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长恨歌》出版至今已有许多批评家从历史观、日常化写作、女性意识、怀旧情节、悲剧命运等不同角度进行了准确细致且有见地的分析，但大多集中在整体性、宏观性的评述，缺少真正的文本细读和其悲剧根源的深层探索。鉴于此，本文将从王琦瑶生命个体出发，由历史与性格层面入手，探究其悲剧命运形成的潜在根源。
　　毋庸置疑，王琦瑶命运具有悲剧性，但不能说她的人生悲剧完全由命运造成。“命不好”、“命该如此”等非意识形态因素，成为当下一些研究者的重要依据。米歇尔·福柯自创过一种对文本的分析模式，他说：“这种分析不同于思想史或科学史，它是一种探求，旨在重新发现知识和理论成为可能的基础是什么，知识是在什么样的秩序空间中构成的。”这种分析模式改变了我们以往对问题的思维方式，即“它的目标不是裁定不同思想价值体系的高下，而是要找出它们的规律性和历史的脉络。”由此我们看到，福柯考古学其实是在教给我们一种别样的思维模式，就是透过普遍现象，考证其现象或思想背后潜在而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如果将这种方法运用于王琦瑶悲剧根源的分析，在其悲剧命运背后挖掘出潜在的规律性根源，可能会使我们的思索跨越静态表层的形象分析，进入一种动态而内质的规律性探求。
　　
　　历史与文化：隐性外在根源
　　
　　“上海四百年前只是个渔村，既荒凉又没有根基，当外国资本涌入进以后，上海仅有的一点本土文化也很快被淹没，一九四九年以后，上海还未长成的殖民化组织又被新的工农联盟所取代，所以，上海的文化总是被切断。”这是作家王安忆对上海历史与文化作出的最简捷概括。它透露出一种信息是，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的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发展，造就了上海这座极具诱惑性的“东方小巴黎”现代都市的耀眼与繁华。但同时，也造就了上海人。那里的男人和女人，上演了一幕幕传奇而又现实的故事。其规模有似于李欧梵说的：“三十年代上海的现代文明显然已达到国际水准，于广大的乡土中国俨然形成两个不同的世界。”也就是说，上海的这种混合性历史文化与超前生存意识，一步步蚀掉了他们原有的保守情结，融入进纸醉金迷、灯红酒绿、今宵有酒今宵醉的浮躁生活中。他们在潜意识中已承认并接受了那个金钱化、利益化、投机化的现代商业都市，他们渴望这个城市的繁华，也渴望自身能够成为这繁华世界的弄潮儿。所以，这里的男女，好像都在期待着什么，计划着什么，或是预谋着什么。男人在这个“冒险家的乐园里”做着发财梦，女人在这个“繁华似梦”的交际场所幻想着奇迹出现。他们根本无心游弋于时局政治的变幻莫测，更不趋同于奢谈革命。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游戏心理状态下，一次煞有介事的赈灾活动才得以轻易地变成为一场金钱化、利益化的选美游戏活动。加之上海女人的肤浅与精明，不甘作时代的附属品，于是迎合了当时上海社会的这种文化心态，从阁楼闺房走上了社会舞台。王安忆这样描述：“上海的小姐们就是与众不同，渴望出人头地，有着名利心，而且行动积极，不是光说不做的。她们甚至还更勇敢，更坚韧，不怕失败和打击。”当然，即便是在这样比较开放的社会环境，女人即便是从阁楼走向了社会，而她们毕竟生存在“一个雄性的世界”，因此决不会成为社会的中心和主宰，大多不过作为各式各样的“花”，供给不同的男人世界把玩或欣赏罢了。
