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夜》写于一九四一年六月初，是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所作的最后一篇小说，连载于同月十、十一日《解放日报》。它与一九四?年所作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名篇，均出于丁玲创作因其“脱胎换骨”、“革面洗心”而出现巨大转型之前。①《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小说，因自一九四二年后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屡遭批判和新时期以来得到重评而知名于世；但《夜》却因免于这样的波折而失却了被人们广泛关注、研究的幸运。
　　事实上，丁玲对这篇作品相当看重，且充满感情。《夜》最初于一九四四年被胡风编入短篇小说集《我在霞村的时候》（为“七月文丛”之一种）时，列七篇之末；而一九五?年丁玲！编同名小说集时，将原七篇悉数收入，并另增一篇，但将《夜》列为首篇。她在“校后记”中说：“这其中也不是每篇都满意的，不过我对它们都有些感情，所以全部收入。”②丁玲的知音冯）峰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所作的一篇评论中也对之高度推崇，认为《夜》较之《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等，“是最成功的一篇”：“仅仅四五千字的一个短篇，把在过渡期中的一个意识世界，完满地表现出来了。体贴而透视，深细而简洁，朴素而优美。”③
　　我以为，《夜》在丁玲整个创作道路上的意义乃至文学史上的意义，不在于它的思想、艺术成就是否真如冯）峰所说的那样超越了丁玲的其他名作，而主要在于它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彰显并强化了丁玲的人性视点，即对个体生存处境的关怀、对个体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开始，丁玲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她从征服创作危机开始，中经胡也频牺牲的刺激，最后终于以自愿放弃一己“自由”、投身“革命”而结束。④她将“作者的态度”和“阶级的意识”放在创作的首要位置上，批评青年作者“站在旁观的地位，在作品中说出作者自己的话”（亦即反对个性意识的流露和表现），强调文学“能够组织起广大的群众”的“社会价值”，反对“胡秋原之流”所要求的“所谓文学的本身价值”⑤；在题材上，号召“用大众做主人”⑥——立足于群体的、强调功利性的单一的阶级视点彻底取代了以《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代表的早期创作中的人性视点。丁玲思想和文学观的变化导致了其创作本身的转向，创作出了“以大众做主人”、阶级意识鲜明但又相当概念化、平面化的、缺乏自我人生体验投射的《田家冲》《水》《法网》等作品。一九三六年到达陕北以后，丁玲仍然要求知识分子要为“革命”、“集体”而牺牲个人自由。她在一九三八年夏作的一篇文章里对此说得分明：“为了人类幸福的前途，是需要大多数人牺牲了个人自由。”⑦而此期所作也大多是一些速写式的报道和应景式的文章，没有个性的张扬，也没有人性的探索。
　　但从一九四?年开始，以文艺短论《真》的发表为标志，丁玲又开始回归其早期的人性立场。她积极鼓吹“写真实”，要求作家“放胆地去想，放胆地去写，让那些什么‘教育意义’，‘合乎什么主义’的绳索飞开去”⑧。关于丁玲这一变化的发生，日本学者中岛碧认为，是因为她“觉得解放区的现实与理想之间有很大的差距”⑨。但从外在环境上看，也与萧军、艾青等一批秉承“五四”传统的“文抗派”作家的影响有关。丁玲事后回忆说：“没有事几个人坐在一块聊天。聊天的范围现在想起来实际是很小的，就是谈知识分子的苦闷吧！对现实的不满吧！要不就讽刺这个，讽刺那个。我抒发我的感情，你抒发你的感情，从这里边得到乐趣。”⑩于是，在特定的时间（抗战时期）、特定的空间（延安）和特定的文化语境（救亡压倒一切）中，丁玲又复归了其早期创作中所蕴涵的“五四”式的人性视点。
