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的《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愈后候补，情形又是怎样？鲁迅是否也做了深入的思考呢？我们认为，《在酒楼上》和《孤独者》，特别是后者，具象性地传达出了鲁迅的思考，警告知识精英力避对世俗生活的致命戏仿，保持启蒙者特有的宿命般的孤独与强大的自信。
　　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创作是鲁迅对国民性开掘展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酒楼上》和《孤独者》都是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两小说分别写作于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五年，与《狂人日记》的发表前后间隔六七年之久，可见，鲁迅始终思考着“狂人”这个形象及其命运。而从这两部作品的主人公吕纬甫、魏连殳的“行状”和他们在“心狱”中的搏击碰撞来说，他们恰好分别是“狂人”的思想和行为发展的接续者和最后的终结者。“狂人”的形象由于吕纬甫和魏连殳的出现，由原来的模糊逐步清晰可见，性格也逐渐精微复杂丰富起来。
　　“狂人”是一位心灵上长期遭受压抑之苦的精神界战士，因其对传统礼教的深刻洞悉与研究，而得出惊世骇俗的卓见：“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①为了救赎背负四千年吃人履历的庸众，“狂人”立誓要“劝转吃人的人”，使其成为“真的人”，这一切却被目为“疯子”，深情的启蒙话语变作了可笑的诳语谵言，启蒙精英激昂慷慨的壮举，在世俗庸众的眼中被视为无聊的“把戏”；吕纬甫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际曾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与人议论中国改革的方法时，因意见不合，曾动手打起来，如今却变得“敷敷衍衍，模模胡胡”，精神沉静而且颓唐，全然不见当年的敏捷精悍，在吕纬甫，打发时日的方法是“模模胡胡”、“随随便便”做些无聊的事，所有行为的根源都来自“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的悲情体验。激情的吕纬甫与迂缓的吕纬甫，恰恰是“狂人”病中和愈后的“行状”，吕纬甫的“敷衍”与“模胡”完全可以看作是“狂人”候补后性格变化的第二个阶段，即由自觉的启蒙立场开始向恶俗生活逼近，由自觉启蒙走向自觉蒙昧，知识精英的高贵坚执被平民化色彩的淡漠所消解。由自觉祛魅走向被动返魅，在吕纬甫是痛苦的，作为有着深刻的理性自觉与难以割舍的启蒙情结的知识精英的返魅化之路能否顺利走下去呢？
　　《孤独者》展示的即是“狂人”性格第三个发展阶段的写真。魏连殳同样亦曾是一个清醒的启蒙者，有着与“狂人”同样的命运。他被视为有悖于传统社会中异类，是“吃洋教的‘新党’”。就是他的本家“仿佛将他当作一个外国人看待，说是‘同我们都异样的’”②。魏连殳的举动与“狂人”的“行状”并无二致，“Ｓ城最不愿意有人发些没有顾忌的议论，一有，一定要暗暗地来盯他，这是向来如此的，连殳自己也知道。但到春天，忽然听说他已被校长辞退了”③。他在Ｓ城无处存身被迫离开，陷入无尽的愁苦与无奈之中。为了生存不得已让度自我，让度自我的代价换来的是“快活极了，舒服极了；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④。魏连殳是否真的快活极了，舒服极了呢？
　　在世俗社会的价值系统中，魏连殳由教书匠变作了“魏大人”，这的确是值得人们艳羡的，在局外人看来的的确确是“快活极了，舒服极了！”尤其在房东老太太看来，“魏大人自从交运之后，人就先前两样了，脸也抬高起来，气昂昂的。对人也不再先前那么迂。你知道，他先前不是像一个哑子，见我是叫老太太的么？后来就叫我‘老家伙’。唉唉，真是有趣。”⑤魏连殳依旧是魏连殳，为什么就“两样”了呢？我想称呼的变化以及他对儿童前后判若两人的态度来自他内心的深刻变化，那就是“先前，我自以为是失败者，现在知道那并不，现在才真是失败者了”，表面上越是辉煌气派，内心却更加悲抑黯淡。生存的窘迫与无奈，使他被迫采取让度自我的策略，忘却自我，放逐自我，妄图在自我放逐中使自己的灵魂堕落，精神委顿，与常人无异，但魏连殳却又是难以真正做到的，因为他是一个清醒的“狂人”，现实与理想的背离，灵魂被撕扯和割裂所带来的锐痛让他难于安稳。做了杜师长的顾问后，他拼命地在制造一种热闹的氛围：“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新的磕头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这一切繁华与喧嚣是否带来了释怀与安逸呢？除了“新的冷眼和恶心，新的失眠和吐血……”⑥一无所有。对于表面嚣攘纷扰的刻意维持，表明了他心底有着难以名状的刻骨的深沉悲郁与难以压抑的孤独之感。酒醉前的荒唐放浪只能加重酒醒后的绝望的迷惘，他一点也未能“好”起来，反而日甚一日地坏下去了。在痛苦的生与轻捷的死之间，他选择了后者，在世人看来魏连殳正在年富力强，前程无限之际遽然“作古”，是令人遗憾万分的。