　　王琦瑶在这样一种历史文化背景下出场，本身就预示了一种悲剧。因为，历史与文化会一直在她生命中回旋、生长，甚至左右着她。历史与文化在这里不再是小说中各种人物的舞台背景，而是作为一种存在于人事之间的潜在力量，始终追随着人物与事件的发展。她的生存空间、生活观念、情感本能、生命力、传奇命运和悲剧结局，都在这种历史与文化中生长出来。从开始历史与文化对她以及他人的思想俘虏，到后来无法摆脱个体历史经验的记忆，历史与文化的存在逐步把她的人生推向了悲剧深渊。因此我们说，历史与文化是王琦瑶悲剧命运的根源之一。
　　文本中的王琦瑶作为女性确实非常美，美到让人妒忌的程度。但是，在姣好外表给她带来区别于他人资本的同时，却也使她卷入了无力抗拒的随之而来的繁华与时尚、性感与风情的诱惑之中。她的外婆说得好：“长的好，要自己不知道还好，几年一过就蒙混过去了。可偏偏是在上海那地方，都是争着抢着告诉你，唯恐你不知道的。所以不仅是自己骗自己，还是齐打火的骗你，让你以为花好月好，常聚不散。帮着你一起做梦，人事皆非了，梦还做不醒。”从被硬邀片场参观，到偶然成为“上海淑媛”，再到策划中的“上海小姐”，王琦瑶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由次要角色转向主要角色。习惯了穿着旗袍，踏着高跟鞋，踩着霓虹灯，熟练地穿梭于各种酒会及人们的掌声赞美声中。尤其是披上“上海淑媛”与“上海小姐”虚荣的外衣后，她更被那种奢靡浮躁的生活所征服。认为这样的生活就是她的生命，就是她所追求的幸福。悲剧的初始根源就在她思想完全被那种混合性历史文化背景所形成的现实性生存态度、审美意识所征服时隐现，并逐渐与其产生了血肉般的联系。这种认同感和“上海情结”很快变成了她决定自己生活方式的心理定势，最终变成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随后而来的李主任，要把她带到上流社会的繁华顶峰时，王琦瑶其实是盲目而又清醒地小心翼翼地接受了那种生活。按文本所言，他们并不相爱，但一个有身份的男人可以改变一个女人的身份。那个男人喜欢美女，那个女人喜欢奢靡。相互的需要和相互的利用，使他们走到了一起。简单而实用，上海人的性格。直到李主任遇难，王琦瑶也变成了历史，这时，她的 “娇艳风情做到了头，女人也做到了头”。
　　历史不会因为某人某事而停滞，而改变。但它会随着时间的发展，生长出让人无法预料更无法改变的历史文化现象与思想或幻觉。曾经的繁华旧梦尽管短暂却难以忘记，因为它已变成王琦瑶身上褪不掉的独特生命记忆。它的独特不在于那个人的关系，而在于那生活与身份具有了历史性。它代表了王琦瑶的过去，同时也证明了上海的曾经辉煌。那是一种不可逆转、不可改变、不可忘记的个体性记忆，也是一种沉积于二百年历史文化过程的上海记忆。这种独特的历史性生命体验，没有因为时过境迁而消退，更没有因为解放扫尽阴霾。它作为一种非常态的生命记忆，显在或潜在地左右着王琦瑶新生命体验的开始，使她无法从旧历史的记忆中走出去。这时候的王琦瑶已不是一心要把人生推着往前走了，她几乎是停滞在了那里，看着时代的车轮轰轰烈烈地开辟新纪元。而她，仅作为看客而已。也许，连欣赏的心情也没有，只是一种为应付生命的存在而存在着。她会在集雅公寓给病人打针时，无由地想起昔日的爱丽斯公寓；还会在酒精灯蓝色的火苗中，看到“歌舞永恒不止”的斑斓景象。她会穿着带有霉味的旧式旗袍去迎接清一色人民装的挑战：“总是穿一身素色的旗袍，在五十年代的上海街头，这样的旗袍正日渐少去，所剩无多的几件，难免带有缅怀的表情，是上个时代的遗迹，陈旧和摩登集一身的。”衣服虽然旧了，变质了，但穿的人没有变，穿的心情和感觉没有变。在新时代里，她好像一尊雕塑，静静地矗立在原地，用她自己独特的历史性经验观照着当下的时代发展。无声的家具与有声的电车也为她曾有过的人生辉煌作着证明：“桃花心木上的西班牙风的图案流露出追忆繁华的表情，摸上去，是温凉漠然的触觉，隔了有十万八千年的岁月似的。”