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变形？曾艳兵名作欣赏·文学鉴赏2006年第4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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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95932

[ 曾艳兵文选 ] 　　

为何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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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变形？

◇ 曾艳兵

　　《变形记》通常被认为是卡夫卡的代表作，有关这篇小说的评论和注释已经数不胜数，但是，有一个问题人们似乎注意不够，即小说中的主人公为何变成了甲虫?“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①小说开头一句，主人公便已经变形。变形后的主人公首先问的是：“我出了什么事?”然后他所想到的是，“啊，天哪，我挑了一件多么累人的差事！”变形已经作为一种既定事实被主人公接受，他并不想追究“我为什么变形了”，而只想解决“变形后的我该怎么办”。这以后直到主人公最后被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凄凉地死去，作者再也没有交代、甚至暗示过主人公变形的原因。
　　著名的奥地利卡夫卡研究专家索克尔说：“假若下述两种情况中任何一种得以成立，变形肯定都不会发生：一、假若格里高尔对自己的差事和上司不抱敌意；二、假若他不顾自己的双亲，辞去他的差事，公开进行反抗。这个想法可以正面表述为：变形在格里高尔的内心矛盾中起着调和作用，是他反抗的愿望与对这一愿望立刻进行惩罚的渴望之间的中介。”^②也就是说，格里高尔既反抗上司，又不敢公开反抗；既渴望反抗，又觉得这种反抗有罪，于是才导致变形。但是，处在这种反抗与惩罚之间，为什么就一定会变形呢?为什么不是导致人格分裂、精神变态、自戕或者自杀呢?显然，对于变形的分析离不开对于作者卡夫卡的分析。索克尔的结论不过是提出了我们的问题：卡夫卡为什么要选择变形来表现他的主题呢?
　　
　　一、童年的记忆
　　
　　《变形记》大约写于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至十二月七日之间。这时的卡夫卡二十九岁，已经在工人工伤保险公司工作了四年。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卡夫卡在给菲丽斯的信中写道：“还有一部在床上苦恼时想到的并使我内心感到压抑的简短故事要写”，这是卡夫卡第一次提到他正在创作的《变形记》。十一月二十四日他又在给菲丽斯的信中写道：“这是一个多么恶心的故事……。总的来说，我对它不是不满意，但它太恶心了。”并且，“我写了越多，越解放自己，可能对你就越纯洁，越高尚。”十二月七日他在给菲丽斯的信中再次写道：“我的小故事已经完成，但今天的结尾一点也不让我高兴，可以写得更好一点，这是毫无疑问的。”^③一九一四年一月十九日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对《变形记》非常反感。结尾无法看明白。几乎是极不完美。如果当时未受商务旅行打扰的话，它也许会好些。”^④这里所说的商务旅行是指卡夫卡不得不在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五、二十六日在克拉兹奥为保险公司代理一件诉讼案。
