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莱姆文艺复兴”之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黑人作家逐渐厌倦了希腊、罗马神话和历史对自身创作的普遍性影响，转而更加倾向于采用那些植根在黑人经验特性基础上的、兼有基督教和社会性特点的神话和仪式。这些神话和仪式在黑人日常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存在，“任何社会都有许多情景的仪式，这些仪式通常是公认的。它们可能是简单的或复杂的，但它们是艺术作品和观众之间的结缔组织”①。这种重视黑人自身文化传统的精神又在始于一九六四年的黑人文艺运动中被继续发扬光大，这次运动也是美国黑人历史上一次新的文艺复兴。此时黑人文学艺术家们抛弃了原来所谓白人文化的批评标准能够适于阐述和评价黑人文艺的观念，转而更加刻意开拓本种族的文化、历史和群体传统。他们强调黑人文学艺术的独特性，即“黑人性”，重视黑人文化的传统价值，寻求黑人文化的自主性，力图建立一种黑人的美学，一种建立在种族语境和群体文化身份基础上的美学。它强调黑人文学的独特性和功能性，反映黑人大众的审美价值观，在一段时期内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和社会效应，但对意识形态和整体性的过度关注，也使其承受了双重的压力。即：其挑战性的立场和对以非洲文化为中心的价值观的强调因不能被美国主流社会所接受而略显孤立；另外，更为重要的是，它对群体文化身份——即对黑人民族主义的强调，令黑人个体独特的文化身份及经历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制。这也是本文将要阐述的重点。对于这个问题，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在其小说《最蓝的眼睛》中给予了深刻的关注。
　　于一九九三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托妮•莫里森无疑是站在了黑人文学的最高峰。作为一名深刻了解本民族文化遗产的黑人女性作家，她意识到宏大叙事模式所存在的弊端，便在作品中充分强调和凸现黑人个体在社会现实中的独特体验，即：在强调黑人民族文化遗产可以帮助黑人个体进行自我调节和适应社会现实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展现了它与个体具体行为的种种冲突及它的不合时宜性。这就使莫里森的创作具有了超越传统黑人作品的可能性。但与此同时，莫里森不得不面对另一个难题：即在种族歧视横行的美国社会中，尤其是在歧视变得越来越隐形、越来越具有文化渗透力的美国现实中，这种冲突也令如何重建黑人个体的文化身份充满了茫然与困惑。
　　《最蓝的眼睛》是莫里森的处女作。在小说中，作者以黑人女性特有的敏锐视角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刻的探讨。小说主要讲述了年仅十二岁的黑人少女佩科拉的悲惨命运。这个黑人小女孩一直生活在别人冷漠与歧视的眼光中，她认为围绕自己的一切不幸和悲哀的根源都是因为自己的丑陋，因为自己的黑色皮肤。为了改变自身的悲惨处境，她开始向上帝祈祷，盼望上帝能赐予自己一双白人所特有的蓝眼睛。在经历了数次打击后，佩科拉最终精神错乱。在描述佩科拉所遭遇的种种悲惨经历时，莫里森还通过不同的叙事视角，向我们展示了相关人物在社会现实中所面临的如何重建个人文化身份的困惑。即使在今天，在文化移植和重建仍然尚无定论的时代，发表于一九七?年的《最蓝的眼睛》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与作品的主要叙述者克劳蒂亚的家庭相比，佩科拉的家庭要破损得多：她的母亲波琳一心一意为白人费舍尔一家服务，并在其中寻觅到内心的慰藉和满足；父亲乔利因为生活的压力而终日酗酒；其兄弟则被迫离家出走。这样的一个家庭无疑是造成佩科拉人生悲剧的直接原因。但莫里森并没有简单地将批评的矛头对准她的父母乔利和波琳，而是从更广阔的社会现实背景中去追寻传统、历史的原因，其中既包括白人主流文化的侵蚀作用，也包括黑人传统文化的历史局限性。在这种追寻中也折射出黑人个体在种族歧视横行的社会现实中重建自己文化身份的困惑。
