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作家王小波自一九九七年去世以来，至今已整整十年。众所周知，王小波在国内首先是以杂文名世的。就启蒙的意义和接受的广泛程度来讲，他的杂文影响要比小说更为深远，同样，王小波的思想之所以能有那样大的传播面，又与杂文这一独特的文体密切相关，互联网上无数模仿其文风的文章即为明证。然而，纵观近些年关于王小波的大量评论，仍不难发现，那些不乏真知灼见的讨论，绝大多数都把目光集中在王小波的小说上了，鲜有人对其杂文作品予以深入细致地分析。即使偶有此方面的评论，也是“思想评价”远远多于“文学评价”，如《不再沉默》①一书中的多数评论。
　　因此，在王小波研究中“重小说、轻杂文”，“重思想、轻文体”的现状，无疑存在着不小的缺憾。事实上，王小波本人在写作之初就对文体问题非常重视，他曾如是说道， “思想、语言、文字，是一体的”②，具体到杂文而言，就是“把道理讲得透彻，讲得漂亮，读起来也有种畅快淋漓的快感”③ 。这，实在与现代文体学多有暗合：文学作品，“从来就没有纯粹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内容，作家的主体意识必将通过形式与内容的结合体现出来”④。
　　王小波众多的杂文中，《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无疑是最具特色的一篇。它不仅寄托着作者一生的痛切人生体验，是突出王小波消极自由主义思想的典型文本；同时，该文亦庄亦谐亦真亦幻，幽默有趣却不乏严肃真诚，具有鲜明的文体风格和艺术感染力。因此，本文尝试以《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为样本，从生命体验和调侃语言两个方面入手，对王小波杂文的文体特色予以一定的揭示，同时也期望是对王小波杂文思想能广为传播的另一种视角的诠释。
　　
　　一、关于“文革”的记忆与生命体验
　　
　　从杂文的艺术本质来看，其精神在于“辨理”，但它的“辨理”又非常讲究化“虚”为“实”，化“抽象”为“具象”的功夫。一般来说，只有“道理”，很难写成好的杂文，如果能把“道理”寓于某一具体的“实事”（情节、画面、场景等）之中，杂文的“形象性”就容易显现出来。
　　以故事的讲述展开讽喻性的比附，把复杂的说理赋予到有趣的“故事”之中，是王小波杂文的特色之一。不过，受其经验自由主义的影响，这些故事有相当一部分是他亲自经历的生活故事，其中，又以“文革”时期耳闻目睹的种种荒唐故事为多。在这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里，王小波同样以“插队的时候，我喂过猪，也放过牛”这样熟悉的开头，一开始就把读者的感情体验和想象置入了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中。更高明的是，在读者的阅读体验即将远离开那个特殊的“时代氛围”的时候，只要稍有机会，王小波始终能够迅速把你的体验和想象又重新拉入他所设置的那个荒诞的“场”中，而且纯熟自如天衣无缝。比如，作者在这篇文章的开头谈及大多数猪和牛悲惨的生活主题时，却笔锋一转这样写道：“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我当时的生活也不见得丰富了多少，除了八个样板戏，也没有什么消遣”⑤。不经意的一个逆转，他已经把别人笔下“青春无悔”的知青岁月视为和猪牛的生活一样悲惨，嘲讽之意不言而喻。
　　在接下来的讲述中，尽管“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的英雄事迹贯穿始终，但“指导员”、“生产队长”、“破坏春耕分子”等等革命词汇，无不提醒这个近乎寓言的荒唐故事恰恰就发生在曾经无比神圣的“文革”时期。同样，在王小波的其他杂文里，“我十四岁那年”、“我插队下乡那年”类似的具有明显时间标志的句子特别多，也非常引人注目。联系起其身世（1952年出生，1968年到1972年在云南、山东等地当知青和下乡插队），可以推及，王小波的大部分杂文都是以“文革”时代的政治环境、文化环境为基本背景或嘲讽对象的。
　　事实上，王小波那些看似荒唐有趣的“文革”记忆里深隐着沉痛的生命体验。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曾坦称“幼年的经历、家教和天性谨慎”是他变得沉默的原因。可以说，插队下乡的知青经历对其性格和创作态度的形成影响至深。在一次与友人的谈话中，王小波还伤感地说过：“我的大半生都是在抑郁中度过的。”⑥甚至在他离开人世的前几个月，也就是一九九七年元旦来临之际，有媒体约他写点新年感怀之类的东西，他却并未曾说些祝福吉祥之类的凑趣的套话，而是针对当时大行其道令人惊诧的伪科学和假气功，又念念不忘地回忆起他小时候和年轻时（大跃进和“文革”时期）的一些奇怪往事：
　　
　　用小煤炉子炼钢，用铁管做超声波哨子，用这些古怪的方法解决现代工业才能解决的问题。把鸡血打进血管，每天喝掉好几盆凉水，早上起来站在路边甩手不停，用这些方法解决现代医学解决不了的问题。⑦
