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学语文教材中长期保留的篇目，《祝福》多年来一直被这样教读：以祥林嫂为主人公立论，将它看做农村题材小说，旨在反映旧中国农村女性悲惨的命运，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罪恶。但是，以祥林嫂为主人公立论的解读存在三个问题：一是自觉不自觉地在不同程度上把作者鲁迅和小说中的“我”等同对待，完全与“我”站在同一层面，一起“同情”祥林嫂且仅止于“同情”；二是祥林嫂故事的地位不证自明地高于“我”的故事，成为研究的逻辑起点；三是会将《祝福》变成一声“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的“呐喊”。这不仅妨碍《祝福》艺术创新的价值评判，而且淹没了它的教育价值。笔者认为，应把《祝福》作为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来教读。
　　且先细读《祝福》文本。
　　小说通篇是“我”的追忆。第一段里“我”和四叔的对话点明了“我”的身份：不同于康有为一代的“新党”。加上小说结尾落的叙述时间“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联系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可肯定“我”是一个现代启蒙知识分子。小说的全部矛盾冲突就在“我”的内心世界里发生。“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表明“我”很在意这“新年的气象”，“我”返乡是要在故乡看到人们精神面貌的“新年气象”，但“四叔”“几个本家和朋友”“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家中却一律忙，都在准备着‘祝福’”。祝福是旧俗，这里更是故乡精神状态陈旧落后的象征，堪为鲁镇精神文化代表的鲁四老爷之“大骂新党”和其书房的陈设是相应的明证。于是，“我”感到“无聊赖”，内心矛盾冲突形成。但“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还另有来由，那就是遭遇祥林嫂引发的一系列内心矛盾冲突。对祥林嫂“纯乎一个乞丐”的看法与“预备她来讨钱”表明“我”在祥林嫂面前，还保持着现代启蒙者姿态，不屑平视祥林嫂，认为她甚至还没有让“我”启蒙的资格。面对不识字却对读书人怀着近乎原始崇拜的祥林嫂的一连三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那么，也就有地狱了?”“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我”从“诧异”到“很悚然”“惶急”，再到“很吃惊”，“即刻胆怯起来”，乃至“匆匆的逃”——作为启蒙者从容自信的“我”，即刻现实地还原为“完全一个愚人”。随之，“我”之揣测于祥林嫂的“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人道主义的为人着想与自己的慰藉无力……迅速在内心形成冲突，最甚者是期望故乡变化与逃避祥林嫂的变化之间的冲突，以及“我”本能地要逃避自己的答话之于祥林嫂死亡的责任与富于宗教式担当精神的启蒙理性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直接造成了“我”强烈不安的精神困境，使“我”不能停止思考。然而，所有冲突最终通过讲述祥林嫂悲惨的人生结局得以解决。
　　
　　1　现代启蒙者的理性局限
　　