　　这种困惑首先表现在黑人个体的行为同黑人集体所创造的神话和仪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上。
　　美国黑人传统文化认为：个体行为只有与集体或者社区相联时才具有意义；强调集体或者社区在历史上所创造的神话和仪式能帮助个体有效地摒弃个人习性，从而融入集体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充分体现自我与他者、自我与社区的和谐统一。关于这一点，莫里森在其后来的作品中也进行了较充分的表述，如《秀拉》中对奈尔的结婚仪式和小鸡葬礼的描写；《所罗门之歌》中，对奶人和其他猎人一起打猎的描写以及《宠儿》中茜斯最终回到集体的场景描写等等。不可否认的是，神话或者仪式虽然在很多时候能够帮助黑人个体纠正自己短暂的偏离行为，使之实现自我的身份认定，但“神话是由一个种族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所得出的关于现实或真相的概念，它不能由一小撮人所创造，它必须是由集体创造并由集体接受”②。这就意味着，当神话和仪式面对个体的独特经历和感受，尤其是在面对黑人个体在白人世界里如何存活、如何适应的问题时，其作用会大打折扣。它们给予个体的并不都是积极因素，个体从中所获得的除了力量与和谐之外，还有对残酷现实无助的忍耐。莫里森显然认识到了这一点。她深知在黑人饱受种族歧视和政治压迫的现代社会中，古代非洲的信仰和信条并不能提供完全令人满意的应对方法。鉴于此，在《最蓝的眼睛》中，莫里森围绕佩科拉刻画了不同人物的个体经历，并借之展现了黑人个体与神话和仪式之间的双重关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佩科拉的父亲——乔利的故事。
　　乔利出生在南方，刚出生四天，他就被母亲抛弃，由其母亲的姑妈吉米抚养长大。在成长的过程中，乔利就面临着文化身份的困惑问题，这可以从他对上帝和魔鬼的想象中看出来。有一次，他看见一个黑人男子为家人开西瓜的场面：
　　（那男人）身材高大，头向前伸，眼睛盯着石头，胳膊抬的比松树还高，手里举着一个比太阳还大的西瓜……他不知道上帝是否也像那样。不对，上帝是个很好的白人老头，有着长长的白胡子……小小的蓝眼睛会因人死而显得悲伤，因人坏而现得不快。像那样子一定是魔鬼了……如果魔鬼原来是那样子，乔利更喜欢他。想到他从未触动上帝，那么魔鬼的念头让他振奋。
　　在这个场景中，西瓜作为食物，具有神话仪式中的黑人社区所拥有的养育功能；西瓜肉和西瓜籽的位置安排则象征着黑人个体与社区的关系；而西瓜这个意象又象征着黑人与自然互相依赖的和谐关系。这种种代表黑人神话和仪式的象征在乔利的心目中也产生了神圣的概念和联想，只不过这种概念和联想的基础却是西方传统的基督神话——白人形象的上帝。通过此处的描述，我们不难看出黑白文化的冲突对乔利心理及意识的影响。因为缺少恰当的依据来解释他所见到的充满歧义的一切，于是他采用了白人的神话来把那个黑人男子定义为魔鬼——撒旦，白人主流文化的入侵使乔利对黑人文化仪式神性的理解最后归结为上帝同撒旦的二元对立。而主流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的压制和隔离，最终导致它们逐渐异化和边缘化，这也令黑人对许多现象的终极理解产生了扭曲和变异。
　　关于乔利文化身份的困惑问题还可从他参加葬礼仪式上得到揭示。
　　在美丽的葬礼之后的晚宴充满了喧闹的欢乐……逝者是悲剧式的英雄，生者是天真的受害者。在牧师的带领下，哀悼者吟唱的圣歌及杂乱无章的话语掩盖了一切，上帝无处不在。人们对生命的失去感到悲伤，对上帝的所作所为感到惊讶无比，因为逝者在墓地中又回归了自然。因此，葬礼之后的晚宴就充满了狂喜、和谐。他们接受了身体的软弱，并因困苦的结束而高兴。笑声连成一片，极度放松，极度饥饿。
