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海因里希·伯尔的小说《流浪人,你若到斯巴……》,仿佛在云里雾里;待再读之,渐渐发现其魅力恰恰在于这种糊里糊涂的感觉。如果一开始就知道“我”是个“学生兵”,在战场上受了重伤被送到作为战地医院的母校,那么,故事是明朗了,却没有什么味道了。
需要我们探究的是:作家是用了什么手段,使得这么一个原本并不复杂的故事变得耐人寻味?用传统的小说三要素去分析,显然是无力的。笔者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其魅力进行探析。
一、“我”的限知:多重悬念的魅力
一般以为,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如有一个无所不知的上帝可以把故事的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清楚楚。这篇小说运用了第一人称叙述,“我”虽然给人一定的现场感和亲切感,容易与读者构成一种交流的氛围,但它是一种限知视角,即只有“我”观察到、感受到的东西才能讲述;更主要的是,这篇小说中的“我”因身份和身体特殊,其叙述便呈现出云里雾里之态。这种状态却很好地形成自然的“悬念”,影响乃至调控着读者的阅读反应,使小说的魅力大增。
原因之一,“我”是一位在战争中受了重伤、遭受伤痛煎熬,时或意识不甚清醒的士兵。于是,“我”看到或联想到那些图像、雕塑等,便一直在猜想这战地医院可能是自己的母校却又反复怀疑而不能确定。于是,“我”对那位穿着消防队制服的、原本学校的门房比尔格勒几次提到却只能闻到其身上的“异味”而不能认出。于是,“我”要抽烟,“我”要叫喊,“我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显得如此冷漠、如此无情”,却并不明白这一切何以如此。
这一切都构成了悬念。猜想战地医院是否是母校,同时吸引着读者弄个究竟,而当最终发现“我”写在黑板上的字“流浪人,你若到斯巴……”时,读者的震动也是不小的;而且在不断的猜想与怀疑中,让我们知道当时德国不止一所学校营造着这样的氛围,不止一所学校的学生接受着这样的教育,遭受着这样的命运,而先前“我”为什么要“叫喊”“抽烟”且觉得“冷漠”“无情”等构成的悬念,也使得“我”的结局——“我失去了双臂,右腿也没有了”——更加震撼人心。而那位身上有“异味”的队员给我们的疑惑,到“我”终于认出而悬念顿消,使得“我”喊出的“牛奶”之声更加响彻读者耳际,增强了小说对战争与和平的反思力量。
原因之二,“我”是一位三个月前才上战场的“学生兵”,事实上还只是个孩子,对自我、对战争的认知有一定局限,即使在“我”意识清醒的时候,其内心状态也有些让常人捉摸不透。突出地表现在“我”听到炮声时的心理状态。“炮声均匀而有节奏。我在想:多出色的炮队啊!……上帝啊,多么令人宽慰,令人惬意的炮声,深沉而又粗犷,如同柔和而近于优雅的管风琴声。它无论如何也是高雅的。”“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让人倍感困惑,但读到后面,当我们了解到三个月前他们还在接受着怎样的教育时,我们便倍增怜悯和愤慨:为那些天真幼稚的少年遭受的身心不幸而怜悯,为法西斯教育对少年的身心摧残而愤慨。
二、叙述者的“不可靠”:多层意味的魅力
卡勒说:“如果叙述者提供的有关环境背景的信息和有关他们自己的倾向的暗示足以使我们怀疑他们对事件的解读时,或者,我们有根据怀疑叙述者是否与作者持同样观点时,我们会说他们靠不住。”[1]我国传统的小说特别是古典小说,往往采用全知视角,叙述者可以从各个方面观察人物的生活,还可以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探索。这种传统的叙述模式造就了读者完全信赖叙述者的阅读模式。而在《流浪人,你若到斯巴……》中,如上所述,作为叙述者的“我”受视角及身体、身份特点的限制,在讲述这个故事时,从内容到语气显示出不可靠叙述的特征,而这一特征使得其叙述内容有了更多层面的解读可能性,从而增强了小说的魅力。
从文字表面看,类似“炮声均匀而有节奏。我在想:多出色的炮队啊”这些叙述的意思是明白的,但从语境中看,这些叙述的意味又是令人不解的。那炮声不是欢庆节日或迎接贵宾的礼炮,而是战争中摧残生命的丧钟,“我”何以有这样的想法?这是这位有点玩世不恭的“孩子”的真实想法还是含讽带刺的调侃?这样,不仅故事情节有了悬念,更激发读者对内在意味和深层意蕴的探究欲望——读者必须拨开叙述者造成的迷雾去寻找作者的真实意图,本身就构成了小说的魅力。
很多时候,我们在阅读中会不自觉地跟着叙述者我”的步伐前进,甚至被“我”的不可靠叙述主导乃至误导。如下面的叙述:
医生来到我跟前,摘下眼镜,眯着眼睛注视着我,他一句话也没说。他背后站着那个给过我水喝的消防队员。他和医生耳语了一阵,医生又把眼镜戴上,于是我清楚地看见了他那双在厚眼镜片后面瞳孔微微转动着的大眼睛。他久久地注视着我,看得这么久,使我不得不把视线移到别的地方去,这时他轻声地说:“等一会儿,马上就轮到您了……”
还有,当“我”发现自己伤残之后:
