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这是谁的诗呢？不用看署名，凡是对现代中国新诗略有所知的人，只要读到这首诗，都会凭借诗感直觉就可能给出猜想和判断，这是艾青的诗。这首诗如此深沉而鲜明地烙印着诗人艾青的精神个体性及其艺术风格的标记，简直可以说，这首诗就是作为诗人艾青的身份证。显而易见，这首诗在艾青诗整体中拥有十分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因而它为人们所熟悉并非偶然。有人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然而细读，尤其是把这首诗置于艾青诗的互文性文本语境中整体细读，我们仍可从中见出如下风景。
　　胡风曾说艾青“他底歌总是‘我的歌’”。 有人又说，艾青是“土地的儿子”、“土地的诗人”，他的诗大抵如这首诗所写的，是关于“土地”的歌。但在我看来，这首诗应该说是关于“我”和“土地”及其关系的诗。诗的题目因此是“我爱这土地”，而诗的开头，开门见山恰好又是从“我”是谁(什么)开始的。那么，让我们就从诗人在这首诗中关于“我”的想象说起。“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诗是一种“假如”思维，“假如”即想象。诗凭借这“假如”思维的想象，从日常生活现实感觉的尘境进入审美感受与超越的诗境。所以，这“假如”即是诗性思维的内在机制，又是诗性语言形式的外在标记。因此，诗人们并非偶然地经常使用“假如我是……”的句式，例如人们所熟悉的徐志摩《雪花的快乐》中开头“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中潇洒……”还有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的开头“假如我们不去打仗……”等，即使有时“我是……”前并未冠以“假如”一词，例如郭沫若的《天狗》的开头“我是一条天狗呀！……”还有冯至的《我是一条小河》的开头“我是一条小河，我无心由你的身边绕过……”等，其实从“神与物游”意象生成的内在逻辑上说也依然还是一个“假如”，即想象所建构的结果。可见，假如没有或不是这“假如”，诗何以可能？当然，“假如”即想象本身不是目的，重要的是这“假如”(想象)的具体过程与结果，看你如何“假如”和“假如”出了什么。所以问题在于，诗人们如何直接或间接凭借这“假如”想象“我”是谁(什么)，以及由此建构和呈现出的诗人各自不同的审美个性与艺术才华的独特性。沿着这一思路解读《我爱这土地》开头两句，首先，既不是“一条天狗”、“一条小河”也不是“一朵雪花”抑或其他什么，诗人艾青在这里把自己“假如”为“一只小鸟”，想象的独特、意象的创造与自我的发现融为一体，由此叩开独创的属于自己的诗的世界。其次，“我”是一只什么鸟呢？这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歌唱”：“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可是，为什么说“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所谓喉咙嘶哑了，是否是因为鸟儿歌唱得太久、太用力、太殷勤、太痛苦了的缘故呢？我们知道，这首诗写于一九三八年底。自从艾青带着镣铐登上诗坛，一九三三年因歌唱《大堰河——我的保姆》而成名，中经《复活的土地》《他起来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手推车》《洗衣妇》等一系列著名诗篇，直至写这首《我爱这土地》，虽然“歌唱”的历史不过五六年，但在那个苦难的时代，这又是虽短暂却又无不漫长的时间啊！这期间，正如他在《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一诗中所告白：“——躺在时间的河流上，苦难的浪涛，曾经几次把我吞没而又卷起——”时而悲哀忧郁，时而昂扬奔放，历经这样的歌唱，他的喉咙似乎已经的确有些嘶哑了。然而即使如此，“也”还是欲罢不能、歌唱不止，——这是因为诗人自觉着“应该”！而这“应该”，不仅来自时代与民族赋予诗人的一种义不容辞的神圣的使命与责任，而且源自诗人心灵深处不可遏制的生命冲动的内在需要。