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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以钢 文选 ]   

沉郁悲

◇ 乔以钢


  
  张洁,当代女作家。原籍辽宁,生于北京,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1978年发表第一篇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获同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翌年加入中国作协。1982年加入 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并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美国参加第一次中美作家会议。任北京市作协副主席。著有作品集《张洁小说剧本选》, 小说散文集《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小说集《祖母绿》,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获全国第二届茅盾文学奖,曾被译成德、 英、法、瑞典等多种文字出版)《只有一个太阳》,散文集《在那绿革地上》以及《张洁集》等。张洁获意大利1989年度“玛拉帕尔帝”国际文学奖。她的《谁生活得更美好》《条件尚未成熟》分获1979年、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祖母绿》获全国第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有一个青年》改编拍摄成电视剧播映。张洁以“人”和“爱”为主题的创作,常引起文坛的论争。 她不断拓展艺术表现的路子,作品以浓烈的感情笔触探索人的心灵世界,细腻深挚,优雅醇美。
  
  《无字》是女作家张洁长期积累之作。张洁自言:“我觉得真正的写作是从《无字》开始的,以前所有的写作都是为它做的准备。”“哪怕写完这部长篇马上就死,我也甘心了……”这部三卷本80万字的小说的内容提要写道:“老子有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太深重的苦难恐怕难以表述,太饱满的感情恐怕无法言说,是曰《无字》。”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作者椎心泣血,构筑起这部悲怆苍凉的女性心灵史和生命史。
  