　　吉米姑妈的葬礼不但使参加者有机会融合成为一个集体，而且还能使每一个参加者都能带着从风光的葬礼上得到的满足回到残酷的现实生活中。乔利在参加葬礼时也曾获得过短暂的温暖与欢乐，但这种温暖与欢乐并不足以使乔利能够承受现实生活中的压力与残酷。对乔利来说，这次葬礼仪式反而使他更加远离了集体，并且面临着身份问题的严重危机。因为吉米姑妈的去世不仅从物质上断绝了他与黑人社区的联系，而且从精神上断绝了他对黑人社区在压迫与歧视下的创造行为的理解。葬礼仪式之后，极度放松与极度开心有机地把乔利推向了与波琳的肉体欢爱，而正是这次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经历使乔利经历了人生的一次重大转变：在他与达琳做爱的过程中，两个白人出现了，他们强迫乔利与波琳当着他们的面来做爱。这次极度羞辱的经历给乔利带来了深深的伤害，他无法转移自己的羞辱，却转而憎恨波琳。这种对女性的憎恨代表了大多数黑人男性的历史创伤和扭曲的心理现实，即因无力对白人主流社会做出有效的抗击行为，转而把对白人的仇恨转嫁到更加柔弱的黑人女性身上，视黑人女性为“替罪羊”。正如开尔文•赫顿所说：“黑人男性在自己是压迫的受害者的同时又用同样的压迫迫害自己的女性。”③另外，因受到白人的羞辱，原先葬礼仪式给乔利提供的魅力与温暖也荡然无存。“前一天所有人给他的欢乐与温暖此刻被与他情绪一致的尖锐的空虚所取代，他的脑海中只闪烁着白人的手电筒和达琳的双手。当不想这些东西时，他的脑海中只剩下一片空白，就像刚拔掉牙齿后剩下的空洞一样，仍能感觉到它的腐烂。”我们不能忽略白人的污辱性行为在乔利性格转变中的作用，但正如佩科拉要对自己的行为和结局负一部分责任一样，我们也不能否定黑人群体所创造的神话和仪式本身的局限性和不足。由黑人集体发展起来的神话和仪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地解决自然灾难和内部分裂带来的问题，但在处理外来的威胁即面对强有力的白人主流文化的侵袭时则显得力不从心，因而在现实中无法给具体的个体提供有效的帮助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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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这种困惑还表现在个体行为所蕴含的传统文化代码在南北方的不同作用上。
　　对乔利而言，吉米姑妈的去世、在白人的目光下与波琳做爱以及其父亲形象的破灭都使他的性格发生了重大转变。所有的经历使他的生活破损不堪，已没有了主线，只剩下碎片。“乔利生活的点点碎片只能在音乐家的头脑中才能连在一起。”拉尔夫•艾里森在评论爵士乐和布鲁斯的创作者说道：“（他们）因从主流价值观退却和对其拒绝而活。”④虽然乔利缺少艺术家的技巧和艺术天赋，但此时的乔利是绝对自由的，因为“他再没什么可以失去的东西”。他不受任何社会传统和理解的限制。正如莫里森对此时的乔利评价到：他具有无限的潜在可能性，自由地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一切，他是“自由的个体，可以做很多事情，他可以在自己的心理和能力的范围内向各个方向延伸”⑤。这正是音乐可以赋予他的。可以说，乔利是带着“音乐”（自由）去北方的，而音乐正是黑人传统文化中的主要构成部分。但对乔利而言，只有音乐的节奏显然是不够的，因为由音乐的节奏所代表的自由具有双重性，绝对自由的同时又是危险的自由。带着“音乐”（自由）的乔利到达北方之后并没有使这种自由无限拓展，展现自己的无限可能性，反而只是拓展了音乐（自由）的危险性。此时的乔利有点类似作品中刻画的三个妓女——成了一个无根无传统的人物。同时这种“危险的自由”不由使人联想起那些在奴隶制被废除后获得自由的黑人男性。他们在获得自由后，仍无法摆脱曾经身为奴隶抚养者的过去，不得不采用各种手段以期摆脱这个噩梦，并因此而拒绝承担父亲角色的责任与义务。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乔利会纵火烧了房子并使全家无家可归，也不难理解为何乔利会在生活的重压下对酒精产生了依赖，并最终怀着一种矛盾（爱与恨）的心情强奸了自己的亲生女儿——佩科拉。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佩科拉的母亲波琳身上。在南方的时候，波琳因为腿部的残疾而与别人疏远，但那时波琳并没有失去自我。相反，她在这种孤立的环境中仍努力寻找着黑人传统文化的痕迹，从而建立起自己的文化身份。阿拉巴马的田园生活给波琳提供了一道由“点点的色彩”组成的彩虹，波琳对色彩的溺爱和寻求使她在南方与大自然连在一起，这也令波琳获得了内心的平静感。