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民情和百姓吃食，构成了汪曾祺散文的主要内容。在《胡同文化》里，他带着回忆的反观和审视来写民间的情和景，自然而然地带着一种坐看云起的达观和洒脱。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胡同里市民实实在在的生活是汪曾祺的兴趣所在。
　　汪曾祺的散文“记人事，写风景，说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事物”，无不娓娓而谈，文字如行云流水一般自由流动，冲淡之中富有情趣和韵味。汪曾祺曾说过：“我倾向‘为文无法’，即无定法。我很向往苏轼所说的：‘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当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样的创作思想贯穿于汪曾祺的创作之中，当要为记录北京胡同衰落的摄影集《胡同之没》写一篇序言时，面对见证了自己大半个人生的、处于衰败没落中的胡同，可以想象他内心应该是顿生波澜，五味杂陈。然而我们看到的这篇题为“胡同文化”的序言，依然是汪曾祺所惯用的文笔——淡雅如水，质朴平淡。本文将从具体文本入手，来分析汪曾祺是如何把浓郁炙热的感情化为日常朴实的语言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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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层面，精神文化依赖于物质文化。胡同文化也依赖着它的基石——胡同而生长起来。《胡同文化》用白描手法，写人写事只描不评。不管是记胡同的形状、命名，还是叙胡同文化的内涵，都舍弃烦琐的修饰，力求平淡质朴。全文只有“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此外，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等几处点题式的评论性语言。如韩毓海所评：“汪先生只在它的外部用水墨画手法画了一个淡淡的美丽光环，用这个光环将‘此在’包裹起来了。”㈨
　　从胡同五花八门的取名开始，胡同文化所包含的市民文化和市民思想已经跃然纸上。作者首先用简单几笔就描出了胡同的格局，虽然是给胡同绘形，实际上也已经牵扯出生活其中的市民的思想意识。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
　　寥寥数笔，就把胡同的格局与北京城以及北京人的思想之间的关系揭示出来。胡同的方正造就了北京城的方正，而城里的人世代都生活在一个个方块中，各自为政，互相隔离却又互相牵扯。居住的格局显然影响着居住者的思想，因此，北京人很讲究“处街坊”“随份子”的学问。
　　文化是胡同的神韵所在。汪曾祺用极具京味儿的胡同语言直接描摹胡同里的人生百态，是给胡同绘神。如“地根儿”“挪窝儿”“处街坊”“随份子”“会鸟”“闹学生”“过学生”等地道的京味儿语言，毫不雕饰，直接用来描写胡同文化，道出了其精髓。其实，地道的京味儿语言本身也是胡同文化的一部分，可谓胡同文化中的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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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北京城的切割线，胡同有时也是发生火灾时的隔离带，这隔离带也隔出了“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封闭文化。这就是从胡同中生长起来的市民文化冷漠的一面。作者的妙笔就在于，只印象式的几处勾勒就不仅刻出了胡同的外形，同时也描摹出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神髓——稍显冷漠与相对封闭。
　　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
　　……这二位同志说：“叫他认错?门儿也没有!忍着吧!——‘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
　　窝头、大腌萝卜、小酱萝卜、滴几滴香油的臭豆腐、虾米皮熬白菜，再日常不过的五种吃食却代表着北京人生活的五个层次，北京人那满足之意已无以复加。在这皇城根下，见惯了政权的风云突变，习惯了面对皇权的尊严，只有“忍着”“耐着”“眯着”才能留住性命，保持一点尊严，才能坐看风云变幻。汪曾祺简洁的描摹把北京人“安土重迁”“休管他人瓦上霜”“易满足”“安分守己”的市民心态绘得入神入骨。透过这平淡的白描，读者可以品味出胡同生活的情趣、闲适和北京人达观的处世态度。或针砭或颂扬都融于温润、平淡的描摹之中，把沉重的文化审视融于趣味盎然的气氛之中，任读者品味，引读者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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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胡同文化》中，汪曾祺还通过隐喻的修辞手法把胡同的文化个性融于一个个具象中，不见华丽的言辞，却可以串起无限丰富的想象，对于传达胡同文化封闭、保守的一面无疑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隐喻又称暗喻，是“人们用一种事物来认识、理解、思考和表达另一事物的思维方式”。隐喻的表达效果是通过人类认知中的意向图式而实现的。在文学作品中，运用隐喻可以把抽象的思想和无限的韵味藏于具体事物背后，依托感官让读者去思考、玩味。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
　　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
　　四合院是一个盒子。
　　大豆腐、网络、盒子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意向图式，用这些人们所熟悉的具象做比喻，栩栩如生地传达出胡同的种种文化个性。“大豆腐”是用刀切成的方块儿，方正、规则；“网络”是密密麻麻的网状结构，它具有延伸性和辐射性；“盒子”具有封闭性，与外部隔绝，内部自成一体。这些固有的意向图式便给读者提供了联想的“尾巴”。抓住它，读者便能抓住胡同文化的魂。比如用“盒子”比喻四合院，就把四合院这种民居里的人们的心态很好地传达出来，可谓言尽于此，意蕴无穷。“盒子”里的市民，更关心自身的存在，对于自己所生活的“盒子”以外的事他们只“瞧热闹”，瞧瞧而已，不关他们的事。甚至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也与胡同里的市民关系不大，无论是学生的“闹”还是学生的“过”，对于他们的生活来说，都相当遥远。他们跟大白菜，跟鸟友、棋友、酒友的关系更近。通过隐喻，胡同文化的封闭、落后就活脱脱跳入读者脑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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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曾祺认为：“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科手段，应该提高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胡同文化》就大量直接引入胡同里的语言和胡同百姓的文化自白。汪曾祺之所以这样崇尚日常生活语言，正因为他需要用这些家常的、平淡的语言来节制内心对胡同文化的矛盾感情。在他的创作思想里，对胡同文化炽热的爱和面对胡同文化将被挟裹而去的感伤不能破坏文章如水般的闲散和平淡，因为在汪曾祺那里，“感伤主义是散文的大敌”。他的散文是要给人以休息和滋润的。汪曾祺的“调色碟里没有颜色，只是墨，从渴墨焦墨到浅得像清水一样的淡墨”。他不喜散文中浓烈的情感宣泄，而崇尚语言的平淡简古和情感的节制。所以“即使是至痛的事，到他的柔滑思维机器中转几转，也会变得平和起来”。正因为汪曾祺的这种创作思想，《胡同文化》只记胡同的语言、风俗和文化，也只用“失去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打不上水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来构成“西风残照，衰草离披”的衰败、没落景象，以寄托自己的伤感、依恋和怅惘。汪曾祺的感伤是有节制的，他将伤感裹藏在胡同衰败的景象中，他的感伤情绪没有倾泻，没有成为“散文的大敌”。
　　汪曾祺曾经说过：“我受影响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这和我的气质很相近……”《胡同文化》正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之事，让人在亲切之感中油然而生一股凄婉之情。

• 何 英： 《胡同文化》:源于炙热,归于冲淡　/　语文建设 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