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的“万里长城” 曾艳兵名作欣赏·文学鉴赏2007年第10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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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96100

[ 曾艳兵文选 ] 　　

跨文化的“万里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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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的“万里长城”

◇ 曾艳兵

　　雄伟的万里长城，是中国人民的自豪和骄傲，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的象征，“你知道长城有多长，它一头挑起大漠边关的冷月，它一头连着华夏儿女的心房”，因此，描绘万里长城的建筑过程、探索修建长城的原因和意义，不仅是中国作家和学者应该做、乐意做、也必须去做的一件大事；对于西方作家和学者来说，也是一个具有无限魅力和意义的课题，对这一课题的探讨和解答便意味着对古老而神秘的中国进行一次勇敢的精神探险，对西方认识自我提供一个具有重要参照意义的“他者”形象，对东西方文化相互理解和沟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一次文化测试。一九一七年卡夫卡写作他的短篇小说《中国长城建造时》时，大概还没有完全清醒地意识到这些意义和作用，但在将近过了一个世纪之后，这种意义和作用已越来越明显地在他的作品中凸显出来了。
　　卡夫卡自己认为，《中国长城建造时》是他最重要的作品。这篇小说也被认为是他最有影响的一部作品，譬如它对博尔赫斯就产生过重大影响。另外，自从卡夫卡放弃了用第一人称撰写《城堡》后，这就成了他用第一人称写的最长的一篇小说，尽管其中叙述角度也有一些变化。叙述者“我”与作者卡夫卡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我们一眼就看出小说的想象性和虚构性特征，再也无法将小说中的长城看作是中国的万里长城，而只能看作是卡夫卡创造的文本的“万里长城”。
　　卡夫卡没有到过中国，也不懂中文，更没有同中国人交往过，他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来源于西方。他读过某些中文典籍的德文译本，研究过某些学者对中国的论述，读过某些作者撰写的有关中国的游记、日记、报道和评介性著作，以上这些就是卡夫卡认识中国和建构中国的基础。他笔下的“中国万里长城”就是以这种互文性文本为地基而建造的。“文本是未完成的客体，是符号和文化实践。正像博尔赫斯在论及卡夫卡时所说的那样，文本不仅创造了它的先驱者，还创造了它的继承者。”正像博尔赫斯是由卡夫卡这样的先驱者创造的一样，卡夫卡也是由他的先驱者们创造的。当时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譬如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循环的观念、森严的制度、伟大的长城、无穷的宫殿、至高无上的皇帝和任人宰割的老百姓等，甚至烟锅、笛子、辫子、绣袍，以及中国人的稀疏的胡须、若有所思的表情等，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均有所表现。“除了海尔曼编辑的中国诗集，以及赫尔德尔、黑格尔、施莱格尔等人对中国的历史性描绘外，我还要特别提及迪特玛的两部旅游记《环球旅行》(1911)和《新中国》(1912)。这些互文性著述，对于卡夫卡重新建构他的有关中国的文本，都是必不可少的。”
