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派·闽派语文·中学语文史绍典中学语文·教师版2008年第2期语文PLUS

语文PLUS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8年第2期 ID: 356388

[ 史绍典文选 ] 　　

闽派·闽派语文·中学语文
参读
联读
摘读

闽派·闽派语文·中学语文

◇ 史绍典

　　今天，我主要就两个问题谈一些想法：第一，我与闽派语文；第二，我与中学语文。
　　谈到闽派语文，我认为，闽派就是因了它的韧性和执著，才成就为闽派的；认准一个方向不倦地做下去，这是闽派最大的特色。今年暑假，我们到了新疆，我和之川先生一起去了新疆的惠远。那是林则徐的流放地。在惠远，我跟之川先生谈到这样一个话题：以林则徐这样一个省部级的高官，从东南富庶之地的闽侯（福州）流放到这偏远的边陲小城，茫茫沙漠，人烟稀少，语言不通，但林则徐为惠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做了很多好事。所以，惠远人民立碑纪念他，辟出纪念堂来纪念他。我觉得这就是闽派的根基。还有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过《天演论》、同样是福建人（侯官）的严复，他说，“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而这正是陈日亮先生“守正创新”思想的源头。不保留传统的东西，不把传统中优秀的东西继承下来，那就不会有创新。所以，“旧”和“新”、“守正”和“创造”就是这样的一个辩证关系。在闽派前辈的根基之上，闽派语文在发展着。
　　我们认识闽派语文，是跟一个个闽派语文的代表人物相关联的。如，孙绍振先生，在一些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上，他敏锐的思想，以及对语文的深邃的看法，令人深思。今天上午钱理群教授提到孙绍振先生用还原法来解读文学作品，给我们当前的语文教学尤其是阅读教学立下了一个标杆。我记得很清楚，孙绍振先生讲《雷雨》，讲到《雷雨》中的人物，他说，作品中最欣赏的人，就是繁漪，这跟作者曹禺先生感受颇为一致。《雷雨》中，繁漪是相当复杂的角色，繁漪的确干了很多破坏周萍和四凤关系的坏事，可以说她是恶的；但繁漪又是一个有个性、有情感的女人，她把自己的个性、感情看得比一切，包括面子、地位、人伦等都重要，从美学意义上说，她又是美的。孙绍振先生这些话，在引导语文教学走进文学作品，跟作品对话，跟作者对话，跟作品中的人物对话方面，有了新的启迪。又比如，赖瑞云先生，他的《混沌语文》，提得很高妙，有非平常的见解。我们知道，我们的中学语文教育在1949年建国以后，一直走着那种跟政治、跟意识形态很靠近的文本解读的路子。而这，在赖先生那里被打破了。还有王立根先生，他的《作文智慧》，凝聚着王先生作文教学的机智。闽派的代表人物，常能以一句很简单的话，概括出他们对语文的独特感受，这是不简单的。今年暑期，我们到吉林通化，那里有一个“全国中语泰斗长白行”的活动，我与陈日亮先生都去了。陈先生送我一本书，拿起一看——《我即语文》。用钱理群先生的话讲，那是一种张力。同样，给我的冲击也是大的。书名本身就有一种张力，“我即语文”！“语文”，谁能讲清楚？每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语文，但陈先生用四个字、一句话，把语文是什么讲透了。——《我即语文》，极具张力，非同寻常，内含陈先生“守正创新，修身育人”的语文理念，体现了闽派文化韧性、执著的风格。这一句类似于禅语的“我即语文”，把语文教学的理念参得透彻，给人以极大冲击和震撼。
　　跟陈先生谋交，应该是在很多年前，在一次全国语文研讨会上，陈先生的讲话引起了我的注意。陈先生讲，当今的语文是什么样境况呢？他讲了一个例子，读鲁迅先生的《祝福》。“祥林嫂”站在“我”面前，课文怎么说？“祥林嫂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老师的提问出来了：“这句话的表达有什么特点？”我记得陈日亮先生说到这里的时候，他是“出离愤怒”了。他说，我们读鲁迅的作品，我们解读“祥林嫂”，难道仅仅用一个“定语后置”能办得到的吗？鲁迅先生笔下的末路的祥林嫂，她的际遇，是“定语后置”所能概括的吗？当时，他的这番话给与会者的冲击是很大的。这以后，在各种会议上，跟陈先生交往逐渐多了。