　　显然，卡夫卡描写变形与他的女友、家庭、工作，乃至他童年的记忆密切相关。小说对此也有所暗示，譬如格里高尔屋里的那张写字台，“他作为商学院学生，作为市立中学学生，甚至作为国民小学学生就已经在这张写字台上写作业了”，这里，格里高尔的经历与卡夫卡的经历非常相似。因此，“卡夫卡的小说是在解说他亲身的经历”。“《变形记》的基本思想是父亲的一份‘赠礼’：要求把自己当做小虫看待。”^⑤“《变形记》的主题(以及动物性的挥之不去的想象)是一种模糊回忆，是对旧约全书作传统解释的灵魂转生的影射，这可以由我们去想象，即使尚不能肯定Ｓａｍｓａ就是忆及Ｓａｍｓａｒａ(生灵的轮回再生)。”^⑥与《判决》一样，《变形记》也是“卡夫卡的精神自传”^⑦。变形是卡夫卡逃避现实生活潜入创作生活、逃避外在生活进入内心生活的一种方式，一种策略，卡夫卡在变形的想象中将现实生活转换成了他的艺术世界。
　　其实，卡夫卡有关变形的构思由来已久。早在一九零七年至一九零八年间，卡夫卡创作了一部未完成的小说《乡村婚事》，其中就有关于变形的描写：
　　
　　难道我不能像我童年遇到危险的事情时所经常干过那样干吗?我压根儿用不着亲自到乡下去，这没有必要。我只需把我穿着衣服的躯体打发去就行了……。我此时此刻正躺在床上，全身盖着棕黄色的被子，任凭从微微开着的房门里透进来的小风吹着……
　　当我躺在床上时，我相信自己具有一只大甲虫(ａｂｉｇｂｅｅｔｌｅ)，一只鹿角虫或者金龟子的形态。
　　…………
　　一只硕大的甲虫，不错。于是，我装出正在冬眠的样子，把我的细腿贴在我的鼓起的肚子上。接着，我吱吱地说了几句话，这是对我那悲伤的躯体发出的命令，它紧靠我站着，弯着腰。我很快就吩咐完毕——它鞠了一躬，然后匆匆离去，在我卧床休息期间，它将妥善处理一切。^⑧
　　
　　主人公拉班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躺在床上，而让他的躯体去乡下完成那令人厌烦的义务。看来，拉班“童年遇到危险的事情时所经常干过”的事情就是变形，通过变形逃避自己所厌烦的事情，而这也正是卡夫卡童年遇到危险时所经历和想象的事情。主人公拉班(Ｒａｂａｎ)与卡夫卡(Ｋａｆｋａ)有两个相同的元音，其字母的数目也一样多；另外，拉比(Ｒａｂｅ)在德语中是渡鸦的意思，卡夫卡在捷克语中则是穴鸟的意思；因此，拉班这一形象具有非常浓郁的自传色彩。
　　卡夫卡童年的记忆对于他的创作无疑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童年时期的心理活动，必将烙痕于个人的发展史上，并永远影响他的未来。卡夫卡对童年时吃饭的情景是绝对不会忘记的，他父亲经常认为菜没法吃，称之为“饲料”，说那头“牲口”(指女厨师)把它给弄坏了。卡夫卡在那封《致父亲》的信中曾模拟父亲的口吻，描述了他和儿子之间的斗争：“世上有两种斗争，一种是骑士式斗争，这是两个自立的对手间的相互较量，各自为阵，胜败都是自己的事。另一种是甲虫的斗争，这甲虫不仅蛰人，而且还吸血以维持生命。这是真正的职业战士，这就是你。你在生活上是不能干的；但为了把这一点解释得舒服、无须忧虑、无须自责，你证明是我夺去了你的所有生活本事，并塞进了你的口袋里。”^⑨这正如《变形记》的主人公格里高尔因为变成了甲虫而失去了生活能力一样，的确“解释得舒服、无须忧虑、无须自责”。弗洛伊德曾经说：“童年的琐碎记忆之所以存在，应归功于‘转移作用’。精神分析法指出，某些着实重要的印象，由于遭受‘阻抗作用’的干扰，不能现身，故只好以替身的形态出现。”^⑩所以，“当卡夫卡的父亲把他叫做‘小虫’时，他非但没有反驳，反而刻画了一个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其一生就是由人变成小虫的过程。”⁽¹¹⁾在卡夫卡眼中他父亲早就将他从人变成了甲虫。
　　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还意味深长地提到，童年时由于不可能与父亲进行平心静气的交往，以至于后来他讲话的本领都荒疏了。“你很早就禁止了我讲话，你那‘不许顶嘴’的威胁和为此而抬起的手从来就一直陪伴着我。从你那里在牵涉到你的事情时，你是个出色的演说家，我得到的是一种断断续续、结结巴巴的讲话方式，但就是这样，你还是觉得过分了，最终我沉默不语了，首先是出于抗拒心理，再就是因为我在你面前既不能思想又不能讲话……。于是我完全闭了嘴，蜷缩在你面前……”⁽¹²⁾这也就是《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的生存处境。他之所以变形是在于缺乏沟通和理解，而之所以缺乏沟通和理解又是因为他丧失了人类用于沟通和理解的工具——语言。
