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元杂剧的杰出代表，《窦娥冤》为不同时代的读者共同欣赏，经受住了时间和实践的考验仍具魅力，不愧为经典。今日咀嚼此作，仍时时能品出新鲜的滋味。
　　
　　一、《窦娥冤》描写感天动地冤情的艺术效果
　　
　　《窦娥冤》通过三桩让山河易色、天地动容的誓愿，体现窦娥的冤屈程度。虽说三桩誓愿故事的雏形较早，但关汉卿有意识地将不同时代人的冤屈集中到窦娥身上，突出天下之冤、莫过于此的“集成”意义，思想震撼力与艺术感染力均很强。
　　具体而言，“血飞白练”是冤情“动地”的表现。鲜血溅而不落，分明是冤而不死的精魂压抑不住的呼号，更是大地伤心得喷涌而出的血泪。“飞”字既体现着鲜血在瞬间的不可遏制、迸涌而出，视觉上还形成了在空间范围扩展开来的弥漫、渲染效果。同时，“血飞白练”在很强的色彩对比与反差中，传达着这样的意义：殷红的鲜血飞溅于素练，既象征窦娥的心灵、行为如同素练一样洁白，她又用生命捍卫了这种洁白。窦娥的形象就这样永远凝固在天地之间，定格在人们的眼底心头。“六月飞）”则是冤情“感天”所致。因为季节似乎错乱了，不可能的自然现象成为现实。苍天用一片一片分明可见，又千片万片无数片漫天飘舞、难以量计的）花，却哭窦娥好个冤。那纷纷扬扬、飘飘洒洒的）花，又何尝不是老天爷为窦娥洒下的祭奠的花瓣！天地间银装素裹，传达着同老百姓一样沉痛、悲愤的心情。“亢旱三年”的“亢”既表示程度之深，又是在更广泛的时空规模上突出天、地、人同悲。三年不雨，大地张着干裂的嘴唇，似乎在无声地哭泣，又仿佛愤怒地抗议；三年不雨，会饥馑满地，饿殍遍野。窦娥之冤波及到百姓蒙冤：无辜受天灾。此情此景，怎一个“冤”字了得！
　　剧本写誓愿时用了侧面烘托的艺术手法，并设置了几个反常的场景：其一，“（监斩官云）这等三伏天道，你便有冲天的怨气，也召不得一片）来，可不胡说！”其二，“（刽子做磨旗科，云）怎么这一会儿天阴了也？（内做风科，刽子手）好冷风也。”其三，“（刽子做开刀，正旦倒科）（监斩官惊云）呀，真个下）了，有这等异事。”紧接着监斩官说：“不知亢旱三年的说话，准也不准？且看后来如何。”这几个场景，将情节层层推进，使故事在跌宕起伏中有很强的悬念，刺激读者的好奇心，急切想知道结果。结构过渡得水到渠成，剧情衔接得浑然一体。三桩誓愿营造的氛围凝重、浓郁，舞台效果强烈。场景的转换及音响效果的配合，更增添了戏剧效果。
　　
　　二、性格——窦娥悲剧的内在因素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称元杂剧“最有悲剧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造成窦娥悲剧的时代与制度因素如：放高利贷、下层士人穷困潦倒、无赖恶势力横行、弱势群体得不到保护、官员贪婪昏聩和草菅人命。另外传统文化因素中的“孝道”“贞节”观念，也促成了窦娥的悲剧。“孝道”主要是从父命和侍养婆婆。“贞节”不仅是遵从了“三从四德”，“服孝”“守寡”，还包括了没有药死张父、不屈从张驴儿的“清白”。
　　除了以上两个方面，性格的内在因素，对窦娥的悲剧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她对亲人的“柔”与对恶人的“刚”，虽截然相反，却又很好统一在一起。她的性格是在剧情进展的矛盾冲突、斗争中，逐渐成熟、丰满的。剧中不同场景、人物、事件，都可以展现窦娥性格的不同侧面。既体现出作者构思的巧妙，又符合人物性格发展、成熟的逻辑。窦娥的性格，由不同层面的内容组成。
　　１.首当其冲的是倔强、执拗、刚烈、反叛，疾恶如仇，爱憎分明。剧本主要通过侧面烘托、心理刻画及语言、行为描写来表现。第一折蔡婆婆对张驴儿父子说：“只是我那媳妇儿气性最不好惹的。”窦娥见到二张时，首先是一句断喝：“兀那厮，靠后！”张驴儿拉扯她要对拜时，一下子“推跌”他。第二折张父被毒死，她不屑一顾张驴儿提出的“私休”。第三折张驴儿对桃杌说：“这媳妇年纪儿虽小，极是个赖骨顽皮，不怕打的。”窦娥三次被打死，又用水喷醒后，这样描述挨打的情况：“恰消停，才苏醒，又昏迷。挨千般打拷，万种凌逼，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打的我肉都飞，血淋漓。”就是如此，她依然陈诉“委的不是小妇人下毒药来”。第四折冤魂告诉窦天章：“他将你孩儿拖到官中，……便打死孩儿，也不肯认。”当冤魂见到张驴儿时，怒火中烧。后来的伸冤昭），也是窦娥不屈不挠抗争的结果。《宋元戏曲史》称《窦娥冤》等，“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该剧从第一折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是窦娥反抗的个性，激化着矛盾，推动着剧情的展开。而在矛盾冲突中，她坚持斗争的“韧劲”又不断强化。
