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语文教材应该做到课程目标内容化、课程内容教材化、教材内容教学化,帮助学生有效达成语文课程目标。其中的教材内容教学化研究指的是对教材内容的教学设计与实施的探索,研究的主体(研究者)主要有教材编写者、教学研究者和一线教师。本文对这三大主体发表的研究成果进行分类取样,试图将2008年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梳理出一个轮廓。
　　
　　一、编者的视角:教材内容教学化意图的揭示
　　
　　分析样本:王荣生、郑桂华主编:《国家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试编本)语文教师手册:语文教材建设新探·试教交流》(第1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版。
　　其特别之处正如编著者所言,本书的书名其实是两种表达的结合。“语文教材建设新探”表明这本书的主旨;“试教交流”则显示这本书与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国家课程标准高中语文实验课本(试编本)》的特殊关系。或者说,本书是通过试编本的编写者与试教者的交流,通过研究人员与一线教师的对话,共同探讨语文教材的建设问题。体现了教材编写者对教材内容教学化研究的一种探索和努力。
　　在这本书中,教材编写者集教材编写意图的揭示和教材试教经验的总结于一体。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语文课本编撰试验”,主要是试编本编写者的言说,陈述对有关问题的认识,解说课本的单元构成和编撰思想,期待试教教师的理解,也与语文教育研究者和语文教师商讨;第二部分是“试教反思与交流”,主要是编写组成员的教学实录与反思,以及在试编本编写过程中曾参考过的课例;第三部分是“教材篇目的课例研究”,汇集了对相关课文的课例评议和课例综述。
　　该书对语文教材教学化的新探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语文教材内容建设的实践。“语文课本编撰试验”部分介绍了试编本的概貌,分别对数个单元进行了比较具体的说明。聚焦并体现了试编本“课程内容的开发”“教材呈现方式的变革”“教学方案的研制”这三个主要追求。二是摸索语文教材编撰的工作路径。好的语文课本,要做到“课程内容教材化、教材内容教学化”,促使学生在师与生、生与生的互动中有效地开展语文学习。编著者认识到,课例研究是教材编写的基础工作,试教交流是教材修正和改善的必要条件。基于这种认识,编著者把试教反思与交流、教材篇目的课例研究,看成是教材编撰的分内工作,并努力根据对课堂教学的了解和理解来编撰试编本,也愿意根据课堂试教的实际情况不断地加以修正和改善。
　　本书的探索价值集中体现为,把教材编撰意图和具体的课文试教情况结合起来,进一步强化了教材与教学之间的联系,为教师的教学提供了充分的理据。
　　教材内容的教学化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传统的语文教材是“文选型”或“选文集锦式”,只是以体裁或主题为单元编排了大量选文,对每篇课文应该教什么、怎样教,基本上没有进行设计,没有进行“教学化”加工,每篇课文仅在后面附了“思考与练习”题。教师需要花大量时间去钻研教材,甚至挖空心思去“想”要教的内容,对“学情”的分析与研究处于名存实亡的境地。本套教材所做的教学化设计,无疑为改变这种现象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必将在语文课程建设和课堂教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学者的视角:教材内容教学化的理论思考
　　
　　分析样本:李海林《“教教材”与“用教材教”辨析》(《中学语文教学》,2008年第3期);何更生《用任务分析理论看课文“教学什么”》(《语文建设》,2008年第3期);李镗《“活动”“内容”与“支架”》(《中学语文教学》,2008年第7期);王敏勤《“同课异构”教学反思例谈》(《中国教育学刊》,2008年第6期);王侠《同课异构:繁荣下的隐忧》(《语文教学通讯》,2008年第10B期)。