　　“我”的追忆过程实质上也是“我”被剖析的过程。《祝福》的深刻，就在于借“我”之无法回答好祥林嫂的三问，实实在在地暴露了现代启蒙者普遍的理性局限。这包括两种局限：一是人类理性固有的客观局限在启蒙上的表现，二是由于启蒙者自身理性不足而造成的主观局限。人的理性是有限度的，独立思考只是提供了一种发现真理的可能性，并不确保获得真理。知识水平、思维能力、主观意图、思维方式等因素，都会影响理性的有效性。灵魂问题是人类认识自我途中遇到的难题，至今也仍是对人类理性的一个挑战。灵魂有无问题，鲁迅终其一生也未能回答：“三十年前学医的时候，曾经研究过灵魂的有无，结果是不知道。”这是启蒙理性本身不可克服的客观局限，也是作为启蒙者的“我”逃避祥林嫂三问的内在根由。再者，理性的固有局限注定人类靠理性获得的知识既不是对对象的全面掌握，也未必完全正确。况且在启蒙思潮下，许多启蒙者自身的觉醒，最初常常停留在观念层面而没有实际人生体验，他们的行为常常与其观念相矛盾。在他们(包括鲁迅)的眼里，启蒙对象基本上只限于知识青年，而“普通的社会民众尤其是占中国入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只是启蒙知识分子理性审视的对象，只是他们科学理性解剖台上的标本”。启蒙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必须对自身觉悟水平的超民众优势和启蒙主张的合理性，充满自信；同时，对自己的行动能力和启蒙教育的客观有效性，亦即启蒙对象的可改变性，持确信态度。”再看看鲁迅在《(呐喊)自序》中首次提到“铁屋子”情结的谈话：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这里，鲁迅一边把启蒙对象分为“熟睡的”和“较为清醒的”两类，一边也表达了对启蒙工作之艰难和启蒙理性局限的清醒与质疑，以及对启蒙前景的绝望。它表明现代启蒙者既对启蒙主张及其客观有效性和自己的行动能力缺乏自信，也不能对启蒙对象的可改变性持确信态度。但正如鲁迅对朋友金心异之反驳做出的反应，现代启蒙者并没有因为这种不确信而放弃努力，鲁迅的“反抗绝望”是个极致。《祝福》中的“我”尽管为自己不能帮助祥林嫂免受“临终的苦楚”而深深负疚，却又始终不愿放弃启蒙者的姿态。为“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后所见“世人的真面目”逼醒而勇于反抗绝望的鲁迅，在小说中将自我觉醒的反思推己及人—关注个体生命的自我觉醒：即使是阿Q，也在死亡面前有了“一点自我的醒悟”，《祝福》中祥林嫂的“疑惑”也是她自我初步觉醒的标志。两相比较，“我”对祥林嫂三问的出乎意料所表明的启蒙者对启蒙对象的隔膜，充分暴露了现代启蒙者对启蒙对象的认知存在臆断、僵化的一面，以及他们唯我独尊的盲目性。这是现代启蒙者的主观局限，只有启蒙对象生命的觉醒才能照出。与其说是启蒙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不如说正是现代启蒙理性的局限，注定“我”在祥林嫂的逼问下必然要陷入无力直面又不能逃避的精神困境。
　　
　　2　一个故事的两个向度
　　
　　《祝福》的深刻，还在于它通过矛盾冲突中“我”的现实应对策略，暴露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身上的怯弱、巧滑、自欺欺人等国民性特征。“我”怀揣故乡精神面貌“新年气象”回乡，但在经历了“年年如此”的祝福气氛而感到无聊之际，遭遇祥林嫂这不变的鲁镇中唯一的也是最大的变化时，却最终选择了逃避，其策略就是清理祥林嫂的悲惨人生，并用尽量客观的方式把祥林 嫂的死因呈现出来，也就是借讲述祥林嫂的人生故事来完成“我”的思考、平衡“我”的情感。于是，“我”的思考有两个向度：一是寻找祥林嫂真正的死亡根源，一是为自己开脱责任。两个向度是同一个故事的两面，只有祥林嫂的故事真实，两个向度才能同时实现。客观上，前一向度的努力，使祥林嫂故事的独立价值——揭露封建礼教的罪恶，借她的死来呼唤启蒙——得到充分突显。这一向度的圆满完成也恰是后一向度的成功，即“我”是在拿“前台上”祥林嫂的故事来阐释她的死亡根源，祥林嫂故事的突显正好遮蔽了“后台上”“我”作为启蒙者的失职：未能帮助祥林嫂免受“临终的苦楚”。祥林嫂的故事越显得真实，越有说服力，“我”瞒天过海的开脱就越成功。这一思考方式里有启蒙者对启蒙对象的人道主义态度，但显然透着巧滑，还有自欺欺人。