如果说“我”是谁(什么)的问题回答的是关于“我”存在的实体属性，那么对我“应该”如何的体认则是“我”作为主体的价值属性。正是由于这种自我主体的身份想象和价值认同，诗人才自比歌唱的“小鸟”并自觉着喉咙不免已经嘶哑的时候，自励着：“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而这样的属于艾青自己的“歌唱”就不能不透着苦涩的、忧郁的、悲凉而深沉的调子和色彩，从而鲜明地区别于同时代的他人的歌声而拥有了不可重复的自身独特的风格和意义。所谓“用嘶哑的喉咙歌唱”像是一种自谦，更是一种自信。艾青曾说：“我生活着，故我歌唱。”诗人艾青作为一个自觉自信的“歌唱”者，清楚地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要歌唱和如何歌唱。而这种歌唱，正如他所说“冲荡了一切个人病弱的唏嘘，与对于世界之苍白的凝视”，“羞愧于泛泛的叫喊，无力的叫喊”，声音虽染上“土色的忧郁”，却“永远带着可怕的震颤”。
　　艾青作为诗人而不是“写诗的人”，不仅如上自比“小鸟”自觉着自己为什么要歌唱和如何歌唱，而且紧接着坦露出了自己究竟要歌唱什么——“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作为“小鸟”，诗人歌唱的不是天空和在天空中的飞翔，而是选择了大地。在这里，作为歌唱对象（内容）的第一个“这”，其所象征的，亦如“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封锁着中国呀”所指，是被暴风雨打击着的土地的“苦难”，而这土地的苦难与不幸，不仅使人想到抗战年代战争带来的水深火热的民族灾难，而且使人联系同一时期艾青的其他诗作而自然联想到因这苦难而“悲哀的国土，古老的国土”，“——这国土，养育了为我所爱的，世界上最艰苦，与最古老的种族”——“古老的”中华民族苦难的历史命运与雪上加霜的现实忧患。苦难的历史积淀与时代投影如此纵横交织而渗透在这“泥土做成的鸟的歌”（穆旦诗《春》中语）声里，表达着诗人对土地热烈而深沉的感情。艾青作为“土地的诗人”，对于土地拥有着自己那份特有的生命的感应和灵魂的灵犀，由此感应和灵犀生发出别样感人至深的朴素而深沉的体验和想象。这一点，正如穆旦对艾青的评价——诗人他“所着意的，全是茁生于我们本土上的一切呻吟，痛苦，斗争和希望”，“在他的任何一种生活的刻画里，我们都可以嗅到同一‘土地的气息’”。沿着这种感觉路线解读下去，我们就会进一步理解，第二个“这”中“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为什么是“永远”的，和第三个“这”中“吹刮着的激怒的风”为什么是“无止息”的。而这积淀着古老历史苦难又在承受着侵略战争灾难与凌辱的土地上的“悲愤的河流”与“激怒的风”，分别隐喻着痛苦重压下的悲哀与愤懑、挣扎与反抗。当然，诗人所要歌唱的还不止这些，而是还有所谓“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诗人对土地不仅有自己的所爱，而且有着所信。所以歌唱的对象不仅仅是苦难的土地的深广久远的“一切呻吟，痛苦，斗争”，更有“那”“希望”。诗人为何把“希望”比喻为“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因为一方面“来自林间”是应对“小鸟”的意象，另一方面这黎明是大地的黎明。土地的黎明，黎明的大地，犹如母亲欣慰的笑容一样，慈爱，宁静，安详，熨帖——即“无比温柔”。而三个“这”和这个“那”之间，亦即土地的过去、现在与将来之间，过程与结果之间，诗人用“那无比温柔”来反衬前面三个“这”过程中苦难之沉重、悲愤之激烈、斗争之残酷，意在用这过程之异常之动来烘托那“无比温柔的黎明”动极而静的美妙境界及其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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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如此殷勤地歌唱黎明的“小鸟”是否能在有生之年亲眼见到黎明的到来呢？