“这城市里似乎只有一点昔日的情怀了，那就是有轨电车的当当声。”王琦瑶穿着旧式衣服，坐着旧式电车，用着旧式家具，却意在寻找四十年代的影子。而且，在对待选择男人的问题上，她也是在旧的模式上选择新的人。往事早已灰飞烟灭，可望不可即。但她依然走不出自己的过去，开始不了自己的现在。她跳进了自己给自己设定的悲剧性历史文化圈子中，等待着生命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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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独特的历史性生命体验，不仅影响着王琦瑶个体生命体验的发展开拓，也让她周围的人始终对她抱有一种历史性期待。她的美艳、优雅、得体、沉稳以及她曾有过的辉煌历史，都成为旧上海精神与昔日繁华的代表与见证，并积聚为一种历史文化沧桑感，体现出某种世俗化精神气质和古典式的雍容华贵。人们关注她，想了解她，这就越发使她无力自拔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生命体验沉积。她的朋友、男人，事实上都是欣赏并陶醉于曾经的她，在她身上寻找着曾经有过的上海痕迹。也许只有相互的需求和缅怀，才能在他们怀旧的意识中，填平他们精神空虚的缺憾。包打听严家师母，阔少爷毛毛娘舅，永远作为“底”的程先生……都是上个时代的弃儿，都曾经像王琦瑶一样有过醉生梦死的过去，而在这新时代中都不能找到属于自己合适的位置，他们只有把自己排除于新时代的潮流门外，追寻个人边缘化的生存空间与生存方式时，才能够安心地走过一天又一天。于是“人随着时代走，心却留给了那个时代，人变成了空心人”。所以，他们和王琦瑶似乎有一种无意识的结盟关系，都在彼此的温存中寻找着过去：每天拉上窗帘、摆上牌局、喝喝下午茶、围炉夜话，外面的世界似乎被他们隔断。在那狭小的空间里，时间好像永远停滞在了四十年代。而王琦瑶却深深地感到，她所期望的曾经有过的生命体验再也没有重现过。虽然，舞会、咖啡、留声机、蒋丽丽、李主任等历史场景和人事关系都曾重新出现，但是，“镶嵌在她生命深处的历史切片折射出的生命的光彩，从此再也没有闪现过。”相反，在她苦苦等待与追寻的过程中，生活更刻薄地加剧了她的悲剧命运。康明逊从旧时代走过来，“人跟了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世纪”。而“王琦瑶是上个时代的一件遗物，她把他的心带回来了。”对于王琦瑶来说，在这样的时代，在平安里这种地方，还能碰到像康明逊那样体贴又浪漫的男人，已是意料之外的事了。而最关键的是康明逊能够读懂王琦瑶的灵魂，读懂她背后旧上海的历史文化，却并不能读懂王琦瑶灵魂里隐藏的“繁华梦”之后的切肤之痛。也许他们有过爱，但这种爱仅是一种彼此的满足。爱的都是那个繁华落去的时代，那爱是不纯净的，非相互之爱。历史文化嵌入了他们的生命，融入了他们的灵魂，因此，康明逊无力承担责任，也不想去承担，只给她留下一个孩子的负担。八十年代与“怀旧新人”老克腊的错位恋爱，双方同样也是在对方身上寻找过去。不同的是，王琦瑶是真的寻梦，真的感受，而老克腊却仅仅是作秀。他是把王琦瑶作为一件古董来品尝与欣赏的，是在涉猎众多情人后的一种怀旧体验。因为历史在他这代新青年的意识中是模糊的，他只是因为对历史文化的好奇才把王琦瑶带回到四十年代的。这使王琦瑶的悲剧人生凭空又添了一道苍凉。
　　由此，我们看出，历史与文化会在无意识中嵌入人的生命，吞噬人的灵魂。也许随着时间的流逝，旧的历史场景和人物关系会以别一种形式再现，而生命体验深处的历史与文化是不可重复的，个体生命体验也是不可逆转的。所以，王琦瑶的思想与生命体验在事实上早已都交给了四十年代，并且永远封存于那个时段。她那时就意识到“所有的争取都到了头，希望也到了头”。也就是说，她的生命由四十年代开始，也在四十年代就结束了。那么，悲剧命运伴随历史发展注定的就仅是她的不甘引发的一种记忆了。