　　我对闽派语文的认识，就是从这样一些闽派语文的领军人物开始的。
　　近年来，全国中语会及一些相关学术组织组织的大规模的学术交流活动，闽派语文的一些后起之秀，往往在参会时找到我，说：“史老师，我是陈先生那儿来的，是日亮先生的学生。”听到这句话，觉得亲切。每每说是日亮先生弟子的老师，在一些全国级别的大赛上都有不俗的表现，多能得到很高的奖次，这是不得了的。难怪立根兄要说“今日东南风大作”。我看还不只是“今日”的问题，那是要长久的“东南风大作”的了。所以，我这样一个作为湖北省——号称中部崛起省份的语文的代表，今天是向闽派讨教来了。（拱手致礼，掌声）
　　第二，我与中学语文。
　　我今天带了我的几本书，这几本书是送给尊敬的陈先生的。我也想说说我对语文的追求，我的语文心。今天上午，钱理群教授谈了许多，我深有同感。我曾说过，俄罗斯的屠格涅夫称赞唐·吉诃德，有不可动摇的信仰，他坚决相信，超越了他自身的存在，还有永恒的、普遍的、不变的东西；这些东西须一片至诚地努力争取，方才能够获得。而唐·吉诃德的随从桑丘是现实的，现实的桑丘则是唐·吉诃德的另一面镜子，他们彼此交映出无限的深度。唐·吉诃德与桑丘折射出的自我，令人遐思神往。我曾“戏说”我的工作是“行走江湖”，江湖有其精彩与险恶，我却总是乐此不疲，以唐·吉诃德式的“疯狂”，实践着我的语文理想。当然，理想与现实之间有落差，但真正追寻自己的理想，应执著地朝着既定目标前进。钱理群先生最近写过评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的文章，谈到中国最伟大的两个知识分子，一个是孔子，一个是鲁迅。他们都在为自己的理想做孜孜不倦的追求。孔子与鲁迅不同的是，他总是寻求当政者给他一个平台，而鲁迅则总是始终不断地求索，从不谋求与当政者的合作。我想，钱先生自己应该也是这样的。他们都在为心中的理想不懈地追求。
　　我说说我的语文理想，我下面的一些话，散见于我谈中学语文的一些文章中。我说，语文，是情韵悠长、广博优雅、诗意盎然的……我说，语文，是很本色、很清醇、很生活、很自然、很人性的……我说，语文，是生活的、生命的、生态的……我说，语文，是诗意的、激情的、顾盼的、联想的；它有高山流水样的奔涌、一马平川式的倾诉，午夜黎明式的静寂、狂飙突进式的啸傲……我说，语文，是励志、交锋，感悟、体验，畅谈、浅吟；是抑扬顿挫、回肠荡气、余音绕梁……我说，语文是独立思想的家园，是民族精神的居所……我说，语文，永远是语文……
　　“语文永远是语文”，是2000年，北京《中学语文教学》杂志约我写文章时我用的一个标题。编辑对我说：“史老师，站在20世纪，展望21世纪，那时的语文会是什么样子？”我真正就站在20世纪，往21世纪看了一眼，看过后我说，即令是21世纪，语文还是语文，它不会变成别的什么！这是我们语文教师追寻的，我们立志去做的自己的事业。
　　这里，我还要谈谈民族精神与语文教育问题，这也是涉及守正与创新的话题。记得前年在上海，有一个民族精神与语文教育论坛。我做了一个即席发言。当时，正是12月25号，圣诞节。我说，在西方的圣诞节谈中国的中学语文教育，这正好是一个中西方文化交融沟通的问题。百年来，中西方文化在交流过程中，总是处于劣势，总是处于一个下方的地位。记得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讲述中西方文化交流时说，就好比瀑布，西方文化总在瀑布的上端，我们总在下端，这也是一种交流，但这种交流是一种上对下的冲击。百年以来，一时西方文化谈多了，对传统文化冲击太大，于是便有一批人出来大讲传统文化以缓冲和平衡；等传统文化讲多了，包袱实在太重，肯定又会有一批人出来呼吁输入西方文化。如此循环往复，这一百多年就是这么折腾过来的。我认为，日亮先生恰好是走在一条很切合我们中国国情的道路上。当语文只注重知识，只注重知性教学时，陈先生说，不能那样。而当空虚的“人文”要掏空语文的时候，陈先生又呼吁，语文，必须有他自我的存在。我体会，“我即语文”，就好比说“佛祖在我心中”一样，就是语文在我心中，我就是语文，我这个个体与语文之间“合一”。这是难能可贵的。
