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翎，浙江温州人。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分别在加拿大的卡尔加利大学及美国的辛辛那提大学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和听力康复学硕士。现定居于加拿大多伦多市, 在多伦多一家听力诊所任主管听力康复师。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海外写作发表。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邮购新娘》（台湾版名《温州女人》）、《交错的彼岸》 《望月》（海外版名《上海小姐》）, 中短篇小说集《雁过藻溪》《盲约》《尘世》等。曾获第七届十月文学奖（2000）,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优秀散文奖（2003），首届加拿大袁惠松文学奖（2005），第四届人民文学奖（2006），第八届十月文学奖（2007）。小说多次入选各式转载本和年度精选本。其中篇小说《羊》和《雁过藻溪》分别进入中国小说学会2003年度和2005年度排行榜（名列第九和第五）。
　　
　　张翎的名字愈发地被冠以了繁复的定语或形容词——“北美华文作家”、“海外著名华裔作家”、“海外最具创作力及影响力的女作家之一”、“海外华文文学中领头的‘三驾马车’之一”（三驾马车中的另两位作家，分别是名作家严歌苓和虹影）……这当然是名至实归。
　　随着张翎的《望月》《交错的彼岸》《邮购新娘》《尘世》《陪读爹娘》《女人四十》《花事了》《江南篇》《寻》《丁香街》《梦里不知身是客》《玉莲》《雁过藻溪》《团圆》《向北方》《盲约》《遭遇撒米娜》《空巢》《余震》等等一部部来自海外的作品如缤纷的落英，在大洋的此岸汇成一道道炫目的景致，人们记住了张翎。然而，张翎的适时出现，是在人们逐渐地习惯、进而漠然于“移民文学”依旧在重复地描摹 “融入”的艰难和焦虑，反复地宣泄“离散”的无根感和荒原感；或者是不解于“移民文学”的“纯大陆化写作”的时候，人们记住的就不仅仅是“张翎”了。张翎的创作几乎没有一部是在自顾自地演绎着一个单一的历史空间、一个单一的族群的“故事”。去国二十载，丰富的跨文化生存的经验使她在情感和理智上都已经获得了足够的距离来深入地审视异质文化的差异，在心境和气度上也已经具备了充沛的兰心惠性来思索和探照超越种族地域文化的人类共性。诚如“首届袁惠松（加拿大）文学奖”评委对其获奖作品所作的评语所言，作者“较深地触及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契合点。通过大跨度的时间和地域的故事情节组合，在有限的篇幅之内，蕴含了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终极的人文关怀”。因此，张翎近年统揽了国内各类重大文学奖项并进入小说排行榜，如第七届十月文学奖（2000），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优秀散文奖（2003），首届加拿大袁惠松文学奖（2005），第四届人民文学奖（2006），第八届十月文学奖（2007）。中国小说学会2003年度和2005年度排行榜（名列第九和第五），当然也同样是名至实归。