“那来自林间无比温柔的黎明”究竟何时能到来？是的，在那时，艾青在自己那些关于黎明（太阳）的诗篇中，曾反复地追问过这个问题。“小鸟”的信念是坚定的，但她的生命又是有限的，对尚在漫漫长夜里歌唱着的“小鸟”来说，“那”黎明很可能就是某种想象，“比对自己的恋人更不敢拂逆和迫切的期待”或“遥远的祝福”。也许能见到，也许见不到。这样，“小鸟”的歌唱与命运就在深沉和执著中透着若干的悲壮了。“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带着艾青那时关于黎明诗中被黎明何时到来的问题所深深困扰着的意向解读这句诗中“然后”的“然”，究竟是黎明已经到来的状态还是尚未或即将到来的境况呢？两种状况都有可能，就是说有双重解读的可能性：诗人仿佛表白，无论是黎明前死了还是黎明后死了，都对黎明抱着“坚苦的耐心”与“至死不渝的执著”，黎明不来生命不息、歌唱不止；另一层意思则是生命有限、壮志未酬，即使见不到黎明就“死了”，但是“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言外之意，即灵魂也要活在土地里，把对土地的深沉的爱和永远的歌唱化作对黎明的永恒的期待和祝福。因此，在艾青那里，黎明何时到来和能否见到固然迫切重要，但比这更重要的似乎还是歌唱着的过程和歌唱本身。这才是艾青式的“爱得深沉”，才是艾青的诗。这样的诗句，不禁使人联想到艾青六十八岁时在《光的赞歌》中歌唱的相似的诗行：“即使我们是一支蜡烛，也应该蜡炬成灰泪始干。即使我们只是一根火柴，也要在关键时刻有一次闪耀。即使我们死后尸骨都腐烂了，也要变成磷火在荒野中燃烧。”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他是土地的儿子，土地的诗人，土地是他生命的根源也是其归宿。土地是他灵感的源泉、艺术的天命、存在的理由、精神的家园，甚至可以说就是他灵魂皈依的宗教。所以，“我爱这土地”的“这土地”的意象在艾青诗中就有了隐喻大地、母亲、生命、历史、民族、农民等多重整合的象征意义。而“我爱这土地”的“我爱”之所指，以及“爱得深沉”之“深沉”的精神内涵的独特与丰富由此不难见出。
　　本文开头就曾说过这首诗是作为诗人的艾青的身份证。为了进一步理解和诠释这首诗以及艾青诗所歌唱的内容问题，这里不妨引一下艾青自己晚年在那首著名的《光的赞歌》（1978年）中对其一生歌唱的总结：
　　
　　我也曾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
　　在这个茫茫的世界上
　　我曾经为被凌辱的人们歌唱
　　我曾经为受欺压的人们歌唱
　　我歌唱抗争，我歌唱革命
　　在黑夜把希望寄托给黎明
　　在胜利的欢欣中歌唱太阳
　　
　　艾青写《我爱这土地》这首诗时二十八岁，写《光的赞歌》时六十八岁，这相隔四十年的历史的回声，道出了诗人艾青的命运，也道出了艾青毕生歌唱一以贯之的主题。如此把《我爱这土地》这首诗置于艾青诗文本整体的互文性语境中来解读，我们便可以更清楚地把握到这首诗在整个艾青诗中具有“经典”意味的地位和意义。
　　现在，我们来解读这首诗的结尾。当一个诗人的灵魂为大地的苦难而受伤的时候，那该是一种怎样的境界呢？并非偶然，艾青式的“爱得深沉”带来了艾青式的“忧郁”，所以诗人在结尾点题时禁不住问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因为这对诗人艾青来说太重要，太是关乎“生与死”的哈姆雷特式的“问题”了。这个“问题”既是他的痛苦所在，又是他的幸福所寄。在写这首诗的十六个月前，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夜即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所写的《复活的土地》一诗中，艾青曾这样告诫过自己：
　　
　　就在此刻，
　　你——悲哀的诗人呀
　　也应该拂去往日的忧郁，
　　让希望苏醒在你自己的
　　久久负伤着的心里：
　　
　　因为，我们的曾经死了的大地
　　在朗朗的天空下
　　已复活了！
　　——苦难也成为记忆，
　　在他温热的胸膛里
　　重新旋流着的
　　将是战斗者的血液
　　
