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语言作为思维的工具，必然会受到其所在民族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是关联性思维。关联性思维带来汉语整体性和形象性的特征。本文从思维方式角度研究汉语，开拓了汉语研究乃至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一个全新的视角。
　　关键词：关联性思维 汉语 整体性 形象性
　　一个民族的文化催生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但一个民族主流的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反过来，又会影响其后文化的形态和风貌。语言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同时又是思维的工具，思维方式必然会对它产生显著的影响。可以说，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必然会在其语言上得以体现。比较中西语言（西方语言以英语为例），可以看出思维方式对它们影响的痕迹。
　　一、汉语的整体性
　　中国传统思维注重整体性，追求整体的和谐；而西方则注重个体性，强调个体的存在价值和作用，追求个体的差异。中国人在考察事物时，总是习惯于把事物放在一个系统中，致力于一个事物与其他事物的联系。如，中国人常常把天、地、人、事，把伦理、心理等放在同一框架内来考察。有时候把事物与其他事物的整体联系和共性看得比事物本身还重要，认为个别事物只有放在整体联系之中考察才能寻找到事物的本质。中国人不仅重视事物之间的联系，而且重视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认为事物的各个部分、各种特征天然浑成地统一于一个整体之中。它们相互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我，难以廓清其中的界线。只有把部分放在整体之中才能完整地把握其本质。在表述一个地方时，中国人习惯于先说整体，再说具体。我们说地址时，往往先说国家，再依次说城市、地区、街道。而英语则相反，英语先说街道，然后说城市，接着说地区，最后说国家。中国人喜欢把事物分类，先对事物进行整体的把握，然后再寻求部分的特征；而西方人则不同，西方人比较强调个体的独立作用，然后从个体出发，再去探究整体，或者在他们眼里，根本就不存在着什么整体。
　　英语比较注重严格的形式，比如，句子要求主谓兼备，而且主谓还要一致，动词的时态必须与时间标志词保持一致。句子之间相连要有很多显在的连接手段，比如介词、关系代词、关系副词、连接代词、连接副词等等。这充分反映了英美民族思维的关联性和整体性特征。
　　受关联性思维的影响，中国古人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相对和相关的，没有绝对对立的事物，看似对立的事物却常常是互相依存的，共同构成了事物的两个方面，这也是思维整体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受这种思维的影响，有与无、天与地、阴与阳，刚与柔、黑与白、得与失、美与丑、利与害、先与后、高与低、长与短、生与死、动与静、曲与直等等，这些看似对立的词在古代汉语中却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另外，中国人喜欢整体对称，喜欢对偶和排比。在汉语中，有时甚至看似相反的事物都成双成对出现，如：张三李四、东家长西家短、是非曲直、彻头彻尾、吃喝玩乐、青红皂白等等。
　　在汉语中，每个字、每个词都经由关联关系构成了一个意义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意义具有丰富性和模糊性。对于有些词，甚至大多数中国人都无法用简单的一句话或者几句话概括它的含义。因此，在对中国语言文学的阐释中，逻辑成了无关紧要的东西，直觉、顿悟成了常见的方式。正如古人所言：“得鱼而忘荃、得兔而忘蹄、得意而忘言”。语言一旦进入人的理解中，就完全摆脱了其工具性的一面。因此，荃、蹄与言等都成了可以被抛却的东西，而它们所指向的鱼、兔、意才具有意义。
　　二、汉语的形象性
　　中国古人的关联性思维同时也是一种形象思维。中国人一般不擅长抽象说理和逻辑推理，往往以形象为中介进行思维。在思考过程中，重视感性和直觉的作用。正如郝大维和安乐哲所说：“关联性语言就是过程语言，是唯一使我们接近‘一切皆流’之直接感觉的语言。比喻和意象语言植根于关联性之中。”“专注于象，重视产生联想的具体性，是中国语言的常见特点。”这从汉字中可以窥见一斑。中国许多汉字都是一种象形文字，文字本身是由一些表示事物具体形象的图形演变而来的。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关于汉字的发明有这样精彩的论述：“苍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孽乳而浸多也。”
　　人们在关注象形性文字时，往往借助联想、想象、类比、象征、比喻、借代等手段追索出它们所表达的意义，甚至其中有些意义是相对抽象的，借助具体形象能使这些相对抽象的意义变得直观可感。如用“三天打渔，两天晒网”比喻人做事三心二意、用“水乳交融”比喻融为一体、不可分离的状态，用“土崩瓦解”形容分崩离析的颓势。再如“道”字，原指人行走的道路。《易经》里多次出现“道”，也都是指具体的道路。《诗经·小雅·大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道，所行道也。一达之谓道。《毛传》每云，行，道也；道者人之所行，故亦谓之行。道之引申为道理。”由上可见，“道”原意指人所行走的道路，后引申为道理。道路不断被人走，形成共同的轨迹，成为一种共识，即成为“道理”、“规律”等，以至于成为老子、庄子心目中的宇宙规律。由此可见，“道”一词的词义的形成经历了从有形到无形，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但这种过程不是随意的迁移或扩展，而是以关联性作为纽带。
　　从语言来看，西方人比较重视抽象和逻辑，重规则和秩序；汉语比较重感性和形象，与英语相比，显得要随意得多。有人把汉语和英语的这种特点分别命名为“意合”和“形合”，是有道理的。英语的句子往往有严格的形式约束，其构成凭借的是句子的成分和词语的形态功能，语句结构严谨，每句话必须有主语和谓语动词，而且主谓之间在时态和数量上要保持一致。而汉语则缺乏严格的形式约束，其结构往往依赖直觉和感性。因此汉语的意义往往超越语言形式，这可能是中国古代鲜有语言学专著的原因。因此，中国著名学者辜鸿铭认为“汉语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一种诗的语言，它具有诗意和韵味，这便是为什么即使是古代中国人的一封散文体短信，读起来也像一首诗的缘故。”
　　中西方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所引起的语言特征上的差异使得中西方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不可通约性。对于中国古代文化中的许多核心概念，比如“天”、“道”等，在英语中都无法找到完全对应的词汇。
　　语言是思想的中介，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之根。正如著名华裔学者成中英所说：“思维与语言是表现原始生活经验的两种方式。中国语言决定了中国思维，而中国思维又反过来决定中国语言；掌握了中国语言就意味着掌握了中国思维，反之亦然。因此要改变中国思维就必须改变中国语言，要改变中国语言则必须改变中国思维。”因此，要研究一个民族的语言必须从研究思维方式入手，而研究一个民族的语言也有利于更深入地认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从而更深入地认识一个民族的文化。可以说，从思维方式入手研究汉语，为我们认识汉语乃至中国文化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笔者希望本文能起抛砖引玉之效，引来更多的学者探寻新的视角来重新认识中国文化，赋予民族文化以更强劲的生命力和更大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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