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卡夫卡的著述评论已经很多了，而在这些评论中有关小说《变形记》的则最为丰富，也最为深入，但是，“卡夫卡深邃多变的艺术本质，决定了任何单独的研究都无法充分把握住这篇多层次的作品。每一研究仅能在索解其奥秘的道路上前进一步；这个奥秘的核心，也许永远也不能揭露无遗”①。《变形记》是说不尽的，正如卡夫卡是说不尽的一样。我已经讨论过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为何变形”？②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主人公为什么要变成“甲虫”，而不是其他的动物呢？这是一个读者普遍关心和焦虑的问题，但评论界对此却并没有多少分析和评论。“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Gregor Samsa）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③古往今来，描写变形的作品数不胜数，却很少描写人变成甲虫。为什么卡夫卡唯独偏爱甲虫呢？甲虫在这里还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卡夫卡也描写过其他一些小动物，譬如老鼠、鼹鼠、狗等等，但这只巨大的甲虫却是所有这些动物形象中最令人厌恶的。这只甲虫是巨大的，但能大到什么程度呢？它又是什么颜色的？1915年10月25日，卡夫卡在给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的信中写道，他非常担心插图画家会在小说的封面上画一只甲虫。他叮嘱道：“别画那个，千万别画那个！我不是想限制他的权力范围，而仅仅是根据我对这个故事显然更深的理解提出请求的。这个甲虫本身是不可画的。即使作为远景也不行。”④最后，出版社显然采纳了卡夫卡的意见，封面上没有出现甲虫。难道在卡夫卡看来主人公变成了甲虫并不重要吗？如果不重要，那他又为什么要变成甲虫呢？“这个甲虫本身是不可画的。”为什么不可画，是因为不重要，还是因为太重要了？既然不可画，那么，这只甲虫又是一只怎样的甲虫呢？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描绘它，或者想象它呢？
　　
　　弱者的表征
　　
　　《变形记》中的甲虫，德语原文是“ungeziefer”，意为“害虫、害兽、寄生虫、吸血鬼”等。英文翻译为“a gigantic i ect”（昆虫，虫）或“a mo trous vermin”（臭虫、蟑螂等害虫，虱子、跳蚤等体外寄生虫）。中文翻译成甲虫也许并不尽如人意，不过，在英国作家戴维•马洛维兹著文、罗伯特•科伦布配图的《卡夫卡》一书中，的确出现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个头跟一般成年人相当。在小说中，这只甲虫究竟什么模样，老妈子曾骂过一句“老屎壳螂”。这个词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它指某些对人有害，富于攻击性甚至嗜血的小动物；另一方面，它也指那些软弱无助，容易被捏死或踩死的小动物。”⑤翻开大百科全书，甲虫属于“鞘翅目金龟总科中一较大的科。本科昆虫通称蜣螂，俗称屎壳郎……由于蜣螂都依哺乳动物粪便及其他腐败物质为生，故与农林生产无直接益害关系”⑥。
　　甲虫属于昆虫类，昆虫弱小，昼伏夜出又令人生厌，任人践踏而又不伤害人类，这些特征恰好吻合格里高尔的性格特征。
　　格里高尔•萨姆沙无疑是弱者的典型。他是一位旅行推销员，过着极为艰苦的生活。每日早出晚归，在外奔波，吃着不定时的、劣质的饮食，甚至连生病的权利都没有。他工作了五年还从来没有生过病。况且公司也从来不相信它的雇员会生病。老板只相信医疗保险组织的医生，而医生则确信：除了健康的懒汉之外，再没有第二种人。他对这份差事极不满意，但他不得不继续在公司里工作，因为他父亲欠了老板的钱。他必须在公司里工作慢慢抵债。他有着对他发号施令的上司，却没有可以发泄愤怒和倾诉自己苦衷的对象。老板盛气凌人、居高临下，俨然是一个暴君。秘书主任仗势欺人，缺乏宽容和同情心。作为一个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几乎整年都不在公司里，很容易成为闲言碎语、飞短流长的牺牲品。对此他防不胜防，因为他对此等事情往往一无所知，待到他精疲力竭作完一次推销旅行，在家里亲身感受到那糟糕的、莫明究竟的后果时他才有所感悟”。
