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沈从文先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奏响的一曲牧歌，多少年来，以其清新的笔调，淡雅的风格，缠绵哀婉的爱情，优美纯净的环境，深深打动着读者的心，以至于在数十年后的今天，茶峒这个地方的人还不能将小说里的人物和现实生活区分开来。他们说：几十年以前，茶峒渡口确实有一位拉渡老人，带着一个长得极美的外孙女在那里拉渡，那个女孩就叫翠翠……
　　的确，《边城》所展示的，是一个美好的世界。这里的自然景物，社会风俗，每个人的品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不带着淳朴、浑厚的美。事实上，作者表现这种美，渲染这个世外桃源一般的美的世界，就是要在当时纷乱的社会现实之中，为人们表现一种理想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为人类‘爱’字做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①
　　既然这个世界这么美丽，那就不应该有忧愁，既然人性那么美好，也不应该有悲剧。可当我们阅读《边城》的时候，却总是隐隐感觉到作品之中笼罩着一层驱拂不去的忧郁。这种感觉甚至不仅仅是因为翠翠爱情的悲剧性结局而产生的。它流动在整个作品当中，像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着这里所有的人和事。让人感到，仿佛一切都是注定的。你看，当翠翠独自一人在船上唱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迎神的歌玩的时候，“那首歌声音极柔和，快乐中又微带忧郁。唱完了这歌，翠翠觉得心上有一丝儿凄凉”。另一处，“黄昏来时翠翠坐在家中屋后白塔下，看天空为夕阳烘成桃花色的薄云……翠翠看着天上的红云，听着渡口飘乡生意人的杂乱声音，心中有些儿薄薄的凄凉”。这里是美，然而也是忧伤，忧伤从美之中掩饰不住地流露出来，使《边城》的风格忧郁而空灵。那么，这忧郁从何而来？笔者认为，忧郁并不仅仅来自翠翠的凄美爱情，它更多来自于作者的心灵。如果我们对作者的内心情感做一番探索，应该能发现其中的秘密。
　　
　　一
　　
　　前面说过，《边城》所表现的是作者理想的人生形式。那么，这种理想的人生形式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湘西社会还存在吗？答案是否定的。作者自己也不情愿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在另一篇作品《长河》的题记中说：“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灭了。”这种变化使作者感到痛惜。他虽然把湘西社会作为心目中理想社会的所在地，可是他也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看到他心目中的理想早已失落，就连他所歌颂的农村社会里正直素朴的人情美也快要消失无余。他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忧郁。这正是《边城》里忧郁情绪的第一个来源：对历史发展过程中苗族人民自然人生形式和民族优秀品德失落的忧郁，也即是对社会现状的忧郁。
　　沈从文是一个苗族作家。他对这个民族有深深的热爱和赞美。在他的心目中，苗族人民拥有的是一种与自然相和谐的人生形式。在这种人生形式下，人人不求名，不求利，每个人按照自然的安排尽自己的一份本分生活着。他们生活在田野晨阳之中，“大人会喝酒，会做事，会睡觉”，“牯牛肯耕田，山羊肯生仔，鸡鸭肯孵卵”，“女人会织布，会唱歌，会找她们心中的情人”。对沈从文来说，这样的生活具有一种静穆的、田园诗似的美。他赞美这样的生活，他更赞美在这简单淳朴的生活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赞美人们先人后己、重义轻利的种种优秀品德。“这些可爱的人物，各自有一个厚道然而简单的灵魂，生息在田野晨阳的空气。他们心口相应，行为思想一致。他们是壮实的，冲动的，然而有的是向上的情感，挣扎而且克服了私欲的情感。对于生活没有过分的奢望，他们的心力全是用在别人身上：成人之美。老船夫为他的孙女，大老为他的兄弟，然后倒过来看，孙女为她的祖父，兄弟为他的哥哥，无不有先人而后——无己。这些人都有一颗伟大的心。”②
　　但这种“正直素朴的人情美”竟然在现代文明的侵蚀下逐渐丧失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③最令人痛惜的是民族最可宝贵品德，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也被由“上等纸烟和各式罐头”所培养起的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所取代，沈从文不能不感到深深的痛惜和忧虑。
　　《边城》里也写到了这种失落的隐忧。王乡绅的大碾房就是一个象征，它时时威胁着翠翠小小的渡船。傩送的爱情选择实际上是在义和利之间的选择，是在金钱和爱情之间的选择。在这一选择过程中，很多人都倾向于碾房。一个长工就曾明确对他说应该要碾房，傩送的父亲也曾为此劝过他。但是傩送丝毫不为所动，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小小的渡船，选择了自己的爱情。正因为他选择的是渡船，正因为他坚持了民族的义利取舍标准，取义而不取利，所以他在作者的心目中才成为民族优秀品德的象征。他的出走也具有象征的性质：暗示了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失落。
