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微，1970年生。1994年开始写作，1997年在《小说界》发表作品，迄今已在《花城》《人民文学》《收获》《作家》等刊物发表小说、随笔一百余万字。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第二届中国小说学会奖、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以及各类文学刊物奖。小说入选各类年度文学选本，以及荣登1998年度、2001年度、2003年度、2004年度、2006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日、韩、波兰等多国文字。现供职于广东省作家协会。
　　
　　对一个古老的民族来讲，文字好比是来自远古的神旨之一，文字里总会隐含民族习性的密码。简体字对繁体字意境虽有破坏，但它们之间，仍有割不断的神秘联系。“六书”曾为《周礼》提及，由此我们想象，古汉字的诞生，恐怕跟礼仪有关——在这里，我无意去讨论劳动说与文字起源的关系。因礼仪的缘故，古汉字似乎天生就能容纳很多很多的情志，譬如说道德关系里、等级意识下、统治意志内的各类情志。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造字方法，无不与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天人观有关。“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荀子•正名》）深入到文化意识去探究，文字既是一种由时日所选择的共通符号，也是一种能暗示行为的心理约定。
　　以我们将要谈到的短篇小说《大老郑的女人》 为例，小说题名中的这个“女”字，本为象形字，按其形，人有一个下跪的姿势，这一造字、这一字，讲了阴阳乾坤，讲了“女”与“从田”之“男”的相对意义，讲了男耕女织的传统。这样的例子还很多，通过《说文》等前人著述，去探究一下字词源流即可得知。古汉字，所背负的人伦传统，所传达的道德要求，很重很重。古汉字，是承担了意义重负的文字。如果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一说成立，那么这其中的一部分，可能就是文字这种有记忆优势的符号，所带给我们的心灵暗示。
　　但同时，表意文字的随意性，使之在表达上具有多义性、模糊性等特征。钱钟书先生在其《管锥编》开篇即论“易之三名”，以证“语出双关，文蕴两意，乃诙谐之惯事”，兼驳黑格尔之自大 ，并示汉字之博大精深。汉字的造字法、内部结构，其实早已为自己设下两难之局：它对道德寄予厚望，但字词的歧义性又模糊了道德的权威；它在道德要求上是明晰的，但它在表意上却是暧昧不清的。它希望借助道德增加人类幸福、维持人间秩序，但它又深知，人事是难以说得清清楚楚的，它很难以理性与逻辑手段对事物来个清晰明朗的了断。
　　如何摆脱古汉字里，暗藏的对人的苛刻要求，如何体察并认可现代人文情怀的新传统，也许正是现代汉语及其写作所要面对的问题。汉字原本已有的暧昧性、无所不及的隐喻修辞，为现代汉语的写作走出狭窄的情志审美传统，适应时势的大变局，理解现代人的复杂处境，提供了出路。如果要恢复对汉语的信心，我们就要坚信：伟大的语言，会养育伟大的文学；伟大的文学，对伟大的语言而言，是一种灵魂的应答。
　　我想，《大老郑的女人》洞察了汉语某些内在的传承秘密，她有语言及精神层面的觉悟。聪明的魏微，轻轻地，拨开了道德的严厉规训，在不离弃中国人对人事之基本看法的前提下，将语言的隐喻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小小的篇幅，有大的情怀，大的审美抱负。世俗生活有世俗生活的法则，《大老郑的女人》由道德的事出发，但又凭借感知与顿悟，走出狭窄的情志审美传统，使小说不至于堕入道德义愤与教诲热情之中。在这样一个道德与抒情均被滥用的时代，一个作家需要极大的勇气、审美信心，才会没有怨恨、没有谴责地去写作。
　　《大老郑的女人》对现实有惊人的领悟力。
　　她发现了，小城镇那种深藏于时光深处的气淡神定。在中国，小城镇没有大都市那种除旧布新的惊乱与焦虑，它有些笨重、迟缓，它是时代旋律的余韵，缈缈荡荡，不浓烈，但又久久不愿消散，它是旧时代的神经末梢、新时代的兴奋终端，它有不易让人察觉的丰盈活泼。相对于大都市，小城镇是侥幸的，行动的缓慢，往往能使它避过浩劫，它有强大的包容力，它能满足人们过日子的欢欣与心安，它像冬暖夏凉的临时避难所，收容都市的潮流碎片。