　　《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它的人性视点主要表现在对主人公何华明形象的塑造中。在以往的阐释中，研究者大多将他视为一个处在“过渡期”中的蜕旧变新的人物。骆宾基认为，何华明“是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中国历史过渡期的人物，背负着旧时代所给予的枷锁，而开垦新时代的农民”，是一个“把握住人类生活的航程路线的人”{11}。冯）峰也认为，在这个作品中，“新的人民的世界和人民的新的生活意识，是切切实实地在从变换旧的中间生长着的”，因而这个作品“可以作为作者对于人民大众的斗争和意识改造及成长的记录，也可以作为作者自己的意识改造及成长的记录”{12}。这样的阐释流露出阐释者自己的阶级的意识形态：他们把作品中所刻画的有关主人公的人性的一面，均视为是“旧的”，是“旧时代所给予的枷锁”、是“旧时代新加到他头上的一种沉重的负担”，因而是需要“改造”和克服的；而且也只有在“改造”和克服后，才能生长出“人民的新的生活意识”，才能担负起“开垦新时代”的使命。
　　但是，这样的阐释是先验性的，缺乏足够的文本依据。文本并没有写出何华明蜕旧变新的转换“过程”，而只是展示了他从夜晚至天明的行为和心理。事实上，丁玲本意也不在纵向地写“过程”，而在对人物意识作横向的并置式的剖示和铺陈。她紧紧抓住人物的身份和意识之间的矛盾，凸现了人的生存困境，表现出了对复杂人性的关注和同情之理解。
　　作品中何华明是一个具有农民身份的三十岁左右的农村基层干部。作品对他的生存困境的揭示，主要通过以下两组矛盾展开：一是乡指导员的社会角色与农民的职业角色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凝结点就是“土地”。作为乡指导员，他要不断地开会，甚至几天不回家——“二十天来，为着这乡下的什么选举，回家的次数就更少，简直没有上过一次山”；即使意外地被准许回家，“明天还要报告开会意义”。乡指导员这一社会角色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他的“骄傲”感，但却导致了土地的荒芜（“只有作为指导员的他已让土地荒芜”），使之不能满足其最低层次上的生存需要——“食”。民以食为天，而食又以“土地”为天。作为一个农民，“土地”简直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那土地，那泥土的气息，那强烈的阳光，那伴他的牛在呼唤着他，同他的生命都不能分离开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对土地的热爱，实际上是对生命的热爱。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何华明虽然在他人面前戴上社会角色的面具，故意岔开关于“土地”的话题，故意“在人面前说笑，谈问题，作报告”，但在内心深处，只要想到自己那几块等着他去耕种的土地，“总有说不出的一种痛楚”。如果笼统地说，何华明“负着这样的痛苦”是一种小农意识的表现，是“旧时代新加到他头上的一种沉重的负担”，那就脱离开了任何的历史具体性，是对人物的一种远不切合实际的苛求。
　　在这组矛盾的揭示中，作者还怀着同情之理解，用对比的方法真实地刻画了何华明的意识与情感的反差。一方面，在其社会角色的扮演上，因为“他什么也不懂，他没有住过学，不识字”，总之，他缺乏扮演好这一角色的资质和条件，所以，他就不能不感到“村乡上的工作的确繁难”，也不能不“被很多艰深的政治问题弄得很辛苦”。他在工作上是那样投入，在床上还在想着“一些会场”、“一些群众”，以至于到天亮时才沉入半睡眠的状态中；但尽管如此，还是招来了许多指责，诸如什么“宣传工作不够?，农村落后呀，妇女工作等于零……”这就不能不使他感到痛苦、焦虑和压抑。而另一方面，在其职业角色上，他对“土地”、对乡村生活却是那样地感到熟悉、温馨和亲切。在散会后回家的路上，作者以他为视点，描绘了一幅由“山”“树林”“水流”“星星”“远狗”“灯光”“柴堆”等构成的宁静、惬意的乡村图画，藉此写出了他暂脱樊笼的轻松和对乡村生活的热爱——那种“亲切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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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对这两种角色，何华明在意识与情感评价上表现出巨大的落差。