　　主人公在变形后最不能理解的是他自己的声音。“格里高尔听到自己的回答时大吃一惊，这分明是他从前的声音，但这个声音中却搀和着一种从下面发出的、无法压制下去的痛苦的叽喳声，这叽喳声简直是只在最初一瞬间让那句话保持清晰可听，随后便彻底毁了那句话的回音，以至人们竟不知道，人们是否听真切了。”秘书主任在听了格里高尔的话后，不解地问格里高尔的父母亲，“你们也哪怕听懂了一句话吗?”格里高尔的父母亲，以及他妹妹也都觉得格里高尔所说的话，完全是一种“牲畜的声音”。最后，格里高尔也明白了，“尽管他自己觉得他的话说得相当清楚，比从前清楚”，但是，人们“再也听不懂他的话了”。更有甚者，“既然他的话谁也听不懂，所以谁也不认为，连妹妹也不认为，他会听懂别人的话。”原来，格里高尔的孤独感、焦虑感和恐惧感都源于人们听不懂他的话；反过来，正因为如此，人们也普遍认为，格里高尔听不懂人类的话。格里高尔的悲剧就在于这种语言上隔阂和不理解，他的父亲和妹妹说，“如果他懂我们的话，那么倒也许可能和他达成一个协议。可是这……”而格里高尔多么希望父母亲能懂得他的请求，若是“可以和妹妹说话并感谢她为他所做的一切，他也许心里还会好受些。”格里高尔因为失去了语言，因而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因此，最后他只好龟缩在房间的角落里，凄凉地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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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夫卡童年的有关变形的记忆有时也转换成另一种形式，譬如“突然消失”“轻松地死去”等等。一九二零年，卡夫卡在一封致密伦娜·耶申斯卡的信中对自己的这种感觉作了极有说服力的描述：
　　
　　当然我们也有死亡的愿望，希望“轻松”地死，但这毕竟只是一个小孩的愿望，就像我自己回到了学校，在数学课上，当我看到老师在他的笔记本上寻找我的名字时，那个有力的、恐怖的、现实的图像便会来同我的无知无识作对。在这种恐怖的似梦非梦状态中，我希望我能像幽灵一样飞起来，像我的数学知识虚无缥缈，像幽灵一样在学校的条凳上飞来飞去，有时穿越大门，在外面聚集，在美丽的天空中感到自由自在，整个世界我都了如指掌，但却没有教室里的那种紧张。是的，这就是“轻松”的。但是，事情并没有这样发展。相反，我被叫到黑板前去解一道难道，而解这道题所需要的对数表我却忘在家里了。我撒谎说我把它放在桌子里，心想老师会把他的对数表递给我。但是，老师要我回我的桌子取对数表，这时，我感觉到了我的恐怖，真正的恐怖，它成了学校里的恐怖，我无需任何的假装，桌子里毕竟没有什么对数表。老师(前几日我遇见过他)于是叫我是“鳄鱼”，并且立即给了我一个“不及格”，这实际上很好，因为毕竟不需要我解题了，除此之外，它是不公正的(我撒了一个谎，这是真实的，但没有人能够证实，这是不公正吗?)。好了，我不必展示我的可耻的无知了。总的说来，这也是相当的“轻松”的，在有利的情况下，一个人即使是在教室里也可以“消失”，可能性是无止境的，并且一个人也可以在活着的时候“死去”。⁽¹³⁾
　　
　　卡夫卡从童年时代起就喜欢上了“消失”的艺术，即突然消失在“玻璃墙”后面，因为他觉得所有那些他所认识的人都在跟他作对。他真心实意地相信自己无能、懒惰、记忆力差、笨拙、衣冠不整、不能合作等等，这使他渐渐地从自我轻视发展到了自我仇恨，然而这里也还包含着一种古怪微弱的自满，甚至是骄傲，在这里他喋喋不休地夸耀自己的错误。自我鞭挞只不过是自暴自弃的一种方式，早在弗洛伊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前，明智的、大大小小的法官就知道，罪犯总是沉迷在他的罪行之中。但是，卡夫卡的自我贬抑，这种无意识中的满足或不满足，却都有着清晰的防护目的：使他离开竞争，脱离危险，使他能够在对抗的残酷时刻“消失”，就像他在教室里“消失”一样。