　　《大老郑的女人》对小城镇那种积极而富感染力的气质，有相当出色的描述。
　　她写小城镇的时间，“城又小，一条河流，几座小桥。前街，后街，东关，西关……我们就在这里生活着，出生，长大，慢慢地衰老”，“有一种时候，时间在这小城走得很慢。一年年地过去了，那些街道和小巷都还在着，可是一回首，人已经老了”，“多少年过去了，我们的小城还保留着淳朴的模样，这巷口，老人，俚语，傍晚的槐树花香……有一种古民风的感觉”。
　　她写小城镇的民风，入木三分。“谁家没有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这些事要是轮着自己头上，就扛着，要是轮着别人头上，就传一传，说一说，该叹的叹两声，该笑的笑一通，就完了，各自忙生活去了。”在这些朴实而克制的语言内部，我感受到，对古镇民风，作者爱得深沉，几近忧伤。
　　《大老郑的女人》由开始到最后，发展得是那么的自然，自然得我们几乎可以忽视小说的情节，但事实上，小说的情节与小城镇的人情世故高度融合。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人情就是小说的情节，自然又合理。作者以慢而自然的时间节奏，接纳了汹涌而至的冲突，小说有处乱不惊的气度，小说中的人物有坚强的人格。“另一种时候，我们小城也是活泼的。时代的讯息像风一样地刮过来，以它自己的速度生长，减弱，就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了。……我们小城的女子，远的不说，就从穿列宁装开始，到黄军服，到连衣裙，到超短裙……这里横躺了多少个时代，我们哪一趟没赶上？”
　　小城镇有小城镇的创造性。先是温州姐妹来这里开发廊，这个广州发廊据说“白天做女人的生意，夜里做男人的生意”。当福建莆田人大老郑来到这个小城镇的时候，外地人已有一定的规模。《大老郑的女人》预设了一个大胆而有冲击力的假设：社会的破局，是不是首先从女人身上、从男女关系开始发生？！广州发廊的女人，身份在明，看得到；而大老郑的女人，身份在暗，看不到。小说中隐约提及的“娼”、“妓”、“半良半娼”，成为最有力的时代隐喻。作者这样写，“时代讯息最惊人的变化首先表现在我们小城女子的身上”。这种变化，触及到汉字传统内部最沉重的体系，也就是前文所提到的、旧有的道德体系。如果小说仅描述小城民风民情，那么小说则仅止于风情画，但作者巧妙地以明暗对照的方式，进入并展开“女”性这一巨大而有力量的隐喻，进而对社会之变局、传统之命运提出了独到且深入的反思。发廊、城里，这些字眼，象征着现代工业技术的前奏，但在现代化进程中，女人们却操着古老的皮肉营生，支撑起很多家庭的经济生活，女人是苦难的先知，她们像大地一样沉实。这些文字深处的对比，极具反讽之意。有着小情小调的小城镇市民，如何应对生活秩序的危机？
　　节制贯穿整个思考的过程。虽然狂放也是一种写作趣味，但我认为，节制一定是写作的美德、写作的信念。要知道，语言可能会损害作者的写作对象，进而损害写作对象后面的那个“自我”，只能节制，才能帮助作者从无度的放任中解救出来。放逐诗人的柏拉图，尽管一直令诗人们不快，但他对语言的幻象，早有先见性的警觉，“影子中的影子”，真相在别处，如果要追问真相，就一定要对这种摹仿下的产物（语言）有所醒察。 魏微很懂得“度”的分寸，她很懂得中国人或粗鄙或细腻的脾性。对粗鄙，她抱之以善意。对细腻，她投之以轻柔。作者善于用反观的手法：她写一个动作，就能直达人的内心；她布置一个空间，便能反映出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这是心理描写达不到的境界，但是她做到了。有些中国人聒噪，但有些中国人却拙于口舌，尤其是在表达感情的时候，即使身子是缠着的，嘴也还在扭捏迟疑。要穷尽这种难以敞开的心灵，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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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微以肢体动作、手势眼神等无言的姿态代替了人物的口舌辩白。大老郑最常见的神态，就是“笑”，他对他的行为不做过多的辩解，但我们从他的动作中看到了纯朴的礼数、踏实的为人，他为他周围的人，增添了默默的情意、美好的想象，那是一种只有在善意的关照下才能够出现的，温暖时光，“我们”因此对大老郑有了更多的信任与感情。“有一天，大老郑带了一个女人回来。……我们也不认为，这是大老郑的老婆，因为没有哪个男人是这样带老婆进家门的。大老郑把她带进我家的院子里，并不作任何介绍，只朝我们笑笑，就进屋了。”院子里的人，都不说话，彼此观望了一番，最后又充满善意地，接受了这种不清不楚的关系。魏微写大老郑和女人的恩爱，细腻而饱含感情，是说不出口的、平常但又深厚的感情，有一个空间细节，堪称大手笔，“得空大老郑就回来看看，也没什么要紧事，就是陪陪她，一起说说话。她坐在床上，他坐在床对面的沙发上，门也不关。门一不关，大方就出来了，就像夫妻了”，如果不是对中国人的礼数与脾性了如指掌，如果作者没有非凡的悟性，绝对写不出来这样的细节。
