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彦：北京人，曾任记者、翻译。中国社会科学院英文采编专业硕士。1987 年赴加拿大留学。现任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执行院长、东亚研究系汉语教研室主任，加拿大中国笔会副会长。其英文长篇小说《红浮萍》于1995年出版后，获1996年度加拿大全国小说新书提名奖。全加拿大每年只有五人能获此殊荣，她是第一个来自中国的获奖作家，也是第一个荣获滑铁卢地区文学艺术杰出女性奖的华文作家。《红浮萍》曾获台湾“中国文艺协会”颁发的海外文艺工作奖章。另有英文作品《警告》《群魔出笼》《枫城逸事》等；中文长篇小说《嫁得西风》，中短篇小说《羊群》《故园》《回惶》《姚家岭》《地久天长》《毛太和她的同学们》《忘年》等；译著《白宫生活》等。
　　
　　李彦是加拿大华人重要女作家，1987年从中国内地赴加拿大留学，在留学期间创作的英文长篇小说《红浮萍》出版后，即获1996年度加拿大全国小说新书提名奖。全加拿大每年只有五人能获此殊荣，她是第一个来自中国的获奖作家，该书还被美国和加拿大多所大学选为中国现代史的教学参考书。她也是第一个荣获滑铁卢地区文学艺术杰出女性奖的华文作家。《红浮萍》还曾获台湾“中国文艺协会”颁发的海外文艺工作奖章。
　　用母语创作的《嫁得西风》，是李彦继《红浮萍》之后的另一部长篇力作。与中国内地新移民作家的早期作品亲历性的情绪宣泄特色不同，《嫁得西风》淡化了移民生存层面的悲苦和文化心理挣扎，站在时空与心理的距离之外，直接进入到对人、尤其是女性的生命层面，深刻体察、感悟人的社会性存在的状态及意境。
　　
　　一、呈现了中国海峡两岸移民在他乡异域共处的景象
　　
　　“幸亏加拿大的林子大，什么鸟儿都容！”
　　就在这什么鸟儿都容的加拿大，因移民政策，将一大批华人集聚于此。大陆的、台湾的、香港的，老中青少，单身已婚同居者，等等。由于中国历史、政治、地域等原因，所造成的人为限制与区分，在加拿大的土地上实现了突破与解禁。《嫁得西风》中由台湾胡太太自行组织的“中华妇女联合会”，超越了地域意识形态的向心力、认同感，超越了西方社会强大的教会聚集力，成为各类各色华人妇女共同的组织和聚会场所。她们曾经处在不同的政治体制，有不同的社会生活经历，两岸女性，曾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存在着戒心甚至敌意：在台湾女性的眼里，大陆女性的脸上有着一种“杀气”；在大陆女性的眼中，台湾“女人的言谈举止神色中，有一种自己所不熟悉的气质”。台湾女性觉得大陆女性“大刀阔斧，冲冲杀杀，临危不惧的模样”，有点“太不像女人”；大陆女性则对总是呆在家庭主妇位置上的台湾女人，其“安详，柔婉，也包含着知足和慵懒”的气质，有着一定的不以为然。但这些由曾经的疏离造就的隔膜，在同样身处加拿大——一个现实生存在的社会，面对异域文明，面对新的人生境遇，其同文化、同语言，即同宗同脉等自然的血脉联系，使大家不知不觉间走近，而且最终融成为一个相互关照、体恤的共同体。这时，外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分野，让位于当前共存的现实。
　　 “中华妇女联合会”中的华人女性，在面对北美社会及文化环境时，在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下，同器同求，不自觉间重新进行了群体划分，形成为一个新的海外华人妇女的文化共同体。依据生活需要、个性特点等，她们建立起新的社会关系结构与人际交往范围，展现出在大陆、台湾等地区，无法看到并实现的中华“亚文化”的亲密汇合。小说中所呈现的华人在海外共处场景，对于中华文化的存在来说，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其中所表现的特征、走向等，为考察中华文化的向心力与离散力，提供了鲜活的资料、参照。 “中华妇女联合会”所实现的，正是中华文化的深层整合功能。在社会学的层面上，我们看到中华文化的核心力量，能在失去对其成员的意识形态轨制与凝聚时，进行文化融合、个体融会，在对覆盖于人作为文化承载体及文化传播体、实现体的浅表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解魅与祛魅时，还能将其成员再行聚合。