　　格里高尔作为一只巨大的甲虫，样子虽然有些令人害怕，但却没有害人之心，也没有害人的能力。它甚至都没有自卫能力，极易受到伤害。一只伸在他头上的脚，一把举在他背上的椅子，都很有可能置他于死地，而最后就是一只苹果要了他的命。
　　有关甲虫的大小和颜色，小说中并没有直接而明确的描绘，不过从下面的几段话中我们可以约略地猜测出来。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曾爬到一只躺椅下面，“只是他的身体太宽，无法完全藏到躺椅的下面去”。一只躺椅的下面有多大？四十公分左右，不可能超过一米。另外，当妹妹和母亲搬走格里高尔房间里的家具时，格里高尔试图拯救那幅穿一身毛皮衣服的女士的画像，于是，他爬上去，紧紧地贴在镜框玻璃上，“至少这幅现在完全让格里高尔遮盖住了的画像如今是谁也拿不走了”。看来，甲虫的大小大体上相当于挂在墙上的画框的大小了。甲虫是什么颜色？小说中写道：也就在母亲和妹妹搬走格里高尔房间里的家具时，母亲“一眼看到印花墙纸上那个巨大的棕色斑点，她还没有来得及回过神来意识到她看到的是格里高尔”。原来甲虫为棕色。
　　格里高尔有反抗的欲望，但他具有更为强大的压制和惩罚这种反抗欲望的欲望。对于自己的那份累人的工作，如果不是为了父母的缘故而克制自己的话，他早就辞职不干了。他想走到老板面前，把他的意见一股脑儿全告诉他。“他非从斜面桌子上掉下来不可！”对于自己所面临的灾难，格里高尔曾试着设想，“类似今天他身上发生的事会不会有朝一日也让秘书主任碰上；其实人们必须承认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可最终他几乎什么反抗的行动也没有，他最具有反抗意识的行动只不过是爬到“墙上醒目地挂着那位穿一身毛皮衣服的女士的画像”上面，以免妹妹和母亲将它搬走。除了变形之外，他仍然是个“文文静静、明达事理的”人。
　　卡夫卡就是一个弱者。在家里，父亲是强者，自己是弱者；在学校里，老师是强者，自己是弱者；在社会上，官僚机构是强者，自己是弱者。作为一个业余作家，他对自己弱者的身份更加敏感。“作家总要比社会上的普通人小得多，弱得多。因此，他对人世间生活的艰辛比其他人感受得更深切、更强烈。对他本人来说，他的歌唱只是一种呼喊。艺术对艺术家是一种痛苦，通过这个痛苦，他使自己得到解放，去忍受新的痛苦。他不是巨人，而只是生活这个牢笼里一只或多或少色彩斑斓的鸟。”⑦作为弱者，卡夫卡敬畏强者，痛恨权威，但他从不反抗。他所能够做的首先是逃避，有形无形的逃避，想象的现实的逃避。“一个无能为力的弱者拼命想逃脱各种形式的权势的控制，这种顽强的精神和不懈的努力使人深为感动。”⑧其次便是自我贬抑。卡夫卡将自己对权威的恐惧和愤恨转变成对自己的贬抑或某种心理疾病。每当他与权威相遇时产生冲突或者尴尬，他总是归罪于自己。最后他甚至以权威的眼光来审视自己、裁判自己。在那封著名的《致父亲》的信中，卡夫卡说：“我常想起我们常在一个更衣室里脱衣服的光景。我又瘦、又弱、又细，你又壮、又高、又宽。在更衣室里我已经自惭形秽，而且不仅是对你，而是对全世界，因为你在我眼里是衡量一切的标准。”⑨卡夫卡就是“弱的天才”。卡夫卡有一句名言，“在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刻着：我摧毁了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上则是：一切障碍摧毁了我。共同的是这个‘一切’”⑩。不仅卡夫卡是弱者，整个犹太民族在其他人看来都是弱者。在其他人眼里，犹太人的典型形象是：八字脚、鸡胸、懦弱，以牺牲身体为代价以获取知识和地位。因此，卡夫卡终于将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变成了小动物，变成了令人讨厌、而又毫无攻击力的小动物。卡夫卡的创作于是也就变成了“弱势文学”的经典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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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独的品格
　　
　　甲虫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好孤独的生活。“步甲虫基本过着孤独的生活，极少能在同一窝穴里发现两三只住在一起。”“圣甲虫勇于出没其他动物不愿涉足的地方，它们总是迅速地占领其他动物排除的粪便，并飞快地把这些‘富有营养’的食物埋到地下仓库，以供它们自己和后代们长期享用。” 奥地利卡夫卡研究专家索克尔认为，正是孤独使格里高尔最终变成了甲虫。“这种孤独状态使格里高尔的变形得以最后完成。因为，只要其他人还能理解他，他就不完全是虫子。他的精神无疑一直保持着人的本性；可是一旦失去人的嗓音，其他人就再也看不出他是人了。”
