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坛，不乏个性鲜明、风格独特的小说家，如果要问其中最“另类”的是哪一位，那么我的回答是：废名。对于很多当代读者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废名却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小说家，对“京派”小说乃至中国现代抒情写意小说流派的开创居功至伟，影响甚大，因此废名之“名”是不可“废”的，是需要后世铭记的。
　　废名(1901～1967)原名冯文炳，出生于湖北省黄梅县城一个小康之家。黄梅是佛教禅宗五祖弘忍当年悟道传法之处，家乡的佛禅文化对废名日后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后，废名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同时进行文学创作以及美学和杜甫、鲁迅研究。废名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是一位诗人，一生创作诗歌逾500首，其诗意象独特，富有哲理，常被归入现代派之列，《街头》《理发店》《灯》《十二月十九夜》等都是现代新诗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废名是一位小说家，其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1925)、《桃园》(1928)和《枣》，(1931)以及长篇小说《桥》(1932)、《莫须有先生传》(1932)和《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1947年6月至1948年11月连载于《文学杂志》)。废名一般被看做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盛一时的乡土小说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但如果仅仅以“乡土小说”来界定和解读废名，是远远不够的。用杨义先生的话说，废名的小说实在是“别有风姿，难以言喻”。
　　废名的作品向来以晦涩著称，他的诗歌被认为“难以捉摸，无一首可解”，有人称之为“迷人而难启的黑箱”。诗歌是如此，那么小说怎么样呢?据废名的恩师周作人讲，当年曾有人在学生中作过调查，结果“废名君的文章是第一名的难懂”。平心而论，废名的小说并不全是晦涩的，事实上他早期的短篇小说大都清新明快、质朴自然，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采用的是写实笔法，较少有阅读上的障碍；要说晦涩，则首推《莫须有先生传》，通篇是梦呓似的自言自语，读来犹如天书；代表作《桥》则介于两端之间。鲁迅认为废名后来的小说不像早期那么“闪露”，而只是“有意低回，顾影自怜”罢了，因此鲁迅在选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所选废名的三篇小说《浣衣母》《竹林的故事》和《河上柳》均出自其第一部小说集《竹林的故事》。创作风格的多变，为废名赢得了“文体家”的美誉，施蛰存甚至认为：“谈到中国新文坛的文体家，废名先生恐怕应当排列在第一名了。”在这里，我们以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短篇小说《竹林的故事》为切入点，来谈谈废名小说的主要艺术特点。
　　首先，是独特的文体。可以说，废名的小说是一种不像小说的小说，一般没有完整的故事，没有紧凑的情节，没有矛盾冲突，没有典型形象，结构松弛散漫，笔调从容写意，文体更近于散文，因此往往被称为散文化小说。《竹林的故事》写于1924年，这时废名的小说创作还处于早期阶段，文体探索的味道尚不浓郁，但我们已经能够从中分明感觉到一种散文化的倾向。小说虽然写了一些生活琐事，如打鱼、吃饭、看灯、卖菜等，但都只是一些彼此关联度并不高的零碎的片段，事件的交代极为简略，而且没有贯穿全文的中心线索。废名小说的结构，可以说是一种断片化结构，它们更多地借鉴了中国古典诗歌、散文、小说乃至绘画等“非叙述性+空间化”的结构方式，而与全面学习西方的“叙述性+时间化”的中国现代主流小说体式有着显著的差异。这种断片化的结构方法，使废名的小说显得比较“散漫”而不够“精密”，小说与散文之间因此也就没有了严格的界限。周作人选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中收录的废名的六篇散文，全部是从长篇小说《桥》中选取的章节，就是一个有趣的例证。以废名为典型代表，包括沈从文、萧红、芦焚、孙犁、汪曾祺等在内的少数抒情写意派小说家，他们的散文化小说虽然受到了主流文学的批评和排斥。但他们尝试打破文体界限的努力，不仅丰富了中国现代小说的体式，而且增强了小说的审美意蕴。应该说，他们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其次，是诗化的语言。废名小说的语言简练而含蓄，言近而旨远，是一种典型的诗化语言。废名自己也曾说过，“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不肯浪费语言”。的确，在小说语言的运用上，废名是刻意求简的，如《竹林的故事》开头：“出城一条河，过河西走，坝脚下有一簇竹林，竹林里露出一重茅屋，茅屋两边都是菜园。”寥寥三十余字，就描绘出一幅如诗如画的水乡田园图，并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其艺术效果甚至为浓墨重彩的繁复描摹所难以达到。废名的小说还常常使用省略的手法，如“用询问的眼光朝妈妈脸上一睄——却也正在睄过来，于是又掉头望着嫂子们走去的方向”，三句话都省略了主语，读者看第一遍可能会一头雾水，必须经过反复阅读和思索方能领会其意所指。