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雪这部对故乡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人民的歌吟诗集，让我们感受到女诗人诗风变革中的一系列关键词：我、热爱、大地、人民、时间、灵感、命运、生活、死亡、虔诚、谦卑、感知、心灵、无言、惊愕、诗！
　　从女性写作到赫图阿拉，诗人林雪拓宽了对个体写作的思路，将诗歌饱满出一种力量。其诗歌的平民倾向和大历史的支流掠影，让精神性的文字深入到读者内心的诗篇，真实出诗歌的本真力量。
　　林雪，20世纪60年代出生于辽宁抚顺。大学时代开始发表诗作，作品曾入选《朦胧诗选》《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精粹》等数十种，并连年入选最佳年度诗选、最佳年度诗歌及《诗选刊》。1988年参加诗刊社第8届青春诗会。2004年入围首届华文青年诗歌奖。2005年获世界华人诗书画大展诗歌金奖。2006年获诗刊新世纪全国十佳青年女诗人奖。出版诗集《淡蓝色和星》《蓝色钟情》《在诗歌那边》《林雪诗选》及随笔集《深水下的火焰》等数种。2006年出版的诗集《大地葵花》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明日的鲜花、迟来的爱情
　　我们内心的和平、以及一切
　　总有一天，要来敲我们的窗子
　　
　　当林雪在1993年写下这些诗句时，她的心境已经趋于宁静和安稳。期待中的这一天也许来得有点迟，但是对于一位诗人来说，林雪是幸运的，她不仅写出了属于自己的诗歌，而且在个人创作的黄金时期实现了对旧我的成功超越。正如她在诗集《大地葵花》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时发表的获奖感言一样，诗人的创作也在朝一个“越来越宽广的方向”演进。
　　
　　一
　　
　　林雪之所以成为自新时期以来女性诗歌创作的一个典范性个案，原因并不是因为她近30年的诗歌写作与新时期文学保持着某种一致性，从而成为一名时代变迁的“书记员”，而是因为她的文本实践形象地反映了女性诗歌创作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复杂的嬗变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林雪的诗歌构成了一代女性诗人成长的精神图谱。在当代文学谱系中，女性诗歌具有超越性别色彩的文学史意义，它远非向人们提供一种与男性不同的情感方式和话语方式所能囊括，林雪的独特性在于除了书写女性群体的独特经验，她还从生存哲学的高度加深了女性对历史文化和人类及其命运的思考。
　　如果要从林雪前期的诗歌创作中提炼出一个关键词，它无疑是“爱情”。林雪的爱情诗纯粹、凄美，这诚然可以归入一个普遍的“青春期写作”范畴，但在上世纪80年代诗歌整体热衷于宏大叙事的潮流中，林雪对女性内心隐秘的开掘未尝不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林雪习作时期(1980－1985年)所写的《爱的个性》《星月朦胧》《就为了一句话》《这也许就是爱情》《九月八日》等这些诗，基本上是表达一种学生时代亦真亦幻的情感经历。在《结子木上的七月》中，诗人由一棵让人具有联想意味的结子木树想到结婚育子：“那旖旎的树上，能长出/我的孩子么？我的静静的会结果子的树/在七月里绽放你响亮的哭声”，这种诗意生成方式与中国古典诗歌中大量出现“杨柳”、“莲子”之类的双关同出一辙，因此，与其说它来源于诗人真切的生命体验，不如说来源于书本更为确切。但是，“你们知道为什么结子木/有这样一个痛苦而响亮的名字”却宿命地寓示着诗人在未来的现实情感生活中必然要历经坎坷。细读林雪作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大量爱情诗，让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爱情两个字好辛苦”。仅从诗歌标题来看，《你是否与我共度余生》《忘掉他》《盲点》《没有一种爱是可以完成的》《爱你成为一种病》《玫瑰开在别处》等等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诗人内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处于一个萧瑟的情感秋天。女人为爱情而生，而作为内心情感的产物，诗歌在这时发挥了疗治的作用。诗人的这段话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写作对林雪的意义：
