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山水好,漾舟信风归。
玩奇不觉远,因以缘源穷。
遥爱云木秀,初疑路不同。
安知清流转,偶与前山通。
舍舟理轻策,果然惬所适。
老僧四五人,逍遥荫松柏。
朝梵林未曙,夜禅山更寂。
道心及牧童,世事问樵客。
暝宿长林下,焚香卧瑶席。
涧芳袭人衣,山月映石壁。
再寻畏迷误,明发更登历。
笑谢桃源人,花红复来觌。
——王维:《蓝田山石门精舍》
王维的这首《蓝田山石门精舍》,是一篇描写山水景物的五言古诗。
众所周知,王维为诗,尤长于五言近体(指五言律诗和五言绝句),堪称为圣手。他擅长以极简括的笔触,为山水传神写照,绘山水之秀色,传天籁之清音,故而其诗清新秀美而又神韵悠远。一般而言,五言近体诗由于体制之短小,在描写事物时,需要诗人着眼于某一角度、场景、片断,去发现或捕捉事物在瞬间最有包蕴力的部分。像《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一诗,诗人即抓住山中“月出”时这一片刻的场景,描写原本极静的山林,因为月出鸟鸣而顿时显出的生机与活力。诗歌以动衬静,声色结合,将山中夜景极生动地展现了出来。因此,这样的诗歌所要求于诗人的,不是元气淋漓、纵横无方、无施不可之才情,而是构思与立意上的匠心独运,以及对事物极敏锐、纤细的观察。就才力而言,王维不及李杜、高岑之大;所以如果说李杜、高岑的诗因偏重于展示自我形象,表达自我情怀而多古体、歌行的话,王维则由于涤尽胸中滓秽,而多以近体表现山林之趣,这当然是他就自己才性之所近而为诗的结果。正是这样,王维的山水诗,多是五言近体。
而从山水诗景物描写上的特点来说,王维由于身兼画家,故而在观察景物时,会很自然地依照画家的眼光,注重把握不同事物之间的空间关系,使得在西方文艺理论看来作为时间艺术的诗歌,因此具有了作为空间艺术的绘画方面的特征,形成如苏轼所说的“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的特点。可以说,注重把握事物之间的空间关系,是王维山水诗景物描写上的重要特征。像他的《归嵩山作》:“晴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这里,首联中的“带”字,将“晴川”与“长薄”联系起来;颈联中的“临”字,则连接起“荒城”与“古渡”,作者巧用二字,使原本彼此孤立的事物发生了联系,从而构成一个整体的画面。可以说,非深得绘画三昧者,难出此语。
这首《蓝田山石门精舍》,是王维为数不多的以五古形式写成的山水诗。诗分两个层次,前八句为一层,写途中景物,着意于清溪之宛转曲折。诗人从动态的角度入手写景,使所描绘的景物随着诗人视线与位置的移动而历历如现,依次展开,给人以移步换景、景随人移、身临其境之感。后十六句为另一层,写到石门精舍后之所见,诗人化动为静,着意从静态方面写精舍内老僧逍遥林下、焚香默坐的僧侣生活场景,突出精舍远隔尘俗之清静。整首诗景物描写动静结合,笔致灵动超忽,深得幽远之趣,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引周?语曰:“从入蓝田水陆行径,叙到深憩精舍中情景,始以无心,终若有得。其间恍惚投足、幽寂悟机,一一从笔端倾出,毫不着相,手腕灵脱,真是飞仙。”所见甚是。
不过这首诗艺术表现上的特殊性,还不在于景物描写的生动传神,而在于王维突破了通常以五言近体描绘山水时从特定的角度或场景出发,去捕捉景物瞬间最有包蕴力的部分的局限,突破了他描绘景物注重空间关系的常式,整首诗以时间为线索,按照诗人行程的先后顺序,历叙从“落日山水”“暝宿长林”到“明发”“笑谢”的所见所闻,对途中以及石门精舍的景物作细致的描绘,完整地记述了一次游赏的过程。因此,这首诗在本质上更像是一篇山水游记、一篇用诗的形式写成的游记,具有鲜明的游记文章的特点。明人钟惺在《唐诗归》中评此诗时即云:“山水真境,妙在说得变化,似有步骤,又无端倪,作记之法亦然。”这里,所谓“作记之法亦然”,便指出了此诗写法上近于游记的特点。
我们感兴趣的是,作为一位更长于五言近体,注重角度与场景的选择及素材的概括的诗人,王维何以会以五古的形式,把诗写成了近于游记的诗了呢?促成他这样做的依据是什么?又体现了他的什么趣味呢?要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把握这首诗的创作旨趣,对于诗中结尾“笑谢桃源人,花红复来觌”二句,不能轻易放过。这里,诗人将石门精舍里的寺僧,以及放牧于其中的牧童说成“桃源人”,实际也就是将石门精舍比做了“桃源”;那么,这里的“桃源”,是否只是诗歌创作中惯常所见的用典,只单纯地具有作为典故的意义,还是更具深意呢?在我看来,这里的“桃源”远不是用典那样简单,王维并非在诗的结尾才灵机一动,偶然想到以“桃源”比喻石门精舍的,当他经历、感受石门精舍的景物时,其实就已先存有了以石门精舍为桃花源的念头了。