　　今天，我主要就两个问题谈一些想法：第一，我与闽派语文；第二，我与中学语文。
　　谈到闽派语文，我认为，闽派就是因了它的韧性和执著，才成就为闽派的；认准一个方向不倦地做下去，这是闽派最大的特色。今年暑假，我们到了新疆，我和之川先生一起去了新疆的惠远。那是林则徐的流放地。在惠远，我跟之川先生谈到这样一个话题：以林则徐这样一个省部级的高官，从东南富庶之地的闽侯（福州）流放到这偏远的边陲小城，茫茫沙漠，人烟稀少，语言不通，但林则徐为惠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做了很多好事。所以，惠远人民立碑纪念他，辟出纪念堂来纪念他。我觉得这就是闽派的根基。还有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过《天演论》、同样是福建人（侯官）的严复，他说，“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而这正是陈日亮先生“守正创新”思想的源头。不保留传统的东西，不把传统中优秀的东西继承下来，那就不会有创新。所以，“旧”和“新”、“守正”和“创造”就是这样的一个辩证关系。在闽派前辈的根基之上，闽派语文在发展着。
　　我们认识闽派语文，是跟一个个闽派语文的代表人物相关联的。如，孙绍振先生，在一些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上，他敏锐的思想，以及对语文的深邃的看法，令人深思。今天上午钱理群教授提到孙绍振先生用还原法来解读文学作品，给我们当前的语文教学尤其是阅读教学立下了一个标杆。我记得很清楚，孙绍振先生讲《雷雨》，讲到《雷雨》中的人物，他说，作品中最欣赏的人，就是繁漪，这跟作者曹禺先生感受颇为一致。《雷雨》中，繁漪是相当复杂的角色，繁漪的确干了很多破坏周萍和四凤关系的坏事，可以说她是恶的；但繁漪又是一个有个性、有情感的女人，她把自己的个性、感情看得比一切，包括面子、地位、人伦等都重要，从美学意义上说，她又是美的。孙绍振先生这些话，在引导语文教学走进文学作品，跟作品对话，跟作者对话，跟作品中的人物对话方面，有了新的启迪。又比如，赖瑞云先生，他的《混沌语文》，提得很高妙，有非平常的见解。我们知道，我们的中学语文教育在1949年建国以后，一直走着那种跟政治、跟意识形态很靠近的文本解读的路子。而这，在赖先生那里被打破了。还有王立根先生，他的《作文智慧》，凝聚着王先生作文教学的机智。闽派的代表人物，常能以一句很简单的话，概括出他们对语文的独特感受，这是不简单的。今年暑期，我们到吉林通化，那里有一个“全国中语泰斗长白行”的活动，我与陈日亮先生都去了。陈先生送我一本书，拿起一看——《我即语文》。用钱理群先生的话讲，那是一种张力。同样，给我的冲击也是大的。书名本身就有一种张力，“我即语文”！“语文”，谁能讲清楚？每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语文，但陈先生用四个字、一句话，把语文是什么讲透了。——《我即语文》，极具张力，非同寻常，内含陈先生“守正创新，修身育人”的语文理念，体现了闽派文化韧性、执著的风格。这一句类似于禅语的“我即语文”，把语文教学的理念参得透彻，给人以极大冲击和震撼。
　　跟陈先生谋交，应该是在很多年前，在一次全国语文研讨会上，陈先生的讲话引起了我的注意。陈先生讲，当今的语文是什么样境况呢？他讲了一个例子，读鲁迅先生的《祝福》。“祥林嫂”站在“我”面前，课文怎么说？“祥林嫂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老师的提问出来了：“这句话的表达有什么特点？”我记得陈日亮先生说到这里的时候，他是“出离愤怒”了。他说，我们读鲁迅的作品，我们解读“祥林嫂”，难道仅仅用一个“定语后置”能办得到的吗？鲁迅先生笔下的末路的祥林嫂，她的际遇，是“定语后置”所能概括的吗？当时，他的这番话给与会者的冲击是很大的。这以后，在各种会议上，跟陈先生交往逐渐多了。