　　欧洲人最早提及中国长城的据说是罗马史学家阿•马尔塞林，大约在公元四世纪，他便这样描述过中国长城：“在东方和距两个斯基泰地区以远的地方，有一用高墙筑成的圆城廓将塞里斯国(即中国)环绕了起来……”这里的“高墙”和“圆城廓”就是指的长城。只是马尔塞林的这段话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引起欧洲人的重视和注意。直到十二世纪以后，葡萄牙历史学家巴洛斯在他的《每十年史》中对中国长城有较为详细的介绍：
　　
　　这座长城，由前述的那位中国人画在描绘中国全土的地图上。……关于这座长城，以前就有所听闻，以为它并不连续，它是行进在中国人鞑靼人的土地中间，依山脉而成的通路。而据这幅地图，则它是全部连接的，不由极为惊奇。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被认为是“沟通东西交流的第一人”，他“第一次向欧洲人揭开了奇异的东方世界之谜，在他们面前展开了地大物博、风姿多彩的中国”，一二九八年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了十七年之后回到欧洲，他写了一本游记《东方见闻录》。这部后来更名为《马可•波罗游记》的书以后成了脍炙人口的“世界一大奇书”。这部书后来被译成几十种语言，出现了一百四十多个抄本，在欧洲流传甚广。书中对蒙古这个马背上的游牧民族的辉煌业绩给予了生动而又详实的描绘，当时这个“永远不固定地住在一个地方”的少数民族在统一中国后，又凭借自己的辉煌武功征服了欧亚大部分地区，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忽必烈汗比以前所有的汗更伟大、更有势力。事实上，即使将前五个汗都加起来，也不如他那样强盛，并且我还要说得夸张些，即使将世界上一切基督徒的皇帝与君主集中起来——并额外加上萨拉森人——也没有这样的势力，或能达到忽必烈那样的功勋。”罗马教皇莫诺森四世对于这个咄咄逼人的游牧民族大感不安，曾极力劝诱欧洲一切民族共起御辱，并以拯救基督教的名义，使之免于灭亡。这便是蒙古游牧民族留给欧洲人的最早的印象。在卡夫卡的小说中这样描绘游牧民族：“一张张狰狞的脸面，张得大大的嘴巴，长长的獠牙，眯缝斜视的眼睛像是已经瞄准了猎获物，马上要抢来供嘴巴撕裂、咬啮似的。”马可•波罗书中还提到了元朝京城大都的城墙和宫殿：
　　
　　新都整体呈正方形，周长二十四英里，每边为六英里，有一土城墙围绕全城。城墙底宽十步，愈向上愈窄，到墙顶，宽不过三步。城垛全是白色。城中的全部设计都以直线为主，所以各条街道都沿一条直线，直达城墙根……城区的布局就如上所述，像一块棋盘那样。整个设计的精巧与美丽，非语言所能形容。
　　整个城墙共开设了十二座大门，每边三座。每座城门上和两门之间，都建有一座漂亮的建筑物(箭楼)，每边共有五座，楼中有大房间可收藏守城士兵的武器。至于守城士兵的数目，大约每座城门是一千人。大家不要因为有这么多驻军，就认为是在防御某种敌人的入侵，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为了表现大汗的光荣与威严而设置的禁卫军。
　　
　　这种城墙复城墙、宫殿复宫殿的情景与卡夫卡小说中有关皇帝的谕使的一段描写颇为相近。稍后的西班牙人门多萨也在他的《中华大帝国史》中介绍过中国的长城，“这个国家有一道长五百里格的工事即城墙，始自坐落在高山上的肃州城，从西向东延伸。”门多萨与卡夫卡一样，他的有关中国的文本是建立在西方已有的有关中国的文本基础之上的。十七世纪初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了将近三十年后写了一本《中国札记》，书中也提到了中国的长城：“中国人修建长城作为与鞑靼分界，并用以防御这些民族的入侵。”“这个国家在北部则有崇山峻岭防御敌意的鞑靼人的侵袭，山与山之间由一条四百零五英里长的巨大的长城连接起来，形成一道攻不破的防线。”其中“著名的长城终止于中国西部边疆的北端”一句，与卡夫卡小说的开头“万里长城止于中国的最北端”几乎一模一样。
　　以上是西方人建造的文本的中国“万里长城”，卡夫卡便是在此基础再造“长城”，但是，他所建造的长城也有现实生活的影子，这便是著名的布拉格城墙。在布拉格的劳棱茨山的半山腰上有一道被称为“饥馑壁”的奇妙的城墙。据说一三四?年饥馑袭击布拉格时，当时的国王卡勒尔四世为了给饥饿的民众找活干，在没有任何目的的情况下，大兴土木，修建了这座城墙。正因为如此，当时这座城墙留下了许多此后再也无人问津的洞穴和缝隙，这就像卡夫卡笔下那座永远也没有修建完成的中国长城。