而与自然的连接正是黑人传统文化和非洲传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在南方，她的创造性也得到充分的体现，如她能把家中杂乱无章的小物品排列整齐，并非常欣赏这种和谐有序的感觉。同时，与乔利的结合更使她充满了力量，“我感到了力量，我坚强，我漂亮，我年轻”。这种力量的获得是采用具有女性特色的语言描述的，里面同样充满了对色彩的感受。可以说，波琳是带着“自然”与“色彩”移民到了北方。但到了北方之后，波琳到处受到排挤，甚至连黑人女性也不接纳她。不得已，她只好投身进入电影院，在代表白人主流文化的大众媒介的“注视”下，波琳完成了嬗变：她以白人主流的审美观念来审视自己，按照电影中白人女影星的形象来打扮自己。当黑人女性用主流的白人文化意识形态来定义自己的外貌时，其自我也遭到严重的扭曲。后来，她在白人费舍尔家找到了一份做仆人的工作。她对这份工作的全身心投入使人联想到在描写种植园生活的作品中普遍存在的“黑人老奶奶”形象。波琳的嬗变也直接给家庭带来了致命的伤害：她对待白人雇主的女儿极度温情，但对待亲生女儿佩科拉却极度漠视，这巨大的反差导致佩科拉精神上的死亡——促使佩科拉无休止地追求一双蓝色的眼睛，最终走向疯狂；她与失业并酗酒的丈夫乔利不断争吵并大打出手，这在客观上成为白人主流社会“阉割”黑人男性的帮凶。此时的波琳只剩下了“颜色”，她只是把文化代码的象征移植到了北方，但失去了颜色依赖的根基——植物、大自然。这无疑会导致她成为无根的浮萍，无花的果实。
　　但另一方面，波琳将自己在南方排列小物品的创造性又移植到了北方白人家的厨房中。在这个过程中她也得到了一种满足感，一种内心的平静感。正如韦德－盖勒斯 (Ｗａｄｅ－Ｇａｙｌｅｓ）指出：波琳的行为与其说是破坏性的不如说是创造性的，因为在费舍尔家中的“黑人老奶奶”角色给予了她渴望的宁静和力量，使她拥有了安排自己事情的权利，这弥补了她因在与乔利的性生活中不能获得权利的失落感。“在她内心深处，她没有失去权利，相反，她在获得权利。”⑥就个人而言，波琳的行为与莫里森的第二部作品《秀拉》的主人公秀拉类似，都是对黑人民族主义理念的莫大讽刺。黑人民族主义者曾一方面强调“繁殖后代是黑人女性最具有革命性的贡献”，另一方面又说“母亲是所有革命性理念最大的敌人”⑦。这种理念在表述上明显自相矛盾。波琳虽生育了佩科拉，实现了革命性的贡献，但同时她又放弃了做母亲的责任，为追求自己内心的平静而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从这一点来看，波琳的选择并非式萨特式的自由选择，也就是说，她不是自愿地融入白人主流文化，而是作为一个富有黑人女性主义思想的个体进行选择，是对黑人民族主义理念中不合理的部分进行的抗争。
　　最后，重建个体文化身份的困惑还表现在莫里森对此问题提供的多种解决方法上。在《最蓝的眼睛》中，莫里森描写了一个破损和扭曲的世界：代表自然的一年四季在作品中的顺序以秋、冬、春、夏的颠倒顺序出现；没有成长、更新（在一九四一年的秋天没有金盏草）；个体、家庭和整个社区都呈孤立无助状态而且不能实施自己的功能；整个世界被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中；白人主流价值观的入侵导致黑人的爱、自由及成长都产生了严重的扭曲。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莫里森在作品中也尝试着提出解决的方案：一是作品的主要叙述者克劳蒂亚一家，另外一个是三个妓女的所作所为。
　　与三个妓女的理想化相比，黑人女孩克劳蒂亚一家显得比较现实。首先它体现了黑人社区的养育功能。杰克•马丁和温迪•哈丁认为，黑人社区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它们分别是：“提供营养、疗伤和用自然的过程来取代主流文化对科技的迷信。”⑧当乔利放火烧了自己的房子使佩科拉无家可归时，是克劳蒂亚的父母收留了她，给她提供住处和食品。虽然物质的贫乏使克劳蒂亚的母亲唠唠叨叨、牢骚满腹，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能收留佩科拉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其次，克劳蒂亚的父母还在黑人文化的传承中起着纽带的作用。