　　从情感上说，沈从文深深希望这种品德能够重新回到年青人身上。他说：“《边城》中的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该还保留些本质在年轻人的血里或梦里，相宜环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轻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④事实上，他很希望这一部小小的《边城》能够燃起人们的热情，能够在“过去”和“未来”的对照中实现民族品德的重造。翠翠的等待正是对这种民族优秀品德的一种呼唤。但是，从理智上说，作者似乎又很明白这种回归是一件希望渺茫的事。他所看到的现实使他不能轻易乐观，他不能不为之感到忧郁。小说最后，傩送的久久不归，也正是作者这种无法乐观的心态写照。在他看来，翠翠的命运实在是难以预料。
　　
　　二
　　
　　忧郁情绪的另一个来源是对苗族人民人生和民族命运的忧郁。
　　沈从文是一个苗族作家，他对民族怀有深厚的感情，在他描绘湘西世界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感到他对这个民族以及那些淳朴的人民所怀有的“不可言说的温爱”。但是苗族也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历史上，湘西的苗民被封建王朝歧视，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受到严酷的压迫与剥削。沈从文小时就曾见到过苗族人民被屠杀的情景。《从文自传》对辛亥革命凤凰举义失败后官府的大屠杀作了描述：“城防军把防务布置周密妥当后，就分头派兵下乡去捉人，捉来的人只问问一句两句话，就牵出城外去砍掉……当初每天必杀一百左右”，“河滩的尸首总常常躺下四五百”，“继续了约一个月”之后才渐渐减少下来，并开始采用掷竹茭的方法来决定生死。被杀害者的人头在衙门口鹿角上，辕门上，云梯木棍上随处都是！还有人把割下来的耳朵串成一串，“那么一串东西，一生真再也不容易见到过的古怪东西！”在他自己家里，沈从文也感受到了苗族人民所受的歧视。沈从文的祖母是苗人，但沈家为了隐瞒这一点，在他祖母生下他父亲后就把她嫁到了远处，还在乡下给她立了一个假坟。沈从文小时候曾经在这个坟前磕过头，长大后才从父亲那里听说了事情的真相。这件事给了他巨大的影响，他后来一直坚持自己是一个苗族作家与之不无关系。
　　苦难使人清醒，沈从文几乎是不由自主地一直关心着苗族人民的命运。在他看来，这个民族有很多的优秀品德，同时也经受了太多的苦难。从前，有汉族的歧视，封建政府的压迫，现在，又加上了现代文明的侵蚀。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似乎从来就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她的前途怎样？实在是一件让人忧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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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让他痛心的是：苗族人民虽然承受了太多的苦难，但他们却不能设法去改变这种状况，他们只是过着安于现状的生活，一代代将悲剧延续下去。
　　沈从文对湘西苗族人民所怀的感情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他赞赏他们的淳朴善良，另一方面，他又为他们可悲的处境和命运感到悲痛。悲痛之中他又悲哀地看到这些处于苦难之中的人民自己对自身悲剧性处境的茫然无知。他们对生命缺乏自觉的追求，更谈不上把握自己的命运。他们的生命形式虽然与自然相和谐，但他们实际上还是处于蒙昧的生命状态。沈从文对他们蒙昧的生活深感痛惜。在不少作品中，他都流露出对湘西人民蒙昧生活状态的忧虑。例如《萧萧》，十二岁的童养媳萧萧在自己经历了不幸之后，又把这悲剧延续到了下一代的身上：为自己的儿子娶了一个年长他六岁的童养媳。新媳妇进门的时候，萧萧抱了自己的新生儿在一旁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一切都没有改变，又一个萧萧诞生了，而原来的萧萧还是那样茫然。生命就这样一代一代延续，悲剧也这样一代一代延续。
　　其实，说湘西苗族人民对自己的悲剧性处境茫然无知，缺乏生命的自觉并不恰当。自古以来，面对统治者的残酷压迫，苗族人民从没有停止过争取自由的斗争。著名的乾嘉起义就是一次持续十数年，规模巨大、影响极广的苗民反清大起义。流传在民间的歌谣“平陇吴八月，上山能降虎，下海能降龙，哪怕清兵千千万”，就反映了人们对起义领袖吴八月的歌颂和勇于斗争的昂扬斗志。但是，由于力量单薄，为求生存所进行的反抗总是受到残酷的镇压，苗族人民在封建政府的统治下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不能不承受命运的悲凉也是事实。沈从文看到了这一点，就不能不为之感到忧郁。
　　在《边城》里，沈从文同样怀有这样的忧郁。他曾经几次谈到过翠翠这一形象的来源，其中一次是在《湘行散记》的《老伴》一篇中。他说到当年军队上一个伙伴，在一个小县城看中了一个绒线铺的女孩子。为了接近这个女孩子，他向沈从文借钱到绒线铺去买了三次带子，并且赌咒以后一定要回来娶那个女孩子做媳妇。沈从文承认翠翠那明慧温柔的品性就从这个绒线铺女孩子的印象而来。十七年后，沈从文在回乡途中再次来到了这个小县城，来到了这个绒线铺。令他惊讶的是，十七年前那个明慧温柔的女孩子依然在铺子里两手交换挽她的棉线。后来才知道，这个女孩是当年那个女孩子的女儿，而他的父亲就是自己原先的那个伙伴，他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只是愿望虽然实现，当年那个“伶俐勇敢”的伙伴却早已消失不见，“时间同鸦片烟已毁了他”，他的眉宇间透出“安于现状的神气”。这使沈从文感到十分凄凉。他好像被“时间”意识猛烈地掴了一巴掌，什么话也说不出。人生的不可把握，命运的变幻莫测，湘西人民一代又一代地延续着这种悲凉的命运。所有这些都增加了他的忧虑，融入到《边城》的感慨之中。