　　２.其次是善良、关心、体贴别人。这是窦娥人性中的闪光点。但在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的社会环境中，人性的亮点成了生存的弱点，只好用生命捍卫。越这样写，悲剧色彩就越浓烈。窦娥对婆婆不仅尽“孝道”，更体现着她的善良与体恤。她面对张驴儿，厉声指斥；面对桃杌，据理力争；面对酷刑，宁折不弯。但一听婆婆要受刑，“（正旦忙云）住住住，休打我婆婆，情愿我招了罢。”赴法场时要走后街，以免婆婆看见伤心。婆婆在刑场上痛哭时，窦娥宽慰道：“这都是我做窦娥的没时没运，不明不暗，负屈衔冤。”善良的极致便是宁可冤死，也不让婆婆受罪。“婆婆也，我怕把你来便打的，打的来恁的。我若是不死呵，如何救得你？”即使化做鬼魂，还多次叮咛其父好好赡养婆婆。“我便九泉之下，可也瞑目！”至诚之心，怎不哀恸天地！
　　３.窦娥还有很强的自尊心，顾及面子，重视名声，有主见，是非清楚，坚持原则。《窦娥冤》在“嫁”与“不嫁”、“从”与“不从”基础上，引出了一系列的矛盾冲突。但剧中窦娥首先正面交锋的不是张驴儿父子，而是婆婆。开始婆婆只是说：“那张老就要我招他做丈夫，因这等烦恼。（正旦云）婆婆，这个怕不中么？……况你年纪高大，六十以外的人，怎生又招丈夫那？”“怕”字看似委婉，实际却透着坚决，不容斟酌。窦娥对婆婆的屈从坚决不顺从，丝毫不留情面地责斥、数落婆婆应允之事，“枉把人笑破口”。不但要遭到别人耻笑，自己也深感荒唐可笑。接下“（卜儿云）我的性命都是他爷儿两个救的，事到如今，也顾不得别人笑话了”，窦娥立即予以反驳，并断然表态：“你要招你自招，我并然不要女婿。”规劝婆婆“贞心儿自守”，责斥“婆婆也，你岂不知羞？”第二折又明确说：“婆婆也，我这寡妇人家，凡事也要避些嫌疑，怎好收留那张驴儿父子两个？非亲非眷的，一家儿同住，岂不惹外人谈议？”“不是窦娥忤逆，生怕旁人论议。”对婆婆的无原则，毫不留情地以“可悲，可耻”怒斥。对婆婆与张父之间的称呼也痛感不满。“一个道你请吃，一个道婆先吃。这言语听也难听，我可是气也不气！”在张父被毒死、婆婆哭泣时，她义正词严地指责：“这不是你那从小儿年纪指脚的夫妻……休得要心如醉，意似痴，便这等嗟嗟怨怨，哭哭啼啼。”在张驴儿以不从则告官相威胁、婆婆因惧怕而相劝时，窦娥毫不退缩、态度坚决地表明：“婆婆，你怎说这般言语……却教我改嫁他人，其实做不得。”在打得她皮开肉绽时仍然怒怨：“婆婆也，须是你做下，怨他谁？”在张驴儿父子面前，窦娥更不苟且，不懦弱，不逆来顺受。她洁净的生活环境中，容不得半点儿卑俗。张驴儿父子的乘人之危、粗言鄙语、野蛮行为，都使她人格受辱。对这样死皮赖脸、毫无廉耻的“村老子”，“半死囚”，极端厌恶，势如水火，绝不允许他们走进她的生活之门。她的自尊心化为勇气，再加上无过错的底气，使她一身正气地走上公堂。临刑时还要站在洁净的席子上，并用晶莹的三尺瑞）簇拥、覆盖躯体。用如此方式，维护了自己的尊严。也让精神上不死的窦娥形象，永远矗立在人们的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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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剧本为何有第四折
　　
　　可以这样设想：《窦娥冤》全剧到第三折时戛然而止，会起到出其不意的“陌生化”效果，留给人回味的空间会更大。之所以有第四折鬼魂出现的超现实形式，主要基于以下的理由。１.进一步深化人物性格的需要。窦娥冤魂“每日哭啼啼守住望乡台，急煎煎把仇人等待”。要见窦天章时“门神户尉不放我进去”，就托梦哭诉，又多次移动案卷以引起警觉。当窦天章以为有鬼，举剑击桌并呵斥时，鬼魂马上由悲戚转为愤怒和谴责：“哎，你个窦天章直恁的威风大。”后来在请求洗刷冤屈时，也不忘“便万剐了乔才，还道报冤仇不畅怀”。２.剧情开展和交代人物结果的需要。鬼魂的出现延续了冤情。让窦娥自己喊冤，既出乎意料之外，又似在情理之中，起到了“惊奇”的戏剧效果。同时，冤魂不出现，窦天章就不会发现此案；冤魂不上场对质，案情不会大白，真凶不会伏法，自然就不会有伸冤昭）的结果。就人物而言，“楔子”中窦天章去“上朝取应”，为后面故事的开展设下了伏笔，预留了空间。此时出现，使剧本主要人物都有了结局，恰到好处。３.体现了关汉卿疾恶如仇的是非观念，反映了他对正义、公平的向往，对社会问题的思索。鬼魂伸冤首先捍卫的是活的权利，是对生命的执著。世间有何冤比付出生命的代价更大？又有何冤比弱者及好人的无辜死亡，更具悲剧性和震撼力？世间最高尚、最宝贵、最不可重复的就是生命。不管任何社会，一旦它蔑视生命，视人命如儿戏，随意戕害弱小、无辜、善良、正直的生命，这个社会就如同大厦将倾，油灯将尽，末途渐行渐近！４.与长期以来积淀的善恶报应、鬼神观念有关。