　　
　　性格：潜在内蕴根源
　　
　　性格决定命运。王琦瑶性格血液中流淌着两种相悖的精神，即尼采所说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
　　精神是一种潜在思想，它支配人的行为，因此行为必然表现人物性格。悲剧的核心是使人悲，而悲剧精神却不仅使人悲，还有一种悲壮感。悲壮使人物性格充满了悲剧性，进而导致了命运悲剧。
　　王琦瑶崇尚尼采精神，她的命运悲剧中具备了其悲剧性格，因此她的悲剧可称之为悲剧精神。这是王琦瑶悲剧命运的又一根源。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写到，“艺术的连续发展是与日神和酒神的二元性分不开的，正如生育之有赖于性的二元性一样，其中包含永远的斗争，只是间或有些暂时的和解。”这句话是说，酒神和日神的对立与和解是古希腊悲剧艺术得以源远流长的根本原因，而其中悲剧人物必然是悲剧艺术表现的中心环节；同时，悲剧性格又必然直接影响人物命运的发展；因此，人物性格塑造的成功与否就直接关系到悲剧艺术的兴衰起落。我们何以认为人物性格呈现悲剧性，就是因为日神和酒神两种精神总在相互作用：相容相对，相合相离。日神如梦，酒神如醉。日神精神是一种超现实的梦幻精神，它代表了幻想、追求、理性、道德。而“所谓的酒神精神却是一种最原始的本能冲动，是整个情绪系统的激动亢奋，是情绪的总激发和总释放”。就是说，酒神精神是一种反理性的本能冲动，它代表的是人的本能、疯狂、欲望……因此，在我们的视域里，王琦瑶体内同时充斥了酒神和日神两种精神，也许正是它们，才加速了王琦瑶命运悲剧的进程。
　　事实上，王琦瑶追寻两种精神的本身就已经具备了悲剧性，而她又把这两种精神变成其主导性格特征，这就进一步加速了她悲剧命运的速度和深度。
　　王琦瑶出身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也可以说是城市进程初期小市民的家庭，一个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由于受到小资产阶级新文化思想的，陶，她开始不安于自己应有的女性命运与生活现状，积极地为自己的前途设计了一个梦幻般的角色，并且，自欺欺人地为自己制造了一个又一个非分的梦境。于是，她更不敢去接受现实、面对现实。这成为她潜在性格中的日神精神。如果我们用辩证的眼光看待这种精神，不给予单纯肯定否定的话，这种精神其实普遍存在于每个人体内。人之所以和动物有区别，就是人有自己的思想，而人和人的区别却不仅只体现在外表上，更重要的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思想同时涵盖了梦想、幻想、追求、理想。如果王琦瑶没有幻想，没有追求，她的人生也许只会虚无度过。既不会有四十年代的辉煌和她人生的闪光点，也不会成为上海历史文化的见证人。有人就曾说过：“城市还给女性带来一个莫大的副产品，女性的梦，这也是女性为什么一次次走进城市的原因，也恰恰是这个梦，女性又反过来支撑着城市。”从这一角度而言，这种精神促使她在极短的时间内，体现了她所期望的人生价值，这在她整个人生历程中不能说没有积极意义。但日神精神毕竟是超现实甚而具有虚幻意味的。人生活在现实社会，作为一种存在，不能过度、毫无节制，一味生活在虚幻世界，脱离常规。如果失重，带来的必然是人生悲剧。