　　万里长城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这方面的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多如牛毛。据历史记载，中国的长城始建于春秋战国之际，后来历朝皆有所修缮或扩建，到明朝时共有二十多个诸侯国家和封建王朝修建过，其中以秦、汉、明三个朝代成就最为显著。其时，长城的长度都超过了五千公里。在中国历史学家看来，长城的用途不外乎三点：1．防御北方民族的扰掠，保护国家安全和人民生产生活的安定；2．开发屯田，保护屯田和保护边远地区生产的发展；3．保护通讯和商旅往还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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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夫卡对中国的万里长城有所耳闻，对有关的记载和传说有着浓郁的兴趣，但他显然不会通过小说创作的形式，再现中国古代修筑万里长城的历史；他甚至也不会以借古喻今的方式来影射中国的现实政治，虽然他对中国的现实也不无关注。那么，卡夫卡何以要创作一部描写中国万里长城的小说呢？卡夫卡“并没有把自己的理论同历史联系起来，而是与他的内心活动和他对中国文明的意义的感受结合在一起”(史景迁语)。长城是中国的象征，中国又最能体现东方的韵味和特征，因此，认识了长城也就认识了东方。“东方”，作为西方人借以认识自己的“他者”形象，原本就是由西方人创造的。他们通过将东方形象的文本化，创造了一个纯文本的东方，以代替现实中一直存在着的东方。戳穿这一东方形象的主观性、虚构性和文本性特征，显然可以使一向专横傲慢的西方人警醒，认识到西方人认识东方的局限性和任意性，从而开始寻找一种在平等对话基础上的理解和认识东方的可能性，这无疑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并且，这种思路和胆识已经超越了当时绝大多数西方的知识精英，与当下走红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家在许多地方倒显得不谋而合。卡夫卡正是从这里超越了他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使他的作品即使在今天也显得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解构西方人制造的东方形象，最好的切入点莫过于解构西方人关于万里长城的形象了。西方人既然建造了一座文本的万里长城，那么，这座长城是通过什么样的叙述策略和方式得以完成的？如果所有的历史叙述都是历史的，那么，西方人建造的长城就被还原为一种叙述，而非一种历史事实，卡夫卡从这里颠覆了西方传统的历史叙述模式，尤其是那些东方主义者对东方历史的叙述模式。
　　首先，小说叙述者的身份模糊不清，他是否有资格和能力承担叙述历史的重任是颇有问题的。有关叙述者“我”的身份，小说中写道，“我生长在中国的东南方”，“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在孩提时候，两脚刚刚能站稳，就在老师的小园子里，命我们用鹅卵石建造一座墙，记得当时老师如何撩起长袍，朝这堵墙冲来，当然一切都推倒了，由于我们的墙造得太单薄，他把我们训斥得这样严厉，以致我们号哭着四散跑回父母的身边。”“我很幸运，当我以二十岁的年龄通过初级学校最后一关考试的时候，长城的建筑刚刚开始。”“我”年轻的时代，毗邻的一个省爆发了起义，“一个途经那个省的乞丐把一张传单带到我父亲家里。那天正好是节日，宾客挤满了我们的房间，牧师坐在中央，钻研着那张传单……”这哪里是中国的万里长城，分明是卡夫卡自己的经历和想象。中国万里长城建造时，所谓初级学校是不可想象的。传说中国夏朝已有学校，但没有证据。以后甲骨文中多次出现“教”、“学”、“师”等字，卜辞中有“学多□父师于教”，表明殷朝已有了学校。但当时的学校并非纯粹的教育机关，其目的主要在于“明君臣之义，长幼之序”。周朝设有专职的教育官师氏，教育的职责是教授音乐、射箭、道德和礼仪，受教育对象是极少数的贵族子弟。所谓“学在官府”，官吏就是教师，非官吏不能做教师。