市》这篇小说中。“我”在吉诺卡斯特看见女游击队员米拉的塑像后，在时间的维度上，向后是进入了对童年电影记忆的回忆当中，向前则是觉得城市的道路设施、人物、生活情境等一下子显得特别熟悉，少女米拉和伊丽达、扮演米拉的演员合为一体，刺激着“我”的内心，引起“我”强烈的爱慕、迷恋。暴动发生后德国维和部队进驻城市时，“我”觉得当年米拉的战斗情境再次出现，心情变得恶劣起来。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幻觉的制导下，“我”跟随伊丽达去军火库拿枪支来武装自己，并答应看守中国人坟墓的老人的请求去山上“探望”牺牲了的赵国保，鸣枪致敬；“我”被捕之后，将自己和米拉等同起来，充满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与牺牲精神。我们发现，在“我”的内心深处，实际上深藏着沉重而光荣的“英雄梦”。它之前并不存在，而是在“我”见到米拉的塑像之后才开始萌生，在暴动发生后茁壮，在“我”被捕后成形并虚幻地实现。“英雄梦”便是“我”的欲望。在正常的生活状态里，英雄显得奇缺，但每个人身上都有成为英雄的欲望。有论者指出：“英雄主义是人类社会不断由野蛮向文明演进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具有集体意识的精神价值观,是属于意识形态层面的价值判断。”①所以，作为社会人的个人就不可避免地具有成为英雄的欲望。小说中的“我”的内心世界里就有着鲜明的英雄梦。
　　可以说，《西尼罗症》和《黑白电影里的城市》都是借着“常态”外衣的掩护将“反常”的欲望展现出来。这些欲望来自于人物的内心深处，甚至是人物的生命本质。它们无形中支配着人物的言行举止。无疑，对这些欲望的考察，包括打量它们的正确与否、实现与否，将有助于更好地把握特定时空环境里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内质。
　　从某种程度上说，欲望的满足、实现，意味着人生存状态的和谐、幸福，反之，则表征人的困顿的生存状态。而《西尼罗症》和《黑白电影里的城市》，叙述的都是一些欲望未能实现的故事，其中所折射出来的正是个人生存的困顿状态。
　　在《西尼罗症》中，“我”对外部环境的探秘，实际上是“我”试图融入社区环境的愿望的投影，即外来人（这里指华人新移民）努力融入居住地陌生环境的良好愿望与行动。而“我”对斯沃尼夫人的罕见的热情、关注终因斯沃尼夫人的病逝而终止，“我”关于斯沃尼夫人的一系列疑问都成了无法解决的悬案。“我”陷入了一种幻觉般的模糊认知中。外部环境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变幻莫则的世界，“我”试图去解开它的神秘面纱（斯沃尼夫人的身份、白人妇女、西尼罗症、木屋），但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这意味着，“我”融入陌生环境的良好愿望和行动夭折了，“我”最终无法融入居住的陌生环境。斯沃尼夫人的病逝，湖边木屋、白人妇女的似有似无，西尼罗症的侵略以及带来的恐慌，表征着“我”的融入愿望的落空，融入行动的失败。它们揭示了“我”与居住地环境的隔离，以及“我”的漂泊的生存困境。
　　这种生存困境，同样属于在海外居住的华人新移民。小说独到的审美发现，就在于将这种生存体验在意图融入居住地陌生环境的行动及其失败中含蓄地呈现出来。华人新移民物质上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他们与当地环境（地理与文化上）“无缝对接”。“无缝对接”的缺失，造成了华人精神状态、生存体验上的漂泊困境：一方面，他们远离了故国家乡，祖国、乡土对他们的影响已经不像对早期移民那样强势而坚固。祖国、乡土与他们之间的精神纽带呈现松缓的态势。另一方面，他们与居住地陌生环境之间存在着较大的隔阂，无法立即融入新环境。在与陌生环境磨合的过程中，长期处于一种两难境地：回去已然不可能，融入也不是短期能够实现的，生存的困境极为鲜明。
　　《黑白电影里的城市》里，“我”的英雄梦随着子弹的硝烟戛然而止，在时间的重影中建立起来的温暖情感顷刻破碎。这种悲剧的成因，与其说是虚幻的梦想、情感，不如说是陌生而苦难的生存环境：异域、动乱，决定了“我”的英雄梦的夭折。这种悲剧也折射了“我”的生存困境：回忆的终结、梦想的夭折、欲望的受抑。阿尔巴尼亚不是“我”的故乡，不是中国，只是短暂停留的国度。等待“我”的无非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回到中国，一条是离开阿尔巴尼亚，继续在别处漂泊，寻找英雄梦的下一个温床。耐人寻味的是，“我”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也许，这是“我”的灵魂使然，注定要漂泊异国他乡。
　　漂泊，是新移民文学最常见的主题之一。从决定离开原乡到抵达异域的那一刻起，新移民就已经将自己置身于漂泊状态之中。这种漂泊正如小说所展示的，包括生活漂泊，文化漂泊与心理漂泊。
　　记得米兰·昆德拉说：“小说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人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够的。小说家发现人们这种或那种可能，画出‘存在的图’。”②陈河的这两篇小说，通过对异域时空环境里的人物生存状态的叙述，将思考延伸到了异常复杂的现实之中，那里既有在陌生环境里把握命运的努力，又有欲望的失落。它们对华人新移民的生存困境，进行了一种尖锐的、可能性的审美表达。
　　值得注意的是，在陈河的这两篇小说中，很多细节看似毫不起眼，却是小说的敏感部位。在细节呈现上，卡尔维诺曾说：“我想，我们总是在寻找某些隐藏的事物，或仅仅是潜在或假想的事物，一旦它们浮出表面，我们就要追踪它们。”③这句话意在阐明一种细节呈现的法则，即在那些非常重要的、很难再深入进去的地方，不断地撕开缺口，进行往返穿梭式的叙述，使其内部的各种可能性状态全面打开。陈河的小说也有这种可贵的叙事追求。在《西尼罗症》中，作者牢牢地抓住了“我”对西尼罗症的探究所引起的一系列的生活变化，让叙事话语始终围绕着这一极度敏感的事件，缓缓地推进，不断地深入，将“我”内心深处的欲望逐一地呈现出来，又通过探究活动的失败，揭示人物的生存困境。而在《黑白电影里的城市》中，作者抓住“我”看见米拉的塑像后所引起的回忆和将其与现实生活进行比附这一敏感事件，在叙事上不离不弃，将“我”的英雄梦情结缓缓地呈现出来。
　　《西尼罗症》和《黑白电影里的城市》显示了陈河极好的小说创作素质：他既能够穿透现实生活的表象，无限地逼近人物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用心地体味那些坚强而柔弱的灵魂，道出它们极为深重的漂泊困境，又能够用一种别样的手段和技巧去传达他的独特的审美发现。在这个意义上，陈河是一位具有较大创作潜力的海外新移民作家。我们也期待着他能够给读者提供更多的小说盛宴。
　　
　　注释：
　　①潘天强：《论英雄主义——历史观中的光环和阴影》，《人文杂志》2007年第3期。
　　②[捷]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6月第1版，第42页。
　　③[意]伊塔洛·卡尔维诺：《新千年文学备忘录》，黄灿然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第78页。
　　
　　吴礼旺，暨南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 吴礼旺： “常态”中“反常”欲望的书写　/　文学教育 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