而在他看来这却是最好的皈依，“面目却还是先前那样的面目，宁静地闭着嘴，合着眼”，越感到心中难以按压的悲郁之气，由悲郁带来了心灵上的断裂之苦，即愈是有意靠近世俗，却发觉愈发疏远了世俗，即所谓给他带来更多的“新的冷眼与恶心”，知识精英内心深处的疏离感与荒诞感更使他痛苦万分，如坠深渊，因此行为上的怪诞更加凸显出来，“买东西，今天买进，明天又卖出，弄破”，这在常人看来，脾气“太古怪了”。古怪的背后潜隐深意。对于魏连殳来说之所以发生这一切，主要是他对现实的彻底绝望。《礼记》上说：哀莫大于心死。但对他来说，更大的悲痛却来自于心不死，正由于“哀莫大于心不死”，魏连殳才一再“沉沦”，但这“沉沦”给他带来的是更大的痛苦与哀戚，渴盼中的释放未能获得，不期的沉重如影随形，挥之难去，甚而愈积愈重，压得他难以呼吸，生存的意义之维崩溃了。可见仅仅为了活下去这一个简单的目的，对常态生活进行刻意地戏仿，但给清醒的知识精英带来的却是一种深刻的背离感与精神分裂的痛苦体验，他本欲能够让自己“偏要为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们而活下去”，但最终生命还是被“敌人诱杀了”，诱杀鲜活生命的不是别的什么，而是由清醒自觉启蒙意识和不情愿地“戏仿”之间形成的荒诞感和背离感，以及由此导致的人格分裂。巨大精神伤痛最终让他命丧自造的“心狱”之中，摧折了向上的魂灵，窒息了鲜活的生命。
　　“狂人”一样的吕纬甫、魏连殳；吕纬甫、魏连殳一样的“狂人”，都曾经清醒地抗争过世俗，违心地“戏仿”过生活，但三者的命运却是一样的。最终都走向了精神的委顿与生命的死寂。“狂人”、吕纬甫、魏连殳，在鲁迅塑造的知识者形象谱系中其实是三者合一的文学形象，只是这个形象的姓名、符号的不同，在精神内涵上实在是一个人。“狂人”、吕纬甫、魏连殳不过是“狂人”或者吕纬甫或者魏连殳一个人的性格与精神历程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已。
　　因之，《孤独者》完全可以被视作《狂人日记》的续篇，它是“狂人”候补后“行状”的具象化展示，更是候补后灵魂深处搏斗、挣扎的真实写照。如果说《狂人日记》只是对启蒙意义的怀疑，那么《孤独者》则是对启蒙意义的颠覆。“狂人”候补后的结局依然是悲凉的，因此《孤独者》与《伤逝》《在酒楼上》它的命意其实是一致的，展示的都是鲁迅作为一个清醒的知识者对激情的启蒙行为所作的沉静思辨，在庸众广布，在“上不可不冲破二千年顽谬之学理，内之不可不鏖战四百兆群盲习俗”的文化语境下，启蒙何其艰巨，启蒙者的自信力又是何其脆弱，它的终结只能像魏连殳独自承荷着身前的寂寞与身后的误解。尤其是身后的误解对魏连殳来讲他的灵魂难以安寝：“一条土黄的军裤穿上了，嵌着很宽的红条，其次穿上去的是军衣，金闪闪的肩章，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级，那里来的品级。到入棺，是连殳很不妥帖地躺着，脚边放一双黄皮鞋，腰边放一柄纸糊的指挥刀，骨瘦如柴的灰黑的脸旁，是一顶金边的军帽”；“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⑧。可见到生命的终结，魏连殳都被人误解，他又怎能不会有“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⑨的切肤之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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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独者》的意义是深刻的，它具象性地阐释了：“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中国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会相干。”⑩《孤独者》的启示，不仅仅止于小说结尾所言，魏连殳的魂灵“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诚如是，那么小说创作的初衷，“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意义荡然无存了。小说对此进行了超越，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是“病态社会中的不幸的人们”{11}，“这是显见的，在小说中“人们”应包括两个层次：一是“病态”的庸众，一是“不幸”的文化启蒙者。对于前者，我们有大量的论文进行过论证，但对于后者，我们则注意不够。我认为《孤独者》，一方面揭示了“独异”的启蒙者孤独的社会处境的残酷真实；一方面小说又隐隐透出这样一种命意：启蒙者既不要厕身于庙堂，又不能沉入民间，必须采取一种“孤独”的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讲，《孤独者》又是一部对启蒙者进行再启蒙的小说。魏连殳是一个清醒的文化启蒙者，由反抗到戏仿再到绝望，最终走向了生命的消亡。这在鲁迅看来同样是“忧愤深广”的。为了警醒陷入无尽的迷惘与困惑之中的不幸的启蒙者，使他们重新坚持自己的“孤独”信仰，在孤独中确立自己的启蒙者地位与姿态，以免跌入可怕的空虚之中，无力启蒙，最终颓废、堕落以至于殒命。鲁迅在致《猛进》周刊的主编徐炳昶的信中说：“我想，现在没奈何，也只好从智识阶级——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智识阶级，此事说起来话太长，姑且从众这样说——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12}仅半年多一点儿的时间，鲁迅就创作出了这篇小说，其深意不言自喻，因此它是启蒙启蒙者的小说。同样，《狂人日记》《在酒楼上》都可视作针对启蒙者再启蒙的小说，即对知识分子的启蒙。这又回复到鲁迅小说创作的初衷：“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1}，只不过长期以来，我们关注的目光只在“庸众”，未能体认到“不幸的人们中”也理应包括启蒙者自身。