这类学校与卡夫卡所说的初级学校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春秋以后，孔子创设了私立学校，主要是通过对话的形式讲学，根本没有什么“最后一关的考试”。那种严酷的考试制度其实暗喻的是卡夫卡中学毕业前所经历的一系列考试，正是这些考试给卡夫卡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我曾以为我是绝不会通过小学一年级的学习的，但我却成功了，甚至得到了一笔奖学金。我肯定我不能通过升中学的考试，但又成功了。这回我断定在中学一年级必然失败，但是，我没有失败，我一次又一次成功地向前走。
　　但是，成功激发起来的并不是信心，相反，我始终坚信，我成功得越多，结局就越惨。在内心深处我经常看到那可怕的教师秘密会议的场面(中学只是提供了一个最完整的例子，这些教师全都来对付我)，他们开会讨论这一奇怪的、骇人听闻的案例，他们探讨我这个最无能，至少是最无知的人怎么会从中学的一年级溜进了二年级，然后又进了三年级，并如此类推。现在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身上了，我当然马上会被开除掉，这将给所有摆脱了噩梦的正义者巨大的满足。
　　
　　一八九三年卡夫卡参加了中学的入学考试，这被他看作是一系列公开审讯的开始。这一年同卡夫卡一起进入布拉格德语中学的学生有八十三人，而经过一年又一年的考试淘汰，八年之后，坚持参加了中学毕业考试的只剩下二十四人。对于卡夫卡来说，“每次考试，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是末日审判的预演。一次考试及格，并不能给他带来什么安慰；所有这些只是意味着，他又一次在法庭上蒙混过关了，并且，这只不过是在他无尽的罪孽的总数上又多加了一条。”一九?一年，卡夫卡参加了大学入学资格的最后考试，在卡夫卡看来，这是一次血战，为此他经历了无数个不眠之夜。最终他通过了考试，但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据说卡夫卡的同学贿赂了希腊语教师的仆人，在考试前得到了试卷，卡夫卡也从中受益。这一年卡夫卡十八岁，年龄非常接近小说中的叙述者。另外，小说中提到的一些细节，譬如牧师在祭坛上宣读一份诏书，牧师钻研传单等，也不可能发生在中国境内，这种叙述背景的非真实化便消解了叙述内容的真实性。
　　至于叙述者“我”的姓名、性别、职业和经历，小说中均没有多少交代。“在当年建筑长城期间和自那以后直至今天，我几乎完全致力于比较民族史的研究。”从这里读者大约可以猜出，“我”是一位学者，整日在琢磨一些与比较民族史相关的问题：譬如长城为何要分段建筑？建造长城是为了给巴别塔打地基吗？万里长城是防御谁的呢？既然我们从未见到过北方民族，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离乡背井去修长城呢？为什么中国的某些民间和国家的机构特别明确，有些又特别含混？京城和皇帝是一回事吗？这里的“我”更像是一位欧洲的学究，而不是一位中国的书生，因为中国古代书生从来不会提出以上问题。叙述者作为一个非中国人，由他来叙述他“亲身经历”的中国长城的建造过程，这实在有点滑稽可笑。叙述者身份的不真实取消了他所叙述的历史事实的真实性。
　　其次，一切有关历史的叙述都是历史的。小说中叙述者曾试图客观地叙述万里长城的建造过程，但是，由于历史及其传说总是无法得到证实，历史学家叙述历史总是带有自己的主观性，以及叙述者自己知识和视野的局限，因此，他最终不可能获得成功。当叙述者试图解释万里长城何以分段建造时，卡夫卡对一向受人尊敬的历史传统进行了嘲讽：
　　
　　我的考察仅仅是历史性的；从早已消逝了的雷雨云层里已经发不出闪电了，因此我可以寻找一种分段而筑的说明。这个说明要比当时人们借以满足的那一种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的思考能力的界限是够狭小的，但这里需要驰骋的领域却是无限的。
　　
