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著名作家。1983年开始写作,至今已发表文学作品五百余万字,出版有四十余部单行本。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树下》《晨钟响彻黄昏》《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额尔古纳河右岸》,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逝川》《白银那》《清水洗尘》《雾月牛栏》《踏着月光的行板》《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以及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听时光飞舞》《我的世界下雪了》《迟子建随笔自选集》等。出版有《迟子建文集》四卷和三卷本的《迟子建作品精华》。曾获得第一、第二、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励,作品有英、法、日、意大利文等海外译本。
一、我期盼与作品达成沟通的默契
面对迟子建的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载《钟山》2005年第3期),我在动笔之前首先选择了“读”而不是“评”。在我看来,一字之差区别不小,“读”是一种亲近的态度,一种具有私匿性的个人体验,一种试图与作品达成沟通的心灵默契。而“评”呢,则多多少少带有公事公办的意味,带有大学高堂讲章学术探讨的气势,带有并非属于个人化的公共经验。也许,作为职业读者,后一点是必需的,文学当然是知识谱系中的一个系列,批评家的解读,文史家的论述,必不可少,功不可没。但是,在迟子建“月光的行板”轻响“飞舞的时光”里,在那个属于遥远北极村的小精灵的夜晚里,我宁愿放弃“评”而选择“读”,因为担心那些过于技术化的理论之剑,会无情地钩破迟子建小说所构建的那个“童话的世界”。尽管那并非童话,至少《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不是,但我也不知为什么,总觉得迟子建的笔下有凄美的童话情调,不由得生出几分不忍,在阅读的过程中,我脑海里浮想到托尔斯泰老人风雪夜里的出走,屠格涅夫笔下忍辱求生的羊脂球,川端康成怜惜目光中的伊豆歌女,张爱玲那执拗个性的苍凉手势。为什么?扪心自问,全因为迟子建笔下“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那份动人的感伤与凄凉。
我曾经将近五年的时间完全地离开了文学,试图在一种放弃中,展开新的人生。我的尝试失败了,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的岸依然是文学,命中注定,你往哪里走?重读迟子建,精灵般跳舞的北极小女子在依旧保留精灵般神采风韵的同时,显然在笔底多了些伤痛与磨砺。窃以为其因于成熟在中年,此话平俗但有理。《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透露出依旧的青春,但并非青涩,并非蓓蕾,而是雨打芭蕉的泪珠、塘中傲立的莲花。莲花的纯洁与世界的洞察,赤子的情怀与人生的沧桑近乎完美地融为一体。走过五年的坎,我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面前有一种惭愧,因为迟子建的赤诚照出了我的失落。
乌塘连下的雨都是黑的,当然不是童话的场景,在作品所提供的现实环境中,我们可以轻易地找出许多社会批判的命题,并迅速地勾勒出中国上世纪末市场经济转型期的某一个混乱不堪的生活片断,并由此进入一个大义凛然的解读过程。但是,当我们放弃“评”而选择“读”的话,则会在这部中篇作品中读到更多的东西。那么,是什么让我心动呢?
二、情感与发现:贯通作品的两大河流
“情感”属于作者内心的流程,是个人的内部的;“发现”属于作者所看到的外部的世界,是现实境遇中人与事矛盾冲突与发展的另一个流程。从结构上看,也可以视为两条线,或者说两大“板块”,但“线”不免单一,“板块”又嫌生硬,因此,以“河流”代指,一是取其动态,水波流动之态;二是取其交汇之状,因为两者既有各自独立的流程,又时而融会贯通,共造作品汹涌激荡之势。