　　但是，“第二年开春，院子里来了一个男人”。女人的前夫？“他不是女人的前夫，他是她的男人”，他的一身，就是乡间悲苦的浓缩，能让我们“陡地醒过来”，他只知道种田的好，但又说不出哪里好，他晓得有不好，但也说不出哪里不好，他的一家子，都靠了他的婆娘，见不着的时候，虽然忧伤，但闲下来想一想，就是觉得亲切、踏实。
　　女人的身份明了。院子里的人，如何应对这种道德的困局？时光又回来了，汉字里的道德要求又回来了，合情合理。院子里有一种腼腆得让人温暖的气氛，但是，通情达理的母亲，还是摊牌了，大老郑说她是好人，母亲说，“你也是好人，可是这跟好人坏人没关系，我们是体面人家，要面子，别的都好说，单是这方面……你不要让我太为难。我母亲又说，你是生意人，凡事得有个分寸，别让外人把你的家底给扒光了。大老郑难堪地笑着，隔了一会儿，他搓搓手道，这个，我其实是明白的”。也许是因为曾经靠得太近，也许是因为投入过感情，院子里的人，可以原谅对门户的冯奶奶——靠找相好拉扯大两个孩子、声称死也要等她男人回来，也不能谅解大老郑的女人。这一对照，也是神来之笔，仿佛大老郑的女人伤害了生活。这不是道德说教，这是隐藏得很深的，不自觉的，对感情神圣感的庇佑之心。
　　这一切，说得清吗？
　　魏微是克制这种写作美德的受惠者。克制让她的写作简洁、果断，点到即止。“她天生知道很多感情” ，但在作品中，她既能守住感情，但又看到内心，她仿佛天生就通晓能够穷尽心灵的某些修辞术。欲言又止，隐忍不发，《大老郑的女人》呈现出艺术的美态。艺术的美态，就是人性可回旋的余地。
　　但这一切，说不清。克制的修辞术，指引着，作者明智地，不下判断。道德关系微妙，“说不清楚”，是全篇高妙的点睛之笔：“有一次，我父亲因想起他们，就笑道，这叫怎么说呢，卖笑能卖到这种份上，还搭进了一点感情，好歹是小城特色吧，也算古风未泯。我母亲则说，也不一定，卖身就是卖身，弄到最后把感情也卖了，可见比娼妓还不如。唉，这些事谁能说得好呢，我们也就私下里议论罢了。”
　　《大老郑的女人》有古汉语传统里那种暧昧的、不可说的光辉，但小说又凭借人道的高贵情怀，摆脱了古汉字里对人设下的苛刻道德要求。这是节制手法下，最饱满的精神收获。作者以一种训练有素的、简洁的叙述艺术为汉语写作添上了夺目的光彩、高尚的操守、深邃的情感。我想，这就是新鲜的经验，它有别于沉重的古典情志审美传统，但它又承继了古典的暧昧天人观，它对古汉字的某些神旨，作出了微弱的应答，但与此同时，它又解开了古汉字的部分咒语。我在前文也提到过，古汉语的结构及意指，早已暗示过现代汉语写作的出路，我们的经验，并没有完全断裂。
　　如布鲁姆曾经反复强调过的那样，艺术不能降格为一目了然的判断。人的世界，是反复阐释自我、不断转译神旨的世界。高明的文学，懂得顺势，顺人事的走势，而不妄下判断。
　　魏微的文字，有玉石一般的质地与光泽，远时清冷，近时温婉，落落大方，善解人意，沉静而不张扬，有中国人传统的含蓄通透之美（写得含蓄、看得通透）。若只含蓄，则扭捏小气，但若含蓄且通透，则大气周全，这种端庄正大的气质，变得越来越稀有。《大老郑的女人》，当时读，过后阅，都能感觉到岁月的沉香，古拙的朴风，还有，现代的机警与慧黠。她的细致，是不经意的、有艺术修养的细致。她很委婉，但委婉方见深刻澄明。她深知世态的残酷无常，她能把握人心飞快向下坠落的速度，但她始终保持慈悲的心肠，对那些慌乱冲动、沉沦无望的人事投之以温和静穆的眼神，对平常人的弱点及局促抱以真诚而深切的同情。她不受性别的羁绊，她克制而内敛，这样的心向与姿态，在我们极速而决裂的语境里，是罕见的境界。
　　看魏微的《大老郑的女人》等作品，有时候我会想象这个作家的神态：不动声色，漫不经心，却能在瞬间洞悉四围。好作家有收放自如的、强大的控制力，我尤其欣赏那些聪明而不外露、有大智慧但带点焦虑的作家，也许，魏微就是这样的作家。
　　
　　
　　胡传吉，中山大学文学博士，曾在《红楼梦学刊》《当代作家评论》等刊发表论文十几篇。
　　

• 胡传吉： 魏微：含蓄通透之美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