　　诗人并不愿意困于悲哀的忧郁之中，他多么希望自己与悲哀的忧郁早日告别。于是，他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苦难的土地辗转奔波，一边冒着敌人的炮火高喊着血与火的“战斗者”的叫声，一边却又因苦难止不住悲哀和忧郁的泪水，一连写下《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手推车》《补衣妇》《乞丐》等“艾青式”的因苦难而忧郁的诗篇。他的“泪水”如此与苦难联系在一起，负载着痛苦的折磨。这是他所不愿意的。然而另一方面，正如他在当时写的《诗论》中所说：“在这苦难被我们所熟悉，幸福被我们所陌生的时代，好像只有把苦难能喊出来是最幸福的事；因为我们知道，哑巴是比我们更苦的。”他在出版收入《我爱这土地》这首诗的诗集《北方》的“序言”中这样告白：“这集子是我抗战后所写的诗作的一部分，在今日，如果能由它而激起一点民族的哀感，不平，愤懑，和对于土地的眷念之情，该是我的快乐吧。”艾青“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而且爱得多情，爱得丰富，爱得“忧郁”，又如此因“忧郁”而痛苦过，也“幸福”、“快乐”过。
　　然而，这“悲欢”交织着的“艾青式的忧郁”却在当时曾经被人当作“弱点”和“问题”非议和指责过，说诗人的灵魂尽管被骚动的现实所惊醒，却仍然没有抛弃掉个人的忧郁，因而不能达到纯新的境界。所以，这结尾的一问一答，既是诗人的自问自答式的诗的宣言，也是诗人回答他人之问的庄严的辩护。当然，关于“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的问题是与“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的缘故有关而复杂的问题，所以，“深沉”后面是省略号，而由这省略号所留下的空白，则唤起人们对艾青作这一问答那一刻情态的许多联想和回味。正因为他“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自然就有说不尽的话，但仿佛又说也说不清，“深沉”的爱无以言表，但又像是诗人说到此已经泪水模糊了双眼，业已嘶哑的喉咙哽噎得说不出话来。然而，不说也罢，既已点到，戛然而止，那一刻的沉默意味着充实。
　　艾青在《诗论》中说过：“一首诗的胜利，不仅是它所表现的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它的美学的胜利。——而后者，竟常被理论家们所忽略。”这首诗“美学的胜利”，仅就人们常论的艾青式自由诗体的“散文美”而言，无疑是一个典型的个案：诗句长短不一，诗行排列也十分自由，也没有押韵。但艾青式的“歌唱”，却唱出了内外结合的诗的节奏和韵律，因而让你顺应着由此节奏和韵律汇成的旋律一口气读下去……这首诗每个诗句的句首，“假如……应该……这……这……这……和那……然后……连……为什么……因为……”尤其是中间那三个“这”与“和那”及紧随着的“然后……连……”它们把过去、现在与将来链接起来，共同支撑烘托出旋律来，给人一个整体过程感和浑然一体的旋律的流动感；并由此过程与流动的外在标记串连起相对完整而有意味的思想感情发展推演的内在因果逻辑历程，从而构成动静、张弛、快慢、强弱之间的张力结构及其平衡和谐的整体，语词之间虚实相映，意象建构形神兼备。就这样，这首诗的语言和思维与土地情景交融、物我一如，犹如一条河的生命的起伏和节奏，犹如一片生发气韵的土地的深沉的激情。
　　鲁迅先生曾说：“创作总根于爱。”艾青回答：“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若有人要问：艾青为什么爱这土地爱得如此深沉？我就告诉他，因为艾青是土地的儿子，土地的诗人。艾青写这首诗时不过二十八岁，诗中所谓“然后我死了”当时不过是一种“假如”，四十八年后这“假如”成为了事实，爱土地的诗人长眠于土地里。以他的成就和地位，假如要在我们心中给他立一块墓碑，那么就让这首诗来做我们写给诗人的墓志铭吧。
　　
　　(责任编辑：赵红玉)
　　（本文系“黑龙江省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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