　　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不仅变成了甲虫，而且还心甘情愿地接受了死亡，永远从家里消失了：“他认为自己必须离开这里，他的这个意见也许比他妹妹的意见还要坚定呢。在钟楼上的钟敲响凌晨三点之前，他便一直处于这种空洞而平和的沉思状态中。窗户外面的朦胧晨曦他还经历着了。然后他的脑袋便不由自主地完全垂下，他的鼻孔呼出了最后一丝微弱的气息。”格里高尔所做的不过是卡夫卡“童年时遇到危险时经常做的事情”。
　　
　　二、工作与义务
　　
　　卡夫卡一辈子都处在工作和创作、家庭义务和个人理想的矛盾冲突之中。这种矛盾冲突是《变形记》的重要主题之一。主人公在变形后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工作和义务。“长年累月到处奔波。”“我若不是为了我父母亲的缘故而克制自己的话，我早就辞职不干了。”格里高尔虽然讨厌，甚至憎恨他的工作和上司，但为了家庭的利益他不得不拼命工作、委曲求全。变形后的格里高尔曾激动地对前来问罪的秘书主任说：“请您体谅我的父母！您现在对我所作的种种指责都是没有根据的；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人们一句话也没有对我说过。也许您还没有看到我已经寄出的最近一批定单吧。再者，我就乘八点钟的火车上路，这几个小时的休息使我精力充沛起来了。您别耽误时间了吧，秘书主任先生；我本人马上就上班，劳您大驾，把这一点告诉经理并代我向经理问好！”而后来当家里失去了格里高尔的主要收入来源，父亲、母亲及妹妹都不得不去替人打工时，格里高尔感到非常内疚和痛苦，他“一头扑到门旁那张凉丝丝的沙发上，因为他羞赧和伤心得浑身燥热。”“夜晚和白昼格里高尔几乎都是无眠地度过的。有时他想到在下一回开门时要完全像从前那样把家里的担子挑起来。”格里高尔就这样为了工作和义务而焦虑不安、夜不能眠，并且，最后在这种焦虑不安中孤寂地死去。
　　卡夫卡早在一九零七年就为选择合适的工作而伤透了脑筋。由于他有一个原则：即他所选择的工作不得与文学有任何联系，因为这种联系会降低文学创作的尊严。因此，卡夫卡选择了一份他并不爱的保险公司的工作，这给卡夫卡带来了一辈子的苦恼和痛苦，但同时也使他永远是一个业余作家，而不至于远离了生活的根基。一九零八年他刚开始上班时就有这种感觉，“你在办公室如此努力的工作，以致你太劳累了，从你的职业中完全得不到任何愉快。并且所有这些工作并不能使你获得人们对你的爱护和关心。它反而使你孤独，使你成为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一个古怪的物体”⁽¹⁴⁾。以后，随着这种工作的压力和枯燥乏味愈来愈加重，他感到自己变成了一只负重的野兽，一九零八年春天他在给海德维希的信中写道：
　　
　　我度过了悲惨的一周，办公室里的工作太多了，也许从现在起将一直是这样；人要对得起他的坟墓……。人们把我像一头野兽一样撵来撵去，由于我根本不是野兽，所以，我会多么劳累就可想而知了。上星期我名副其实地属于我居住的这条街，我把它称作“自杀者的助跑街”，因为这条街通向河边，那里现在正在建一座桥。河对岸一片山丘和花园就是百乐宫；他们将在下面挖一条隧道，这样，人们就可以沿着街道散步，过桥，进入百乐宫下面的隧道。但是目前立在那里的还仅仅只是一个桥架，这条街只通到河边，所有这一切只是一个玩笑，因为无论如何，过桥去百乐宫总比投河进天堂要美妙些。⁽¹⁵⁾
　　
　　上文论及的《乡村婚礼》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作的。工作和义务的压力使卡夫卡感到自己变成了怪物、动物。在以后的几年里，卡夫卡工作与创作、个人理想与家庭义务的矛盾非但没有得到缓和与解决，反而由于家里开设了一家石棉厂而变本加厉了。