　　
　　这么久，这么沧桑，写到今天，过去那由新鲜的血肉触发的欢愉痛楚，也淡到像一轮有风晕的月。那月亮照着别人，也照着自己。
　　写到今天，这个女人不知有过几次生死轮回，也不知有过几次脱胎换骨。
　　
　　这种来源于生命的喟叹让人想起张爱玲在《金锁记》开头的一句话：“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不同的是，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是“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而林雪是带着情感的枷；曹七巧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林雪却是在自己的心灵牢狱中历经生死轮回和脱胎换骨。
　　“还得用多少年，我们才能/忘掉过去的事情？/时间裹挟着花瓣扑面而来/时间驾着马车呼啸而去/我们嗅到的只是一缕香气/与马蹄的余音。还得用多少年/才能追赶上你的爱/一生的时光有时长于一条河/有时是一滴水。从玻璃上急遽滑落/没有并肩的那一条/是千古的悲哀。没有另一滴来追随/这颗孤独的水滴，怎么甘心枯竭”(《你是否与我共度余生》)。林雪在这里表达的是一种“香消玉不愿殒”的执著。“时间驾着马车呼啸而去”与马维尔(Andrew Marvell)《致羞怯的情人》中“可是我背后总听到时间的飞轮急促的逼近”在艺术效果上异曲同工，然而，它们各自所潜藏的情感却截然相反。
　　在情感经历过宗教般的折磨、洗礼之后，林雪与自己决绝的内心达到了某种文本意义上的和解。虽然她尚远未达到李震所说的“从容地聆听生命中大自然的声响，平心静气地感悟大自然与生命和谐一致的节奏与韵律”这样一个程度，但是她对待生活的态度已较前有所调整，并将部分目光转向平凡生活中的人和事，这时诗歌也开始变得更具有日常性，“对日常状态和生存细节的关注与感知更加细微、更加空灵、更加清晰。”此后林雪写出的《还乡》《自白》《星星的金子，月亮的银器》《葡萄诗句》《红字》《他要我学会等待那些未来的事物》等诗，虽然仍有对爱情的感叹，但是她将它们融入到普通生活的场景中，多了一些人间烟火味。
　　这种来自生命的感悟就是这样为诗人架起了一座桥，林雪之所以能在后来的创作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的题材、追问自身写作意义，直到写出《大地葵花》中那些超越纯粹的个人情感经验的诗篇，或许可以归属于生命与哲学“伟大相遇”的产物。林雪在一篇自序中如此回顾：“我写诗已经20多年，期间曾多次调整有关对诗人的认识。好的诗人应该具备超越词语、超越对自己自恋能力，甚至超越对诗歌的热爱和专注，‘关注真理、正义和时代趣味这些全球性问题’。好诗人的好美德之一，‘是有能力追求独立的和自由的生活’。”这种认识绝不会从纸上得来，如果没有大量的社会实践和现实人生的切肤之痛做教科书，我们可以想象林雪还要在自己修筑的情感文字狱中留连多久。
　　
　　 二
　　
　　上文描述的其实也是关于诗集《大地葵花》的一段发生学轨迹，正如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会的评语所言，“从女性写作到赫图阿拉，诗人林雪拓宽了对个体写作的思路，将诗歌饱满出一种力量。”这种艰难的转变过程展示了一个诗人在面临创作困境时的自我更新的信念和能力，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地葵花》是一部集结了林雪全部文字才华和知识思想的作品集。
　　林雪对大地“悄无声息、低声部的热爱”源于一次偶然的旅行，1995年早春的抚顺之行是这样给诗人打开了一扇精神之门：“从那时开始，好像我的出生，我的所有过去都储备着，只为了在那一次旅行之后打开缺口，与我的现在来一次哲学意义上的相遇。并且，我的过去和现在携起手，将一起走进未来。我的阅读，我的日常生活，我的思考、写作或旅行，有关诗歌的种种体会，相当一部分主题都是那些体验和思考的不断延伸。”这种具有精神现象学意味的相遇可以从个人的潜在经验中找到依据，一旦遭遇外界因素的恰当刺激，潜在经验就会变成个体的“绝对知识”。本雅明说，“经验的确是一种传统的东西，在集体和私人生活中都是这样。与其说它来自于回想过程中被明确捕捉到的东西，不如说来自于积淀在记忆中的那些往往未被意识到的材料。”林雪的经历正是印证了“诗人的天职是返乡”这一形象描述，因为故乡的概念早已刻入林雪的潜意识中，“我在生命的中途，回望故乡东洲。她经常使我的眼中充满泪水。有她在，我就是一个感恩的、等待还乡的人。”