先说“情感”之流,这是作品全篇的叙述动力。“我”心爱的丈夫,无比疼爱“我”的丈夫,猝然而死,弃我而去,爱情大戏刚刚开始拉开帷幕,一场人祸使美妙的爱情乐章戛然而止,“我”深陷于丧夫之痛而不能自拔。于是“我”逃逸到大自然中,试图以此冲淡悲伤,抚慰自我,然而,天灾又使其误入人世——产煤炭也产寡妇的乌塘镇,“我”压抑的情感随着现实的人事得以不断地宣泄,在“我”与他者的不断交流与权衡中,“我”逐步地看清了自己,并在与现实生活中经历更大人生创痛的人们相比较中有所觉悟:“我”突然觉得,自己所经历的生活变故是那么的轻,轻得像月亮旁丝丝缕缕的浮云。“我”最终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在对人生更为透彻的理解中,得以解脱与升华。
平心而论,一个文化人由于个人之痛而走向社会走向民间,仿佛从情感的狭谷走向辽阔的平原,在寻求中完成了一次心理治疗。情感疗伤,精神升华,这样的故事模式并不新鲜,甚至有些老套,我们甚至会担心这种叙述动力,是否足以具备将“我”推向精神升华的力量。有一个十分致命的软肋——“我”属于旁观者、采访人,并没有直接介入尖锐的现实冲突。那么,作者靠什么完成这样有力的推动呢?在我看来,一靠作者椎心泣血的情感抒发,二靠作者似乎与生俱来的童话视角。《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共分六章,除头尾各一章属于“情感”流程外,中间四章,也就是作品的主体部分均是以“发现”为主,“情感”为辅的。迟子建十分恰当地把握了“情感”抒发的节奏,既推动“发现”流,也在移步换景中借景抒情,十分自然地将个人“情感”之流贯注首尾,弥漫全篇。“我”的心理活动天衣无缝地连缀于情景描写,并在叙述推动的同时调剂着作品情感的浓度,作者艺术匠心常在不经意间达到了动人的效果。比如,由现实情景的丧礼花圈想到魔术师的葬礼,“我”是他唯一的花朵,而他是这花朵唯一的观赏者。又如,由那张艳俗而轻飘的牡丹图联想到撞死魔术师的破旧摩托车。“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诗人杜甫的千古名句说的正是此种艺术境界。
童话是有别于成人视角的一种艺术世界,它与幻想、想象、浪漫主义、童心、单纯、美好、仁慈有关,也许,之所以有单纯美丽的童话存在,正是为了对应现实世界的复杂与污秽。在我的阅读印象中,迟子建是始终怀有一颗童心的,这应当属于她创作个性的一个部分,世界上的小说家有两类,一类是技巧很好,故事动人;一类则是视角独特,怀有童心。后者自然是上品。这里所说的童心也可以解释为拥有与常人凡人可以沟通但一定有相对独立性的艺术家之心灵。所谓别具慧眼,其实根子在于独有一个心的世界,说远了,回到迟子建,还是归结为童心吧!
你看,她在作品中写的那场爱情,如梦如幻,在现实的层面上总有所诗化,浪漫得像一场没有人间烟火气的游戏,魔术师的命名就值得玩味,是人生犹如魔术不可捉摸,还是爱情本身就犹如梦幻变化不定?许多情景的描写也颇具童话色彩,比如那些随时随地离开现实地面飞翔起来的意识流画面,比如那些突发奇想般的童话视角:一只蚂蚁出现了!那么突兀,又那么自然!有时因为情感的喷发,童话的意境却又跳到了近于魔幻的地步。我们无法否认作者描情状物的现实写实功底,但更使人称道的是迟子建随时可以飞翔起来的充满浪漫主义想象的句子,那么有灵气,那么神韵,仿佛有一只精灵随时在飞舞在歌唱。作品的结尾是一个登峰造极,蝴蝶从装剃须刀的盒子里飞出,一奇,“悠然地环绕我转了一圈,然后无声地落在我右手的无名指上,仿佛要为我戴上一枚蓝宝石的戒指。”再奇!童话般爱情的开头被现实无情地掐断,但最后又在作者童心的召唤下起死回生,重新回到童话的世界,三奇!这种艺术本领当然不是迟子建所独有,但一定是她别出一格出类拔萃的原因之一,也是《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格外动人的奥秘之一。
