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学而》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一句，被清代学者、教育家李毓秀用作《弟子规》的总则，改为“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讲解《论语》和《弟子规》的书籍文章不可胜数，但笔者目力所及，“有余力，则学文”都被翻译成“这样躬行实践之后，有剩余力量，就再去学习文献”，或“这些做到之后还有剩余精力，就可以学习文献典籍”，或“这些做好之后还有剩余精力，就可以学习文化知识了”，或“这些事如果做好之后，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还应该好好学习其他有益的学问”。文字虽有差异，但意思基本相同，都是说在孝、悌、谨、信、仁、爱这些方面做好之后如果还有剩余精力、能力的话，就可以学习文献典籍或文化知识和学问了。这样翻译就意味着只有先把弟子教育成道德完人，才可以学习典籍文献或知识学问。事实上，这是极端违背学习和教育的规律、常识的，在理论上没法讲通，在实际中更是从没有发生过。
　　如何理解“有余力，则学文”，并把它解释得文通义顺、合乎情理，了解相关的教育历史是非常有必要的。在孔子办学以前都是“学在官府”，即学校由官府办，主要供贵族子弟学习，一般平民很少接受到学校教育。但是到了春秋时代，社会发生剧变，王室衰微，官学基本上荒废停办，垄断在王官（即有知识的贵族阶级）那里的文化典籍也散失四方，不少过去在官府教书的王官、巫祝、礼乐之士，也都流落到民间。因此，兴办私学已具备一定的条件，而且私学的产生也适应了当时文化下移、平民知识分子兴起的需要。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以孔子为代表的民间私学开始兴起。在西周的贵族学校中，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教授的内容也有所不同。幼小弟子和初入学校的弟子学习小学课程，具体内容为初级“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礼”包括个人礼仪、行为规范、宗教仪式等；“乐”包含音乐、舞蹈、诗歌等内容；“射”指射箭技能；“御”指驾驭车的技能；“书”是识字、书写教育；“数”指基本的数学、自然知识。可以看出，初级“六艺”教育是一种包含了道德教育、知识传授、技能培养的全方位立体式教育，文武兼备，知行合一，可谓真正的贵族素质教育。完成了以上教育的子弟才可以接受更高一级的学习教育，即所谓的“大学”教育，主要学习经典文献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和本领，培养将来管理民众、统治国家的政治领袖人才。孔子在自己的私学中，也继承了这种教学内容和制度，并根据自己的教育目的加以增减改革和创新完善。他先教小学部分的“六艺”，然后以《诗》、《书》、《礼》、《乐》、《易》、《春秋》等高级“六艺”（此处不用“六经”之名，是因为那时还没有“六经”的说法）为主要学习内容的“大学”部分，以期把弟子培养成德才兼备、匡时济世的从政人才。他说：“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也就是说：言辞温柔、性情敦厚，是用《诗经》教育的结果；通达于政事，鉴古知今，能高瞻远瞩，是读《尚书》的结果；胸怀无所不包，性情豁达顺畅，是音乐陶冶的结果；心里洁净如洗，能知天地精微，是学习《周易》的结果；谦恭朴实，待人接物庄重诚敬，是学《礼》的结果；熟知列国历史，能比较各国政事得失，是阅读《春秋》的结果。
　　《论语》中“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文”，指的是典籍文献，具体指的主要是高级“六艺”，这时高一级的学习教育也就是“大学”的学习内容。弟子在学习高级“六艺”之前，已经接受了初级“六艺”教育，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础，形成了一定的学习能力。在孔子看来，通过了初级“六艺”教育，学生具备了包括文化知识素质在内的全面良好素质，尤其是具备了必需的良好的道德情操，才可以继续学习高级“六艺”，从而培养成治国安邦、以道济世的君子般的高级人才。因此，将“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理解为孔子先要把弟子培养成道德完人后，才让他们接受文化知识教育的观点是错误的。