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又一次关注沈从文初作于七十六年前的短篇小说《丈夫》，是因为《名作欣赏》将其作为首次“经典邀赏”的文本。作为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阅读者，我们对这个经典文本并不陌生，但与此同时也减弱了初读时的新奇感与阅读冲动，更何况几十年来的研究者已对这个文本作过多样性的阐释，这就使得我们的阅读极有可能陷入“似曾相识”和“所见略同”的尴尬。然而，既然是经典作家的经典文本，它的经典意义并不会因为我们曾有的阅读际会而丧失，我们相信即使同一阅读者也能在不同的阅读情境和心态中引发新的阅读冲动和新的阅读体验，所以我们愿意借助“经典邀赏”的契机说出我们又一次阅读的体验。
　　
　　一
　　
　　初作于一九三?年的短篇小说《丈夫》，凝聚了沈从文对变化中的乡土社会的关怀。小说在讲述老七和她的“汉子”的故事之前，先以克制的语调讲述了离城只有三十里的小山村黄庄众多青年夫妇的惨痛人生：因为“地方实在太穷，一点点收成照例被上面的人拿去一半”，致使这里的村民一年中有一个季度靠“红薯叶子拌和糠灰充饥”，即使这样，也难以为继。贫困和死亡这两把合而为一的利刃将这里的青年妇女逼上了去城里“做生意”——卖淫之路。这种生存挣扎历时已经很久了，屈辱辛酸的岁月洗去了这些女性的青春、淳朴和魅力，又有更年轻的妇女源源不断地替补到这支卖淫的队伍中来：“在市的小河妓船上，决不会缺少青年女子的来路。”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妇女和他们的丈夫就这样屈辱地生存着；这种生存并不仅仅限于黄庄，黄庄只是沈从文于沉寂无声的乡土世界里所摄取的一个叙事视点，正像“老七和她的汉子”是众多青年夫妇故事的叙事视点一样。然而，乡土生命令人惊心动魄的非人遭遇却因为时间太久、范围太广而对人们形成了异乎寻常的同化力量，如此沉痛而屈辱的人生竟然在广袤的乡土上波澜不惊。沈从文以冷静的叙述契合着那本色的乡土人生，就像讲述一个美丽的传说那样委婉徐舒、漫不经心，他把自己内心的沉痛和情绪涌动让位给读者去设身处地的体察，当读者心里回旋着痛彻心肺的情感波澜之时，或许还浑然不觉这原本是作家积压在冷静叙述中的情潮在读者心中的奔腾，也许只有在此时此刻，我们才能在读者与作家双向互动的情绪体验中真正掂量出沈从文本色叙述的匠心。
　　也许沈从文对乡土的关怀并不像鲁迅那样直抵历史文化的旷野，从乡土生命的精神重负去叩问他们的悲剧之源，从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社会功能和总体社会效应。沈从文的目光所直接逼视的是造成乡土生命屈辱悲哀的现实性外部社会原因，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输入中、在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政治——经济结构形态下的乡土生命所受到的巨大挤压，他们在承受极度贫穷与窘境的同时，也承受着巨大的屈辱与悲哀。所以我们在《丈夫》这篇小说中所捕捉到的关键词便是“贫穷”与“屈辱”，这使我们有理由认为沈从文可能是最早从城乡差别及其不平等现状来思考乡土困境的现代作家之一。地方太穷，整年劳作，依然连最低的生存都难以维持，可是，就在三十里以外的城里，妻子每月把两个晚上所得的钱送给乡下丈夫，他就可以“过了好日子”。城乡生活的难易差别可见一斑。城市生活是悠闲而适意的：可以到三元春看夜戏，到四海春喝清茶，还有吊脚楼下妓船上“大臀肥身年青女人”可供玩乐。因此，地方的穷，有乡土自身的原因，也有城乡不平等的原因。沈从文还注意到导致乡土贫穷的政治性因素：一点点收成照例被上面的人拿去一半。这是对乡土现状的历史性反思，作家站在三十年代的时间之维上，思考着千百年来中国政治与乡土的关系：“照例”的夺取，而且夺去的是“一半”。沈从文犀利地逼视着“上面的人”——各色统治者无休止的强取豪夺。小说对政治的批判自然不能简单视为作家对中国三十年代阶级关怀文学主潮的主动呼应，但文本的历史存在至少是对有关沈从文不关心现实社会矛盾的误读的有力抗辩。