　　
　　二、描摹出华人女性群像及命运悲歌
　　
　　《嫁得西风》存在的价值与意义，需要回到文学本体进行识别与认知。没有个性的创作，只能昙花一现，湮没于茫茫文海而得不到辨识。在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的时代，创新并拥有创见的作品，方能实现创作的价值。小说作为一部真正的文学创作，形象地塑造了华人女性群像，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它还在爱情、婚姻、家庭的背景上，集中呈现了这群华人女性的人生故事及命运悲歌。
　　在人物塑造和故事的讲述上，《嫁得西风》显见出作者文学上的积淀与素养。小说中，作家细描、呈现的有名有姓的华人女性有十多个。爽朗豁达、大气能干的夏杨，精气四溢、热心强悍的胡太太，懦弱隐忍、偏安一隅的元慧，简单浅薄、情真意实的叶萍，勇敢热情、美丽聪颖的小敏，世故粗俗、聒噪絮叨的叶太太，以及温文尔雅、忠贞纯粹的陶培瑾等。作家凭借自己塑造和刻画人物的功力，精雕细琢出这群人物鲜明的性格特征。
　　集中展现华人女性群体故事是《嫁得西风》的追求。以“中华妇女联合会”为作品纲要，小说没有设置主要人物，却让每个人物都是小说架构不可缺少的分子。她们是小说故事之网的一个个节点。每个节点，都能用自己的言行，贯穿起场面、人物与故事。点与点之间的关系虽松散但有勾连，并成放射形状态分散出去。作者根据叙述的进程与需要，在张弛有度中，随时牵连起“中华妇女联合会”成员的人生；每个点又有自己的历史，每个点还在当下生活中牵涉出新的人物与故事。这种结构方法，适合作品展现众多人生故事的主旨：人物们在聚合于“中华妇女联合会”之前，其身后大的社会背景显著不同；每一个人物的生活经历也不同；走出联合会的每个成员社会接触面与生活延伸点亦不同。这样的情状，只有以上述网状结构，才能将众多的人物，容涵在一个叙述框架内；也只有形散而神不散的放射形架构，才能将叙述的视角沿展到每个人物不同的身世、经历与面对处。既有勾连，又有分别；要连而不断，又要放得开收得拢，还要伸缩自如、繁简得当。这对叙述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李彦以对放射形网络从容有度的把控，不仅在有限的篇幅中，包容更多的人物、故事情节和相关场面，还吁徐有致地呈现出更多的人生感悟与世事人情。深得中国水墨画精髓的白描功底，更帮助了她在叙事的框架上，于人物的动静、点面的捕捉、点染、铺衍处，准确勾勒并描摹出人物的形象。
　　《嫁得西风》不是仅以群像展览作为自己的创作追求，作家要展现每个人物独特的历史与人生境遇，要将对女性怀有的悲悯情怀，通过小说中的人生遭遇抒发出来。众多女性的人生遭遇与面对，构成了小说架构上丰满的血肉。
　　众多的华人女性，都有自己不寻常的经历。过去，现在，情与理，罪与罚，不管是经过长期的忍耐及争斗，修得丈夫现在的顺从与附和的胡太太，还是用心计和手段，遥控远在台湾的丈夫的米太太；是抛得花瓶丈夫而求自由的小敏，还是带着儿子洒脱自立的夏杨；更有妻妾共处一室的元慧、小仪，遭受父子两人大打出手的叶萍。诸多女性无一幸免地面对着一份痛苦如煎熬的人生。即使忠贞纯粹如陶培瑾，也在半个多世纪的追寻等候中，等来了当年信誓旦旦的恋人新婚的讯息。她只能在“不是说，信基督的人，不撒谎吗”的不解中撒手人寰。作家对于女性的命运沉浮，是有自己的认识与判断的。她并没有把她们的不幸，归结于单一的政治、社会或文化原因，而是让所有的人生走向，殊途同归地指向痛苦与艰难：有的呈现在物质上，有的表现在心理上；有的因为有爱、有家，有的因为无爱、无家，等等。