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不少传世美文都写于作者人生出现重大变故(被贬官)之后,如柳宗元的《永州八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刘禹锡的《陋室铭》等。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也一样,写于他被贬为滁州太守第二年。文中生动地描绘了琅琊山的奇丽环境和变幻多姿的自然风光,展现了一幅太守与民同乐的图画,表达了他悠然自得的旷达乐观情怀以及与民同乐的政治理想,盛传不衰。与其他文章不同的是,《醉翁亭记》并不是以第一人称来写,而是以第三人称,从“太守”这一朝廷官员的独特视角来叙事写景抒情的。 “太守”一词在文中出现了九次之多,不先点明自己就是太守,最后才亮相,把自己置于旁观者与当事者之间,以当事者身份行事,以旁观者身份叙事。
　　前人曾这样评述《醉翁亭记》:“句句是记山水,却句句是记亭,句句是记太守”。 “太守”是作者着力刻划的中心人物,作者的思想、心境、感情都寄托在“太守”身上。文中刻划了一个什么样的太守形象呢?太守不在豪华的府斋馆舍设宴,也不在交通便利的闹市凉亭会宾,而选在远离尘嚣风景秀美的琅琊山上,在临近酿泉的醉翁亭中,摆上一桌土色土香的宴席与众宾欢饮共乐。其洒脱自然、率性亲和的形象跃然纸上。“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席间众宾或射或弈,或起或坐,或闹或饮,轻松自由,无拘无束。太守则醉处其间,逍遥自在。这里没有官场上的礼仪规矩,没有长幼尊卑之别,完全是故友间的相聚。山道上,更没有那种“太守在此,行人止步”的森严戒备,滁州的老老少少,前呼后应,络绎不绝,畅快游玩。歌声萦绕山际,笑声回荡山谷,这歌声、这笑声、这闲情逸趣,足以表现此地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百姓生活安乐幸福。这里没有官民有分,没有等级之别。琅琊山的美景官民共赏,溪流中的肥鱼、清洌的美酒官民共享,太守、宾客、游人各得其乐,一幅政通人和桃花源式的和谐社会缩影。这一切不能不说是滁州太守的功劳。这既是一位“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的醉翁太守,更是一个勤政、亲民、爱民的太守啦。有这样的太守,是地方之幸,是百姓之福,值得人们赞扬的。文章不经意的一笔 “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多少流露出作者内心的自得之情。
　　作者把自己置于旁观者与当事者之间,以一位勤政、亲民、爱民的“太守”的视角来叙事写景抒情,固然能更好地表达文章“与民同乐”的思想,但也有其深层原因。
　　首先,很好地传达他失位不失志的情怀。为官者被贬官,是人生一大惨痛变故,心境的变化也是自然的。有的人从此远离官场,醉心山林,了却一生;有的人慨叹人生不顺,患得患失;也有的人乐观面对失意,保持品性高洁、个性独立。但无论哪种人,心境如何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把自己排除在官场之外去看待人生。刘禹锡只是抒发“惟吾德馨”而已,柳宗元游西山时只是借“是山之特立”,抒个性独立,不与世俗同流的思想。欧阳修则不同,他虽远离朝廷,却无法走出官场,位置变了,从政的意愿没变。这不是他留念官场的荣华,而是人生经历、人生追求使然。他四岁丧父,家境贫寒,母亲用荻杆画地教他识字。对下层人民的痛苦感受很深,从小在他的内心当中就埋下济世救穷的种子。二十四岁中进士胸怀富国强民的大志步入仕途之时,北宋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朝廷内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也更为激烈。欧阳修坚决站在改革派一边,关心国事,力促革新。主张轻赋除弊,实行“宽简”政治,仗义直言,指责那些“先荣而饱”的人一面不知为天下忧,一面 “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使能忧天下者“又皆远贱”(《读李翱文》)。革新失败,他受牵连被贬,但他的人生志向未变(这一点他与范仲淹相似)。在朝廷里无法推行的变革主张,他要在当政地方时亲自实践。从《醉翁亭记》所展示的“与民同乐”画卷里,我们不难想象他在滁州一年多时间所付出的努力,使滁州“政通人和,百废具兴”的情景。如果说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只是表达“先忧后乐”的政治理想,那么欧阳修就把这政治理想变成了美好现实。也正是这政治理想使他少了份个人失落的痛苦,多了份政治革新、为民谋福的努力与奋进。文中委婉地向世人表明:“居庙堂之上”为大官也好,“处江湖之远”做小吏也罢,官责永远重于官职,民乐才是官乐。在品味《醉翁亭记》时,我们要充分认识作者以“太守”所传达的这种思想。据说醉翁亭是当地一名叫“智仙”的高僧,看到欧阳修常在山中游玩,同情欧阳修而为他修造的,多少有宽慰他的意思。欧阳修写此文,大概是对智仙一个积极回应吧。
　　其次,含蓄表达支持革新,激励同僚的情怀。“庆历新政”失败,整个北宋王朝政治昏暗,奸邪当道,保守派得势,一些有志改革图强的人纷纷受到打击,国家积弊不能消除,衰亡景象日益增长,人民更为疾苦。欧阳修在滁州实行宽简政治,发展生产,使当地人过上了一种安乐祥和的生活,年丰物阜。客观上以自己的政绩含蓄地向人们宣扬“新政”的正确性。让人们看到希望,要改变积贫积弱的衰亡景象,必须革新变故。当然,这些在当时是不能直说的。用太守治理下“与民同乐”的清明世界来展示,既委婉自然,也有说服力。对保守派是一种回击,对同僚更是一种激励。当时有志于改革者大多为朝廷衰败不振、革新受挫折而苦闷悲叹,萎靡消沉,对前途失去信心。像范仲淹这样真正做到“先忧后乐”人毕竟是少数,他在《岳阳楼记》中不就发出“微斯人,吾谁与归?”的感慨吗?就连滕子京这样在地方有所作为的人,在别人祝贺重修岳阳楼时,也不免发出:“落甚成?只待凭栏大恸数场。” 《醉翁亭记》中“太守”既能为民造福,又能与民共乐,无疑为滕子京们树立了榜样,文末的亮相对他们更是一种触动。让他们懂得为官者如何看待自己的位置与价值。也许欧阳修是无意为之,但客观上起到这样的效果。
　　再次,在艺术表达上起到接受缓冲的效果。一般来说,赞扬别人比赞扬自己更容易让人接受。如果文章以“吾”“余”等第一人称来写,开始就把自己推到前台,容易给人一种炫耀政绩自夸的感觉,读者不一定能接受的了。而作者先隐在幕后,以第三人称描述太守“与民同乐”情景,一步步展现太守可敬可亲的形象。在人们认可、接受太守以后,再以“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走上前台,人物与作者合而为一,让人恍然大悟,也就能以认可、接受太守的心理来认可、接受作者了。这样由远而近、由模糊到清晰地完成了展示美好生活,近而展示太守,最后展示作者本人的叙事抒情过程。意味悠然深长。
　　《醉翁亭记》一问世,滁州人唯恐失之,于庆历八年请人把全文刻在石碑上,后来又嫌字小字浅,怕日久磨灭,又请苏轼用真、草、行三种字体书写重刻。影响之大,可见一斑。我想除了文章本身的文学艺术魅力,还在于那个勤政、亲民、爱民的“太守”给人民带来的一线曙光。当时社会里,谁不想有个清正的父母官,谁不想过上好日子呢?理解这一点,也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作者单位:黄山市黄山区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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