虽然林雪亦曾将东洲视为生命和精神的双重家园，那座叫赫图阿拉的古城未尝不可看成她的文学后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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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后金第一都城的赫图阿拉在《大地葵花》中并不是一部民族史诗的意象和载体，也并非简单意义上的诗歌地理学中一个民俗性的标注，就像它曾经成为震撼林雪心灵的历史存在一样，它已经闯入诗人的个体无意识中，并成为一种艺术精神的所在。如果不是从家园的角度来解释，我们就很难懂得这个女人为什么要反复光临这样一个映照历史沧桑的地方。在《睡吧，木底》一诗中，林雪向我们透露了她钟情于这些历史遗迹的原因：“我注定生下来。注定写下这首诗/今天是我结业的日子，抚顺的地理学/是我血液里的课程。一个情结/在我神经上扎驻，我爱那些地名/爱我生前和死后的那些人。远古的鬼魂//还未受精的胚胎。这一切让我如此习惯/我的爱，已屈服于时间”。林雪是一个胸怀大爱的人，从前期那些呕心沥血的爱情诗即可见出端倪，而当她从极端的情感偏执中突围出来，她浓烈的情感依然需要一个载体来承担。从关注自身到热爱芸芸众生，这种转变往往寓示着女性诗人在精神上的真正成熟。
　　林雪认为，这些以历史遗迹为中心意象的诗篇是一个血脉相通的整体：“我想写出这样一些诗，可以把它们当做组诗来看，同时它们又各自独立。直到现在，我似乎还没有写完。同时，这组诗中也一直进行这样的思索，即生活如何变成本质。”这的确是一个哲学问题，林雪在这里并不是对生存于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进行浮泛的同情，她从沉入地缘历史和传统文化细微处着手，拂去沉积在时空表面的尘埃并找到宏大历史生成的奥秘，进而揭示出现实生活为何如此的一个本质化过程。以《我歌唱尘埃里深积的人民》中间几句为例：“赫图阿拉！在这个/忧郁的午后，我触动了对你的爱//就是触动一些被禁止的事情/植物里断绝的历史/尘埃里深积的人民/那些颂歌衰竭在赫图阿拉/一切都在等待。伪善的时间怜悯过谁？/谁的一生又痛又冷，又贫穷//当河流稀释了年轻人的血/河岸上跌落着那些人的/青春。像补丁一样的旧//没有生气，只有棉布的质感/一桩无法澄清的冤案”，历史的时间通道在这里被打开，一个远去的王朝带走了属于它的光荣，却把苦难留给了平民百姓；荣耀被刻入石碑载入史册，疼痛却已经化为尘土，并一代代流传，直到今天。诗人试图向我们揭示，历史不仅流传功绩、文化、传奇故事，同时也漂浮着罪恶、暴力和野蛮。而在诗的后部，历史尘埃飘入现代思维：“赫图阿拉，让我今天这没来历的忧郁赫图阿拉，让我今天这没来历的忧郁/再回到我的身体里，让天空倒流回这些诗句。那些水泥屋顶细小的颗粒//一些水泥的微波，已经安慰了我/一些瓷的幻影，一些丝的冤魂//在白色的上面生长着白色/在白色的上面接近无限/那种白色的，空虚的暴行/只有黑夜中的大恨才能平息//这么美妙的鹧鸪的叫声，无以复加的/幸福。一直叫到生活深处/叫到你我内心和本质”，这里不仅有个人主观情感的含蓄流露，同时也有对历史已然如此的无言悲愤。诗人质疑“伪善的时间”，面对这样一种无法澄清的、复杂的、被掩饰的历史面目，她坚信“只有黑夜中的大恨才能平息”。
　　从被掩埋和压抑的历史中寻找正义，源于诗人对大地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是我向虚无中涂上一笔：不是我/写下了什么，是陶写下了/自己的故事。”(《陶街》)“我拂掉头发里的沙子，将那些轻烟拢直/我捡起山羊角，吹出沙漠的元音/四个世纪以前，一些栽种柳条的人/阻止了另一些人的脚步。如今/他们的后代成为生活的同谋/正一起毒化着水源和天空”（《柳条边》），谦卑和忧虑，成为诗人面对沧桑大地的情绪主调。追昔以抚今，林雪更多的诗篇关注的是生存于赫图阿拉这个血脉图谱中人民生活的现在时态。《放牛老人》《一个农民在田里直起身》《风中的少年》《愤怒的蕨》《那个人荷锄而归》《永恒的黄金和人民》等都是具有超越地域和时空力量的作品。而所有这些，如在《我爱上了山谷》中所说的一样，“赫图阿拉/全部的符号学!对我/来说，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无论别处还是这里，时间/都在同时开始。”