　　
　　二
　　
　　城乡生存的两极对比挑战着乡下人对乡土的固守，诱发了他们“向城求生”的精神诉求和实质性的生存转向。极度的贫穷使美丽的乡土变得异常沉默，沉默的乡土负载的是乡土生命无声的屈辱，为了最基本的生存，那些年轻漂亮的乡村女性被迫卷入了城市，但她们却是以非人的姿态介入城市生存的。在生存与尊严的两难选择中，她们不得不以可贵的尊严换取维持起码生存的物质。然而尊严不仅从这些年轻漂亮的女性身上被剥离，而且还波及到对自己丈夫尊严的更为严重的伤害。小说的标题直接将悲剧的主体定位为“丈夫”，就彰显了作家对乡土生命悲剧的深层次窥探。如果说这些年轻女性卖淫求生给丈夫的男性尊严带来的实质性摧毁，因为城乡的地理暌隔还不能为丈夫们直接感知的话，那么当沈从文“残忍”地将老七的丈夫由乡下对自己的女人进城“做生意”的间距性模糊感受推到了老七屈辱求生的现场的时候，“尊严”问题就成了作家近距离逼视的焦点。小说以“丈夫”的亲历亲见，对老七“做生意”的真实底蕴作了细致逼真的勘察与揭秘，使“尊严”问题对人的灵魂煎熬大大超越了生存困扰。
　　老七的汉子穿上洗浆干净的衣服来城里看望“做生意”的妻子，当天晚上老七忙于“生意”，把他关在小船后舱，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甚至也没有权利互诉满腹的琐细家常、夫妻私语。苦闷的汉子把夫妇间的情意、思念以及对于亲昵的生理、心理渴望都憋在心头。第二天上午本来有机会与老七亲近，可是，老七一早就到庙里还愿去了，夫妇俩从而错过了这个难得的清静时空，因为一般来说，这时很少有嫖客上船。其实，“还愿”只是借口，在中国只有达官贵人家庭才有较为固定的烧香还愿的日子，比如初一、十五；一般平民百姓是没有这么多讲究的，什么时候有空，就什么时候去。老七和“大娘”有意避开，因为她们都明白，这么久没有见面了，汉子不仅有许多话要同老七说，还有一个青年男子、一个丈夫对妻子的生理冲动。但是，这对夫妇已经没有了这样的自由和权利了，这些妓女甚至不能像商家那样挂出“今日停业”的牌子，这只要从接下来的四个不同嫖客同样粗暴的行径中就可以看出来。
　　汉子见到的第一个城里男人，是老七的熟客，也是老七的“干爹”——水保。表面上，水保很亲切，跟汉子没完没了地唠叨着那些他并不感兴趣的话题。但从水保在岸上用不耐烦的喊声把躲在船尾的汉子逼出来，到撂下“告她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水保一直不露声色地显示出自己的威严，他和汉子的交谈是一种消遣，跟在大街上看耍猴没有什么区别。汉子倒是从中满足了宣泄的需要，他把一肚子想要跟老七说、却没有机会说的话全部说给了水保听。他讲到自己因为老七爱吃而一个一个为她挑选大栗子，讲到爱捣乱的小猪，讲到曾经因为一把失踪的小镰刀而把老七冤屈得哭了半夜，讲到希望明年“来一个小宝宝”……这个憨厚天真、心地善良的青年农民对眼前这位城里的“有身份的主顾”真可谓是掏心掏肺。对这个穿着猪皮靴子、戴着一颗其大无比的黄金戒指的“大爷”，汉子起初连正眼也不敢看他，是从脚看到手最后才看到脸膛的。在这位先声夺人的城里人面前，汉子变成了童话故事中小人国里的小人，匍匐着仰视这位有钱有势的大爷。强烈的陌生感和距离感没有抵挡住更为强烈的倾诉欲望。在很长时间里，汉子都沉浸在宣泄后的快乐中，当水保离开时吩咐他告诉老七“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他也没有领会其中的含义，而继续沉浸在这种愉快的心情中，“感到要唱一个歌了，就轻轻的唱了一首山歌”。
　　汉子这么长时间地袒露心迹，像水保这样八面玲珑、见多识广的人当然不难看出他对妻子强烈的亲近欲望，可是，他对汉子却没有一星半点的体恤和同情，偏偏要在当晚来占有老七，拆散这对难得一见的夫妇。当然，没有他，也许还会有别的男人来，但只要有他，就杜绝了这对夫妇亲近的机会。在水保眼里，这位老实巴交的乡下人，不是一个有欲望、有感觉的男人，而是一只猴子——一个用来观赏和取乐的猴子。水保对汉子的鄙视、不屑和践踏是掩盖在亲切随和的长者风范之下，是以不露锋芒的方式进行的，因而也是不易觉察的。