　　《孤独者》小说的命名的含义应当是双重的；启蒙的言说者是孤独的 (存在上），同时它又是必然的宿命的孤独 (本质上）。启蒙者必须与庸众保持一定的有效距离，对恶俗的社会必须保持知识精英应有的警惕意识与批判姿态，既不要过于疏离民众，又不要混同于民众。过分疏离，找不到对话的空间；“戏仿”与认同只能导致启蒙的全面失败：一方面启蒙在庸众看来不过把戏而已，造成启蒙与被启蒙者互不认同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启蒙者会陷入巨大的无物之阵之中，会被看不见的杀手所“诱杀”，悲抑得逝去，不仅未能度人济世反而害己丧身。因此，启蒙者还应刻意保持“个人的自大”的姿态，“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这种孤独飞翔的姿态的保持是非常切要的，因为“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13}这是鲁迅对孤独者由衷的感佩与褒赏。社会的发展，人生的改良，人性的提升，需要清醒的孤独者，孤独者应为自己迥异于恶俗社会，蒙昧庸众的思想与行为而骄傲、感奋和前行。魏连殳的“伤逝”无疑对鲁迅的心灵冲击是非常巨大的。鲁迅对尼采的权力意志论曾推崇备至，这是人所共知的。如果生命已丧，意志何谈？如何处理智慧生存与深沉启蒙之间的关系亦是《孤独者》带给我们的思考。启蒙对于每一个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来讲，是义不容辞的，孟夫子的“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气概是必需的，但是生存又是每个启蒙者必须面对的事实，首先要活下来，而后胖起来，接着斗起来。他在致李秉中的信中讲：“我自憾我没有什么话可以寄赠你，但以为使精神堕落下去，是不好的，因为这能使你自己受苦。第一要着须大吃牛肉，将自己养胖，这才能做一切事”{14}，至于如何“大吃牛肉”，如何“将自己养胖”，那只能依靠知识分子运用生存智慧来解决了。知识者各有妙法，各行其道。
　　因此，如果把《狂人日记》《在酒楼上》《孤独者》放在一个平台上来展开的话，我们会发觉其实三者都是对知识分子如何处理好自我与社会，自我与自我之间如何调适的启蒙之作，三部复调式的小说命意是一致的，即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式的精神界战士，而这战士应热爱孤独，保卫孤独，践行孤独，在孤独中坚守，在坚守中孤独，以孤独的姿态与言行与一切抗争。因为在鲁迅看来真正的启蒙者应是“入于自识，趣于我执，刚愎主己，于庸俗无所顾忌”{15}的尼采式的“超人”。
　　
　　① 鲁迅:《呐喊•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第425页,1981年版｡
　　②③④⑤⑥⑧ 鲁迅:《彷徨•孤独者》,《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第86,93,101,105, 102,107页1981年版｡
　　⑦ 梁启超:《梁启超文选 (上)•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 (夏晓虹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第96页,1992年版｡
　　⑨ 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60页,1981年版｡
　　⑩ 鲁迅:《热风•随感录•五十九“圣武”》,《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54页,1981年版｡
　　{11}{13} 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第512页,1981年版｡
　　{12} 鲁迅:《华盖集•通讯》,《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4-25页,1981年版｡
　　{14} 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八》,《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11页,1981年版｡
　　{15} 鲁迅:《书信•20617致李秉中》,《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第468页,1981年版｡
　　{16}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第50页,1981年版｡
　　

• 杨新刚： “狂人”病愈候补后怎样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