我猛地仰面躺了下来,因为我不能支撑自己。我失声呼叫,医生和消防队员愕然地望着我。可是医生只耸了耸肩膀,继续推他的注射器,筒心缓缓地、平稳地推到底。
虽然读者对前面“我”的叙述有点不“信任”,但因为对“我”伤痛的同情,加上“我”在叙述中直接说“我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显得如此冷漠、如此无情”,读到上引叙述文字时,不少读者都觉得医生和比尔格勒也是冷漠无情的。
其实,文本的叙述能够让读者不由自主地得出这样的“误读”,细而思之却别有意味,这也是小说的魅力所在。
医生“眯着眼睛注视着我,他一句话也没说”,“久久地注视着我”,显然他被眼前看到的“我”伤残惨状震惊了:这个无辜的孩子怎么伤成这样!而他与比尔格勒“耳语了一阵”,“一阵”而非“一下”或“一会”,可能有医治方案的商量,有比尔格勒的请求。面对战争,面对受伤者,他们也有更多的无奈,事实上他们也是良知未泯的普通人,普通的战争受害者。
后面医生和消防队员对“我”失声呼叫,表现出愕然,更多的是同情与无奈;而医生“只耸了耸肩膀,继续推他的注射器”更不是冷漠与无情,那是他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正因此职责,才会“缓缓地、平稳地”把筒心推到底。
透过这两处细节的表层意思,品读其背后的意味,让我们不仅看到了“我”作为伤残者的无比痛苦,更让我们看到了身体暂未受到伤残而内心却遭受着战争强烈摧残的其他民众,从而增强了对战争的控诉力量。
同时,正是这些在战争中有百般无奈却仍然保持自己良知的人,才是战争受害者“我”的依靠,才是这个社会继续向前的力量。于是,“我”心目中的“牛奶”,自然地象征着比尔格勒的温情,象征着正常的和平生活。
可见,不可靠的叙述,将更多的思考与判断之空间留给了读者,使得小说更富艺术张力。
三、时间的“变形”:多维导向的魅力
这里所说的多维导向,意味着在文本给阅读者多向度可能性的揣测:人物性格的可能性,情节发展的可能性,主题表现的可能性。换言之,多维导向就是把读者引向更多的可能性维度,从而使小说具有丰富、丰厚的艺术质感。
《流浪人,你若到斯巴……》的导向因素是多方面的,这里重点探析其叙事时间对故事时间的“变形”及其产生的魅力。
一般而言,故事时间是以日期、时刻来计算的,叙事时间则基于行、页的数量或者说文本的长度来计算。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的不对等形成了小说叙事节奏即叙事速度的快慢疾缓。在小说文本中,人物对话、事件描述等,其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可以大致相等。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的变形,主要是叙事时间小于故事时间的概述、故事时间为零的停顿和叙事时间为零的空白,还有叙事时间长于故事时间的延缓。
《流浪人,你若到斯巴……》对时间的变形,属于叙事时间长于故事时间。
按照故事时间,从“我”被人从车上抬下来,然后抬到楼上的“简易外科手术室”,不过是几分钟的时间,而“我”在楼上要求抽烟、喝水到手术,也没有多少时间,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写了让人预想不到的篇幅。
在时间的变形中,人物身份与命运有了更多的可能走向,读者也有更多的时间随着阅读的进程不时展开不同的猜想:“我”为什么这么关注学校环境的布置?为什么反复地如此猜想?他是这学校毕业的吗?他是学校的教师?原来是学生,那他又是如何上战场的?
在时间的变形中,因为凸显了学校的环境描写和“我”的心理独白,使得主题的表现也不时呈现出多种可能:描写这些图画和雕塑,是要表现艺术对受伤士兵的安慰?学校教育对学生心灵进行全方位的灌输?战争使人们的情感普遍麻木了?战争中人与人心灵还有没有依靠?
可见,因为时间的变形,使得叙述人“我”对自己遭遇的一切,有了更多的揣摩和审视机会,而这样的自我审视,便更充分地展现了其复杂的内心世界。时间的变形,也使得读者不只关注情节而“急于往前赶”,在适度“驻足”中使自己的欣赏多了一定的思考。这种思考也正是这篇小说带来的魅力。
不过,故事时间较长而叙事时间被压缩甚至形成空白的情形,在这篇小说中也是存在的,且这样的压缩或空白使小说也充满了多种可能性。“我”是自愿上战场还是被逼迫的?“我”一上战场就受伤还是参加了战斗?和“我”一起上战场的“战友”“同学”还有哪些?“教员”们对学生上战场是怎样的态度?这样的空白,使小说反映的现实不再局限于“我”作为一个个体的故事,更多地透露出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普遍悲剧,激发人们对战争、教育乃至更多的方面进行反思。
总而言之,《流浪人,你若到斯巴……》的魅力不仅在于其反映的主题带给人类社会永恒的思考,更在于其独特的艺术手法对主题自然而巧妙的表达。
参考文献
[1]转引自王富仁.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