等汉子反应过来，已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于是，汉子再也没有唱歌的心情了，并从心里讨厌这个“用酒糟同红血所捏成的橘皮红色四方脸”的有钱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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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水保的行为还有一丝隐蔽性，那么两个士兵则是有恃无恐的胡搅蛮缠。汉子吓得躲进了后舱，要不是老七把他们引向了自己的身体，汉子如果不想死，就只有拉着胡琴替自己妻子的两个嫖客助兴了。趁着酒兴，两个嫖客放肆地与老七淫乐，连什么“丑事”都习惯了的老鸨看到那样的情景都觉得“不成样子”，“骂了一声猪狗”。后舱是深爱着自己的丈夫，前舱是自己不得不用肉体伺候的嫖客，小说虽然没有正面描写老七的内心感受，但她的无可奈何和忍气吞声却从字里行间溢出。两个士兵走后，丈夫还在后舱不出来，老七爬过去想安慰他，但已经没有语言可以抚慰这个受伤的男人了。老七又有什么办法呢？既惹不起这些当兵的，又迫切需要钱，士兵刚走，大娘和老七就饶有兴味地辨认士兵付给她们的四张票子的真伪。钱呀，为了活命的钱。小说到这里，已经把乡民的贫穷以及她们对金钱的极度需要刻画得入木三分，虽然在叙事风格上依然保持了相当轻松的格调，但沉重的气息透过文字的“肉身”直逼读者的心灵。
　　士兵并不知道拉琴的就是老七的汉子，他们是在不知情的情形下刺激了汉子的男性尊严。沈从文让汉子在紧挨着的后舱谛听并想象着老七和两个士兵夸张、激烈的性行为，士兵越是无所顾虑，汉子的想象越是紧张，他无法继续装呆、无法继续装麻木，男性原始的羞辱感终于冲破了金钱的外壳，顽固而脆弱地在他的心中生根了。
　　如果说士兵是以现场的强烈的刺激让汉子无地自容，那么，接下来，巡官则是和水保一样以无视汉子的存在对他给予心理和人格的摧残。巡官上船后询问的第一个人就是老七的汉子。看到眼前这个拘谨的“吓得不能说话的”乡下汉子，巡官当然相信水保和老七的话：这是昨天从乡下来的老七的汉子。巡官“看了一会儿男子，又看了一会儿女人”，然后就走了。文本一直没有正面描写老七的容貌，行文至此才暗示老七长得很美。巡官这么一看，就决定当晚要“过细考察”老七选巡官自然非一般士兵可比，可以更为随意地挑选这条河上的妓女，被看上的还有点受宠若惊，只要看看老七的掌班大娘得知巡官要来的高兴劲头就可窥斑见豹了，由此不难想见老七的容貌之美。
　　本来，汉子的羞辱与愤怒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淡化了，他愿意跟老七“讲和”，可是，巡官代替了水保来过夜，汉子只能继续在后舱发呆了。在巡官眼里，跟在水保眼里一样，老七是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取乐的，他们从来就没有、也无须顾及她还有个在眼前的丈夫，而且是昨天刚刚来的。老七连同她从乡下来的汉子已经失去了做人的资格，而沦为玩物了。虽然村民们自己一厢情愿地把这种谋生方式称为“做生意”，事实上，他们已经沦为动物的“生”了。最后，来过夜的是巡官，不是水保，而水保是一大早就用坚决而强硬的口气“预订”了的！轻轻一笔展示出城里人际关系是一级级金字塔式的以强凌弱，而到城里讨生活的老七们无疑处于金字塔的最底层——是人人都可以欺凌的。
　　毫无疑问，沉默的乡土与被践踏的尊严是小说文本所着力呈现的，它足以彰显沈从文对外部政治、经济关系所造成的乡土生存环境恶化的敏锐感知以及对乡土生命现实命运的深切关怀。然而，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容易被读者感知的层面，也是一个最有可能造成研究者公共性话语表达的层面。文学艺术的经典是读者心中永不褪色的光芒，但对经典的解读一旦由原创变成了公共性常识，一旦不需要解读者探索欲望和创造机制的发挥，经典的光芒也会被罩上沉重的阴影，经典阐释的多种可能性也会在阅读的疲软中受到抑制。那么，对于沈从文的《丈夫》而言，读者最容易感知的层面究竟遮蔽了哪些容易被忽视的东西呢？