此外，废名还喜欢采取委婉含蓄的表达方式，如交代老程的死时，没有直接说“死”和“坟”，而是用了一段间接而曲折的描述来代替。简练含蓄的诗化语言一方面会给阅读造成阻滞，这是它的缺点；但另一方面，它也能够让读者在停顿和品味中领略小说的诗意，增添别样的趣味，这又是它的优点。周作人曾说：“我觉得废名君的著作在现代中国小说界有他独特的价值者，其第一的原因是其文章之美。”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第三，是优美的意境。所谓意境，是指文学艺术作品在情景交融、虚实相生中所形成的韵味深长的诗意境界。中国古典文艺是非常注重意境的，其中写意画和山水田园诗是表现意境的最佳艺术样式，而废名的小说恰与二者相似，意境的营构是其突出的艺术特征。废名小说中写景的文字往往比较多，在《菱荡》中，写景部分甚至占去了三分之二的篇幅。需要注意的是，废名小说中的写景文字一般都不是孤立地描绘景物，而是由此营造出一种优美的意境，创造出一个理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与自然总是处于一种和谐共生的状态，或者说形成一种同构的关系，两者互为凭依，相互交融，同时又互为镜像，相互诠释。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废名小说中，人即自然，自然即人，二者是浑然一体的。如陈老爹与杨柳(《河上柳》)、王老大与桃园(《桃园》)、陈聋子与菱荡(《菱荡》)之间，就构成了这样一种镜像关系。《竹林的故事》中的三姑娘与竹林之间也是如此，三姑娘的美丽、善良和纯真，正与竹林的青翠、幽深和洁净形成对应，两者相互映衬，相得益彰。这篇小说的主要描写对象应该是三姑娘，但开篇却从竹林写起，结尾处又回到竹林，而且小说的题目不叫“三姑娘的故事”，却叫“竹林的故事”，其中的用意值得我们再三回味。
　　第四，是抽象的人物。人物、情节和环境，被认为是小说的三要素，其中人物列于首位，可见其在小说中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19世纪 现实主义小说兴起之后，人物更是占据了核心的位置，是否塑造了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成为衡量小说成败的首要标准。废名小说中的人物，却与这种传统小说观念对人物的要求有着较大的差距。尽管在早期小说中，废名并没有忽略对人物的描写，但总的来说这些人物大都难以称之为典型形象。《竹林的故事》主要写了三个人物，即老程(爸爸)、老程家的(妈妈)和三姑娘，其中三姑娘是小说所着力描写的中心人物，但作者并没有将她塑造成一个血肉丰满的形象，她的外貌、言语、动作、表情和心理，都是一些零散的呈现，给读者的印象是不完整的，甚至有些模糊。更重要的是，传统小说注重展现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以及性格内涵的特殊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它应该是动态的、立体的，而废名小说中的人物却是静态的、扁平的。时间在流逝，环境在改变，但我们所看到的三姑娘，却如那寂静的竹林一样，好像永远静止不变。到了后期，如《桥》和《莫须有先生传》中，废名更是将人物变成了一种抽象的符号，作为作家传递情感、表达观念、营造意境的载体和工具，与典型形象之间的距离更远了。
　　最后，是复调的意味。“复调”本是音乐术语，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第一次使用了“复调小说”的概念，意指小说文本包含了两种以上“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简而言之，复调小说就是主题具有多义性的小说。关于废名小说的主题，历来有多种解读，并且存在较大争议，这正表明了其复调的意味。《莫须有先生传》是废名复调小说的代表之作，其中始终充斥着两种互不谐调甚至互相对抗的声音，莫须有先生的自问自答以及他与房东太太之间的对话，实际上是两种价值取向的相互争斗，反映了主人公徘徊于出世与人世、艺术与现实、个人与社会两端之间的那种困惑、矛盾而无奈的复杂心情，而这种矛盾最终也没有能够得到解决，小说的主题也就显得模糊不清了。那么，《竹林的故事》的主题是什么呢?有人说它描绘了平和宁静的乡土田园生活，有人说它描写了一段朦胧纯洁而没有结果的爱情，有人说它表现了生活的苦难以及对这种苦难的审美超越，还有人说它表达了作者对生命与存在的哲学感悟。甚至有人从中看到了礼教的控制和女性的解放问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以上种种说法，从特定的角度来看都有其合理之处，因此我们就很难确切地说这篇小说的主题究竟是什么了。可以说，废名小说的这种多义性特征和复调意味，一方面给读者的接受增加了难度，另一方面也为作品增添了更多的艺术魅力。
　　废名是一位特立独行的作家，他的小说创作虽然数量并不多，但却以其独特的文体形式和艺术风格，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正如著名批评家李健吾所说，“他真正在创造”，“遂乃具有强烈的个性，不和时代为伍，自有他永生的角落，成为少数人流连忘返的桃源”。在这“少数人”中，沈从文和汪曾祺直接继承了废名的衣钵。将废名所开创的“京派”小说抒情写意的传统发扬光大，其影响至今仍在延续。在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废名是一位逆潮流而动的作家，他也因此难免寂寞的命运；而在文艺思潮多元化的今天。我们对于像废名这样的“另类”作家，是不是应当给予更多的关注呢?

• 田 广： 废名的小说艺术　/　语文建设 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