　　格里高尔是孤独的，因为没有人能够理解他。公司里的经理和秘书主任自不必说。在家里他比陌生人还要陌生。他说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听懂，他的心思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人们虽然再也听不懂他的话了，尽管他自己觉得他的话说得相当清楚，比从前清楚，也许是因为耳朵的习惯了吧。”平日与他关系最亲近的妹妹，也不能理解他。“他永远也猜不中，妹妹一片好心实际上正在做着什么事。”
　　更有甚者，他的和解的愿望也总是适得其反。他试图安抚秘书主任，反而使自己失去了自己的嗓音。“你听见格里高尔现在的讲话声了吗？”“那是一种牲畜的声音。”从此以后，人们再也听不懂格里高尔的话了。当母亲被他粘在画上的形象吓晕过去之后，妹妹去找药，格里高尔爬过去想帮忙，将妹妹也吓了一跳。随后，格里高尔怀着最良好的愿望，设法平息父亲的怒气，但他只会使父亲更加愤怒，以致父亲奋力用苹果砸他。若不是母亲最后拦住了父亲，格里高尔早就一命呜呼了。当他被妹妹演奏小提琴的声音吸引出来，想象着“让她到音乐学院去学习”时，他惊动了公寓里的三个房客。于是，妹妹也变得忍无可忍，“我们必须设法摆脱它。我们照料它、容忍它，我们仁至义尽了嘛”。于是，当格里高尔忍着伤残的疼痛艰难地爬回房间时，他一进门，“房门就被急速关上，闩上门闩，锁了起来”。
　　最后，他的卧室成了他的囚室，彻底地与世隔绝，在痛苦的孤独中默默死去。在黑暗中，“不久他便发现，他现在几乎再也动弹不了了……他虽然感到浑身疼痛，但是他觉得，疼痛仿佛在渐渐减轻，最终似乎会完全消失……他认为自己必须离开这里，他的这个意见也许比妹妹的意见还坚决呢……然后他的脑袋便不由自主地完全垂下，他的鼻孔呼出了最后一丝微弱的气息”。
　　从某种意义上说，卡夫卡就是《变形记》中的那只孤独的、不幸的甲虫。卡夫卡害怕孤独，但更怕失去孤独。他为了描写孤独，宁可自己忍受孤独，因此他同时失却了爱情、友谊和家庭。他在给朋友布罗德的信中将他害怕孤独而又热爱孤独的矛盾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极度的孤独使我恐惧。实际上，孤独是我的唯一目标，是对我的巨大的诱惑，不是吗？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对我如此强烈渴望的东西感到恐惧。这两种恐惧就像磨盘一样折磨着我。” 卡夫卡把握不了外部世界，便逃避、退却，一头隐匿在自己的私生活里，投入自己的有限的孤独自我之中。“为了我的写作，我所需要的是孤独，不是‘像一个隐居者’，这是不够的，而是要像一个死人。在这种意义上，写作是一种较之死亡更深的睡眠，正像人们不会，也不可能将死尸从坟墓中拖出来一样，也不可能在夜里使我离开我的写字台。” 卡夫卡还说：“我经常想，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闭门掩户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里，饭由人送来，饭放在离我这间地窖很远的第一道门后。穿着睡衣，穿过地窖所有的房间去取饭，将是我唯一的散步……那样我将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啊！我将从什么样的深处把它挖掘出来啊！”“光亮也许把人从内心的黑暗中引开。如果光征服了人，那很好。如果没有这些可怕的不眠之夜，我根本不会写作。而在夜里，我总是清楚地意识到我单独监禁的处境。” 显然，与光亮相比，卡夫卡更喜欢黑夜；与自由相比，卡夫卡更多地体验到了“单独监禁的处境”。卡夫卡在孤独中体验到了甲虫的心境和处境，甲虫的孤独则表达了卡夫卡内心深处的渴望和绝望。
　　
　　时代的缩影
　　
　　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这样描绘甲虫（金步甲）：“金步甲是消灭毛虫的能手……这虫类至今鲜为人知的一个侧面。这残忍的吞噬者，吞吃力所能敌的一切猎物的怪兽，自己最终也被吃掉了。被谁吃掉了呢？被自己的许多同类。” 同类相食是许多昆虫的共同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格里高尔的死也因为同类相食。