　　
　　王小波说，如今这些离奇古怪的事情再没有人提起，仿佛他自己在做梦。“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记着这些事情，感觉很寂寞。”⑧可见，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王小波能时刻敏锐地感受到历史和现实对人的处境的压迫，他对“文革”着魔般地凝视和回望，正是由于“文革”这个巨大阴影曾经的统治和很大程度上的依然存在。可以说，对“文革”绝不饶恕的历史回望和痛切反思，常常使王小波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批判的矛头置于“文革”的场景之中，同时也让他的杂文在当代杂文中多了一个醒目的标志；而他对“文革”痛切记忆和无情批判，也总会让我们想起鲁迅当年“一个都不饶恕”的痛心和决绝。
　　
　　二、“反堂皇”的调侃语言
　　
　　杂文特别讲究语言的庄谐并用。当代很多杂文作品，严格来说称不上是“杂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语言无味，缺乏幽默才能和必要的文采，以致“规矩”有余而“谐趣”不足。和许多杂文作者不同，王小波并不认为杂文里必须“应该有点典故，有点考证，有点文化气味”⑨。他的杂文绝没有深奥的、捉摸不透的术语，有的只是俗字俗语以及随处可见的荒唐经历、笑话故事以及各种各样的调侃。这种有趣平易、近乎口语化的风格使得他的杂文拥有了最广泛的读者。
　　王小波杂文的“趣味”性集中体现在随处可见的调侃性的语言里，而这些调侃的大致手法就是以雅喻俗以俗喻雅或者是正话反说，反话正说。比如，在《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里，作者笔下的动物意象已不再是现当代文学的杂文随笔里常见的猫狗，也不是让人心怀敬意的蜜蜂或海燕，而是生活中惯常离不开的而文字中罕见的一个品种——猪。这头被众多知青当作“宠儿”的猪显然和常人眼里“肮脏、愚蠢”的“猪”的形象截然不同。它不仅在形体上显得另类：“长得又黑又瘦，两眼炯炯有光，像山羊一样敏捷，一米高的猪栏一跳就过”，而且在精神生活和爱情生活上也敢于追求自由，很有些“特立独行的派头儿”，俨然是一个干净利落、高傲神气、敢于反抗人类强权世界的“英雄”。 作者在文章里甚至用近乎夸张的笔法这样由衷赞美道：
　　
　　总而言之，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喜欢它，喜欢它特立独行的派头儿，还说它活得潇洒。但老乡们就不这么浪漫，他们说，这猪不正经。领导则痛恨它，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我对它则不止是喜欢——我尊敬它，常常不顾自己虚长十几岁这一现实，把它叫做“猪兄”。如前所述，这位猪兄会模仿各种声音。我想它也学过人说话，但没有学会——假如学会了，我们就可以做倾心之谈。但这不能怪它。人和猪的音色差得太远了。⑩
　　
　　不仅仅把“猪”称作“兄”，而且还感慨“人和猪的音色差得太远了”（至于在作者眼里谁的音色更好，显然已经不言而喻）——在上述这些惊世骇俗无不夸张的调侃里，王小波利用顽皮的儿童视角故作蠢言装傻自贬，借一只猪的另类行为消解了冠冕堂皇的革命神圣，反讽的效果就在这“阴阳对立”的两界里产生，这其实正是王小波杂文“恶毒”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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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早有论者把王小波的小说文体纳入巴赫金所发掘的“狂欢化”[11]理论予以评述，其实王小波杂文里的调侃何尝不是用怪诞的比喻、近乎变形的夸张以及充满反讽的对比手法营造出了一幅幅荒诞的“狂欢化”情境：一面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猪”“牛屎”“粪坑”，一面是神圣庄严的“指导员”“军代表”“革命语录”，从而在语言的层面，就成功地实现了对权力和历史的嘲讽和解构。显然，调侃性的语言在王小波的杂文里不再成为传统文学“文以载道”的工具，传统文学所特别遵从的优美、崇高的观念，被“猪”“牛屎”之类的“丑”的粗鄙话语所解构。
　　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小波的调侃性语言就具有了“对抗美学”的标志——那就是强烈的“反堂皇”特征。回顾“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可以发现，王小波的这些调侃，与半个世纪前老舍、钱钟书、鲁迅等人所表现出来的文人幽默相比，一个明显的不同是：“作为创作主体的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佯装式自我贬抑——自我调侃——自我亵渎——自我暴露。前辈文学家无论怎样幽默，他表现在文字中或文字背后的自我形象都没有从‘堂皇’的地位跌落下来”[12]。而读王小波的这些调侃，你会强烈感到其中表现出或佯装出的平民化趋向及傻气，痞相。娴熟地运用“反堂皇”的调侃话语，恰恰正是王小波嘲讽历史的重要话语方式之一。