　　在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看来，所谓历史就是将过去发生的事客观地重新建构起来，就像它本来如此一样，历史学家尽量不掺入他个人的意见和情绪。历史的每一时期都有它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这些历史学家反对历史进步和目的论的普遍历史观念。这种历史的客观主义中断了过去和现在、历史时期和它的后果之间的联系，试图通过不带情感的考察，重建昔日历史。但这在小说的叙述者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的考察仅仅是历史性的”，“我的思考能力的界限是够狭小的”，他不能客观地将自己投射到历史中去，他自己的历史与他将叙述的历史其实是紧密相关的，他对历史的理解和不理解其实早就被他自己的历史决定了。
　　再次，历史的叙述无法逃避叙述的盲点。为了摆脱历史客观主义的局限性，“我”致力于比较民族史的研究，相信“有一些问题可以说非用这个方法搞不透彻”。于是“我”发现，“我们中国人有些民间的和国家的机构特别明确，而有些又特别含混”。“最为含混不清的机构莫过于帝国本身了。当然，在京城，就是说在朝廷范围内对这个问题是有所了解的，尽管也是现象多于事实。在高等学校教国家法和历史的老师也自以为他们在课堂上讲的这些事情是千真万确的，并继续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学生。”比较人类学将某种固定的模式拿来对复杂多变的人性进行生搬硬套，并将由此获得的结论一代代传授给他们的学生，因此，他们不可能获得历史的真实。比较人类学家面对非常复杂的独特的个体常常是束手无策，无所作为。这些历史学家坚持认为，述说一个民族的历史并不一定本民族的历史学家最有发言权，因为其他民族的历史学家由于所处的位置与所述说的对象拉开了距离，因此他对外族文化和历史的考察便更具有洞察力。这样一来，西方的历史学家对东方的历史似乎更有资格加以评说。但是，“在卡夫卡看来，无论是从内部，还是从外部，谁也无法解释清楚东方的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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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任何历史的叙述都有自己的叙述立场和叙述角度。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情形与奥匈帝国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譬如其专制统治、政治腐败、经济衰落等；而德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则将德国威廉帝国的终结比作大清帝国的衰落。卡夫卡便是在这种背景和心态下接触到各种有关中国的文本，因此他对中国的思考和描写不可能不受到某种影响。卡夫卡对中国当时的各种改革与进步的思想和力量视而不见，注意到的只是失去了效力的皇帝和帝国机构、宫廷阴谋、叛乱和战争、谣言迷信，以及信息闭塞和混乱等等，与这种历史背景便不无关系。
　　复次，取消历史叙述的确定时间和空间，将历史还原为一种纯粹的叙述。任何历史事件都必然发生在具体的历史时间和空间里，如果对历史的叙述失去了对叙述时间和空间的具体性，那么，它所叙述的内容就只可能是叙述本身，而不可能是历史。
　　在卡夫卡的小说中，故事发生的时间混沌一团。叙述者显然不是以编年史的方式来叙述故事的，这里既有秦朝的影子，因为那时“长城的建筑刚刚开始”，并且，建造长城的目的在于“防御北方民族”；又有汉朝的繁盛，明朝的衰落和清朝的腐败。作者有意将具体的历史时间抽空，剩下一片空间的叙述；将中国几千年来建造长城的时期和朝代打乱、混合，从而将历史上的长城消解为历史性的长城。时间的凝固表明了中国历史的止步不前，以及中国现实的封闭、落后，这成了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精神把握，而非历史的描绘。这种对中国历史的精神把握显然笼罩在西方的东方主义者所设置的历史迷雾之中。
　　小说中的空间是无限的，从北方到南方，从西方到东方，整个中国几乎都包括在内。“我们的祖国是如此之大，任何童话也想象不出她的广大，苍穹几乎遮盖不了她——而京城不过是一个点，皇宫则仅是点中之点。”“我们在千里迢迢的南方，都快到达西藏高原了。”从京城“纵使有消息抵达我们这里，但已经太晚了，早已失去时效了”。正是空间的无限使得帝国的机构与人民之间无法沟通信息，重重阻碍导致了帝国的封闭和落后，而封闭和落后又中断了时间的连续性，使时间凝固为一片沉寂。这样，卡夫卡对历史的叙述便终于远离了历史，变成了一篇关于历史的寓言。