　　于是，作为进入21世纪以后海外华文文学的重要代表，张翎与近年活跃于海外华文文坛的一大批作家，如严歌苓、虹影、少君、沈宁、刘荒田、林湄、宋晓亮、孙博、胡仄佳、陈谦等等一起，以他们创作的实绩及其影响奏响了“海外华文文学已进入向纵深发展的繁荣时期”、“新移民文学崛起”的乐章。然而，如果说，我们无法回避上世纪50、60年代，以来自中国台湾为主体的一大批留学生作家在海外、北美的异军突起，至今仍然是海外华文文学或曰“移民文学”的一个巅峰；并且因其写尽了以“个体生命”背负民族罹难、家国分裂、精神失重、种族冲突这一历史的、民族的沦肌浃髓的巨大伤痛，这也构成了这一波海外华文文学巅峰的审美高度和价值指向，那么，我们又如何看待以中国内地为主体的海外华文军团在21世纪对海外华文文学向“纵深发展”的推进？其“崛起”的价值征象构成何在？由此说来，如果我们仅凭作家头上的光环、所得奖项的繁多、或者创作群体的庞大便而鼓而歌未免显得简单而流于表面。
　　再读张翎，仍然为其超凡脱俗的想象力而折服，为其千转百回的“尘世”万象而心旌摇曳，为其洗炼清丽的珠玑字句所陶醉；所不同的是，这些可触可感的审美愉悦竟还生发了些抽象的愚思。我注意到，张翎多次在接受采访中都强调其进入写作的状态和时机及其因此形成的创作理念。她认为“一个人太穷或太富都不利于产生好作品”，“早期移民作品较多地反映了人物对突变的生存环境而产生的激越控诉情绪，题材上较为单一地表现在生存压力和淘金梦两个方面”。而她开始创作已经“在北美生活了十来年，相对安全地度过了最初的文化适应期”。特别是，“海外文学的创作条件虽然比不上两岸三地，但也有其独特的优势。首先是地理位置上的优势”，而“很多东西都是有国界的，包括文化，但人性却是相通的”，“要放开怀抱，保持与世界平行的视线去观察和思考问题”。所谓“兰气息，玉精神”。是的，作家的审美旨趣来自其审美主体的生命此在状态，因此，她写什么或者不写什么都不应该被时代所“格式化”。但是，如果说，一个作家在特别强烈地感受并把捉到自己生命律动的同时，还很充分地意识到个体存在的现实空间的独特并聪慧地化作创作优势，还很清醒地感应着社会心理的审美期待，甚至获得与终极叩问一类的形而上的“不期而遇”，进而一并化作其精神诉求的内驱力，那么，她的创作或许便是一次令人神往的生命飞扬之旅。一如张翎。而对于读者，又何尝不是一次美妙的可遇不可求的精神艳遇？一如我在纵览张翎笔下云泥错动的《交错的彼岸》，其《雁过藻溪》《向北方》和《余震》所给我带来的怡心怡意。
　　《雁过藻溪》在张翎整个“交错的彼岸”的书写中是特别有意味的。在写作《雁过藻溪》之前，张翎就已经发表过了《望月》《交错的彼岸》《邮购新娘》三部汪洋恣意的长篇巨制，从而已经让人们倾情倾意地叹服于她对“三十功名尘与土”的世间万象、对“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历史风云既大开大阖又绵里藏针地自如挥洒，至于其语言的清冽娴雅更是令人击节。而《雁过藻溪》，仅只是四万字左右的篇幅，其历史的跨度之大，人物命运的诡谲沧桑，异文化下人性的通达，丝毫不逊于其长篇叙事，却又一如往常的从容俊逸娓娓道来。母亲、末雁、灵灵，三代女性的命运斑驳杂离，其间，浸淫着性别歧视的扭曲政治不仅带来了母亲性情的乖戾，末雁身世的“屈辱”，还造成了母女关系亲疏爱恨的悖常。因此，一次难得的北极日落的亲历竟能让末雁感受到世界坠入末日的绝望：“黑暗的来临依旧是突兀没有防备的。黑暗大笔大笔地抹去了生辣的胆气朦胧的渴望，剩下的只是令人颤籁不安的孤单和绝望。这个暗夜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个暗夜，这个暗夜太冗长了，通往下一个日出的时辰似乎遥遥无期。”而“外国养大的娃娃就是和中国娃娃不一样的”女儿灵灵，却和母亲末雁有如隔着一道咫尺天涯的“太平洋”，呼应却又遥远。末雁以为女儿“在国外长大的孩子都天真”，却不知女儿在笑对父母离异的背后，“在那个有了秋意的早晨，十八岁的灵灵站在一个几乎陌生的厨房里，捧着那个篾编的玩具房子，突然被一种无法言喻的悲哀袭中。微笑如水退下，脸上突然就有了第一缕沧桑。