孔子的教育理念和实践，就是要培养具有君子品格的人才，培养品德高尚的治国理政、致君泽民的政治俊杰。这种人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种人才，执掌国家政务则政治清明，主持社会正义则风俗淳厚。在孔子看来，没有良好的道德，就不可能成为君子，就不配做管理民众、治理国家的政治人才，就没必要进一步“学文”。这是孔子的仁政德治思想在教育理念和实践上的表现。同时，孔子认为“德”是人的立身之本，是维护社会、国家良好秩序的重要因素，所以，在他的教育理念和实践中非常重视道德的培养和教育。至此，对“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以做这样的阐释：这些做到之后还有剩余精力，就可以进一步学习文献典籍（学习致君泽民、治理国家的品德和才能了），这样就顺理成章、文通义顺了。
　　李毓秀编著《弟子规》时约在康熙、乾隆年间，在当时及其以后，教育的普及和发达程度不是孔子的时代所能相比的，但也没有出现专门的道德学校。那时在中央有国子监，有宗学，有旗学；在地方有书院，有府学、州学、县学，后三者总称为“儒学”，是国家教育的最低级，也是最基本的一级。完成儒学教育以后，可以住书院，可以升太学，可以应乡试。不过，清代教育以科举为重，地方儒学只不过是为应试科举取得资格罢了，平时并不承担实际教育的责任。在进“儒学”以前的教育，完全由民间自由处理，官府毫不过问。所谓由民间自由处理，就是由子弟的家人选择老师进行教育，一般是进入“私馆”。富贵之家，私馆就设在家里面，一家聘请一位教师；贫寒之家，则联合一村或数村开设一私馆，聘请教师来教；或由教师自开私馆，附近子弟自由来学。私馆分两级，低级是专教儿童的，又名“私塾”；高级是专教成人的，又名“经馆”。私塾教育就是“蒙学”，主要学习内容包括三方面：一是学习衣帽整洁、洒扫应对、文明礼貌之类；二是读背一些蒙学书籍，主要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书”等，女性还要读《女儿经》；三是习字。将来预备要加入士族阶级的，还需加读“五经”及《千家诗》等。蒙学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培养儿童认字和书写的能力，养成良好的日常生活习惯，了解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并且掌握一些基本文化常识及生活常识。《弟子规》就是李毓秀为儿童编写的蒙学读本，一经问世，就广受欢迎，尤为私塾先生所看重，是清代晚期乃至民国年间私塾和学校通用的儿童启蒙读物和必备教材，被誉为“天下第一规，人生第一步”。
　　《弟子规》以《论语·学而》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一句为总纲，不过在文字表述上有所改变。《弟子规》中的“有余力，则学文”与《论语》中的含义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整体意义不同，《论语》中，“有余力”是“学文”的前提条件，而在《弟子规》中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条件关系。不论从教育实际看，还是从《弟子规》后面的表述“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但力行，不学文，任己见，昧理真”看，都不存在这样的条件关系。其次是词汇含义不同，在《论语》中“文”指文献典籍，而在《弟子规》中“文”还可指文化知识或学问，“学文”就是指读书学习。两书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不论是《论语》还是《弟子规》，都强调了道德的首要性和根本性。所以，要比较准确地表达《弟子规》的内容，可以将“有余力，则学文”改成“力行德，好学文”，但这就不是圣人的原话了，李毓秀是绝不可能做这样的改动的。
　　结合孔子时代的教育现实和教育理念，以及李毓秀时代的教育特点和《弟子规》的文本语境，才会对“有余力，则学文”做出合乎情理的解读与阐释。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陈青之.中国教育史[M].长沙：岳麓书社，2010.
　　[3]曹堯德，杨佐仁，宋均平.孔子传[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
　　（路炳明甘肃省酒泉市体育运动学校735000）

• 路炳明： 对“有余力,则学文”的新解读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