　　一九一一年年底卡夫卡的父亲以卡夫卡妹夫卡尔·赫尔曼的名义开办了一家公司——布拉格赫尔曼石棉有限公司，卡夫卡在这家公司里也有投资。卡夫卡最初希望自己只是作为公司里的一个沉默的伙伴，或者作为客人偶尔地去工厂里瞧瞧，日后却可以靠工厂的利润分红而生活，并从枯燥乏味的工作中彻底地逃离出来，专门从事自己所钟情的文学创作。但这无论如何不是他父亲和他那位雄心勃勃的妹夫所想的，这注定了卡夫卡将与他父亲及家人发生冲突。
　　卡夫卡家的工厂建在布拉格郊区齐兹科夫，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开工，有二十五位工人，多数是女工，十四台机器由一部三十五马力的汽油发动机驱动。卡夫卡的妹夫卡尔·赫尔曼是监督管理者，但是，既然他还要去展售全部产品，因此他不得不将许多时间花在路上，工厂就只得留给那位德国工头负责。卡尔·赫尔曼相信，如果没有人监视，所有的工人都会把他当做瞎子一样来偷盗，所以他要求卡夫卡，只要卡尔不在那里，他就应去那里监视那些“付工资的敌人”，这给卡夫卡带来了无穷的痛苦和焦虑。在十二月的日记中卡夫卡写道，“吃午饭时父亲指责我对工厂的事关心不够。我告诉他，我参与了，因为我也期望获益，但是，只要我在保险公司里还有工作，我就实在不能去那里工作。父亲继续斥责。我站在窗口，保持沉默。”工厂成了对卡夫卡的一种折磨，他感到自己就像一只受鞭笞的狗，“在工厂里所做那点微不足道的事将剥夺我自己使用下午几个小时的机会，这无疑会彻底摧毁我的生存，并且已经越来越限制我的生存了。”因此，当这种压抑和冲突进一步升级时，卡夫卡想到了自杀。一九一二年三月，他写道：“前天由于工厂的缘故受到责备。我在睡椅上躺了一个小时，只想从窗子里跳出去。”⁽¹⁶⁾五月份工厂开始亏损，父亲又斥责儿子很快会毁掉家庭的未来。一九一二年十月七日，卡夫卡在一封给马克斯·布罗德的信中，再次起了自杀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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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星期日夜晚很好地写过一阵之后——我本来可以写个通宵，写到第二天白天、晚上，再写到第三天，然后飞逝而去，毫无疑问，今天我原本也是可以写得很好的——紧随昨天写的十页之后，又几乎一气呵成地写完了一页——但为了下面的理由我不得不搁笔：我妹夫，这位工厂管理者出差去了，需要十至十四天，而我陶醉在幸福之中，对此几乎毫无觉察。由于他不在，这段时间工厂就等于交给了那位仁慈的工头，并且，此时此刻没有任何投资者不怀疑那里正在进行着某种最可恨的欺诈活动，更不用说像我父亲那样神经质的人了。我自己对此也有同感，虽然不那么担心钱的问题，而只担心那里的单调乏味，并感到良心不安。无论如何，在我的想象中，任何一个毫无偏见的观察者，都能看出我父亲恐惧的理由，尽管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能忘记，我最终也没有看出，为什么我妹夫不在时，那个德意志帝国的工头，他在技术和管理方面比妹夫高明千万倍，怎么就不能运用他那有效的手法将工厂管理得井井有条呢?毕竟，我们是人，不是贼……
　　今天晚上母亲又开始了她那老一套的抱怨，除了指责我应对父亲的痛苦和疾病负责外，又把妹夫离开和工厂无人看管这一新理由端了出来，而我最小的妹妹通常总是站在我一边，这次也离我而去……，我清楚地意识到，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在大家入睡以后从窗口跳出去；要么在以后的两周内每天去工厂，去妹夫的办公室……，我没有跳窗，诱惑我写这封诀别信的力量也并不太强……，同时我也想到，比起我继续活下去，我的死亡对中断我的写作更具有决定性意义。⁽¹⁷⁾
　　
　　这封信震动了布罗德，使他觉得有必要从中进行斡旋。他将信复写了一份寄给卡夫卡的母亲，她立刻就回信说：“我刚刚收到您的信，从我颤抖的字迹上您看得出，我是多么的不安。我，愿将我的心血奉献给我的每一个孩子，以保证他们人人都幸福，而这一回我却束手无策。然而，我仍将竭尽全力，使我的儿子幸福。”⁽¹⁸⁾