那个玩具房子在最不经意之间碰着了她的心，心隐隐地生疼，是那种有了空洞的疼。那个洞小得只有她自己知道，却又大得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填补”。在由母女三代的生命轨迹勾连起的大洋两岸和半个世纪的历史时空里，作者对政治造成人性扭曲的惨烈，无常世事对伦常情理带来的捉弄，文化错动对精神、对信仰的冲击，写得惊心动魄却又神闲气定。而母亲终于放下了久远的“乡土之痛”，释然于郁积一生的缄默、排斥和压抑而魂归故里；汉斯的一句“雁，哪天你能哭了，你就好了”的款款关爱；商店里陌生黑女人对末雁“离婚只是一张纸，锁在抽屉里就行了，用不着带在身上的”一句轻轻的劝慰；甚至是当年对母亲不轨的乡党因疾而终……这些流贯于爱恨情仇里看似不经意的凄婉和悲悯，不期然地赋予了作品深广的哲思。《雁过藻溪》是精致而深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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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北方》在张翎的创作中是一个“奇异”。张翎似乎“舍弃”了惯于演绎历史风云于股掌的优长，也不再营造爱恨情仇的哀婉凄迷，更没有了烟花三月的江南与缤纷丰满的多伦多的“交错”。它写与妻子离婚后的陈中越接受了加拿大一个位于与中国的漠河处于同一纬度、印第安人聚居的小镇——苏屋?望台诊所的聘职。在任听力康复师和教授手语的工作中，“遭遇”了失聪的尼尔、尼尔的母亲达娃，一个由于先后两个丈夫的意外身亡，在一个高僧的点拨下，从青藏高原远嫁给苏屋?望台一个印第安草药世家子弟的女子。达娃的丈夫裘伊曾经是一个有志青年而今已经堕落成酒鬼，为了儿子，达娃默默地忍受着丈夫频仍的施暴，最终还是命丧于裘伊走火的枪下。或许，不能说这样的故事对于张翎完全是一个“奇异”。它仍旧有“交错”，也仍旧有着爱恨生死，只是它们来得更为粗犷，更为懔烈，也更为传奇。多年前，达娃在青海湖边遇到一位高僧——“他说我的命，实在是太硬了。纸做的肉做的男人，都镇不住我。只有铁打的男人，才压得住我”。于是，生长在青藏高原格桑花盛开之地的雪儿达娃便是这样投奔了苏屋?望台的印第安人裘伊，她是带着感动和爱来的，也是带着希冀来的，哪怕是那么混沌，那么稀薄，但它却在对失聪儿子的守护中化为了神奇。“尼达，是北极光……的孩子”，“裘伊就是那个铁打的男人。裘伊和尼达是我今生今世的债，我欠了别人的，也只有这样慢慢地来还了”。达娃是这样告诉中越的。被酒魔降服的裘伊成为达娃的地狱，而来到人世便带着不幸却仍然在经受苦难的聋儿尼尔则成为了达娃的北极光。因此，她无悔地忍受裘伊的地狱，把地狱看成是她的宿命和心债，也心怀感激地沐浴着“北极光”的佛照。陈中越也在向北方的奔突中，不，在达娃圣洁地定格在“登山途中”的那一刹那，领受到了人性之大美、人之伟力的神圣。
　　无论这样的一个“故事”对于张翎是否“奇异”，但对于“新移民文学”它则是意味深长的。如果说《雁过藻溪》以离散与寻根、历史与当下、爱恨与悲悯之思承传并拓展了移民文学的精神传统；那么，《向北方》则以它的顽强与广博，隐忍与张扬，美善与厚德实现了对移民文学的一次突破，指向全球华语境下超越文化、种族、边缘以通达人文终极的突破。
