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立”，缅怀叶圣老史绍典中学语文·教师版2009年第12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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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135991

[ 史绍典文选 ] 　　

“三十而立”，缅怀叶圣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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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而立”，缅怀叶圣老

◇ 史绍典

　　全国中语会成立30年了,“三十而立”,是该好好纪念。
　　我这辈子从事语文教育40余年,多半时间,都是在“全国中语会”的旗帜下过来的。
　　中国当代语文的巨擘叶圣老,是中国语文的大纛、“全国中语会”的创始人和掌门人之一(历任荣誉会长)。叶圣老的语文教育思想,为“全国中语会”学术思想奠定了深厚的根基,是全国中语会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们把目光稍稍聚集到上个世纪70年代。70年代的关键词是“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1977年12月,湖北省的《中学语文》复刊(《中学语文》,湖北大学主办,1958年创刊,1977年复刊),叶圣老为复刊欣然题词:
　　我想,教任何功课,最终目的都在于达到不需要教。假如学生进入这样一种境界:能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辨析,自己去历练,从而获得正确的知识和熟练的能力,岂不是就不需要教了吗?而学生所以要学要练,就为要进入这样的境界。
　　给指点,给讲说,却随时准备少指点,少讲说,最后做到不指点,不讲说。这好比牵着手走,却随时准备放手。在这上头,教者可以下好多工夫。
　　我的想法是否得当,敬请广大语文教师指正。
　　为中学语文复刊题词叶圣陶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
　　十年动乱,语文被糟蹋殆尽,动乱过后,语文教育界一片迷茫,对于语文这样一门至关重要的学科,到底该如何教学,没了绳墨。叶圣老的“题词”,敏锐地把住了当时语文的脉搏,开出了“正本清源”的处方。
　　“教任何功课,最终目的都在于达到不需要教”,这里,“教任何功课”,是教育的普适手段和基本过程。不论是在教育的传统意义或是现代意义上,“任何功课”都必须有一个“教”的过程,这是教育的法则,语文当然也不例外。而其“最终目的都在于达到不需要教”,恰是教育的“终极关怀”。对于怎样的“不需要教”,叶圣老也给出了一个需要达到的“境界”,即“能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辨析,自己去历练,从而获得正确的知识和熟练的能力”。这“三自一得”,正是“教任何功课”的“最终目的”。这一“最终目的”的实现,除去“教”以外,至关重要的还有学生的“要学”与“要练”。“教”、“学”、“练”,构成了教学的整体。
　　那么,什么是“教”呢?叶圣老说,“教”就是“给指点”、“给讲说”,明确地对“教”作出了原则性的规范,这是教学的方法论。叶圣老的教学方法论的指引,是对当时极盛行的“满堂灌”、“注入式”、“一言堂”、“填鸭式”的根本否定,而倡导了一种全新的教学法则。叶圣老还描述了整个教学的过程,即“给指点,给讲说”→“少指点,少讲说”→“不指点,不讲说”。从“给”到“少”到“不”,反映了老师的会“教”以及学生的会“学”的全过程。这均给经历了十年动乱的中国语文界以清晰、清新、清朗的引导。
　　叶圣老为《中学语文》的题词,写在语文有全国性的“组织”的前两年(全国中语会成立的前两年,两年后的1979年,叶圣老出任全国中语会首任荣誉会长)。我以为,叶圣老的题词,为全国中语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以及学术基础。在思想上,指出了语文教学最根本的价值及其实现的过程。在学术上,阐明了语文研究最基本的方向和探究的思路。几十年来,尤其在八届中语会年会(2003年武汉年会)陈金明理事长提出学会为基础服务、为基层服务、为语文老师服务的宗旨后,叶圣老所构思的“教”,始终是全国中语会研究的重要方向。
　　1978年,亦即全国中语会成立的前一年,叶圣老发表了著名的《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的宏文。在这篇讲话中,叶圣老又明确指出:
　　“教师教任何功课(不限于语文),‘讲’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讲’,换个说法,‘教’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教’。怎么叫用不着‘讲’用不着‘教’?学生入了门了,上了路了,他们能在繁复的事事物物之间自己探索,独立实践,解决问题了,岂不是就用不着给‘讲’给‘教’了?这是多么好的境界啊!”
　　这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叶圣老反复谈到的话题,说明叶圣老的思考之深以及思考的问题之重要。
　　叶圣老语重心长:
　　“知识是教不尽的,工具拿在手里,必须不断地用心地使用才能练成熟练技能的,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凭这个例子要使学生能够举一而反三,练成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能;因此,教师就要朝着促使学生‘反三’这个标的精要地‘讲’,务必启发学生的能动性,引导他们尽可能自己去探索。倾筐倒箧容易,画龙点睛艰难,确是事实,可是为了学生的长远利益,似乎不应该怕难而去走容易的途径。这就需要研究。”
　　这里,叶圣老对语文学科“工具性”的思想,语文教材“例子说”的思想,语文教学“精要地‘讲’”的思想,语文学习“训练”的思想等,都做了精当的阐释。这是更进一步地为全国中语会的成立,在“研究”的主导上指明了方向。
　　我自己也正是按照叶圣老的指引,从那个时候起,开始对“语文”进行系统思索的。
　　比如,我用了比较集中的时间和精力,研究语文教材的方方面面,写下了如《高中语文新教材探“新”》《人教版高中语文实验课本评述》《中学语文单元教学的范本——评〈国文百八课〉》《台湾国民中学〈国文〉教科书评述》《台湾〈国文〉与人教版〈语文〉相同选文编者设计之比较》《台湾〈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评述》《两种〈文言读本〉的比较分析》等文章,从“教材无非是个例子”的角度,探究了语文教材编写及使用的相关问题。
　　顺插一句,在纪念叶圣老《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发表30周年的文章里,我还写道:
　　1934年代,叶老与夏丏尊合编《国文百八课》,为语文教材编写的一大突破,它是我们现在所说“单元教学”的发轫。“五四”以后的“语文”教材,也并非没有语文知识的内容,如傅东华、宋文瀚等编的语文教材。但这些教材一则知识内容繁琐,脱离学生实际;一则知识与选文脱节,缺乏紧密联系;一则重知识轻训练。因此,教学效果不甚理想。《国文百八课》扬弃了旧教材的缺点,它以知识、选文、训练三位一体的新格局,使全书结构为一个弥合无隙的整体。
　　当然还有更多的旁及语文其他方面的诸多问题。
　　“‘讲’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讲’”,是叶圣老一以贯之的语文教育思想。
　　“学生须能读书,须能作文,故特设语文课以训练之。最终目的,自能读书,不待老师讲;自能作文,不待老师改,老师之训练必作到此两点,乃为教学之成功。”
　　这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叶圣老在一封教育书简中说的话。
　　“须能读书”,“须能作文”,“须”是应该、必要、一定,反映为学生的实际需求,也是学生家长和社会的普遍诉求。而“自能读书”,“自能作文”,“自”,则是已然、达成、实现,是“须能”的最终目的。由“须”而“自”,是“应然”到“已然”,这个“自能”的过程,就是语文实际训练的过程。
　　应该说,叶圣老为全国中语会搭建起了学术、研究、工作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思路。
　　上世纪90年代末,语文遭遇前所未有的挞伐,包括叶圣老的一系列语文教育思想也遭遇质疑。当然,正常的学术研究,应该允许,也应该宽容。
　　时任全国中语会理事长的刘国正先生,率队来湖北宜昌,考察语文教育的状况(时任全国中语会秘书长张定远,人教社中语室主任顾振彪,以及中语室编辑王本华、张德平,湖北省中语会雷秋山、史绍典等随行)。考察历时半月。
　　刘国正先生分析了困扰语文的因由,指出,第一,脱离学生的思想和生活,把语文课变成了纯技术的训练。第二,教学程式化、刻板化、枯燥乏味。第三,题海战术,学生苦不堪言。这实际上是用叶圣老的语文教育思想,对当时语文教育所面临的问题的严肃反思。刘国正先生所诉三点,正是对语文教学不能由“须能”到“自能”的批评。语文教育的这三点困扰,是对语文教学不能由“须能”的自求走向“自能”的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