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PLUS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9年第3期 ID: 135749

[ 史绍典 文选 ]   

细读

◇ 史绍典

  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在“实施建议”中“教学建议”部分,有一段谈及“阅读”及“阅读教学”的重要话语,称“阅读是搜集处理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教科书编者、文本之间的多重对话,是思想碰撞和心灵交流的动态过程。阅读中的对话和交流,应指向每一个学生的个体阅读。教师既是与学生平等的对话者之一,又是课堂阅读活动的组织者、学生阅读的促进者。教师要为学生的阅读实践创设良好环境,提供有利条件,充分关注学生阅读态度的主动性、阅读需求的多样性、阅读心理的独特性。尊重学生个人的见解,应鼓励学生批判质疑,发表不同意见。教师的点拨是必要的,但不能以自己的分析讲解代替学生的独立阅读。”[1]
  这里,对“阅读”和“阅读教学”进行了原则性的界定,尤其对教师在阅读中的地位和作用做了较为透彻的说明。应该说,这就是阅读及阅读教学的大政方针了。
  然而语焉不详的却是“个体阅读”的价值取向。
  我认为,“个体阅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任何“阅读”,首先和首要的都是“个体阅读”。“个体阅读”是阅读及阅读教学的基础与前提。无论是学生、教师,还是教科书编者,离开了“个体阅读”,所谓“多重对话”、“思想碰撞”、“心灵交流”等等,全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可以说,阅读教学,应该就是真实地引导学生“个体阅读”的过程(当然更应有引导走向“多重对话”的过程,而“个体阅读”本身,也正是阅读者跟文本对话的过程),“个体阅读”,是阅读及阅读教学的重中之重。
  探究我国传统的“个体阅读”,实为“细读”。今之所谓“精读”、“泛读”云云,为借用英语教学之术语。“精读”失之在“虚”,“泛读”失之在“浮”,而“细读”,则重之在“诚”了。“细读”,乃细品、玩味、咂摸、赏读、评析,等等,一一俱在其中。
  本文试图从中国传统的“个体阅读”入手,探讨“细读”诸境界,以为今之阅读及阅读教学以借鉴。
  
  一、春秋大义
  
  春秋是鲁史之名。孟子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2]“一也”即都是史的意思。由于晋史偏重乘赋的记载,故私名乘;楚史偏重恶人的警惕,故私名梼杌;鲁史重在凡例,故称春秋。
  孔子周游列国,终不见用,于鲁哀公十一年自卫返鲁,潜心述作,取鲁国策书加以修订,仍称之为春秋,列于六经,自此春秋之名乃为孔子的六经所专有了。
  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3]知我、罪我,其孔子之春秋大义也。
  春秋大义,乃为孔子对春秋之“细读”。
  孔子“细读”春秋,一为删削,一为阙疑,一为修正,一为仍旧。
  删削、阙疑、仍旧,这里不说了,试举“修正”一例进行说明。
  春秋载: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对于春秋“郑伯克段于鄢”六字,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均有大幅解说,尤以左氏为甚。
  这里,每一字都有关节。孙复称:“克者力胜之辞。因庄公与段,兄不成兄,弟不成弟,故经文交讥之。”[4]孙复的话无疑是对的。譬如一般说“哥哥惩罚了弟弟”,合理;如果说“哥哥打赢了弟弟”,就是讽刺之辞了。所以左氏讲,“如二君故曰克”就是“哥哥打赢了弟弟”的意思。
  据此,台湾学者傅隶朴[5]认为,“郑伯克段于鄢”,根据左氏的解释推断,春秋的原文当是“郑伐公弟段于鄢”。孔子删春秋时,改“郑”为“郑伯”,所以左氏说:“称郑伯,讥失教也。”孔子删“公弟段”为“段”,所以左氏说:“段不弟,故不言弟。”孔子改“伐”为“克”,所以左氏说:“如二君故曰克。”这里是讥庄公之失教、讥兄弟如二国,同时指称段之不弟。
  孔子删春秋,乃“细读”;左氏传春秋,亦为“细读”。朱熹在答陈仲蔚问“左氏释经处但略过”时评说,“他释经也有好处,如说段不弟,故不言弟,称郑伯讥失教也,这样处说得也好,盖说得阔。”[6]
  春秋之法,微言大义,乃有“孔子成春秋乱臣贼子惧”[7]之说。
  春秋大义,见微知著,发人所未见,诚今之标榜“主动性”、“独特性”、“个性化”阅读之发微。
  
  二、知人论世
  
  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8]
  孟子的本意是论述交朋友的范围问题。乡里人和乡里人交朋友,国中人和国中人交朋友,更广泛的范围,则和天下的人交朋友,也就是朋友遍天下了吧。如果朋友遍天下还嫌不足,那就只有上溯历史,与古人交朋友了。当然,也只有神交而已。这种神交,就是诵他们的诗,读他们的书。而要正确理解他们的诗和他们的书,就应当要了解写诗著书的人,要了解写诗著书的人,又离不开研究他们所处的社会时代。这就是所谓“知人论世”的问题了。
  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也说:“应引导学生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努力做到知人论世,通过查阅有关资料,了解与作品相关的作家经历、时代背景、创作动机以及作品的社会影响等,加深对作家作品的理解。”
  实际上,孟子这段话对后世真正发生影响的,正是他的“知人论世”主张。它同“以意逆志”一样,成为传统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也奠定了孟子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事实上,直到今天,无论现代主义以来的新兴文学批评方法已走得有多远,多新奇,但在我们的中小学课堂上,大学讲台上,以及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批评实践中,依然在主要使用着的还是“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方法。所谓“作者经历”、“时代背景”、“创作动机”、“作品影响”以及“中心”、“主题”等等,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文本批评概念,无一不可拿来作“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活脚。由此足以见孟子对于中国文学批评的深远影响。章学诚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9]诚哉斯言。
  闻一多先生的名著《唐诗杂论》[10],应该是开“知人论世”之风的。《唐诗杂论》首篇“类书与诗”,所论的是“唐代开国后约略五十年”事,闻先生认为,“我们要谈的这五十年,说是唐的头,倒不如说是六朝的尾”,这即是读书的机关,为什么?闻先生说:“寻常我们提起六朝,只记得它的文学,不知道那时期对于学术的兴趣更加浓厚。”闻先生所论,对于我们读那一时期的“书”,或研究那一时期的文学,无疑是一把“知人论世”的钥匙。
  朱东润先生也认为,掌握“知人论世”的原则,有助于理解古代文学作品。例如北宋梅尧臣在《和淮阳燕秀才》中说:“惭予廷荫人,安得结子革蔑,心虽羡名场,才命甘汨没。”他认为自己由恩荫出身,和燕秀才由进士出身不一样,因而感到很惭愧。可是杜甫却完全不同,他在《壮游》中说:“气磨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杜甫考不上进士,便浩然归去;梅尧臣考不上,却半辈子感到委屈。这是因为唐代读书人的进身之阶,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宋代主要的就是这一条路,即使由他途出身,头衔上总得加一个“右”字,例如“右迪功郎”之类,成为终身的耻辱。因此,不知道唐宋两代的风气,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对于进士的得失,杜甫全不关心,梅尧臣却痛心疾首。只有了解他们的时代,才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们和他们的作品。所以“知人论世”,应当是“论世”第一,“知人”第二。进行文学批评,也必须“知人论世”,才能够对作品作出正确的评价。孟子的这一原则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历代文学批评家所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