这一点,我们通过比照此诗与《桃花源记》相关的描写,可以看得更分明。《桃花源记》的开头写武陵人发现桃花源的经过时,有这样几句:“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把此段描写与王维此诗开头“落日山水好,漾舟信风归。玩奇不觉远,因以缘源穷。遥爱云木秀,初疑路不同。安知清流转,偶与前山通”八句相对照,可以看出二者有极神似之处:寻幽者都经历了起初受奇异景致的吸引故而情不自禁地驾舟前行,中间又因疑前路不通而心存顾虑,最后则又皆豁然洞开、恍然大悟,正如陆游《游山西村》诗中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应该说,二者这种神似的关系,绝非偶然的巧合,而显然是王维自觉地借鉴《桃花源记》的艺术表现方法的结果。在《桃花源记》中,开头这几句既是故事的开端,从艺术表现方面来说,则又是侧面烘托,为后面正面描写桃花源作铺垫、造气氛;这在王维诗中也是如此。宋代李?P在所编《文苑英华》中将开头八句独立地作为一首诗,而以后面的十六句为另一首,其实不仅割裂了这首诗的完整性,使诗歌后面对石门精舍的描写因为失去了前面的铺垫而索然寡味,“果然惬所适”中的“果然”也无从落实,因此显然不当。事实上,王维此诗不惟开头部分与《桃花源记》神似,后面对石门精舍的描写,与《桃花源记》对武陵人进入桃花源以后的描写,也多有近似之处。像“老僧四五人,逍遥荫松柏。朝梵林未曙,夜禅山更寂。道心及牧童,世事问樵客。暝宿长林下,焚香卧瑶席”几句,所体现的宁静安闲之态,便颇与《桃花源记》中描绘“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情景相仿佛。在王维诗中,“道心及牧童,世事问樵客”二句,体现出诗人也是把石门精舍当做隔绝尘俗的世界来看待的,立意也正与《桃花源记》中“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相同。另外,王维诗结尾部分“再寻畏迷误,明发更登历”二句,与《桃花源记》中“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对应的关系。由以上一一比照可以看出,王维这首诗在立意与结构上多与《桃花源记》相似,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渊源、继承关系,可以说是步趋《桃花源记》而成者。王维将此诗写成了游记的诗或诗的游记,与他受到《桃花源记》作为游记文之典范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可见,结尾“笑谢桃源人”中“桃源”非只泛然用典,而是诗人在描写石门精舍时,因情境的相似而联想到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因此而整体地影响到了诗人的艺术构思与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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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王维这首诗虽与《桃花源记》存在渊源、继承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另一个桥梁——王维的《桃源行》——间接地建立起来的。《桃源行》与《桃花源记》为同题之作,是王维以诗的形式对《桃花源记》的改写,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诗歌版的《桃花源记》。《蓝田山石门精舍》与《桃花源记》之间的关系,就是通过它建立起来的。为了说明的方便,兹将此诗引录于下:
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去津。
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不见人。
山口潜行始隈阝奥,山开旷望旋平陆。
遥看一处攒云树,近入千家散花竹。
樵客初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
居人共住武陵源,还从物外起田园。
月明松下房栊静,日出云中鸡犬喧。
惊闻俗客争来集,竞引还家问都邑。
平明闾巷扫花开,薄暮渔樵乘水入。
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
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
不疑灵境难闻见,尘心未尽思乡县。
出洞无论隔山水,辞家终拟长游衍。
自谓经过旧不迷,安知峰壑今来变。
当时只记入山深,青溪几曲到云林。
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
此诗题下原有“时年十九”之注,可见是王维青年时期所作,说明王维青年时期就对《桃花源记》所描绘的“理想国”的图景充满了神往与怀想,以至于由于这种情怀难以割舍,而使他后来的诗中常常出现“桃源”意象,比如:“悠然策藜杖,归向桃花源”(《口号又示裴迪》)、“杏树坛边渔父,桃花源里人家”(《田园乐七首》之三)、“桃源迷汉姓,松树有秦官”(《酬比部杨员外暮宿琴台朝跻书阁率尔见赠之作》)、“草色日向好,桃源人去稀”(《送钱少府还蓝田》)、“桃源一向绝风尘”(《春日与裴迪过新昌里访吕逸人不遇》)、“桃源勿遽返,再访恐君迷”(《和宋中丞夏日游福贤观天长寺之作》)等,这些“桃源”意象的不断运用,体现了王维的思想趣味,说明《桃花源记》所描绘的桃花源,在王维心中幻化成了美好的图景,在他心中凝聚成了浓厚的“桃源情结”,这首《桃源行》便集中体现了这种情结;《蓝田山石门精舍》与《桃花源记》的关系,即是通过它而建立起来的。为了说明三者之间的关系,现将三者有关的部分表列于下:
此表直观地体现了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从中看到,一方面三者以“桃源”为纽带而形成了一个关系链,《桃花源记》为这一关系链的开端,《桃源行》为中间环节,《蓝田山石门精舍》则是终点;另一方面,从《桃源行》到《蓝田山石门精舍》,受《桃花源记》影响的痕迹又渐趋淡化。《桃源行》因为与《桃花源记》是同题之作,故而直接地保留了浓厚的影响痕迹,《蓝田山石门精舍》里这种痕迹则因相对间接而淡化得多。可以说,从《桃花源记》到《桃源行》,再到《蓝田山石门精舍》,演化的痕迹非常明显,三者在主题与精神旨趣方面由此而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差别。《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很难说有生活原型,作者主要是借以寓托自己小国寡民的政治思想。《桃源行》虽源自《桃花源记》,但并未重复其旨趣,而是对它作了改造。在《桃源行》中,桃源已不再是小国寡民的世界,从“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看,桃源已是充满灵异缥缈气息的神仙世界的象征。这样,王维就把“桃源”在陶渊明那里具有政治意义的“理想国”,改造成了文人精神旨趣的载体。与这种对《桃花源记》主题的改造相应,王维略去了陶渊明对桃源中平民生活的具体描写,而增加了对“仙源”景色的描写,以具有观赏性的花、竹、松取代了《桃花源记》中具有经济意义与世俗生活特征的良田、美池、桑竹。《蓝田山石门精舍》与《桃源行》虽不像《桃源行》与《桃花源记》那样因为有同一个母题,而具有可比性,不过由于它明显地继承了《桃源行》的艺术表现手法,因此它所体现出的思想意趣,仍然可以看做是《桃源行》的神仙思想发展、变化的结果。与《桃源行》将人间性的桃花源虚化为虚无缥缈的神仙世界不同,《蓝田山石门精舍》中,石门精舍由于不像桃花源那样“无处寻”,而是客观地存在于蓝田山,加之它作为僧人息心所栖之处的特殊性,王维描写时并未以想象的笔触把它虚化;尽管他也像《桃源行》中那样,也主要是写具有观赏意义的花、松等,但这里的花、松都已不再具有启示虚无的神仙世界的意义了,而是自己游赏过程中之所实见。诗中结尾二句“笑谢桃源人,花红复来觌”,所以与《桃花源记》中“遂迷,不复得路”以及《桃源行》中“不辨仙源何处寻”所体现的桃源无处寻觅异趣,表明“花红”时可以“复来觌”,而不至于迷误,而“樵客”也可常常到此打柴,原因也就在这里。
另外,与《桃源行》以桃源为神仙世界不同,《蓝田山石门精舍》则以佛寺为桃源。《桃源行》以桃源为神仙世界,体现的是王维青年时代的思想,那时他受当时道教风气的影响,对虚无缥缈的神仙世界充满了浪漫的幻想与期待,故而将“富艳的才情渗透在那个虚无缥缈的神仙世界之中,就使得这个作品呈现着一种绮丽的风格”,诗歌因此弥漫着一种“青春的色彩与气息”。“王维笔下的灵境不是枯寂凄黯的,而是幽美恬适的。他以自在的笔触描绘了仙源中人自在的生活”(程千帆《相同的题材与不同的主题、形象、风格——四篇桃源诗的比较研究》,《古诗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12月版)。而到他写《蓝田山石门精舍》时,他早已认识到神仙世界之虚妄,转而沉浸于佛教世界之中。据《旧唐书·王维传》,王维“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采。……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俨然是一位僧人。对于王维而言,他崇奉佛教,主要是为了摆脱尘世的纷扰,寻求心灵的安宁与精神的寄托。这首诗中他以佛寺为桃源,说明桃源被他赋予了作为栖息心灵的精神家园的意义。他在《口号又示裴迪》诗中说:“安得舍尘网,拂衣辞世喧。悠然策藜杖,归向桃花源”,表达了摆脱尘网之羁绊与束缚的强烈愿望。这里的“尘网”是在佛教意义上说的,他欲“归向桃花源”,自然是把桃花源当做能够安顿自己心灵的精神皈依之所。正是这样,作者笔下的石门精舍,才尤为清幽深静,而不像《桃源行》那样活跃着“青春的色彩与气息”。因此,虽然二者所表达的皆是文人的精神旨趣,但又有较大的区别;而这也体现出王维的“桃源”观念又有了新的发展:既没有了《桃花源记》中因为寓托小国寡民的思想而包含着对政治的关切,也没有了《桃源行》以“桃源”喻指神仙世界所体现的单纯的透明与虚妄,而是在诗人参悟了人世尽幻,走向退守内心之路之后,被诗人赋予了作为安顿心灵的精神家园的意义。因此,如果说《桃源行》因为是模仿之作而不能不冲淡、削弱了其思想的严肃性的话,《蓝田山石门精舍》一诗则是诗人一次回归精神家园之旅,体现了王维后期受佛教影响的思想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