李彦在小说中所描写出的这群身世背景不同、性格品行相异的女性，在爱情、婚姻、家庭的车碾下，全部成为挞伐与试练的对象。任其挣扎、哭号，任其奔突、守攻，她们无一例外地要承受一份悲惨而无望的人生。作品揭示而不批判的表达中，作家似乎在告诉人们：女性的悲剧命运是注定的。只是她的不安与犹豫、怀疑与两可，为作品添上了悲情甚至悲壮的色彩。当看到机关算尽的米太太，慌不择路地赶回台湾，想挽救自己的婚姻，看到元慧和小仪在子雄变成植物人后的相依为命，作者的叹息与无力、同情与悲悯都突显了出来。不是说女性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在既有的社会规则、结构、概念面前，在两性身份与社会地位的文化既定面前，女性的抗争几近徒劳。作家没有回答出什么是导致女性人生悲苦的原因，她在悲天悯人地感同身受女性的悲苦命运与进退实据中迷茫。
　　 [##]
　　
　　三、表达了作家宏大深邃的理性认知
　　
　　文学不是哲学，是呈现而不是回答。但是，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作家，在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之外，李彦还是将自己的思想光点，尽可能地照耀于所述所写上，表达出她的认知及判断。李彦在《嫁得西风》中，于“和而同”的文化架构上，传达了对生命“别而异”的诸多思考，探讨并表达出自己对关涉文化、社会、人生等形而上问题的观点与认识。
　　作品的特质从来与作家的个性气质有直接的关联。作家的感性，为作品带来生动与感情充沛的特点，理性的作家，则让作品晕染上一定的思辨色泽。相对于感性，李彦无疑属于理性特质较为明显的作家，即使经历移民过程必然面对的颠簸、跌宕，新旧文化、社会定位、认知的辗转影响，小说中已经没有新移民作家还在惊魄初定时的夸张和慌忙。跨越东西方文化，身历人生境遇的瞬息差异，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生存，让李彦获得的是广阔而深入的思维视角。另一方面，对于一个曾经在大陆泛政治化环境中长大、成熟起来的文化主体，其血脉中必定留有供养其成长的时代和社会的塑形成分，比如国家、民族的观念等。身为女性作家对同为女性的同胞，更能贴近体察并思考。综合以上种种，李彦的作品，不仅有作家本人的理性特质，还明显表现出对同宗同源的华人女性，在历史和现实造成的迥异意识形态化后，于加拿大重新聚合时的表现、面貌及状态的关注。大陆与台湾的女性，终于在西风起的黄花地，殊途同归地面对了同样的时空与社会，于是，小说的故事发生了。李彦首先注意到来自大陆与台湾的女性的不同处，再深入社会与文化的肌理处，探究有关女性的社会角色、分工、地位等问题的究竟，最后回归到对两性本体意义的探询上。
　　在小说生动、形象的人物塑造和故事情节中，有许多对华人女性特点与形态的捕捉、描摹。比如小说分析了养成两岸女性不同文化气质的原因。认为台湾女性的气质养成，“是在没有过多压力，无需太多担忧的社会环境里自然而然陶冶出来的”。大陆女性的独立与强悍，源自于社会与时代的塑造：“时代营造了我们这样一代女人。土高炉里炼出的废铁，恐怕也难恢复成原来的模样。”小说中还表现了元慧和小仪围绕着子雄建立的“妻妾共处一室”的场景。两个女人尴尬的处境，得到了充分的揭示。李彦是一个有主见、很会讲故事的女作家，她的作品没有失在理胜于形上：从不会越过小说的形象层面，成为小说万能的上帝出面代言。当言论在喉不吐不快的时候，她能较好把握小说的节奏，借助合适的形式予以表述。比如，她借人物夏杨——一个大陆来的高知女性的口，发出符合人物身份的议论：“这种妻妾同堂的国粹，应当是距离现代生活极为遥远的东西。”“可是，不管今天的社会以多么快的步伐在前进，这种国粹却顽强地生存下来……”另外，对于“长期在组织的安排与指挥下工作的生活，一旦没有人替你思考，替你做决定时，倒像猛然间断乳的幼儿般，惶惶不知所措”的表述，都体现了李彦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对事物及现象敏锐而犀利的洞察力和思考力。