因此，我们可以说，不管是在其个人的客观条件还是主观倾向上，他对其社会角色的扮演并不称职也不成功，他更亲近、更留恋的是他作为农民的职业角色。有人以为，小说“旨在突出强调何华明作为革命干部所必须有的牺牲精神、责任感”；而丁玲写作这篇小说的主观出发点，意在强调“革除个人的利益愿望及个人隐私，革命者必须痛苦地愉快地接受这一现实”{13}。其实不然。如果我们承认社会分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如果我们也承认社会分工没有高下贵贱之别的话，那么，对他这一社会角色的派定则显然有违社会分工的基本原则。小说没有突出也没有肯定（甚至也没有写到）何华明的牺牲精神，相反，倒是相当客观地展示了何华明在社会分工问题上的错位及由此而引起的相当严重的后果。他所干的其实是他不能干的、也是他潜意识里不愿干的，他想干的和他能干的其实是他现在不能去干的——这正是何华明生存困境的重要表征。如果强调要为这样不合理的社会分工而牺牲，那也只能以牺牲社会的共同利益为结果。从作者的主观出发点来看，由于人性视点所规定的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丁玲也只是展示了何华明既作为“革命者”又作为“农民”的双重身份所造成的二难处境和由此引起的“痛苦”，而并没有强调“革除个人的利益愿望”，没有要求人们去“愉快地接受这一现实”。作者的动机也未有意制造痛苦，并“在痛苦中显示出一种革命者的高贵”，因为两种身份的分裂必然会带来这样的痛苦，而这一痛苦因两种身份的存在最终无法化解，所以也无法显示出其回绝物质欲求的清教徒式的“高贵”来。
　　作品对何华明生存困境的揭示，还通过另一组矛盾作了展开——这就是其生命本能的需求与这一需求不能实现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凝结点就是“女人”。如果说第一组矛盾涉及到的是满足其生存需要的“土地”（“食”）的话，那么，这一组矛盾则是有关人的情欲要求（“色”）。三十岁左右的何华明血气方刚，而长他十二岁的黄瘦的老婆已到中年，皱纹满面、前脑露顶。如果说当年二十岁的他挟着一个小包卷去入赘时，他还没有发现年龄差距将会给他们的婚姻带来什么的话（当时她没有给他“一个难看的印象”），但是，如今老婆已经色衰，对他来说，性爱的基础之一（“相悦的容貌”）已经消逝，情欲的要求已经得不到满足（“她老了，而他年轻，她不能满足他，引不起他丝毫的兴趣”）。而儿子、女儿的相继夭折，在使他产生无后的忧虑（他称她是“一个不会再下蛋的鸡”）的同时，也使维系他们婚姻的纽带断裂了。更为重要的是，自从他做了乡指导员后，他们更难以和好，“像有着解不开的仇恨”：“她骂他不挣钱，不顾家，他骂她落后，拖尾巴”——有关“土地”的困境迁移到了有关“女人”的困境。从各个角度上来打量，他们的婚姻业已死亡。他“实在是并不讨厌”在夜路上独行，而回家以后则只能在老婆的絮叨埋怨下沉默不语。这就使他不能不从其他方面寻求情欲的想象性补偿。从人性视点和人物性格逻辑出发，丁玲怀着同情之理解，描写了何华明在其他两个女人那里寻求情欲补偿的过程。当然，伴随着两次情欲冲动的，仍然是两次对情欲的压抑。
　　这第一个女人是赵家十六岁的清子。丁玲通过何华明的眼睛，状写了“发育得很好”的清子的年轻、健康、粗大：“长而黑的发辫上扎着粉红的绒绳，从黑坎肩的两边伸出条纹花布袖子的臂膀，高高地举着，撑在门柱上边，十六岁的姑娘，长得这样高大”。这样的一个女子，依何华明的审美标准来看，应该是一个最健美的姑娘了，她与他的老妻无疑形成了最强烈的对比。他以成年男子的目光欣赏着她，在离开赵家以后还禁不住回头张望。就在这样的欣赏（情欲冲动）中，他在性心理上得到了某种满足：“一个很奇异的感觉，来到他心上……他似乎很高兴，跨着轻快的步子，吹起口哨来。”但是，本我刚一浮出，压抑本我的超我就随之而来，这一超我就是政治伦理。何华明要拂去这“一层看不见的烦人的思绪”，所找出的理由有二：一是“这妇女就是落后，连一个多月的冬学都动员不去的”；二是她是“地主的女儿”。这两条所关乎的都是政治伦理。于是，他对清子的情欲冲动被压抑了，想象性的情欲补偿也因为政治伦理的作用而稍纵即逝了。骆宾基曾指出：“第一个出现的赵家大姑娘那人物和全篇的韵律不调和。”{14}这一判断基于他对主人公形象的政治性的误认（“开垦新时代的农民”），而从作品所持的人性视点来看，则不但没有与“全篇的韵律不调和”，而且颇见出人性的深度。