　　
　　结语
　　
　　当然，王小波后来在谈及自己这些看似有趣的“生命记忆”和“调侃话语”时，曾经说过，“这些现在让我写成了有趣的故事，在当时其实一点趣都没有，完全是痛苦。我把当时的痛苦写成现在的有趣，现在的小孩看到的只是有趣。而我们现在的生活还是这样，有趣的事情本来是没有的。”[13]王小波还说过，“作为一个人，要负道义的责任……这就是我写杂文的动机。”[14]他的作品其实都是自己的“一些恳求”而已。联系起这些真诚的精神自白，我们可以发现，王小波杂文的“调侃中有一种内在的严肃，鄙俗中有一种纯正的教养”[15]。他那放荡不羁的笑容背后，戏谑轻松的文字下面，隐含着的正是他彻骨难忘的生命体验和他对中国文化苦运的痛切反思。可惜的是，自他去世以来，对历史缺乏反思和追问的年轻一代，似乎只愿意沉浸在他的趣意盎然的话语世界进行狂欢，却早已忘记——王小波那戏谑轻松的调侃后面浸着血泪的沉痛思考，还有那份发自内心而没有回音的“恳求”。
　　上世纪九十年代是一个异常复杂的时期，各种文化思潮在中国大陆轮番上演。此间，王小波以其独特的“文革”经历和生命体验为文学矿藏，坚持用杂文普及常识，宣扬 “自由、科学、民主”和个性独立，反对愚蠢、教条、无趣和虚伪。更重要的是，拒绝精英的写作姿态和追逐有趣的生活理念，决定了其杂文的主要价值不在于讲出了那些众所周知的道理，而在于其讲道理“方式”的与众不同。他那饱含个人生命体验的“我”的真诚诉说，追求“有趣”的 “调侃话语”，无不使得他的言说既有别于传统文人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生硬说教，又不同于王朔式的油滑和痞气，从而具有了强烈的思辨色彩和艺术感染力。读他的杂文，“正如观看卓别林喜剧，有时是要准备一块揩泪的手帕的”[16]。青年学者祝勇称其杂文风格是“深沉的幽默”，正是此意。其杂文的戏谑调侃里不经意流露出的沉痛心灵表白，常常让读者的心灵为之一震，从而在新鲜、复杂的阅读体验里得到了思想的启蒙和“疗救的注意”。他的《沉默的大多数》《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百姓、洋人、官》《救世情结与白日梦》等诸多集思想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杂文篇什，早已在广大读者中间口碑相传，也使得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得以更加广泛地传播。
　　当然，王小波的杂文也有美中不足，如它的思想体系还缺乏新颖的建构；过分追求“有趣”的写作理念和“科学中心主义”所导致的逻辑缺陷，使得其杂文中的许多论证有失严谨。但这些并不影响王小波杂文独特的社会学与美学价值。作为中国文化知识界的独特个案，王小波和他的杂文所承载的丰富的文化信息必将会被更多的世人所认识。对王小波杂文的文体和思想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和研究，既是对“王小波现象”的另一种视角的诠释，也能让我们更加清晰地洞悉出他的杂文在当代中国文学图景里的亮色和意义。
　　(责任编辑：吕晓东)
　　
　　①王毅：《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6月版。
　　②③⑤⑦⑧⑨⑩[13][14]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④刘思谦：《文学研究：理论方法与实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17页。
　　⑥艾晓明、李银河：《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7月版， 第351页。
　　[11]崔卫平：《狂欢诅咒再生：论〈黄金时代〉的文体特色》，《不再沉默》，第195页－第216页。
　　[12]王绯：《文学调侃：集体仿同与“反堂皇”仪式》，《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6期，第107页。
　　[15]周国平：《自由的灵魂》，《不再沉默》（同上），第364页。
　　[16]祝勇：《深沉的幽默》，《读书》，1999年第3期，第68页。
　　

• 郜大军： 王小波杂文的文体美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7年第10期
• 郜大军： 解构“话语”与颠覆“历史”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