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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育颖 文选 ]   

世俗尘烟中的“笨花”

◇ 朱育颖


  
  《笨花》获得“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该书是一部反映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长篇小说。选取清光绪年间到抗日战争胜利这一历史时期为背景,以军旅生涯与平民生活为主线,描写了向有喜这个人物从普通农民到旧时代军官的人生历程,巧妙地将华北地区的乡村生活与中国历史的重大进程和事件联结起来,展示了中国半个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凸显了个人命运的兴衰荣辱与时代的紧密联系,歌颂了壮烈的死,蔑视了苟且的活。小说语言精到,很具地方色彩,情节安排有致,人物塑造鲜活。
  铁凝,1957年9月生于北京,祖籍河北赵县。1975年高中毕业后赴博野县乡村插队务农,1979年回到保定,后任《花山》杂志编辑部小说编辑。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4年调入河北省文联任专业作家,先后任河北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央候补委员、中国作协主席。
  著有长篇小说《玫瑰门》《无雨之城》《大浴女》《笨花》,中篇小说《麦秸垛》《棉花垛》《青草垛》《对面》,中短篇小说集《午后悬崖》《铁凝文集》(5卷)等。部分作品译成英、法、德、日、俄、韩、丹麦、西班牙等文字。
  短篇小说《哦,香雪》《六月的话题》分别获1982年、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获全国第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散文集《女人的白夜》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第六届庄重文文学奖、1997年河北省振兴文艺关汉卿奖。中篇小说《永远有多远》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电影《哦,香雪》获第4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春片最高奖;根据《没有钮扣的红衬衫》改编的电影《红衣少女》获1985年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优秀故事片奖。另有多部作品获得《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各大期刊奖30余种。《笨花》获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在乡土中国的文学场域中,乡村既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也是中国作家寄寓情感与灵感的“神奇的土地” 。这方水土滋润了铁凝,她用真诚去拥抱它,凝神细听“地母”的每一下心跳。在这种交融过程中,她以自己的方式,感知、把握和表述着对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的理解和思考。从《哦,香雪》《麦秸垛》《棉花垛》《青草垛》《闰七月》《孕妇和牛》《秀色》到新作《笨花》, 她用心感受土地的神力,保持了一种不断生长的状态。《笨花》不同于铁凝以往的《玫瑰门》《无雨之城》《大浴女》这些关注女性命运和精神走向的长篇小说,拓展了视角,走向宽广和诗意。这是一部标志着铁凝自我突破的转型之作,从容、本分中透出大气。铁凝历经6年精心培育的“笨花”,植根于大地的深层,在世俗尘烟里伸展枝叶,呈现出独特的生机。《笨花》可以说是铁凝迄今为止最有分量的长篇力作,是她对黄土地厚爱之情的独特表达和对民族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小说的扉页上有一段题词:“笨花、洋花都是棉花。笨花产自本土,洋花由域外传来。有个村子叫笨花。”“笨花” 这两个最普通的字,在此成了最佳组合。一贯比较讲究小说“眼睛”的铁凝,以本土棉花为村子和自己的新作命名,有何寓意?铁凝说:“在我看来,‘笨’字的烦琐与‘花’字的简约,一重一轻构成了日常生活的主题。” “笨花”是实指也是隐喻,包孕了丰富的语义。“笨”意味了拙重,也意味着劳动的根基;“花” 则意味着轻盈,二者结合成为一种奇异的意象。铁凝看重的是“笨”字中生成的本分、诚实和智慧。“笨花”是本地的棉花,在这里隐含了本土与根基的联想。作为冀中平原特有的意象,“笨花” 带着温暖的气息扑面而来, 它是老中国农耕文化的精神意象,涵盖了人与土地、人与自然、乡土中国与民间大地的血缘联系。铁凝所描写的笨花,不仅有它自己的特性,同时又具有乡土中国的共性。笨花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一个村庄, 而是一种象征,民族生命在它温暖的怀抱里诞生、延续。作者在“笨花”中寄寓着深刻而丰厚的文化命题和美学理想,细读文本,也不难发现和印证这种集笨重与轻扬于一体的笨花精神无处不在和蓬勃滋生。笨重与轻扬,恰是作者在这部作品中提供给我们的一种民族精神生态的形象写照。