　　《边城》里也写到了这种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悲剧的重复。翠翠母亲对于翠翠的命运具有强烈的暗示意义。翠翠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她母亲的悲剧性道路。在老船夫的心头，时时横亘着女儿当年惨死的情景，而“翠翠一切全像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到这母女二人共同的命运”。
　　老船夫到处奔走，希望能够为翠翠安排一个美满的未来，摆脱母亲的悲剧性命运。可是仿佛命中注定，由于种种的误会和偶然，他在忧虑中倒下了。而翠翠和傩送虽然都作出了自己坚定的爱情选择，但是他们仍然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傩送最终不知所终，翠翠只能够无可奈何地等待。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谁知道迎面而来的将是什么呢？沈从文在这里融进了自己对人生命运和民族命运的感慨。苗族人民未来的命运是什么呢？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够摆脱这种悲剧的循环，真正把握住自己的将来呢？这，或许就是使作家忧虑的更为深层的因素。
　　对于沈从文在《边城》里这种忧郁情绪的内涵，朱光潜的说明是相当准确的：“它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郁隐痛，翠翠似显出从文自己这方面的性格……他不仅唱出了少数民族的心声，也唱出了旧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这就是他的深刻处。”⑤
　　
　　结语
　　
　　从沈从文忧郁情绪的来源来看，作家的心灵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他看到了湘西人民自然人生形式的悲剧性，为其蒙昧的生存状态深感忧虑，希望他们能真正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另一方面，当湘西人民开始摆脱自然人生形式，与现代社会相交通时，他又为这种自然人生形式所蕴涵的淳朴美的失落感到忧郁。真是进亦忧、退亦忧。但它并不是沈从文一个人的矛盾，它是一切弱小民族在发展途中都要面临的问题：保存民族文化传统与发展现代文明的矛盾。
　　这一矛盾在历史的转型期常常折磨着思想者的灵魂。众所周知，当不同民族文化相遇时，虽然弱小一方也会对强大一方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但强大一方却更具优势和影响力。这并不意味着弱势文化一无可取，事实上，单从道德层面来看，很多时候弱势文化比强势文化显得更富人情味。也因此保存其精华常常成为折磨思想者的一大难题。在中国历史上，汉族文化是强势文化，苗族文化是弱势文化。苗族生活更多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如果说这两者之间的冲突还不太明显，那么当西方文明之风吹进古老的中国大陆时，人们所感到的冲击就要大得多了。相对于枪炮开路的西方世界，不仅苗族文化，甚至汉民族自身也显得古老而落后。于是向西方学习就成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呼声。“五四”就是一个规模和影响空前的西方思想涌入中国社会的时期。很多人不遗余力地鼓吹西方的先进，对传统取否定态度。沈从文不是一个激烈的革命者，他在西风东渐中仍然看到了传统的长处。他希望在改革进步的同时保存民族的优秀品德，即使这种品德已经失落，他也希望能够用他的作品唤起人们的注意，实现民族品德的重造。他的力量尽管微小，赤子之心足可敬佩。
　　同样的问题今天仍然存在。全球化浪潮中，如何在发展的同时保存中华民族自身的传统？又该保护怎样的传统？作家已经无法提供答案，人们不能不深思慎行。
　　
　　① 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见《沈从文文集》 (国内版)第十一卷,花城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92年版｡
　　② 刘西渭:《<边城>与<八骏图>》,原载1935年6月《文学季刊》第2卷第3期,转引自王珞主编《沈从文评说八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版｡
　　③④ 沈从文:《长河•题记》,见《沈从文文集》 (国内版)第七卷,花城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92年版｡
　　⑤ 朱光潜:《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花城》,1980年第5期｡
　　

• 周文萍： 生的况味与悲悯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6年第10期
• 周文萍： 驱拂不去的忧郁……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