　　1922年英国小说家大卫•加尼特出版了小说《妻子变狐狸》，卡夫卡同事的儿子古斯塔夫•雅诺斯认为这是对《变形记》的模仿或仿制，卡夫卡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他不是从我这里抄去的。原因在于我们的时代。我们两人都是从时代那里抄来的。比起人，动物离我们更近。这是铁栅栏。与动物攀亲比与人攀亲更容易。” 因此，人变成甲虫恐怕并不仅仅只是个人的原因，更重要的还有时代的原因。
　　小说揭示了资本主义商业竞争中的冷酷与无情。在生意场上，小灾小病必须忽略不计。“我们买卖人——你可以说是晦气也可以说是福气——出于生意经往往只好不把这种小毛小病当做一回事。”秘书主任在格里高尔变形后来到他家，指责他玩忽职守，并以解雇相威胁。“您在公司里的地位决不是最牢靠的。……近来您的成绩很不令人满意；现在虽然不是做生意的旺季，这一点我们承认；但是不做生意的季节是根本不存在的，萨姆沙先生，是不允许存在的。”在格里高尔家里吃住了几天的三位房客，因为发现他们隔壁有一只甲虫，便理直气壮地说：“我立刻解除我的房间的租约。我在这里已经住了几天，这几天的房租我当然一个子儿也不付，不但不付，我还要考虑，我要不要向您提出什么——您相信我吧——极容易说明理由的要求。”三位房客不仅不准备付房租，还准备向格里高尔家里勒索点什么。
　　而在格里高尔家庭内部，也同样缺乏温情，这里更多的还是利益关系。当格里高尔不再给家庭带来利益，而只是一味地制造麻烦时，他妹妹拍着桌子对父母说：“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你们也许不明白这个道理，我明白……我们必须设法摆脱它。”父亲则立即表示赞同：“她说得对极了。”而一旦格里高尔死了，父亲便庆幸地说：“现在我们可以感谢上帝了。”母亲脸上“挂出一丝忧郁的笑容”。妹妹则变得越来越轻松愉快，她舒展她那富有青春魅力的身体，可以放心地去寻找一个如意郎君了。于是，他们一家三口愉快地乘电车出城郊游去了。
　　作为时代的缩影，人们对于《变形记》已有了许多精彩而又有价值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卡夫卡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变形记》：“梦揭开了现实，而想象隐藏在现实后面。这是生活的可怕的东西——艺术的震撼人心的东西。” 看来，《变形记》是一个可怕的梦，但这个梦却揭开了现实；格里高尔并没有做梦，他的变形就是现实本身，这就是生活的可怕的东西。卡夫卡果然创造了“震撼人心的艺术”。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水涓）
　　
　　① 叶廷芳编：《论卡夫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1页。
　　② 参见拙文《为何变形？》，《名作欣赏》，2006年第7期。
　　③④⑦⑨⑩叶廷芳编：《卡夫卡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卷，第106页，第172页，第306页-第307页，第242页，第153页，第389页，第213页，第304页，第313页，第324页。文中有关《变形记》的引文，后面只注明页码，不再另注。
　　⑤ 瓦尔特•H•索克尔：《反抗与惩罚——析卡夫卡的〈变形记〉》，叶廷芳编：《论卡夫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51-第252页，第249页。
　　⑥ 《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1卷，第738页。
　　⑧埃•卡奈蒂：《另一起诉讼——卡夫卡致菲莉斯的信》，叶廷芳编：《论卡夫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01页。
　　Gilles Deleuae and Felex Guattari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The University of Mi esota Pre ， P16.
　　法布尔：《昆虫记》，王光译，作家出版社 1998年版，第323页，第318页。
　　 尼古拉斯•魏德编：《百变精灵：昆虫》，赵沛林等译，长春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参见苏联科学院编：《德国近代文学史》（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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