  乡村既是人类最古老最牢固的根系所在,也是整个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缩影。在这个几千年以农为本的国度里,几乎每个人都与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乡村作为一个潜在的文本对作家的想象、叙述与诗情有着深刻影响,不断被解读,被诠释,成为资源基地和精神原乡。作家在面对同一有待言说的客体——“乡村”时,往往因为视野不同、立场不同,以至心境、趣味以及艺术见解、表现手法的不同,而在各自的创作中呈现出多姿多彩的乡村景观。他们“把土地看作一册巨大的历史文本,一方由历史遗骸积压成的文化化石”①。具体的乡村生活场景常被指涉更广泛的社会与文化世界,营造了属于自己的乡村。从鲁迅的未庄、鲁彦的陈四桥、沈从文的湘西,到韩少功的鸡头寨、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高老庄、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都超越了特定的区域,寄予了深刻的寓意,在某种意义上,它们都是经过文学言说而被赋予了创作主体特定内涵和价值判断的“想象性成物”。铁凝则以底层的、民间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作为坚实的依托,营构了冀中平原上的“这一个”村庄。“笨花”不仅仅是一个村庄的代名词,而是以小见大, 提升为整个民族生命的载体,承载着历史变迁中的凡人凡事。“这部作品关涉到20世纪以降中国社会最深刻的变革和中华民族最深重的灾难,但如此宏大的主题却是通过华北平原的一个山村里日常生活的肌理展示出来。”②铁凝巧妙地把宏大叙事和日常生活叙事融合起来,将艺术着眼点放置到了以笨花村为个案的乡村世俗尘烟的描写与展示上。乍一看来似乎是琐事的叠加,其实不然,这里的空间是立体的,它能够辐射的、包含的思想的容量很大。铁凝说:“我就是希望寻找一种准确的、简朴的、温润的、结实的方式来写出世俗中人情的美,世俗生活中生活的具体意趣。也就是希望写出世俗烟火中的精神空间。”她从琐碎的生活细节入手,发现安稳与幸福,写的是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中不变的更为深刻的某种永恒东西,这种不变的、永恒的东西就是人情美、民俗美、向善的心性以及民族精神。这种精神掩隐在世俗烟火背后的“历史褶皱”里,从而使作家的人文关怀接通了一方水土的“地气”与“人气”。 《笨花》关注的是中国式的人的生存状态,反映的是普通老百姓平凡的、不惊不乍的世俗烟火。走进文本,可以让人感受到通往笨花村的路上尘土飞扬的气息,看到暮色苍茫中随风飘散的袅袅炊烟。小说开篇由西贝家的日作日息切入笨花村的纵向历史,充满农耕文化气息。最先入镜的是西贝家狭长的“胡同”式宅院,封闭式的进餐,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秘密”,自成体系的精耕细作。他们忠厚本分,“活得谨慎”,日子过得十分“殷实”。西贝一家代表了这个村庄的生存态势,是那个时代大多数农民日常生存的真实写照。厚重的土地,既成为他们最大的依赖和支撑,也成为他们最有力的束缚。
  铁凝致力于对世俗生活流程中潜在的人生意义的挖掘,在人不经意的缝隙里寻觅被忽略的问题,就像农民摘棉花要抠净壳底残留的细绒。她努力刻画世俗生活鲜活、饱满、丰富的原生本相,发掘和展现世俗生活所包孕的平实、琐碎的美感。小说第一章第二节从西贝家引出向家,着重描述笨花村的黄昏,对笨花村的现状进行横向扫描。作者写道: “黄昏像一台戏,比戏还诡秘。黄昏是一个小社会,比大社会故事还多。”“笨花村的黄昏也许就是从一匹牲口打滚儿开始的:太阳下山了,主人牵着劳作了一天的牲口回村了。当人和牲口行至家门时,牲口们却不急于进家,它们要在当街打个滚儿。打滚儿是为了解除一天的疲劳,打滚儿是对一整天悲愤的宣泄。”在辛苦劳作了一天的人和“牲口打滚儿”一起舒展筋骨调整状态的黄昏中,走来一个鸡蛋换葱的,接下来是卖烧饼的、卖酥鱼的、卖煤油的吆喝声,“走动儿” “潜入”奔儿楼家幽会,最后“向家点起了灯,一个黄昏真的结束了”。这里的描写是舒缓的,有景,有物,有情,有声,喧闹中的平和,忙碌中的逍遥,恬静中的自得,透示出柔和的晚风中农家日子的暖意,似乎亘古以来乡村的黄昏就是如此。农妇们以物换物,品尝“白饶”的葱叶这一细节,是对日常生活情趣的真切表现。作者对乡间现实氛围的工笔勾勒,让人觉着温暖、平实而内在。