　　万里长城历来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建构长城就是建构中华民族的精神。因此，卡夫卡以长城为切入点来解读中国的民族精神，并由此探讨东西方文化相互沟通和理解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实在是十分敏锐和深刻的。
　　关于建造长城的原因，“此乃整个长城建筑的核心问题”，因此，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也就成了卡夫卡小说的中心问题。关于长城的建造，历来被认为是为了防御北方民族，但是，卡夫卡却颇有异议。他认为，长城的分段建筑法表明了其方法和目的的矛盾。“它造得并不连贯，又如何起防御作用呢？甚至，这样的长城非但不能起防御作用，这一建筑本身就存在着经常性的危险。”因此，叙述者认为，长城分段建筑原因众多：
　　其一，建造长城为的是使那些精疲力竭的建筑者保持信心和活力。“当他们还沉浸在庆祝一千米长城会合的兴奋之中时，就已经被派到老远老远的地方去了”，“他们第一次看到了他们的国家是多么辽阔，多么富庶，多么美丽，多么可爱。每个国民都是同胞手足，就是为了他们，大家在建筑一道防御的长城，而同胞们也倾其所有，终身报答。”在建造物质的长城的过程中人们已在心灵建造了一座更为坚固的团结奋斗的长城，真正的长城在长城建成之前就已经完成，这便是建造长城的真正目的。
　　其二，建造长城是为了给同样古老的建筑——“世界七大奇观”之巴别塔打地基。叙述者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在该建筑动工之初，有一位学者写了一本书，对这两项建筑做了详尽而精确的比较”。“巴别塔之所以没有最后建成，绝不是由于大家所说的原因，或者至少在这些公认的原因中没有最重要的那几条。”“巴别塔的倒塌在于基础不牢”。于是，学者断言：“在人类历史上只有长城才会第一次给一座新巴别塔创造一个稳固的基础。”这样，长城便与《圣经》建立了某种联系，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了某种沟通的可能。
　　其三，长城“分段而筑乃领导者有意为之”。因为，领导者如果真的愿意，他们就会去克服对构成长城连贯而筑的那些困难，而这对于那些领导者，却并不困难。因此，长城“分段而筑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并没有实际意义”，其结论是：“领导者存心要干某种没有实际价值的事——奇妙的逻辑！——一点不假，而且他们还从其他方面为自己找理由。”所以，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重要的就不是如何理解构筑长城的意义，而是如何理解领导者的意图问题。领导者的意图就像多变的河流，你只能理解它对大地的浇灌和滋养，不能理解它对大地的蹂躏和毁坏。
　　其四，造长城的决策古已有之，并非由哪位皇帝或哪位领导决定的。既然没有北方民族能威胁我们，我们从未见到过他们，“我们永远也见不着他们，即使他们骑着烈马径直追赶我们，——国土太大了，没等到追上我们，他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那么，我们便没有必要为了防御他们而建造万里长城。我们对北方民族青面獠牙、残忍血腥的本性的认识完全来自几本古书里的描写，这是不足为凭的。可笑的是，“那些天真的北方民族，他们还以为这(长城)是为了他们而造的呢，那位值得尊敬的、无辜的皇帝也以为那是他下令造的。”历史就是这样被制造出来，而我们却保持缄默。
　　其五，分段建造长城还有一个隐秘的目的：即一种精神追求和一种艺术表现。因为，“人的本质说到底是轻率的，天性像尘埃，受不了束缚：如果他把自己束缚起来，不久便会疯狂地猛烈挣脱束缚，把长城、锁链以及自身都扯得粉碎。”既然长城的分段修建留下了无数的缝隙和缺口，既然修建长城无益于防御北方民族，那么，“天性像尘埃”一样的人为什么要给自己筑起一道围墙呢？人们建造长城，但更不愿意受它的束缚，因此分段而筑的、未完成的长城便给人留下了自由驰骋的空间和可能性。这样，对于长城的修建，我们便“只能从精神的角度去理解”。当然，我们从未见过北方民族，我们只是从古书里读到过他们，在艺术家真实描绘的图画中见过他们，正是这些古书和艺术家的描绘激发了人们去建造长城。