　　在对《丈夫》的研读中，我们被文末注明的几个关涉到文本创作流变的时间拴住了视线：初作于一九三?年，修改于一九三四年，重校于一九五七年。我们认为，这几个时间中，重校仅仅是在流动的岁月中对文本原貌提供的技术性保障，而初作四年后的修改则极有可能改写作家乡土关怀的心灵轨迹，从而刷新作为沈从文创作灵魂的“湘西经验”，因此，我们今天在面对这个修改后的文本时，就不能忽视作家的“湘西经验”在两次文本表达中所经历的变奏。在此我们有必要对沈从文乡土关怀的嬗变轨迹稍作梳理：众所周知，沈从文的创作生涯于二十年代中期即已开端，但其真正的丰收却是始于三十年代，而写于一九三四年的中篇小说《边城》才标志着他的创作步入辉煌。一九三四年对于沈从文来说，是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时间，这倒不仅是因为他的辉煌，而更重要的是因为一九三四年以前的写作是有赖于他立于都市而对一九二二年进入北京以前的湘西故土的情绪记忆，这种情绪记忆无疑是真切的、深刻的、独特的，但也难免是历史性的、恒常性的、间距性的。这种“湘西经验”的特质或许对于沈从文小说的乡土关怀超越于同一时期写实性的乡土关怀是至关重要的，但对于二三十年代间急速变动着的乡土来说，沈从文的情绪记忆就更多是历史的记忆，而缺乏真切的现实感和现场感，其乡土关怀就很难被看做是现实关怀。然而，沈从文一九三四年的重返湘西之行却使他以情绪记忆为特质的“湘西经验”注入了真切深刻的现实体验，从而也使他带着历史记忆的乡土关怀迈进了直逼现实场景的乡土关怀，甚至就在这一年创作的《边城》中，他的乡土关怀还从对生命神性的凝眸与憧憬中跨进了对乡土人生形式的理想建构。这样，我们以一九三四年作为沈从文创作的重要视点，便可大致勾勒出其乡土关怀的心灵轨迹：对情绪记忆中乡土生命相对的精神常态坚守的深情凝视——对重返湘西后乡土生命在外部变动的强力冲击下，生存境遇与精神灵魂两相激变的真切体察——对从情绪记忆真切返观中的乡土生命历史境遇和现实状况所产生的精神情绪困顿，以及在超越这种困顿的努力中所引发的对生命神性的憧憬，对理想人生形式的构建。倘若这种勾勒基本符合沈从文创作实际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初创的《丈夫》更多地渗透着沈从文情绪记忆中的“湘西经验”，而修改后的《丈夫》则更多地交融着沈从文重返湘西对现实变动中的乡土生命生存境遇和精神灵魂激变的敏锐感受，也是沈从文尚未进入理想人生形式探索的“湘西经验”投射。作家自己在后来的回忆中也分明自觉到他的“湘西经验”在发生着变化：
　　
　　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①
　　
　　作家“湘西经验”的变化还不仅止于感受，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实际创作的冲动：
　　
　　……将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质朴，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以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②
　　
　　沈从文的上述创作冲动实现了吗？我们还未能发现有直接表达这种创作旨趣的作品问世。凌宇先生认为“他终于改写了一九三零年发表的一篇旧作，将他对湘西社会现实的这一认识作出了具象的描绘。这篇旧作就是《丈夫》”③。我们认为凌宇先生这种判断是有切实的文本细读依据的：《丈夫》区别于同一时期带有主流性质的在政治——经济结构关系中的乡土关怀，不仅在于注意到农民因经济的破产而导致的极度贫穷，因贫穷而带来人的尊严的丧失，更在于作家痛心地感受到人们在对贫穷的突围中表现出的对自我尊严被践踏的习以为常。像老七那样的年轻女性在以最卑微的方式换得生存所必须的物质的同时，丧失的是纯朴的人性和良好的道德，“做了生意，慢慢的变成为城市里人，慢慢的与乡村离远，慢慢的学会了一些只有城市里才需要的恶德，于是这妇人就毁了。”我们可以看到，在沈从文的眼中，生存的困境与尊严的被践踏还不足以造成人的“被毁”，而只有当她被城市的“恶德”渐渐同化后，当她们的灵魂失去了自守之时，这才是最令人痛心的“被毁”。