笨花人以其特有的节奏悠闲地过着自己的庄稼日子,小说起首处对于笨花村黄昏场景的刻意展示即奠定了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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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生存观念,是一个自足的实体。在这个巨大而古老的乡村世界缓慢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乡土文明遭到极大的破坏。文学对乡土的表达也变得极为复杂,理智上对现代的接受与情感上对乡土的依恋相互缠绕。如果将现代的时间观描述成一条带着箭头的直线的话,“乡土中国”的时间观则是一个循环不已的圆。这一循环的时间观是在几千年的农业社会里形成的,是人们在一年年的劳作中,在植物的兴衰荣枯中,在四季轮回、日夜交替中,对时间的智慧感受。《笨花》中有关“黄昏景象”的精彩描绘细腻地诉说了20世纪初叶农人自足而颇富情趣的一幕。这里的“黄昏” 暗合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状态,笨花村的“黄昏”也是农耕社会的暮色,展示了父老乡亲们那种凝滞不变的生存方式,以及他们的心理状态和伦理道德,并在一定程度上牵引着文本结构的生成与审美的流向。笨花村的黄昏不只是一个舞台与布景,还承担了小说中的叙事功能,牵引出了西贝牛、西贝大治、向文成、向桂、同艾、秀芝、走动儿等人与事。“长满铁锈”的油桶上“美孚油行”的标志,似乎在土得掉渣的农家生活氛围中暗示着什么。作者的言此意彼, 是由机敏、俏皮、幽默等所构成的冷静和含蓄,在真切的写实中又带给读者某种“写意”感。对世俗生活的细腻抚摸和浓郁的人间烟火之气, 体现出本土性的乡村文化经验,给这部小说留下了富有弹性的多维空间。
   “笨花”不仅是一个村庄名称,也是棉花品种,更是铁凝对于中国人根性的一种直觉的体悟。“笨花”柔弱而卑贱,却很坚韧。《笨花》写的不是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而是历史皱折里的芸芸众生。在铁凝看来,“他们可能是乱世中的尘土,风云中的尘土,但在我心里是非常珍贵的尘土”。“我更看重写他们不屈不挠的生活中的逸趣、人情中的大美、世俗烟火中的精神空间、乡村的智慧和教养,还有这群凡人在看似松散的日子中的内心的道德秩序。”与当下此类小说不同的是,她既没有刻意表达对历史的理解和诠释,也没有“戏说昨天” ,而是颇具匠心地把家族、个人、村落、社会、国家、政治和日常生活衔接起来,力求对构成历史的小人物予以关切、理解和沟通。她从容地回过头去,轻轻抚摸那些像尘土一样的生命,从尘埃里绽放出一朵朵“笨花”!铁凝写了笨花村的精气神儿,迟缓木讷下的灵魂在飞翔,这些人物在历史的进程中活了起来,他们将笨花村、向氏家族与整个中国的历史勾连起来。
  在铁凝笔下,笨花村“向家”的家族史,实际上蕴涵了一种农业文明形态面对一个世纪纷繁变幻的现代化历史所做出的必然反应。主人公向喜质朴得如同冀中平原上的一株“笨花”,他粗通文墨,念过“四书”、“五经”, 曾卖豆腐脑维持生计。正逢乱世,向喜弃农从军,戎马一生,笨花情结始终牵系于心。他的果敢、干练, 沉稳踏实,内敛而不张扬,都是笨花这片土地所赋予的。向喜走出笨花村之后改名为向中和,它寄托了向喜的一种追求,也代表了铁凝的一种思考,中和之美成为贯穿作品始终的文化底蕴和美学追求。向喜虽然成了将军,但骨子里仍然是个农民,有着最朴素的内心道德秩序。官场的黑暗,军阀之间的阴谋倾轧、互相吞食的残酷,与他精神底座中儒家文化的“兼济天下”、“忠恕之道”、“民本思想”等这些扎了根的做人理念是格格不入的。许多血淋淋的场景,使他看透了生命的本真,解甲归田 ,“叶落归根”。他把“封侯”看得不如“粪土”,乐的是农民的根基“粪土”。为了救同胞,向喜在放倒两个日本兵后,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作为一个从笨花村走出的受过传统教育的旧式农民,其性格行为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他的一生有自主的选择,又被历史裹挟前行。对于这株 “头喷”绽开的 “笨花”,作家没有拔苗助长,他的成长及归宿,恰恰体现了中国人所具有的精神劲和民族魂。长篇小说不是文字数量的集合,而应关注人类的精神走向,具有高密度的生命信息和敲打灵魂的力量。铁凝精心刻画了向喜这个笨花村传统文化的代表,将之作为其思想核心,并以此代表一个民族由内而生的一种传统抵抗力量,肯定人物的精神价值,塑造人的灵魂,在历史的烽烟中展示其精神生态。
  如果说,向喜是在乱世风云中演绎了人之为人的道德品格,那么向文成则代表了深深植根于土地之上的质朴的人情、人性之美,向文成是笨花村具有超前意识的先锋人物,智慧、开明, 德才兼备,虽然眼睛看不清身外的世界,内心却是一片光明。他对现代医学、科技这些新鲜的事物都采取积极接纳的态度,相对于其他的村民来说,向文成是特立独行的,其光彩就在于他丰富的精神世界,在于他总是自觉地对现代文明做出认同和由此而迸发出的热烈积极的追求,他的存在使笨花村浸染了现代文明的足迹,使整个村子在精神上出现了一种四通八达的感觉。文本中对于向喜和向文成这对父子内心有些隔膜的刻画,也让我们看到了铁凝对于丰富的人性世界的深刻开掘。