　　没有理由怀疑朱丽亚·卡夫卡的心的确被震动了，但她首先要忠诚的，总是她的丈夫。同时，她的确爱她的儿子，只是用她自己的方式，并且对于他是谁以及他是什么，也没有深入的理解。她一边让丈夫相信他们的儿子这时候正在工厂里认真地履行他的职责，一边又悄悄地雇用女婿的弟弟来从事这一工作。这一安排持续了好几年，直到一九一四年，卡尔的弟弟保尔·赫尔曼正式成为了这里的合作者为止。后来由于战争的原因，原材料的缺乏，产品的积压，一九一七年十月公司正式宣告破产。卡夫卡管理者生涯也随之结束，虽然这并不是他所希望的。
　　因此，卡夫卡在创作《变形记》之前就有了一次变形的体验，他一边变成了他妹夫的弟弟继续在工厂里履行职责；一边却从工厂的事务中抽身出来从事他所热爱的文学创作。卡夫卡后来在《致父亲》的信中就将自己比做是“一条虫”：“你对我的写作和与之有关的、你不知道的各种因素所持的反感倒是比较正确的。在这方面，我确实独立地离开你的身边走了一段路，尽管这有点让人联想到一条虫，尾部被一只脚踩着，前半部挣脱出来，向一边蠕动。”⁽¹⁹⁾总之，由石棉厂引发的危机一个月后给卡夫卡提供了创作《变形记》的“动机和灵感”，卡夫卡终于找到了一种适当地表达自己的孤独、愤懑、焦虑和矛盾心情的方式。
　　
　　三、恋爱与友谊
　　
　　卡夫卡创作《变形记》时他刚刚认识女友菲丽斯不久，正处在热恋之中，这对他的小说创作不无影响。一九一二年八月十三日晚上，卡夫卡在布罗德家里认识了菲丽斯。九月二十日他给菲丽斯写了第一封信，两天后他创作了他的另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判决》，并将这篇小说题献给菲丽斯。八天后他收到了菲丽斯的回信，当晚他又给菲丽斯写了一封长信。在两个礼拜没有收到菲丽斯的回信后，卡夫卡变得狂躁起来，十月十三日他又给菲丽斯写了封信。一周后菲丽斯那里有了回音。在此后的六个多月里，卡夫卡常常每天给菲丽斯写两至三封信。据说，卡夫卡创作《变形记》的灵感就产生于“某天早晨无望地躺在床上，发誓收不到菲丽斯的信便决不起床的时候”⁽²⁰⁾。
　　菲丽斯认识卡夫卡时是柏林一家公司的速记员兼打字员，二十四岁。她头脑清醒，开朗大方，具有高度的协调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而这些则正是卡夫卡所缺乏的。卡夫卡与菲丽斯有过长达五年的恋爱，在此期间卡夫卡给菲丽斯写了五百多封信，这些信常常被认为是卡夫卡惟一完成了的、最长的小说。五年来，卡夫卡与菲丽斯恋爱是漫长而又痛苦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处于这样一种模式：一旦她退缩，他就责骂自己，进入一种极度的绝望之中，玩起自杀或疯狂的游戏；一旦她被书信中的这种柏拉图式的热情所折服，害怕他果然像他所说的那样做，让自己沉溺在结婚及其相关事宜中，甚至合乎实际地采取某种适当的步骤，他便在一种彻底的恐惧中逃逸，将自己包裹在软弱和疾病之中，乞灵于他的职责的禁欲主义要求，完全臣服于文学事业，扔掉所有他认为无法跨越的障碍物。这种循环往复的悲剧的最悲哀之处，就其对卡夫卡的影响而言，至少是激情和恐惧具有同等的创造力和同样的破坏性。这种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恐惧并不亚于那种面对枪口的恐惧。
　　卡夫卡在那封《致父亲》的信中袒露了自己既渴望结婚又惧怕结婚的矛盾心理：“我精神上实际上没有结婚的能力。这一点表现在：从我决心结婚的那一瞬间开始，我就再也无法入睡了，脑袋日夜炽热，生活已不成为其生活，我绝望得东倒西歪。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并不是担忧，虽然与我的忧郁和迂腐相应地有许多忧虑伴随着我，但它们并不是关键因素，它们虽然把像蛆虫对付尸体那样的工作完成得很出色，但对我的思想起着决定性影响的是其他一些因素。那就是恐惧、懦弱、自卑的无所不在的压力。”⁽²¹⁾格里高尔是一个单身汉，他曾认识“一家帽子商店里的一位女出纳员，他严肃认真而过分缓慢地向她求过爱”，她却对他“冷冷冰冰”，他们的婚姻无果而终。最后，格里高尔通过变形彻底逃避了自己结婚的责任和义务。