　　我对闽派语文的认识，就是从这样一些闽派语文的领军人物开始的。
　　近年来，全国中语会及一些相关学术组织组织的大规模的学术交流活动，闽派语文的一些后起之秀，往往在参会时找到我，说：“史老师，我是陈先生那儿来的，是日亮先生的学生。”听到这句话，觉得亲切。每每说是日亮先生弟子的老师，在一些全国级别的大赛上都有不俗的表现，多能得到很高的奖次，这是不得了的。难怪立根兄要说“今日东南风大作”。我看还不只是“今日”的问题，那是要长久的“东南风大作”的了。所以，我这样一个作为湖北省——号称中部崛起省份的语文的代表，今天是向闽派讨教来了。（拱手致礼，掌声）
　　第二，我与中学语文。
　　我今天带了我的几本书，这几本书是送给尊敬的陈先生的。我也想说说我对语文的追求，我的语文心。今天上午，钱理群教授谈了许多，我深有同感。我曾说过，俄罗斯的屠格涅夫称赞唐·吉诃德，有不可动摇的信仰，他坚决相信，超越了他自身的存在，还有永恒的、普遍的、不变的东西；这些东西须一片至诚地努力争取，方才能够获得。而唐·吉诃德的随从桑丘是现实的，现实的桑丘则是唐·吉诃德的另一面镜子，他们彼此交映出无限的深度。唐·吉诃德与桑丘折射出的自我，令人遐思神往。我曾“戏说”我的工作是“行走江湖”，江湖有其精彩与险恶，我却总是乐此不疲，以唐·吉诃德式的“疯狂”，实践着我的语文理想。当然，理想与现实之间有落差，但真正追寻自己的理想，应执著地朝着既定目标前进。钱理群先生最近写过评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的文章，谈到中国最伟大的两个知识分子，一个是孔子，一个是鲁迅。他们都在为自己的理想做孜孜不倦的追求。孔子与鲁迅不同的是，他总是寻求当政者给他一个平台，而鲁迅则总是始终不断地求索，从不谋求与当政者的合作。我想，钱先生自己应该也是这样的。他们都在为心中的理想不懈地追求。
　　我说说我的语文理想，我下面的一些话，散见于我谈中学语文的一些文章中。我说，语文，是情韵悠长、广博优雅、诗意盎然的……我说，语文，是很本色、很清醇、很生活、很自然、很人性的……我说，语文，是生活的、生命的、生态的……我说，语文，是诗意的、激情的、顾盼的、联想的；它有高山流水样的奔涌、一马平川式的倾诉，午夜黎明式的静寂、狂飙突进式的啸傲……我说，语文，是励志、交锋，感悟、体验，畅谈、浅吟；是抑扬顿挫、回肠荡气、余音绕梁……我说，语文是独立思想的家园，是民族精神的居所……我说，语文，永远是语文……
　　“语文永远是语文”，是2000年，北京《中学语文教学》杂志约我写文章时我用的一个标题。编辑对我说：“史老师，站在20世纪，展望21世纪，那时的语文会是什么样子？”我真正就站在20世纪，往21世纪看了一眼，看过后我说，即令是21世纪，语文还是语文，它不会变成别的什么！这是我们语文教师追寻的，我们立志去做的自己的事业。
　　这里，我还要谈谈民族精神与语文教育问题，这也是涉及守正与创新的话题。记得前年在上海，有一个民族精神与语文教育论坛。我做了一个即席发言。当时，正是12月25号，圣诞节。我说，在西方的圣诞节谈中国的中学语文教育，这正好是一个中西方文化交融沟通的问题。百年来，中西方文化在交流过程中，总是处于劣势，总是处于一个下方的地位。记得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讲述中西方文化交流时说，就好比瀑布，西方文化总在瀑布的上端，我们总在下端，这也是一种交流，但这种交流是一种上对下的冲击。百年以来，一时西方文化谈多了，对传统文化冲击太大，于是便有一批人出来大讲传统文化以缓冲和平衡；等传统文化讲多了，包袱实在太重，肯定又会有一批人出来呼吁输入西方文化。如此循环往复，这一百多年就是这么折腾过来的。我认为，日亮先生恰好是走在一条很切合我们中国国情的道路上。当语文只注重知识，只注重知性教学时，陈先生说，不能那样。而当空虚的“人文”要掏空语文的时候，陈先生又呼吁，语文，必须有他自我的存在。我体会，“我即语文”，就好比说“佛祖在我心中”一样，就是语文在我心中，我就是语文，我这个个体与语文之间“合一”。这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