如他们保留了黑人社区特有的口头叙述传统，这种传统主要表现在音乐上。音乐在黑人文化中起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这一点在克劳蒂亚母亲的身上体现尤为明显：无论心情好不好，她都会用音乐来解脱自己，用音乐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当母亲心情好时唱歌的话，那将不是一件坏事，她将会唱出困难的时光、不好的时光以及某人走了而独留我一人的时光。”在作品中，克劳蒂亚一家既是黑人文化的守护者也是传播者，这可以从克劳蒂亚对待圣诞礼物的态度中看出。当她解释为什么要毁坏母亲送给自己的白人洋娃娃时，她说她最想要的圣诞礼物是一种经历，即“她想坐在祖母家厨房的小凳子上，腿上放满了紫丁香，听着祖父为她拉着小提琴”。此处的厨房、紫丁香和音乐都是纯粹的黑人文化的体现者，它无疑给克劳蒂亚以深刻的影响，在有意无意中使她成为黑人文化的坚定捍卫者；最后，与乔利夫妇相比，克劳蒂亚的父母体现了深切的家庭责任感。在他们的爱与精心呵护下，克劳蒂亚得以健康地成长，能以比较健康的心态来回顾佩科拉的悲惨经历，并勇敢地承担自己的责任。最为重要的是，他们给了克劳蒂亚勇气以拆开圣诞礼物小洋娃娃从而获得自己的话语权、获得自我的承认。
　　“我没法爱它，但我可以检查它……折断它的小手指，拗弯它的平脚，解开它的发束，把它的头转个个儿……挖掉它冷冰冰、痴呆呆的眼睛，把它的头扭下，抖出它的木屑，把它的后背往铜床上猛砸……它还是咩咩地叫，披着薄纱的后背裂开，我能看见缘盘上有六个孔眼，这就是发音的奥秘所在。只不过是个金属圆形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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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最蓝的眼睛》同一年发表的《黑人女性》的编者托尼•凯德（Ｔｏｎｉ Ｃａｄｅ）表达了与克劳蒂亚同样的看法：“你要想获得自我，你就要打破幻想，打破神话，把头上的白色洗掉，在斗争和探知真相的过程中承担自己的责任。”⑨克劳蒂亚的探知过程并不仅仅是打破，更具有深刻意义的是，她的行为暗示出占主流的白人文化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建构起来的，既然是建构，就存在着被解构的可能，就存在着多种文化并存的多元局面。
　　但克劳蒂亚的父母所代表的黑人传统文化也并非完美无缺，同样存在着裂痕：如在圣诞节为女儿购买礼物时，母亲并没有询问女儿的心愿就直接购买了白人洋娃娃，他们认为那应该是女儿最想被满足的愿望，因为他们自己从小就希望得到这样一份礼物；而生活的困苦和现实的残酷也使得他们无法将自己所守护的文化完全传递给女儿：如当母亲与别人交谈时，克劳蒂亚姊妹俩虽然能体会到语言和声音的优美，但“并不能理解她们话语中包含的所有意义”。传统的断裂则暗示着主流文化的侵蚀：如在为佩科拉的婴儿祈祷健康时，克劳蒂亚把野菊花的种子和美元同时埋在地下。用种子的发？和成长来象征婴儿的成长，这正与黑人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相暗合；但美元又象征了美国本土的消费主义。两种不相容文化的同时出现，既预示了佩科拉新产婴儿的死亡，又预示了文化认同的不现实性。这一点也同佩科拉的经历有点类似：在追求一双蓝眼睛的过程中，佩科拉认为，吃印有白人头像的包裹纸包着的糖就能拥有一双蓝眼睛。佩科拉的所作所为让人想起非洲的古老传统：要想获得某种力量，只要吃掉代表该力量的物体即可。同样，在这里非洲文化与白人文化的不相容性也预示着佩科拉最终疯狂的结局。由此不难看出，无论父母亲是隐去（如佩科拉）还是存在（如克劳蒂亚），在白人主流文化的冲击下，都无法避免黑人文化的断裂。