  一、爱情理想的幻灭
  
  张洁是新时期之初开始文学创作的。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她在关注社会重大题材的同时,写下了一系列爱情婚姻小说,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波希米亚花瓶》《祖母绿》等早期作品中,她书写了浪漫飘渺、超越世俗生活和肉身欲望的爱。作品中对爱情有着充满诗意的赞美:“哪怕千百年过去,只要有一朵白云追逐着另一朵白云;一棵青草傍依着另一棵青草;一层浪花拍打着另一层浪花;一阵清风紧跟着另一阵清风……相信我,那一定就是他们。”(《爱,是不能忘记的》)这样的情语不只是传达了小说叙事者的心声,而且映现了作者本人对完美之爱的憧憬和向往。不过,即使这些早期的小说,某些细节也已流露出作者对这种理想实现之可能的疑虑。此后,《方舟》的创作表明,面对女性在婚姻内外艰难挣扎的困境,作者已经怀了愈加沉重的无奈。进入90年代,人们从《上火》《红蘑菇》《他有什么病》《她吸的是带薄荷味儿的烟》等作品中看到,张洁的文学想象和审美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理想中的男子汉非但成为陈迹,而且往往为丑陋、卑劣、病态甚至是变态的男性形象所取代;早期创作中倾情书写和呼唤的爱情理想不但趋于消隐,并且遭逢解构。到了长篇小说《无字》,张洁更进一步在对百年历史的回望中,写出了女主人公吴为精神追求的绝望与爱情理想的陷落。
  小说的叙事主线是吴为的人生经历,其中她和胡秉宸的婚恋故事占有重要位置。作者以全知叙述的方式,书写了胡秉宸与吴为之间近30年的情感纠葛。“文革”时期,下放干校的副部长胡秉宸在雪地中邂逅个性独特的吴为。胡秉宸曾在革命的血与火中经受历练,能干而有魄力,他恃才傲物,拒绝平庸,向往当风云人物,始终保有至尊至贵的自我感觉。他一方面维持着“模范家庭”的外观,一方面喜欢另找女人,而且总是“想办法让她们主动”。对吴为也不例外。恢复政治身份后,他先是用纯熟的伎俩引诱吴为上钩,而后又为自身利益联合妻子白帆“教育”吴为,把责任撇得干干净净。及至吴为凭借非凡的努力成为作家并且有了名气,胡秉宸在即将步入暮年、失却一切光环的情况下,才决定豁出去离婚,另娶吴为。如此一夫一妻的外观既不妨碍胡秉宸在两个女人之间游刃有余,也可满足他一直以来对“轰轰烈烈爱上一场”的向往。即令如此,一旦遇到白帆和政治对手组织的围攻,他还是只为自己打算,躲进医院,避往上海,让从没有任何政治斗争经验的吴为孤身去应对所有的打击。
  历尽磨难组建家庭以后,吴为开始清楚地看到这个曾在自己心目中魅力无穷的男人品性中虚伪、丑陋的一面。在他们的生活中,从经济开支到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包括夫妻性爱,胡秉宸都是一味索取又高高在上的角色。吴为费力地讨好他“那边”的每一个人,将经济生活建立在自己创作所得稿费的基础上。即令如此,仍不得不承受来自胡与前妻所生女儿的侮辱。与此同时,吴为一方面掩饰着胡秉宸年老体衰给夫妻生活带来的尴尬,照顾他男性的虚荣心,另方面却要承受这个大她20岁的男人对她不再年轻的女性身体的羞辱。后来,胡秉宸的游移终致婚姻解体。而离婚后的他仍将吴为当成情妇消遣,直至吴为惊觉对方不无“狎妓”之心。而胡秉宸呢?“他是真把吴为当妾、当婢、当妓了。好比胡秉宸时有对不起白帆的感觉,却从没有过对不起吴为的感觉。即使千方百计骗得吴为离婚,而后不到一个月就和白帆复婚,良心上也没有什么不安。”
  吴为曾是怀着火热的激情、理想主义渗入骨髓的青年。她崇尚革命,爱屋及乌,况且胡秉宸的确不凡:既有出生入死的革命经历,又精通中西古今爱情典籍。在她昔日的感觉中,与胡秉宸之间似乎有着几世情缘。可事实上,他们之间从境遇到内心永远有云泥之隔。小说中陕北的“塬”承载和沉积了自开天辟地以来宇宙间亿万年的沧桑,吴为对它有着近乎神秘的认同,而胡秉宸路过它的时候却不屑一顾。吴为早年经历的是水深火热的苦难生活,气质敏感的她接受了高等教育之后,非同一般地重视精神生活。可是,尽管出身世家的胡秉宸有着远非一般老干部所能比的文学修养,最初为达到目的可以借秦少游的词句使本来不无警觉的吴为终于心神摇荡,但他有关女性和爱情的认识其实只关“风月”,对女人的“爱”也只限于床上。而吴为所向往的,“是把命都能豁上的爱,是可以为之下地狱的爱,何谈献身!”她追求爱情的完美、圣洁,对所爱的人就像她严谨细致地擦洗就餐的叉子,连缝隙都要用洗洁布拉锯般地洗很久。然而,“有哪个男人能够经得住这样的擦洗?又有哪个男人愿意置身这样一把叉子的地位?”对男人,对婚姻,吴为所想、所求是过于苛刻了。
  说到底,胡秉宸和吴为之间其实从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心心相印之爱。不仅如此,小说中描写的其他人之间的情事,几乎桩桩件件同样与真爱无缘。《无字》就这样消解了张洁早期创作中爱的梦幻。作者以痛切之笔诉说女主人公为“寻找男子汉”所付出的生命激情,更以犀利乃至刻薄之笔,描写了某些人物围绕“爱”的虚伪、自私和龌龊。她毫不留情地解构了自己早年亲手搭建的爱情神话,让曾经在想象中认为是可以超越生死的“不能忘记”的爱化作无法释怀的痛与恨;她精细地描摹了近百年间风云际会中人们情感世界的复杂和虚妄,赋予作品凝重苍凉之美。
  不过,尽管这样的理想陷落对故事中的具体人物来说几乎是经验带来的必然,但就作者本身对人类精神向度的总体把握而言,却未免有失褊狭。毫无疑问,作者为理想之爱的幻灭付出了至真、至诚的血泪,可这份情感却很难说得上博大、高远。她让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将爱之梦幻编织到极致,又让它跌落到底端。其间固然蕴涵着深刻和彻底,但在性别观念上却未能远离偏见和狭隘。她突出地强调了两性关系中隔膜与对抗的一面,而忽略了人与人(当然也包括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理解和沟通其实同样蕴涵着无限的可能。
  