　　至于第四折出现了伸冤昭）、邪恶受惩罚的光明尾巴，可从这些方面来做解释。１.既反映惩恶扬善、正义战胜邪恶的愿望，也是“大团圆”民族心理的一种间接体现。“大团圆”最常见、最重要、最理想的结局为：人物虽历经磨难、波折，但终究会有完美的结果。最典型的是金榜题名、衣锦还乡、才子佳人式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皆大欢喜。另如阖家团聚、子孙满堂、物阜财茂等。“大团圆”的心理，影响到《窦娥冤》之类的悲剧，结尾难免有程式化的窠臼：含冤者昭），怀恨者报仇，正义得伸张，邪恶遭惩罚。因为这样也算是一种圆满结局。２.受众的接受需要。舞台表演要考虑观众的口味与情感接受程度。不管过程多曲折，结尾应该满足人们的心理期待。若以好人或弱者的无辜死亡结束，观众心理会不平衡，也难以接受。这样的思维定势，导致中国没有西方式的悲剧。３.与传统的思维方式有关。古人很多情况下是“圆”形思维。既有矛盾的提出，也会有答案，一般不喜欢留悬疑。４.与艺术的功能有关。艺术品不仅在暴露，也要给人以鼓舞，让人看到光明与希望。５.体现失意文人释放压抑的心理，是借这样的形式吐舒一下心中的怨气。元代将人分“四级十等”，汉人地位低微，民族歧视政策很明显。汉族文士的仕进，障碍重重。“当时仕进有多歧，铨衡无定制”（《元史·选举志》）。社会地位的下降，导致文士产生危机感。历代文士又有浓厚的“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论语·卫灵公》）的“立身”“扬名”情结，没有多少人不想“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或许只有像曹丕那样身份、地位的文士，才可以宣称“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对大多数文士来说，专注于文学创作，是仕进不得或仕途失意情况下的无奈选择。关汉卿对此也有不解的心结，才有“楔子”中窦天章“争奈时运不通，功名未遂”之叹。同时，异族统治也让有大汉民族情结的文人不快。种种不如意，使关汉卿借窦娥的申诉，流露出对社会的不满情绪。第三折对天、地、鬼、神的责问，是对“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社会的控诉。第四折鬼魂叹息“怎脱离无边苦海”。而正是“衙门从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的社会苦海，淹没了窦娥！作为父母官的桃杌，是传说中的“四凶”之一。《左传·文公十八年》《史记·五帝本纪》均有记载，后常喻恶人。剧中用滑稽、嘲讽的漫画形式，让桃杌名为州官，实如小丑表演。就是如此官员，竟还得“升任”。让窦天章否定这样的官员，应该是有隐含意义的。
　　至此，我们就《窦娥冤》中人们常注意到、但未深入分析的一些问题，做了解读与阐释。应该看到：剧本有些地方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时代的色彩与痕迹。如关汉卿为窦娥找不到更好的伸冤途径，只好以鬼魂的形式，寄希望于核心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的“王家法”；而“王家法”还要依赖“亲蒙圣主差”的“廉能清正”官员来体现……但毕竟不能以今天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审美标准，去衡量几百年前的作品。相反，正是这样的缺憾，才使其更真实。《窦娥冤》作为融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为一体的上乘佳作，虽经人们不断的审美洗礼却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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