　　莫里森提出的另一个解决办法是以三名妓女“波兰”“中国”和“马其诺防线”为代表。该故事发生的背景正值二战期间，三名妓女的名字不由让人想起二战时的三个国家。尽管这三个国家在战争期间饱受侵略和凌辱，但它们的文化一直得以完整的保存。这点同三名妓女的生活现状正相暗合：她们也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但她们却按照自己的方式顽强地生活着。她们生活中的欢歌笑语既是文章中沉闷、抑郁的背景中难得的场面之一，又反映了“世俗狂欢的幽默”特征，在这种幽默中，她们以“欢乐的相对性颠覆着主流社会的真理和权威”⑩。她们不但歧视包括黑人男性和白人男性在内的所有男性，而且鄙视那些假正经的女性。她们对一切抱有的仇恨态度使她们有机会在黑与白之间、在男与女的二元社会中寻求新的可能性，这一点无疑比克劳蒂亚一家更具革命性。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三名妓女与一切的隔绝使她们“无欲追求任何的影响和传统”{11}。她们虽然给佩科拉提供了真心真意的爱，却不能阻止她最终走向毁灭。她们对克劳蒂亚姊妹的拒绝实际上是拒绝了她们自己。尤为重要的是，她们这种因反抗而获得的自由实质也是扭曲的自由。“在一个病态和由权力操纵的社会中，自由也是被扭曲的。”{12}与莫里森其他小说中的一些人物一样，她们的自由是在痛苦的经历之后获得的：如乔利在经历了被抛弃和拒绝后获得了自由；秀拉是在得知母亲不喜欢自己及在自己失手淹死小鸡时获得了自由；同样，这三名妓女是在被主流社会隔离后获得了自由。正如莫里森所指出的那样：“她们的自由与其说是完美的获得，不如说是一种剥夺。”{13}所以说，她们的自由并不是自我的选择，也与本民族的义务和责任没有任何联系，她们的自由只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并没有明确的实际价值，仅仅是一种空中楼阁。
　　综上所述，莫里森在小说《最蓝的眼睛》中描写了一个破碎不堪的黑人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黑人的一切努力只是多提供一个选择而已，因为，正如克劳蒂亚所认为的那样，人们处在一个无法征服的世界，大家所能做的只是“适应而不是提高”。
　　
　　① 转引自刘捷等译:《非洲裔美国黑人小说及其传统》,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版,第236页｡
　　② Wendy Harding & Jacky Martin: A World of Differ-ence-An Inter-Cultural Study of Toni Morrison’s Novel, Westport: Creenwood Pre , 1997. p112.
　　③⑥{11} Cited from Wilfred D. Samuels & Clenora Hudson-Weems: Toni Morrison,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89. p27.
　　④ Cited from Philip Page: Dangerous Freedom, Uni-versity Pre  of Mi i i i, 1995. p48.
　　⑤ Philip Page: Dangerous Freedom, University Pre  of Mi i i i, 1995. p48.
　　⑦{12}{13} Linden Peach, Editor: Toni Morrison, New York: St. Martin Pre , 1998. p78, p34, p34 .
　　⑧ Wendy Harding and Jacky Martin, A World of Differ-ence, Westport: Creenwood, 1997. p94.
　　⑨⑩ Cited form Gurleen Grewd: Circles of Sorrow, Lines of Structur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 , 1992. p36, p39.
　　另注:有关引文均来自Toni Morrison:The Bluest Eye,Published by Vintage,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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