  二、女性命运的悲歌
  
  《无字》并非只是孤立地写出了女主人公吴为的婚恋悲剧。作品中同样痛不可言的,是血脉相连的几代女性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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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着意描写了一个母系家族,诉说了吴为和她的母亲叶莲子以及外祖母墨荷三代人的悲苦和挣扎、不幸和抗争。墨荷的婚姻完全取决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只能逆来顺受地充当叶家的“长工”和生孩子的工具,一辈子过着没有笑容的生活,直至生育时惨死。墨荷的一生是封建时代无数底层妇女命运的缩影。她唯一存活下来的女儿叶莲子年幼丧母,孤苦无依。但叶莲子受过一定的教育,自主地嫁给了东北军副官顾秋水。“九一八”事变后,丈夫随军而去,叶莲子和女儿被弃置不顾。她在战火中颠沛流离到香港寻夫,却遭到顾秋水的虐待和遗弃。在几近绝境的生存环境中,叶莲子含辛茹苦极力挣扎,将女儿抚养长大。一场婚姻留给她的,惟有心中无边的创痛。
  吴为从小缺乏父爱,小小年纪就不得不学会讨好别人、看他人眼色。她不仅目睹了父亲对母亲的毒打和虐待,还直接承受着来自父亲的暴力,甚至差点被他摔死。这一切使她对母亲的生死固恋有多深,对父亲的怨恨就有多深。新中国成立后她读了大学。作为受过高等教育和革命熏染的新时代女性,吴为对生活和爱情有着自己的认识和追求。她经历了不成功的婚姻,有了婚生女禅月和私生女枫丹。后者使她饱受周围人的侮辱。结束在干校的生活回到北京后,她为了追求爱情理想不惧流言,与年长自己20岁的老干部胡秉宸开始了长达10年的婚外恋,直到以文学成就赢得社会声誉而副部长胡秉宸也面临离休,这份痴情才等来转机。婚后,吴为忍受屈辱,对胡秉宸和他女儿百般逢迎,最终还是在胡的要求下同意离婚。前三代女性的生活轨迹在第四代女性身上终于改观。吴为的两个女儿各行其是,但又同样不再迷失于爱情。枫丹经过艰苦奋斗事业有成,但始终独自一人生活。禅月目睹前辈的不幸,16岁时就已不再相信世上有什么“真正伟大的爱”,断言那不过是“天方夜谭”,是幻想,并且认定“人活着多半是互相利用”。母亲去世后,她放弃帮助吴为将书稿完成的想法,选择出国定居,告别了属于前几代女性的生活。
  《无字》就这样写出了一个以女性血缘维系的家族谱系。小说中这个家族的女性之间不仅由于血脉亲情,更由于命运相通产生了深刻的互怜互恋,特别是相依为命的叶莲子与吴为母女之间情感至深。作者写道:“灾难一点缝隙也不留地把她们紧紧压缩在了一起,且坚固无比,什么力量插得进来?不论是爱人、父亲、兄弟、朋友……”这是一种流淌在血液中的生死相依。它的形成和蔓延深刻触及了中国社会性别文化的传统与现实,扩展了作品的容量。张洁在妇女解放已汇入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潮流、并已取得重要进展的背景下,令人震撼地深入到女性生命本体,刻写了百余年间一个家族三代女性的婚姻遭际和生命苦难。
  如此这般的世纪回望,假若只是在倾诉中陷入无边的悲情和怨愤而缺乏女性的自审,难免会丧失精神的高度。在这一点上,《无字》虽然不是没有留下缺憾,但综观全篇,终还是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自觉的反省精神。小说细致入微地描写了几个主要女性人物身上几乎完全失却自我的温顺、隐忍和牺牲,特别是吴为这个智慧、敏感、具有新思想和自立能力的知识女性在与胡秉宸的情爱关系中的软弱、盲目和逆来顺受。并且,作者在叙议之间时而倾向鲜明地引导人们感悟,传统文化塑造出来的具有相当普遍意义的所谓女人品性,是怎样地与来自外部的有形无形的势力一道,深刻制约了女性的历史命运。小说中,禅月对前辈女性泯灭自我主体性的人生姿态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她决然发誓:“咱们家的这个咒到我这儿非翻过来不可!”
  人们从故事中看到,当女性有关情爱的虚幻梦想成为生活的支撑点,是多么的有可能于不期然间铸就自身的可悲命运。叶莲子曾在很长的岁月里独自承受所有的磨难,等待顾秋水回心转意。尽管她有能力以教书为生带着女儿闯过了种种艰难,却依然认定“一家之主非男人莫属”。直到早就另结新欢的顾秋水与她离婚,叶莲子才“有点惊讶有点惋惜,为什么要从一而终?”如果说叶莲子尚属于老中国的儿女,那么,已随时代前进并受过高等教育、在岁月流逝中逐渐洞穿了胡秉宸的一切的老年吴为,即使已经爱情不再、与之离异,竟仍无力抗拒对方的约会,“涌起满腔怜爱”与之苟且,使“满怀雄性虚荣的他,不可能从任何女人那里得到如此忘我服务的他……得到一个男人最后的满足”。可以说,在吴为身上,张洁将女性因情而痴、为情所累的状态写到了极致:“她真是一个把自己赔光了才肯回头的女人。”作者对知识女性失却主体意识、成为男人精神之囚的荒谬和愚昧进行了灵魂的拷问,投入了沉痛的反思。
  