　　本来，对故乡鲁镇而言，“我”已是一个“外来者”，“我”的所遇所感所思所欲并无人关心，除了“我”自己。“我”全部的叙述也似乎只针对自己——一个极力逃避现实的自我，因为“我”无法摆脱自己作为启蒙知识分子的理性监督。鲁迅的启蒙主义始终是以“立人”为核心的，而且主要关注“个人”具体的生命存在。他笔下的启蒙知识分子身上都有他自己的烙印。“我”身上也显示了启蒙知识分子特有的人文关怀，“我”讲述祥林嫂的故事，表明“我”一直满怀悲悯地关注着祥林嫂作为人的生命存在。但在本能逃避与理性监督的斗争中，“我”终于追随了本能逃避，在祥林嫂故事讲完后，将责任推得干干净净而感到了彻底解脱，全忘了祥林嫂对“我”的寄望，忘了这是祥林嫂仅有的支撑，也忘了是自己这个她最信任的读书人亲自拆毁了这份支撑。自己既知道真相，又对自己和别人隐瞒真相，而把错误当做正确并信以为真，自然而然地获得心理上的平衡，这就是自欺欺人。知识分子特有的这些性格，鲁迅曾在《论睁了眼看》中总结过：“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3　“我”的反讽意味
　　
　　显然，这种剖示和批判同时也是针对鲁迅本人的。这样说并非要把“我”等同于鲁迅。作为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祝福》涉及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叙述者的叙述动机；二是作者鲁迅为什么安排这样一个叙述者。“我”作为小说中心人物，纵然只是“书中人”，但如前所析，也肯定有着鲁迅的精神烙印。再有，如鲁迅自己所说：“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彷徨时期鲁迅的文章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对自己作了较前更为深入的解剖，为此他不惮于自己将“满肚子恶意的所谓批评家，竭力搜索，都寻不出”的“真症候”…说出来。《祝福》作为《彷徨》集首篇，自然旨在表现鲁迅“抉心自食”的自我解剖。鲁迅选择了“我”作为小说叙述者，使小说在形式上成为一篇独白。这样，“我”的叙述成为一种自我呈现，因了“我”对祥林嫂人生的参与，因了“我”前述两个向度的考虑，“我”叙述的内容整体上就显得相当客观而具有较高的生存解剖学价值。借鉴韦恩·布斯划分可靠叙述者和不可靠叙述者的理论来分析，“我”的叙述看似可靠，实际上却一直处在作者的否定性审视中，由此产生了反讽的意味，从而使小说聚焦于“我”的自我解剖的主题得到深化。“我”的独白越真诚，暴露也越真实，解剖也越深刻，批判也越尖锐，较之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罪恶本质，借祥林嫂之死呼吁启蒙的归纳，显然要深刻得多。《祝福》艺术上的高明正在此。也有学者指出，鲁迅创作思维的独特性充分体现在他总是以接受者的接受为旨归，他的小说的魅力在于打破了读者的思维定式，重塑读者的思维。㈩弄清这一点，就不难发现，传统解读之忽略“我”，新时期以来研究者对“我”的关注不够充分，是因为《祝福》的创作思维突破了人们所熟悉的套路，而解读者还不同程度地受着思维习惯的限制。
　　综上所述，从小说整体来看，《祝福》中祥林嫂的故事只是“我”的大故事中的小故事，是为“我”的故事服务的。“我”的故事贯穿全篇，旨在表现“我”的生命存在。《祝福》只能是一篇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这样教读的好处是：第一，判明《祝福》通过主人公“我”的独白叙述，实实在在地暴露出现代启蒙者普遍的理性局限和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怯弱、巧滑、自欺欺人等国民性特征，使“我”的自我意识形象展现得客观真实，使“我”作为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的复杂的生命存在，和由此呈现出来的鲁迅较前深化的自剖精神，不但给读者以更大的心灵震撼，还更好地帮助读者站在一个超越鲁镇人和“我”的立场来审视祥林嫂的人生。第二，对小说有了深刻理解，小说的语言文本也自然魅力灿然，引发读者反复的赏玩体味，其艺术之独特价值自然得到彰显。

• 李本东： 《祝福》:作为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　/　语文建设 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