  在《笨花》中,能够充分地体现某种“理想的生命形式”的,不仅有各具神形的男性形象,也有为数不少的有血有肉的乡村女性。《笨花》尽管不是从女性出发的小说,仍然延续了铁凝对乡村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女人的本相、本真的一面在这里朴素地显示出来。同艾作为向喜的原配夫人,纯朴、善良、大度和隐忍,守望笨花村的她面对丈夫在外另娶,用母爱来遮蔽和治疗婚姻的隐痛,她是个接近完美的旧式女人。取灯是热烈的、理想的、现代的,在城里长大的她选择了乡土来到笨花老家时, 很快地融会到一片亲情的海洋之中,积极参加了抗日组织以至献身。宗教成了西贝梅阁这个身有弱症的女子面对外界的唯一武器,因着她对上帝一份朴素的信仰, 文本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把异域文化本土化和民间化。铁凝女性书写的独特,不仅在于她写出了这些根植于乡土大地的女性的美和善, 更重要的是在《笨花》中也体现出她对女性命运的历史的透视。“钻窝棚”的民俗既真实生动地表现笨花人的生活与劳作的情趣,似乎又是一种女性的生命寓言, 她们唯有用身体向男人和历史献祭。在这里,战争的风云只是背景,是比较虚的,是铁凝“感觉到的战争”,并没有掩饰女人的“被看”。钻窝棚的母女俩大花瓣儿和小袄子,形成一“大”一“小”的对比。大花瓣儿是非观明确, 小袄子却利欲熏心。小袄子是在笨花村这块具体的土地上生活的这么一个女人,懒散而聪明,风流放荡,追逐时尚,不乏人情味,没有是非观念,出卖取灯致使其惨遭杀害。小袄子身上更多地体现了女性原欲的躁动和生命原始激情的表达,虽然在《棉花跺》中曾有过相似的身影,但应该说那仅仅是《笨花》里抽出来的一个枝杈。《笨花》中做了一些变动,没有满足对人性作单线的正负极描写,更有利于表现人性中的善恶交锋,写出人的复杂性、矛盾性。在小袄子身上,流露出铁凝对女性所遭受的性/政治压迫的悲悯。
  长篇小说的疆场更适合作家展开对人类命脉的把握和摸索,对个体生命的走向、对大时代发展的揣测和领悟。《笨花》是铁凝描写人物最多的一部小说,她是想通过乱世中“群像”的塑造,来反映她心目中珍藏多年的这群中国人的生活。这部小说对于铁凝来说,是一个大进展。大巧若拙的《笨花》既不同于以日常叙事取胜的王安忆的《长恨歌》,也不同于以抒情风格著称的萧红的《呼兰河传》。铁凝以温情和体恤的目光注视着那个小小的村庄,注视着燕赵之地朴拙的人,这是一次平实的叙述,但对铁凝来说,之所以着力渲染世俗烟火,也许还有更深的微言大义,那就是这些微不足道的悲欢,实实在在是笨花人生命的根本,也是几千年乡土社会的根本。他们琐碎的生活,琐碎的欲望,琐碎的歌哭,是那样自然而然,一切似乎仅仅是他们个人的,可同时,那生活、那欲望、那歌哭背后的“理”却绝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
  人类的生命之根原是深扎在泥土中的。细读《笨花》,在当下快节奏的生活中能够得暇回望人的心灵,可以看到一簇簇绽放的“笨花” 在世俗烟火中彰显着民族生存的根基和乡土生命的底色。
  
  1 赵国:《地之子——乡村小说与农民文化》,第86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2 贺绍俊:《热爱生活的信念伴她一路走来》,《中华读书报》2006年11月15日
  
  
  朱育颖,安徽临泉县人。1978年7月毕业于阜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曾在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进修和访学。现任合肥学院中文系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常务委员,并被聘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女性文化。曾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学评论丛刊》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出版专著1部,参编教材4部。曾被评为安徽省高校优秀党员,获安徽省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安徽省教育工会优秀论文一等奖,中国新文学会优秀论文二等奖等。
  

世俗尘烟中的“笨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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