　　与何华明产生情欲纠葛的第二个女人是邻居侯桂英、一个二十三岁的妇联会委员。丈夫比她小五岁，但她却总不欢喜，曾提出过离婚。她爱上了何华明，白天见了，她“总是眯着她那单眼皮的长眼笑”；夜里何华明起来喂牲口时，她也跟着来喂。何华明对她也有着强烈的情欲冲动：那夜见了，“他感到一个可怕的东西在自己身上生长出来，他几乎要去做一件吓人的事，他可以什么都不怕的”。就是平时何华明“讨厌她，狠她，有时就恨不得抓过来把她撕开，把她压碎”，也何尝不是性爱欲望（本我冲动）不可抑制的表现？按说，与清子相比，侯桂英不是“落后”妇女，也不是“地主的女儿”，而同是革命干部，因而更值得他所爱。但是，此时超我又以身份约束的方式出现了——“咱们都是干部，要受批评的”，于是，本我冲动硬生生地被压抑下去了。对他来说，老婆他已不爱，不是同志的（如清子）他不能爱，是同志的（如侯桂英）他同样也不能爱。这样，他就只能继续深陷在生存（“色”）的困境中而不能自拔。
　　综上可见，丁玲在《夜》中以人性视点，抓住“土地”与“女人”这两个意象，从“食”、“色”这两个人性最基本、最重要的方面，真实展示了个体的生存困境，表现出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虽然对于主人公何华明的那些“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矛盾”、那些“个人之外的社会工作和社会之内的个人的工作的矛盾”，作品只是揭示，而并没有提供解决的方法；但是，注意到这些矛盾的存在、并在创作中作为问题提出，这在丁玲创作道路上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它与《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作品一起，标志着丁玲创作在经历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向单一的阶级论视点的转型之后，向早期创作中人性视点的回归，因而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丁玲参加实际革命以后对“革命”现状的洞察和对“革命”与“人的解放”关系的深入思考，使她意识到了体制层面上的“革命”其实不能解决个体生命所有方面的问题；相反，如果以“集体”的名义遮掩、压制了个体的欲求，则极易导致新的专制。于是，她通过《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主人公贞贞与周围环境的对抗，张扬了坚强、自尊的个性精神，深刻批判了抗日民主根据地仍然存在的浓厚的封建意识，揭示了在民族矛盾上升为时代主要矛盾的背景下反封建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小说《在医院中》则通过女知识青年陆萍在解放区医院工作的经历，继续描写了个体与环境的对立，提示了先进与落后、科学与愚昧的矛盾，揭露了在解放区存在着的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和官僚主义作风的危害性。这篇作品后来被批评为“对环境的进步冷淡……而高谈个人的进步，这样的处理方法，是反集体主义的，是在思想上宣传个人主义”{15}。确实，这两篇作品所采用的都是以个体为本位的人性视点，它们在个体与环境的对峙中所张扬的是个体的精神价值。而在《夜》中，作者延续着这样的视点，更是深入到、沉潜到人性中的“食”、“色”这两个元点，提出了更具有普泛价值的问题，即：“‘革命’和‘人的解放’的应有的状态及其意义是什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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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也不是向早期创作中人性视点的简单回归，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以《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代表的早期创作，以人性视点深刻表现了现代女性的人生困境：她们对个性解放有着无限的憧憬和追求，要求“享有我生的一切”；但社会不会任其取用来满足她们的欲望，因而，她们对人生意义的执著寻求只能导致幻灭。