再说“发现”之流。这是作品的主体,中间的四章以“我”之“发现”为主流,话题回到前文所提到的“软肋”,即作品的冲突并不在作者的介入之中,但迟子建的巧妙处在于恰好地运用悬念去形成阅读诱惑力,几乎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可以被作者创造成一个悬念,人物愈重要悬疑程度愈高,甚至那个没有姓名的瘸腿人,也因为突然失踪形成了一个悬念,无形中也同时成为推动叙述的力量。蒋百嫂与陈绍纯就是最大的悬念,容后专述,这里着重说说迟子建在“发现”主流所把握的哲理层面——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大千世界,无非男女,上帝用男人的一根肋骨创造了女人,并让他们分一为二,并从此终生彼此寻找。乌塘寡妇多,但寡妇中有两类,一类是蒋百嫂、周二嫂之辈,另一类则是违背人性的“嫁死”之流。米兰•昆德拉在他的名著《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开篇曾经这样写道:“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把我们压倒地上。但在历代的爱情诗中,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性身体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昆德拉在这里思考了“轻”与“重”的问题,同时也涉及女人与男人的关系问题。女人离不开男人,男人又如何离得开女人呢?周二嫂与周二是相辅相成的世俗关系,蒋百嫂与蒋百是阴阳两隔却必须掩盖真相的异常关系。死了老婆的瘦削摊主则是一个离了女人也失了阳刚的结局。而“鬼故事”中那个年轻的寡妇,则因为丈夫的魂化作一道金色的闪电索去了心狠的婆婆,而免于成为人间的魔鬼。
[##]
也许,所谓“哲理”,只是批评家的臆想,学问家的总结,作家本人只是在生活中发现并感悟,再用小说的方式将其传达出来,类似米兰•昆德拉随时从世俗日常生活中焕发出哲思的光彩,也仅仅是他的一个路数,迟子建自有迟子建的方式,但她在此部作品中“发现”流程中所刻画的人物关系,又的确可以使得我们将思考深入到男女爱情与婚姻的人类普遍性问题里去。优秀的作品总有可以解读的多个层面,而表层可读与深层可读又常常是那么自然地过渡与融合。所以,《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艺术上的成功取决于两种融合: “情感”与“发现”之流的融合,表层可读与深层可读的融合。
三、哭者与歌者:主角的登场与谢幕
哭者,蒋百嫂;歌者,陈绍纯。两个乌塘镇的主角是作者着力刻画用心最多的人物。两个人物的苦难人生为作品确定了悲怆的基调,奠定了作品的社会内容与文化立场,也为作品“我”的情感升华做了充分的铺垫。
先说哭者。蒋百嫂是作品的核心人物,是推动乌塘镇故事发展的枢纽。迟子建刻画这个人物分了三个步骤:出场前的渲染,荡妇闹事,家中揭秘。作为小说家,迟子建充分地体现了高明的叙事策略,她用足了笔墨,耐心地渲染,沉着地铺垫。未见主角,先见她的儿子和她家的狗,儿子有难以解读的忧郁眼神,狗为主人蒋百已成一条寻找谜底的丧家之犬,谜局设了下来。随后,蒋百嫂闹酒馆、闹停电,且已成为乌塘镇的新闻人物,人皆可夫,放荡不羁,既烈如野马,又悲如残月。正面、侧面、耳闻、目睹,种种反常表现,更增重重迷雾,悬念让人期待答案,乌塘让人期待真相。沉默的冰山在“我”的探秘中显露真相,悲剧由此走向了顶端,也走向结束。值得一提的除了作者的艺术匠心之外,还有作者社会批判的方式,在真相暴露时,作者并没有呼天抢地、义愤填膺,而是转而悲悯;“这种时刻,我是多么想抱着那条一直在外面流浪着的、寻找着蒋百嫂的狗啊,它注定要在永远的寻觅中终此一生了。”也许迟子建清楚地知道,批判社会并非小说所长,而悲悯生命才是作品之所寻求。然而,作品的社会批判力量并没有因此而减弱,一种情感的震撼显然已经传达给读者。仿佛这位充满巨大生命愤怒的哭者,唯有在凄美的民歌声中短暂地找到宁静,读者也由此看到一种生命的释放。