　　凡此种种，围绕长城曾产生许许多多传说，而由于工程范围之大，后人是无法一一凭自己的眼睛来加以衡量的。由建造长城而产生的种种解说的迷雾，本质上与中华帝国的含混不清紧密相连。譬如那位皇帝，我们几乎不可能打听到有关他的任何事情，虽然后来道听途说得不少，但一件也不能落实。“纵使有消息抵达我们这里，但已经太晚了，早已失去了时效。” 皇帝的谕使还未将谕旨送到，早已改朝换代了。老百姓“不知道哪个皇帝在当朝，甚至对于朝代的名称都还存在着疑问”，他们“把以往的统治者弄得面目全非，把今天的统治者与死人相混淆”。一切都不可理喻，难以置信，就像是“一朵千百年来在太阳底下静静地游动的云彩”，于是，叙述者对这些问题的考察“暂时不想继续下去了”。
　　卡夫卡放弃了对长城问题的继续考察，也就是放弃了对中国问题的考察，放弃了对东方问题的考察。他认为中国是不可阐释的，因为它缺乏任何确定的意义。阐释的困境就像是那位皇帝的信使面临的困境：几千年也走不完的庭院和宫殿，挤拥不堪的人群，以及堆积如山的垃圾，即使信使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冲出了宫殿最外边的大门——“但这是决计不会发生的事情”——他所携带的已是一个死人的谕旨了。皇帝死了，谕旨已没有了任何意义，即便如此，谕旨也永远无法送达接收谕旨的人手里。这就像阐释者一直在阐释没有意义的符号，虽然经过不懈的努力，却始终只是从符号到符号的阐释，触及不到符号的意义，并且这种阐释永远也无法到达接受者那里。
　　但是，在放弃了对阐释的确定意义的追寻之后，卡夫卡反而获得了精神的解放和自由，这充分地激发了他的诗学想象力，使他对中国长城的建造、中华帝国、中国历史以及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多种可能性和丰富性有了自己的理解和阐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卡夫卡所建造的中国长城是文本性的，而非事实的；是诗学的，而非历史的；是跨文化的，而非单一文化的。同时，也正是这个产生于文本中的非现实性的中国给卡夫卡提供了丰富的东方学主题、意象比喻、细节描写，乃至语言模式。卡夫卡从历史阐释的不可能性中开拓出诗学创造的无限可能性，从单一文化阐释的困难性走向了跨文化理解的可能性。
　　法国后结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在他的《喂，中国》一书中曾论及过类似的问题，他说，“我们希望中国存在费解的现象，这样我们就能够去理解它们：一种意识形态的返祖现象使我们能够去描绘那种创造性的阐释对象。我们相信我们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去发现意义。但是，中国却似乎在抵制这种意义的产生，这不是因为它隐藏了意义，而是因为它毁掉了所谓概念、主题和名称这一结构方式。”由于中国拒绝以西方的结构方式去制造现实，使得西方人不仅要质疑某些特殊的阐释问题，而且要质疑探索意义这一行为本身。这也就是巴特所命名的“阐释的终结”。一九七四年四月，罗兰•巴尔特在中国游览了三个星期，这位以消解神话而闻名于世的符号学大师在中国却无功而返。“他在中国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解读的东西，没有找到任何可以意识的潜意识、任何可以破译的密码、任何可以挖掘的深度。他的探索可以归结为—个词：虚无。”(引自路易一让•卡尔韦：《结构与符号——罗兰•巴尔特传》，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05页)卡夫卡在创作这篇小说时已隐隐约约地预感到了西方人对东方的“阐释的终结”，因此他放弃了对这一问题的考察，放弃了完成这篇小说的愿望，而只是将其中的一个片段抽出来，以《一道圣旨》为题，收在小说集《乡村医生》中先行发表，这不能不说是非常敏感而又颇有预见的行为。
　　
　　(责任编辑：水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