　　因为已充分地领略过张翎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小说笔法，读《余震》，开始还是漫不经心的，但没曾想《余震》却让我久久地缄默难语。据说张翎的《余震》刚邮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即被编辑们惊呼为中国文坛写地震最好的小说。其实，这很难说是一部写地震的故事。女主人公小灯7岁时，遭遇了那场世界地震史上最惨绝人寰的地震，父亲在地震中死去，而一块水泥板同时压在她以及和快乐相亲的孪生弟弟的身上时，残酷的是只能非此即彼地救出一个，最后妈妈在绝望而无奈中选择了弟弟。而后被当做死人抛弃的小灯却奇迹般活了过来，被养母收留，到上海读书，出国留学，定居海外。小灯后来这样的人生轨迹相对绝大多数的人，当然完全可以称得上是顺畅而成功。其实不然。正是由于母亲在地震中的无情选择，让小灯背负了整整三十年由心结凝成的怨愤。在之后走过的人生路途中，她把因被亲情背弃而扭曲了的心性转化为愤恨：管制女儿，猜忌丈夫，怨恨身边的每一个人。最后女儿离家出走，丈夫也离她而去。在第三次自杀被救之后她结识了心里医生亨利，在亨利的医治和鼓励下，她终于摆脱了缠绕了她整整30的梦魇，推开了睹在心口整整30年的墙，踏上了寻亲、自赎的归家之路。当在母亲坚持认为“去世的女儿和丈夫回家可以认得路”而不愿意搬离的老家面前，在泪水滂沱里看到别离30年的妈妈，她终于宽恕了曾经背弃她的母亲，也解脱了自己，拯救了自己。《余震》的高妙之处在深化以往结构故事的大含细入之外更在于它的弦外之音。小灯的命运因“地震”而展开，但故事却不在“地震”本身，我们没有看到在一场罕见的天灾之后，整个世界顷刻间被夷为一片废墟的触目惊心，也没有听到在地震中死去的24万亡灵的痛苦呻吟，但是，却剧烈地感受到了超乎肉体被撕裂的血淋淋的疼痛和无助；文本极尽人性的怨愤、猜忌，却指向包容和理解；小灯经历过深重的人性丑恶：母亲背弃，养母“欺骗”，养父竟丧尽天良地向她施淫，但“余震”却意在抒张宽恕，意在弘扬大爱，直逼上善若水的高远。诚所谓大象无形，大道至简。
　　或许，面对精妙的美文，再努力的“解读”都是那么的笨拙。不过，有意味的是，如果“置身”海外华文文学的情境，把《雁过藻溪》《向北方》和《余震》连缀起来，它确乎是透露出了些新移民文学崛起而繁荣起来的价值理路。在上世纪50、60年代留学生文学异军突起的冷战格局背景的解体，而愈显广阔、深入和复杂的全球化态势下，海外华文文学何为？如何在种族冲突、应对文化霸权中实现精神突围并构建属己的价值理性？如何在离散与寻根的生命本源叩问中，既坚守自己的文化身份而又包容多元背景下的人性通达，最终顿悟人性的真谛而走向大爱？这对于海外华文文学精神传统的承续无疑是一种特别的承担。或许张翎从来就没有过“铁肩道义”的有意而为；同样，任何一个作家也没有必需的“义务”，所谓我手写我心。但张翎的创作却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参考和启示：无论你血统里流淌着怎么样的与生俱来的民族的血液，无论你如何地敬畏和热恋自己的民族，作为作家，既然思考与写作作为你的生命形式，从文化的意义上讲，你就无可“逃避”地首先是一个现代人，而才可能是其他的什么身份。特别是对于已经置身“交错”地带的海外华文文学作家。已经很难想象，在当下各种异质文化剧烈碰撞的全球化态势中，我们还能用一种刻意的方式来保全某种单一的文化特征，或某种单一的文化身份。因此，你只能是也必须是——以既是民族的又是人类的作家身份去面对现代社会中本民族的文化传承和人类终极的各种问题和处境，从而获得对生命意义的酝酿、对生命的真美的完美体验。
　　
　　
　　陆卓宁，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任中国海外华文文学学会女性文学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等多种国家学术团体学术职务。出版学术著作和发表学术论文近百万字。曾获省部级人文社科奖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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