尽管这种“被毁”并非是对城市的一种积极迎合，而是一种消极适应，但她们从灵魂自守到对城市“恶德”的适应到底是一种精神的沉沦，人的最可宝贵的东西“被毁”了毕竟是不容易修复的，这是人的本质性堕落！不仅如此，由她们的“做生意”所映照出的丈夫也难免精神“被毁”，他们不仅在城与乡的间离中表现出对妻子“做生意”的麻木状态，感到“也竟是平常的事情”，“谁也不去注意”，而且当他们来到城里，置身于尊严被践踏的无情现场，其“吃惊也依然是暂时的事”，居然以能和妻子说几句贴心话为满足，甚至在公然宣称要占有妻子的水保面前，也为水保请他去“吃酒”感到“欢喜”，尽管在小说的结尾我们感到了丈夫的灵魂伤痛，尽管夫妻双双已离城返乡，但他们能返回到精神灵魂的原初起点吗？只要乡村的严峻生存现实没有改观，其返回的灵魂完全可能再一次被逼向那令人堕落的精神场景之中！难怪当一位与沈从文同辈但未曾谋面的读者在十余年后读到《丈夫》时曾深受感动地说：“这篇小说真像普希金说过的，‘伟大的俄罗斯的悲哀’。”④因此，我们认为，只从生存和尊严意义上把握沈从文的乡土关怀不仅是片面的，而且也可能对沈从文带着新的“湘西经验”的改写产生隔膜。
　　
　　能从《丈夫》这个文本中读出沈从文对在社会巨变冲击下被腐蚀的乡土灵魂的深切窥探应该是不难的，但能意识到沈从文实现从一般的生存关怀到具有本质意义的精神灵魂关怀跨越的特殊意义才是至为重要的。在我们看来，《丈夫》从精神灵魂层面上的乡土关怀不仅彰显了沈从文两度“湘西经验”的文学变奏，也隐含着他第三度“湘西经验” (即《边城》等作品中对生命神性的憧憬）的必然性逻辑演进与情绪升华。如果将沈从文整个创作历程中的这种富有特殊意义的乡土关怀放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宏大视野中，其价值就不只是限于沈从文的个体意义了。这不仅因为在三十年代以关注农村经济破产背景下乡土生命的黯然现实为母题的文学主潮中，沈从文因提供了属于自己独特的乡土关怀及其情绪表达显示了超越性的意义，更因为他从人的灵魂逼视与拷问中与鲁迅达成了某种意义上不期而遇的默契。但鲁迅对乡土生命的灵魂审视早已顺理成章地获得了读者的认同，而沈从文的这种努力却一再被人为地误读并遭到了未必合理的忽略。当然，我们实在无意于将沈从文的努力生硬地纳入到鲁迅的价值系统，而是认为人的悲剧的真相更多地沉淀在人的灵魂深处，因而最有价值的生命关怀应当是精神灵魂的关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以同样具有执著深沉的乡土关怀的鲁迅为参照来考察《丈夫》的价值。但即使如此，沈从文到底不是鲁迅，他也更未在自己的乡土关怀中复制鲁迅的姿态，而是沿着自己的“湘西经验”的嬗变轨迹书写着属于自我的乡土情怀。当我们即将完成对《丈夫》又一次阅读体验表达的时候，我们还想说的是，《丈夫》的价值不仅体现为它在沈从文创作历程中的特殊意义，更体现为它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乡土表达中的特殊意义：如果说鲁迅更多地从对历史文化的重负与拖累的严峻审视中深刻洞悉了乡土灵魂的沉默，沈从文则更多地从对社会历史现实巨变的冷静逼视中呈现了“正直素朴”的乡土灵魂走向腐败与溃烂的惨痛图景。
　　
　　①沈从文.《长河·题记》[Ａ]．《沈从文小说选》第二集[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339页．
　　②沈从文.《边城·题记》[Ａ]．《沈从文文集》第六卷[Ｍ]．广州：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1992年，第72页．
　　③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230-231页．
　　④转引自黄永玉.《在太阳下的风景》[Ｊ].《花城》，1980年，第5期．
　　

• 余荣虎　何希凡： “湘西经验”在乡土关怀中的文学变奏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