　　李彦是积极入世的女作家，她让自己的作品不仅关注社会、文化问题，还在思考、认识上，显见力度与广度。对两岸女性社会角色与地位问题的对比，是小说屡次提及的方面。李彦认为：“大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地位，要高于台湾女性”，“主要是她们和男性共同支撑家庭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她注意到“海峡两岸的妇女运动，发展的方向是截然不同的”，认为“许多台湾女性长期以来生活在传统赋予的家庭主妇角色中”。她们渴望的是“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的自由与权利”，“而大陆的女权主义者们如今争取的，是重新成为女人的自由与权利”，并进一步指出大陆女性要摆脱“女人中性化，甚至男性化”，是想“从社会走回家庭”。她发现也道出了两岸女性社会角色定位上的真实错位。这些有见地的议论，使作品显现出思考的力量和思想的魅力。
　　作品的更深入之处，还在于对人类两性根本特征与区分，对人类社会诸多本质问题的评析、阐发上。比如“丝毫没有自我的东西”的女人，“便只能将她的人生目标，寄托在别人身上，她对他人的奉献牺牲，恐怕也是别无选择，不得不如此罢了”；意味深长地注意到“有学识、有教养、风度翩翩的女教授、女主任、女院长”，几乎都是单身，而男教授“都有令人称羡，美满幸福的家庭”；认为“信仰一种宗教”其实是“人到中年以后，面临衰老病死的痛苦”而求“心灵上的快乐平和”的一种手段；对“求生存可能就是平庸的”个性化的阐释，等等。李彦带着敏锐和多思的心，对人类、人性、社会、文化、两性等宏大命题，时刻注意观察、思考，从而使作品能够超越地域、时代、世代的藩篱，而到达更多的读者，获得更广泛的认知。
　　移民的时空挪移，文化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物质与精神等的错位、重建，会削薄甚至毁灭一个脆弱的主体，但是却能给内心强大的主体以新生和广阔的成长、发展空间。两者间，加华作家李彦当属后者。从小说《嫁得西风》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信息：主体在一种从容和果敢的位置，在历史的时间、地域的空间、文化的距离、社会的差异，尤其是作家与作品描摹对象的心理站位间，有着开阔的胸怀，敏锐而广阔的涉猎和孜孜以求的思考与见解。她已将目光与视野向更多、更广、更深、更宏大处聚焦、渗透。文学是写不完的，人性是描不尽的。《嫁得西风》通过精妙的网式结构，用形散而神不散的叙事模式，通过形象的捕捉与塑造，描述出一群华人女性的人生悲歌，并且结合广泛而深入的理性阐释与体悟，创造了华文文学作品中的一个佳构。
　　
　　
　　郭媛媛：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复旦大学新闻与传播博士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文学院传播系副教授，现从事海外华文文学和传播学研究工作。出版著作《阅读少君》，发表《絮语中的雍容与超越——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闲适小品论》《读汪应果、赵江滨〈无名氏传奇〉》《边际定位与跨越》《后现代文化快餐》《立体空间中的女性悲悯——评法华作家鲁娃〈女儿的四季歌谣〉》《蹦极澳洲的中国骑士——刘奥论》《爱情是人生复杂的境遇——美国华文作家陈谦小说论》《因为一双真善美的眼睛——美国华文作家刘於蓉〈美国女子监狱纪实〉评》等数十篇华文文学研究论文。
　　

• 郭媛媛： 隔着距离阅人阅世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