　　王琦瑶不仅没有把握好这个度，甚而强化了它。她长期受到上海市民商业文化影响，从小追慕上海繁华；虽然出身卑微，却向往高贵。“上海淑媛”、“上海小姐”梦的实现，使她有机会踏入上流社会，充分感受大千世界的拥挤，车水马龙的欲望奢华，但同时也激起她更高层次的幻想与追求——嫁入豪门，甘作情妇，彻底改变命运、改变小市民身份。《长恨歌》非常明确地指出：“这样出身的女孩子，不见世面还好，见过世面的就只有走这条路了。”王琦瑶就是认识到了这条路的便捷与快速，才拿出自己的美色和青春赌一把命运的。既让自己脱胎换骨，又给娘家争光。然而，王琦瑶终究是一个上海市民阶层的小女儿，骨子里与生俱来的俗气和精明是永远改变不了的。她尽管一生追求优雅，但她终究无法达到高贵境界。他本来与陈先生是天生的一对，却总是把他看做退一万步的“底”。她对婚纱都可以不穿的决绝态度，强烈证明她对李主任那份“责任”的重视。而那“责任”，说到底不过就是一个永久性的物质保证，她却居然视若生命。可惜的是，世事难料，李主任死了，上海解放了。这不仅使她的“上海繁华梦”成了泡影，也使她无法也无力去面对毫无准备、扑面而来的生活现实。下一步如何走成了她一个永久的痛。她已不是过去那个黄毛丫头。转眼之间，上海变得不再是只讲利益、金钱、随心所欲、醉生梦死的“人间天堂”，她也成了一个有过去、有历史的年轻“老人”。这种改变，猝不及防，她只能把自己锁在旧梦世界，用梦来抓住已逝的一切，在一个个似梦非梦中达到空虚的自我精神的满足。她在梦境中选择男人，导致每一次都致自身于尴尬之中。她无视自己的年龄，参加各种舞会并出尽风头，还对年轻人的生活表现出不合时宜的关心和投入，以过去的标准衡量现在的一切。这种梦幻意识贯穿了她的一生，这种理想追求使她在时过境迁的现在，充满了伤感和哀怨。正是在这种梦幻的笼罩下，王琦瑶用孤独和距离保护了自己，也禁锢了自己。她从未真正爱过谁，走近过谁；也从未真正得到过和谐与安宁。她在充满焦虑和感伤的日子里，迷乱满足于舒适而奢华的过去梦境生活，无力自拔。这便是她的悲剧命运，而这又都是她的性格所致。当然，我们同样可以说，也许正是这种日神精神、梦幻意识才让她永远处在社会的边缘状态，让她能够审时度势，凄凉而冷静地处理遇到的问题，在危难之时独辟蹊径，化险为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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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王琦瑶悲剧性格中，还隐藏了一种酒神精神。一种本能的冲动，自然的生命力。具体表现在她疯狂的本能欲望的追求上。上海在混合历史文化影响下，上流阶层制造的价值评判标准与时尚趣味引导并左右着这个城市的生活方式。王琦瑶作为一个中等阶层的子弟，她的生存意识自然不同于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对帝国主义有着本能反抗的贫民阶层。因而，她对社会时尚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本能地存在一种向往和仰慕。这样的生存意识决定了她的价值选择。那么，她就必然要走一条带有传奇浪漫色彩的路。传奇人物一般与众不同、随意而疯狂。王琦瑶在她人生选择的关键时刻，不是没人提醒过她：“瑶瑶，你是受过教育的，应当懂得女性解放的道理，抱有理想，竞选‘上海小姐’其实不过是达官贵人玩弄女性，怎能顺水推舟？”王琦瑶并没听进此话。她疯狂的欲望加之外界社会有意无意的推波助澜，使她的本能战胜了理智，跨入上流社会捷径之途。也许她认为，做达官贵人的玩物也认了，即便是输，也要输得心甘情愿。所以说，“她们是彻底的女人，不为妻不为母，她们是美了还要美，说她们是花一点不为过……她们漫长的一生都只为了一个短促的花季，百年一次的盛开。她们是美的使者，这美真是光荣，这光荣再是浮云，也是五彩的云霞，笼罩了天地。