再说歌者。如果说哭者蒋百嫂代表一种民间现实的话,那么歌者陈绍纯则代表一种民间历史,陈绍纯的形象刻画是与蒋百嫂交叉进行的,两者的精神联系清晰可见。陈绍纯是乌塘最有文化的老者,从人物刻画着墨上看,不如蒋百嫂,生动性也略逊一筹,人物成长也多用交代性叙述。但就其人物抽象意义上看,他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又有高于蒋百嫂之处。况且,作为蒋百嫂形象的精神补充,又从历史纵深与文化底蕴方面丰富与深化了乌塘人物形象。假若删去这一老者形象,乌塘人就可能成为乌合之众,就可能在丧失民间文化“文革”劫难等历史记忆的同时,变成苟且偷生的行尸走肉。作品的现实感历史感文化感也将大打折扣。在我看来,陈绍纯的形象塑造是很有点符号化的意味,中国作家历经十年的现代主义文学的洗礼,世界文学的众多方式与技巧已经水乳交融地体现于当代小说创作之中,尽管我们也可以在曹雪芹的笔下找到相呼应的痕迹,但毕竟在21世纪初的中国,全球化浪潮里的中国小说家已经拥抱了世界,细说文本,多处象征意味有迹可寻:“幽长的巷子”犹如历史,“回阳巷”的名称好似民间文化的回光返照;面容清癯的老人在“画荷”,荷花“没有一枝是盛开着的,它们都是半开不开的模样,娇弱而清瘦”;歌声如倏忽而至的漫天大雪一样飘扬而起,没有歌词,只有旋律,那么悲怆,那么寒冷,又那么纯净;因为濒死体验而痴迷凄婉的旋律,因为“文革”受辱吞食歌本而恢复的民歌记忆。为了这种“符号性”,迟子建不惜将其擅长的童话笔法强化至魔幻的地步:有一回他唱歌,家里的花猫流泪,还有一回他唱歌,小孙子撇下奶瓶,从那以后不碰牛奶了。为了这种“符号性”,作者“无情地”迅速将笔下人物的生命了断于沉沉的暗夜之中,并让那些失传的民歌无声无息地随歌者而去,永久地消逝在人世之间。陈绍纯老人的猝然离世,表达了一种悲剧性的归宿:乌塘最有文化的人消逝了,犹如传递千百年的民歌彻底地失传了!造成这种命运的原因是什么呢?作者并没有明说,而是颇有象征意味地安排了一个近于荒诞的情节:被艳俗的牡丹图镜框砸死了!画者死了,玻璃碎了,但画却纤毫未损,“红色的红到了极致,粉色的粉得彻底”。陈绍纯老人生前做的最后一件事,他是在掩埋自己吗?至纯至美的悲凉之音,幽长逼仄的回阳小巷,单薄而阴冷的阳光,娇弱而清瘦的荷花一旦演变成又红又粉的牡丹,歌声便戛然而止,画者即溘然长逝。民间的悲苦与苍凉,文化的执拗与不屈,于回阳巷老人的生命焕发出灿烂的一刻。歌者永远的喑哑与冰山无法永久的沉默构成一种看似反差却蕴含内在联系,一种具有生命爆发力的联系,在迟子建看似轻柔委婉的描写中其实含有一种令人害怕令人颤抖的危险张力,冰山的一角预示着冰山的巨大的容量,激愤的哭者与凄苦的歌者将汇合成怎样的洪流?!就此,迟子建通过作品完成了现实层面与哲理层面、世俗层面与灵魂层面、人物层面与符号层面的双向书写,它们既交叉互补又各自独立,共同完成了作品艺术结构与艺术意蕴艺术传达,使作品表层可读性与深层可读性近于完美地合为一体,看似老套的情节被重新焕发了新意,不同层次的读者也从中得到各自满意的收获。
四、结语:双重人格的北极精灵
双重人格是一个用“滥”的老词,但我还是愿意以此来分析我眼中的迟子建,她的第一重是童话人格,属于北极大自然的精灵,童话诗人,自然崇敬,靠心灵与感官逍遥于自然,亲近那片大地是她的本性,也是她作为小说家的资本与潜能;第二重是现实人格,它参照第一重而存在,面对人世,她是智慧的、冷静的、独立的,两重人格造成巨大反差,童话的纯美与世俗的繁杂,在并无明显宗教倾向的迟子建那里,形成一种悲悯的情怀。悲悯使她比社会批判性的小说家超越一点,而童话的纯美又使她在内心在作品里形成更为强烈的反差,反差促成认识,促成表达,于是焕发出对于中国现实生活非同一般别出一格的艺术传达。反差愈强,情感愈烈。值得羡慕的是,此种艺术传达,无论在世俗还是灵魂层面,迟子建都是比较成功的。话说回来,双重人格也可以平白地表述为童话中的精灵与现实中的悲悯,唯其如此,迟子建出类拔萃,“独一份”逾日凸显。
江冰,中国小说学会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出版《文学评论的阐释》《浪漫与悲凉的人生》等专著6部,在《文学评论》《文艺争鸣》等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逾100万字。《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转载20余篇。多次获全国奖及省级各类成果奖。为中国小说年度排行榜评委、中国小说学会奖评委。曾任《创作评谭》杂志主编,现为广东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