  三、人之自限性的思索
  
  张洁从来不是一个目光只停留在私人生活空间的作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她已不再创作如同《沉重的翅膀》那样的作品,而是更多地转向对人的内心世界的质询,但她并没有将创作的天地封闭在促狭的角落或幽暗的空间。《无字》中,女人的性别境遇是贯穿始终的叙事线索,却并不能涵括小说的全部内涵。这部小说并非仅仅写出了吴为一家三代女性的悲剧,而是同时包含着对历史的叩问,对人性的思索。
  传统思想文化以及20世纪中国的社会风云,是培育吴为、胡秉宸等人性格和命运的土壤,他们以主人公的身份活跃在舞台上。而小说中作为人物背景的家族身世、思想情感、政治观念、爱情意识、心理倾向乃至处世姿态、人生方略等等,无不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红军长征、延安整风运动、“抢救运动”、西安事变、抗战、国共二次合作、皖南事变、解放战争、反右、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重要的历史事件,或显或隐、亦实亦虚地与人物活动及其生存背景联系在一起,由此铺展出一幅百年中国的苍茫图景。作者将人物放到历史长河中,打乱时空顺序,似乎零碎分散却又紧密勾连地加以表现。她借主人公之间的恩怨情仇描绘出浑厚的历史,刻写出人物性格之养成除了自身禀赋外,与社会生活、历史文化、现代思潮乃至革命政治之间的内在关联。她“通过心理线索把历史碎片缀合成为一个文学整体,在风雨人生的面前及世态炎凉的背后体味人世和人性”。
  这部鸿篇巨制在形而下的层面上,主要讲述了历史场景中女性爱魂的无可皈依、终至毁灭,给人以理想爱情乃至世界的真实统统伴随虚伪的殿堂而坍塌、而不再的印象。小说中吴为最终由疯而死,“疯子就是不再构成任何意义”。作品结尾,还将整个20世纪喻为“一盘臭棋”。但是,当人们瞩目于这一切仿佛笼罩在“后现代”之下的情境时,却往往忽略了作者在整个故事结束后写下的简短而富于某种形而上意味的“后记”:“我不过是个朝圣的人,来到圣殿,献上圣香,然后转身离去。却不是从来时的路返回原处,而是继续前行,并且原谅了自己。”饱经沧桑的作者在完成了这部对她来说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创作之后,已经彻底交出了自己;她在对人之自限性的痛切认知中反观来路,完成了自我精神的清算和救赎。她悄无声息地告别既往,“转身离去”,留下一个句号,然后“继续前行”,并且“原谅了自己”。在这个意义上,《无字》之于张洁,可以说是向死而生。
  或许,对读者来说,与其沉浸于小说情节、氛围的沧桑绝望,不如用心于我们对生活、对人的理解;与其叹息理想之爱的终不可得,莫若反思我们自身对情爱的把握。纵然历史、现实和未来在两性间已经、正在、并将继续发生无数令人断肠的悲剧,我们也没有理由全然否定世间存有两性间的挚爱真情。在无可避免的人之自限性面前,如果我们能够有所自省,有所自励,甚至有所超越,那么,也许便可期待,我们所感受到的人和人的关系、也包括两性间的关系,将会多一些亲切,多几分暖意。
  
  
  乔以钢,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著有《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合著)《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低吟高歌——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论》《中国女性与文学》《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等。现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性别视角下的中国文学与文化”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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