　　2008年度,关于教材内容教学化的理论思考有五篇文章值得关注,一是从“教教材”和“用教材教”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入手,探讨语文教材内容的正确处理方式。李海林在《“教教材”与“用教材教”辨析》一文中认为,对语文教学来说,“教教材”与“用教材教”的辨析是很有意义的,当前语文课程改革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教学内容的重构,老师们接受了一些新思想,一些新观念,也在积极尝试各种新的教学方式方法,但语文教学的整体面貌并没有多大的改善,原因就在:瓶子换了,但里面的酒没换,课堂里老师教的、学生学的还是老一套,“该教的没有教,不该教的乱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变“教教材”为“用教材教”的理论,从“教材”这个角度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解决问题的途径。无疑,李海林的观点为教师的教材内容教学化行动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路向。其实,“用教材教”观点的提出指向的就是教材内容的教学化问题,即教师的教学不能纯粹教完一篇课文的全部内容就了事,教师需要根据具体的教学目标对教材内容作出相应的处理。
　　二是将学习心理学理论引入对语文教材内容教学化的研究。何更生在《用任务分析理论看课文“教学什么”》一文中指出,一篇课文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字词句篇、语修逻文、听说读写、知(知识)能(技能)情(情感)法(方法)等诸多因素。在我国语文教学实际中,教师面对一篇包含众多要素的课文,在确定究竟应该“教学什么”的时候,往往感到十分茫然,要么面面俱到把语文课上成各科知识的“大杂烩”;要么任意而为,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语法课或科技常识课。何更生认为,要改变这种局面,需要运用基于现代学习心理学的任务分析理论来指导我们的语文教学设计。根据任务分析理论的有关原理,语文教师在设计课文“教学什么”的时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分析教学目标,确定学习类型;分析起点能力,确定学习内容;分析学习条件,确定教学内容。而李镗在《“活动”“内容”与“支架”》一文中则引入了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认为对学生真正有效的课堂教学应该以学生课堂学习活动为主,教师的工作不仅是设计和实施预期的学习内容,更重要的是在教学过程中不断研究什么才是适合学生的学习内容。要通过测评访谈,了解学生学习中的问题,不断改进教学设计,使设计的学习内容不断接近于“适切”的标准,给学生提供适时、适当、适量的“教学支架”,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
　　三是从“同课异构”现象出发来思考教材内容教学化问题。王敏勤的《“同课异构”教学反思例谈》认为,同一教学内容由不同的教师上课,更有可比性。同课异构的课首先要反思对课程标准和教材编写意图的理解是否到位,对文本的解读是否准确。其次是反思重点难点的确立是否恰当,教学方法的选择是否科学,教学环节的设计是否合理。再次是反思教学效果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是否完成了三维课程目标。反思后写成课例分析,可把这一反思活动延续下去,使课例分析成为教学反思的载体。针对“同课异构”逐渐热闹的趋向,王侠的《同课异构:繁荣下的隐忧》指出,“同课异构”就是教师根据文本、学生和自身特点来寻求最佳教学效果的教学实践,必须坚持合宜、有序、有效的原则。为什么对同一文本可以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有这样大的区别?深入去想,全国数百万语文老师根据自己的理解,将会“异构”出很多不同的教学内容和方法,是令人欣喜还是悚然?教学方法的差异是必然的,但是随意确定教学内容却值得我们反思。既然某个文本放在了某个学业阶段,它的教学价值应该指向某一或某些课程目标,而这种“指向”就决定了该文本的教学内容应该有一定的“共性”,脱离这种“共性”的教学处理显然是违背教学规律的。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教材对教学内容的序列性缺乏明确的表达,只提供文本而不提供合宜的基本的教学内容,把从文本中抽取教学内容的任务交给了老师,这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语文教学的热闹场面,但更多的是让众多语文教师做着重复而无效的“同课异构”工作。“同课异构”造就了语文课堂的百花齐放,却彰显了课程制订者和教材编撰者的缺位。由此看来,我们似乎可以发现这么一个逻辑线路:正是因为课程制订者和教材编撰者的缺位,才造成教师的“同课异构”,进而使教师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教材的开发中,无暇顾及具体班级的具体学情,更加剧了语文课堂脱离“学情”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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