丁玲的早期创作坚守了“五四”文学的个性精神和人性视点，但其价值主要局限在其伦理意义上，而在表现个体与社会的对立时却常常具有空幻而一般的性质。例如，莎菲在爱情问题上受挫，便把原因归结于“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面是不会准任我去取得我所要的来满足我的冲动，我的欲望”），而她对社会的反抗方式，也只是自己“悄悄的活下来，悄悄的死去”。这样的“社会”被当作个体的对立面，确实具有某种虚设的性质——这显然与丁玲对社会缺乏深入的了解紧密相关。但是，在实际参加革命工作以后，丁玲对社会的了解大大加深了。所以，当她的此期创作回归人性视点时，她笔下所描绘的社会就不再带有虚设的性质，而成了现实社会的真实面影，因而她所展示的个体生存的困境和个体与社会的矛盾，就具有了较早期创作更为巨大、也更为实在的现实力度，她在特定时空和特定文化语境下所提出的“人性”命题也就具有了更为切实的现实意义。我们相信，沿着这样的创作思路，丁玲定能贡献出与《莎菲女士的日记》一样具有人性深度、而比《莎菲女士的日记》更有现实价值的作品来。但是，稍后不久，随着丁玲思想上的“革面洗心”，她的创作迅速改弦易辙，她对人性的深度探索也就遽告结束了。
　　
　　① 据丁玲的丈夫陈明回忆,丁玲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写下了两本学习心得,一本题为《脱胎换骨》,另一本题为《革面洗心》｡见陈明:《丁玲在延安》,《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2期｡
　　②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校后记》,《丁玲全集》第9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丁玲全集》其他各卷版本均同此,不再另注｡
　　③ 冯)峰:《从<梦珂>到<夜>》,《中国作家》第1卷第2期,1948年1月｡
　　④ 详见拙著:《丁玲的最后37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第8页｡
　　⑤ 丁玲:《我的创作经验》,《丁玲全集》第7卷,第12页､第13页｡
　　⑥ 丁玲:《对于创作上的几条具体意见》,《丁玲全集》第7卷,第10页｡
　　⑦ 丁玲:《反与正》,《丁玲全集》第7卷,第38页｡
　　⑧ 丁玲:《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丁玲全集》第7卷,第48页｡
　　⑨ 中岛碧:《丁玲论》,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44页｡
　　⑩ 丁玲:《谈写作》,《丁玲全集》第8卷,第262页｡
　　{11} 骆宾基:《大风暴中的人物——评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抗战文艺》第9卷第5､6期合刊,1944年12月｡
　　{12} 冯)峰:《从<梦珂>到<夜>》,《中国作家》第1卷第2期,1948年1月｡
　　{13} 刘绍信:《<夜>及<夜>的阴影——丁玲小说<夜>的重读》,《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4期｡
　　{14} 骆宾基:《大风暴中的人物——评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抗战文艺》第9卷第5､6期合刊,1944年12月｡
　　{15} 燎荧:《“人……在艰苦中生长”——评丁玲同志的<在医院中>》,《解放日报》1942年6月10日｡
　　{16} 中岛碧:《丁玲论》,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第5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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