　　在林雪的文本世界中，大地和人民是一种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如果一定要教条地分析，《大地葵花》前部分的《大地篇》中主要关注的对象是大地及其存在状况，后部分《葵花篇》则把笔墨重点放在普通的人民身上。在《葵花篇》里，林雪既写了慈善的老邻居，在大风中为了及时接见女儿而追赶汽车的妈妈，公交站牌下来自外省可怜的南方小孩，口齿不清的平瑶报童，还写了遭遇不幸突然病倒的无名兄弟，年仅16岁就被机器撕裂的砖厂青工，人生的种种欢愉痛楚在林雪的笔下化为一滴滴滚热的血、一颗颗悲悯的泪，给我们无奈而又艰难的生活平添些许感动。这些诗歌的力量或许源于诗人内心这种诗歌信念：“一只手握住平凡而普通的生存之忧，握住形而下的心灵之碎，另一只手攀越重峦叠嶂，以期到达人性光芒的山顶。”
　　
　　 三
　　
　　从认识内心出发到认识脚下的大地，林雪走了20多年。从个性鲜明的女性写作到超越性别色彩的平民化写作，这不是一个写作题材的舍取问题，它关系到诗人自身对生命和世界的感悟，同时也与诗人的个人意识、时间空间意识和本土历史文化认识能力紧密相关。如果说获得鲁迅文学奖可以算是一个诗人成功的某种标志，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诗人的身上看到作为一个优秀诗人应该具有的精神操守和对艺术的持续反省能力。至少，林雪让人信服地向我们展示了从早期的自我写作冲动到后来有意识地为生活中的大众、时空中的平常事物写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她以自己的探索精神跨越了从“如何写”到“写什么”之间的鸿沟。
　　事实上，在《大地葵花》中，林雪对诗歌及其作用的反思并没有停止。当她面对来自赫图阿拉这片古老而又新奇大地上种种生存困境，她明显地感受到自己文字的乏力，但是诗人仍然执著地要让这些瘦小的文字担当责任。“我愿用这首诗作为原告/愿用每一个字作为证据”，“风中的少年，伸出那被葡萄汁/染紫的双手。他们面无表情/那些还没有到来的契约，保险，劳保用品/什么时候才能来临？这首诗离开了最初的/灵感，她不去写粗犷、力量，山川美景//而是不小心写出了灾难：在劳保，性/生育，争斗孤独和命运之后/她看见了死亡，和诗歌一起迈开大步/一天天向我们的苦难逼近”(《风中的少年》)，以诗歌的方式对社会进行控诉，并非一个新鲜话题，但是因为书写对象的真正呈现而改变写作初衷，却饱含社会伦理力度。诗人行走在现实与艺术之间，并通过二者相依为命:“我的时光，许给了多少无用/而苦难的文字。她们和我一起/度过了，在一个个互相排斥的事物之间/飞翔的日子。”(《有生之日》）
　　个人意识和社会意识是一根棍子的两端，优秀的诗人会选择一个合适的支点来取得平衡。诗人之所以自恋是因为他/她过于看重自身词语的意义，这种孤芳自赏无疑会严重阻挡他/她投向社会和传统的视线。林雪早期的爱情诗占据了她当时全部作品数量的绝大部分，正好从另一方面解释了她面临种种危机的原因。而当她最终从逼仄的人生困境中解脱出来，她就意识到“木匠，任何一种手艺人都是一些平常的人，不会因为打出一把椅子，就认为自己改变了世界”。在《一首诗中的赫图阿拉》一诗中，林雪这样询问写作的作用：“在一首诗里，我们还能写多久/还能写出多少爱恨？”个人的一己得失固然重要，但是相对于一个群体、一个民族和人类的普遍命运来说，正是一滴水和一江水的区别。林雪从历史地缘中找到了自己的镜像，知道“我自己也是在生活中显得不重要的人们中的一个”，因此才执著地关心、质疑、拷问甚至反抗既有生活的不合理秩序，以诗歌的方式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林雪诗歌的美妙之处在于，在粗糙的生活表面和细小的文字符码之间，一股力量在持久地流淌。这种情形可以用《一首诗中的赫图阿拉》的几句话来描述：“赫图阿拉/一首诗里的文字那么小/有多少它走不到的地方/一首诗里的文字又那么多/凭借它，我的爱静静覆盖着祖国”。正是在这种从文字到文字的诗歌写作历程中，林雪以一个寻梦者的姿态出现，又以一个反叛者的姿态走向更远的地方，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有了诗歌，我才有了生活的黄金时代，有了精神的天堂。才有了丰富的生活，有了诗歌历险般的探索，有了自我的深渊，同时，也有了自我飞跃的灵魂，所有这些，都值得我好好珍惜，好好感谢。”
　　
　　
　　龙扬志，1975年生，湖南涟源人，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博士生，中国现代诗歌理论研究方向，曾于《诗刊》《星星诗刊》《文艺报》《文艺争鸣》《诗探索》《江汉大学学报》《海南师范大学学报》《中国诗人》《淮阴师范学院学报》等刊物发表文章10多篇。
　　

• 龙扬志： 跨越自我灵魂的飞跃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