那天地不是她们的，他们宁愿作浮云，虽然一转眼，也是腾起在高处，有过一时的俯瞰。虚浮就虚浮，短暂就短暂，哪怕过后作它百年的爬墙虎。”这便是王琦瑶们的人生观，也是她们悲剧性格中酒神精神的集中体现。何等的疯狂而轻薄，又何等的勇敢而洒脱！“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的上海小姐悲剧文化心态，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来。然而，这疯狂的结果，却只为了献身于一个有钱有势的高等男人。为此，不惜毁了一生，并被一个个男人始乱终弃。与“怀旧新人”老克腊的错位畸恋，更把王琦瑶悲剧性格推向极致。酒神精神的悲剧意味沉甸甸地被销蚀了。其原因非常明确，酒神的真实欲望，共同造就了王琦瑶、程先生、康明逊、老克腊这些旧时代的遗老遗少。他们都活在记忆中，早已变成了旧时代的漂浮物。因此，他们不甘心那时代已经溃灭，他们要在自己的手心里创造出那个时代，以此延续他们的梦，而这梦实际上早就不存在了。那么，他们必然的命运便是，在自己的手心里摧毁那个海市蜃楼。这时，悲剧精神成为必然，解构也就成为必然。铸成他们悲剧性格的酒神精神经由他们自己的手而被解构。
　　在我们看来，王琦瑶性格中，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实际同时左右着她的思想与行为，造成她的悲剧命运。然而，哪一种最为根本？“尼采认为酒神精神是更为原始的，更为本源的艺术本体，而日神精神是次生的。即使是在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结合的悲剧中，酒神精神也是其背后的本源。”由此来说，王琦瑶人生悲剧的总根源还在于本能欲望。欲望指使下，她对自己的人生有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梦幻破裂后，仍不能满足她所得到的，继续为自己编织更加遥不可及的梦。当然，正是欲望的存在，她才敢于不怕失败，不怕被抛弃，承担了一切，体现出她性格中坚韧的一面。她对自己的追求也曾有过清醒的认识，在陪薇薇照相时她就想：“今天她真不该跟着来，来了也是做看客的，看的又是不想看的，她明知道照相馆这地方是骗人，却还是要上这骗局的当，几十年也不觉悟。”她也曾很理性的知道，“上海小姐”、爱丽斯公寓的生活都是虚幻而不现实的，但在感情上却抵不住诱惑与欲望的冲击，一路沉溺地陷进去。她的一面，如水般的沉静，像雕塑一样，发出光辉灿烂的光芒；另一面却又惊心动魄，像音乐一样，从苦闷的内心发出生命的撕裂。她的性格就在这种梦幻与清醒，感性与理性的矛盾中徘徊前行，最终构成了她命运的悲剧性。
　　
　　结语
　　
　　王琦瑶形象一直是人们评说的焦点。她的身上体现出极强的悲剧性。她的人生过程可以说很精彩，精彩的人生相应更有深度地塑造了王琦瑶的悲剧性格及其典型形象。对于王琦瑶悲剧根源的探索，我们不否认其命运一说，但同时要说明，王琦瑶悲剧根源中，显在潜在地蕴藉了更深层的历史文化与悲剧性格之因。当然，我们还可以从更多的方面去寻其根源，但就本文而言，若能较有力度地阐释清这些根源的内在意义与社会价值，也算是基本完成了该选题的最初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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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　璇： 论王琦瑶悲剧命运的根源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