　　卡夫卡在他那封著名的《致父亲》的信中提到了他的一位朋友略韦，“只须我对一个人有一点兴趣(就我的天性而言，这种情况并不多)，你就会毫不考虑我的感情、毫不尊重我的评价地对这个人破口大骂、污蔑、丑化。比如像意第绪语演员略韦这样的天真无辜的人就遭到了这样的命运。你还从未见过他，就用一种可怕的方式(我已忘了是何种方式)把他同虫相比。”⁽²²⁾略韦是卡夫卡最要好的朋友之一，甚至有人怀疑他们之间有过同性恋的关系。卡夫卡在略韦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而卡夫卡与略韦的认识与交往就在卡夫卡创作《变形记》的前一年。一九一一年十月一个意第绪演出剧团来到了布拉格，略韦是这个剧团的导演、创办人和主要演员。略韦当时二十四岁，比卡夫卡小四岁，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已经作了许多卡夫卡做梦都想做的事。一八八七年生于华沙，成为绝对正统的查西迪教派家庭中的一员，十七岁时他同父母决裂，逃往巴黎，在做苦力的同时，业余兼作意第绪剧演员，一九零七年首次参加了一个专业巡回演出剧团，走遍了西欧和东欧的主要犹太人居住区。一九一二年，由于波希米亚地区严重的金融危机，略韦定居柏林，但还定期去布拉格，与他的朋友保持着联系。一九一三年他从维也纳写信给卡夫卡说，“您是唯一对我好的人，是唯一一个说话说到我心坎里去的人。”⁽²³⁾卡夫卡对这位经历丰富、性情冲动而又温和的人物非常迷恋，有一段时间他天天去看略韦，他甚至请略韦到家里来，这使得卡夫卡的父亲非常恼怒。卡夫卡的父亲在谈及略韦时甚至说，“谁同狗一起睡觉，起床时就会惹一身臭虫。”这句话给卡夫卡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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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韦是犹太人的化身和象征。犹太人就像虫子和狗一样，这是长期积郁在卡夫卡心头挥之不去的情结。从这个意义看，《变形记》就是卡夫卡的“战书”，“变成甲虫的方式有千万种，而作为例外或少数人就是社会的原罪。当社会上某些人由于其特殊的趣味、种族和传统而被指责为‘虫子’时，必然有另一些人只看到他们的腐败，而那些少数受到谴责的人在思想和行为上仿佛真的已经变成了虫子一样。既然卡夫卡也是犹太人，他必定也有过这种经历。”⁽²⁴⁾卡夫卡在他的《变形记》中倾注了犹太人的情感和愤懑，这应当是无可争议的。变形后的格里高尔被视作异类而遭到鄙视、唾弃，被追打、被隔离，最后孤独地死去，这些都不由得使读者想起几千年来犹太人的不幸遭遇和悲苦命运。
　　当然，卡夫卡描写变形的原因还很多，譬如资本主义社会及官僚制度对人的异化；宗教意义上人与上帝的疏离；古希腊罗马文学，尤其是奥维德的《变形记》对卡夫卡的影响；宗教文学，尤其是犹太宗教文学对卡夫卡的影响；中国文学，尤其是包括《聊斋志异》在内的有关动物的小说对卡夫卡的影响等等，不过，由于这些我们在其他相关文章中已有所论述，因此这里不再赘述。
　　
　　①叶廷芳编《卡夫卡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卷，第１０６页。文中有关《变形记》的引文，后面只注明页码，不再另注。
　　②瓦尔特·Ｈ·索克尔《反抗与惩罚——析卡夫卡的〈变形记〉》，叶廷芳编《论卡夫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５３页。
　　③叶廷芳编《卡夫卡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９卷，第６７、８２、１２３页。
　　④叶廷芳编《卡夫卡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６卷，第２８８页。译文根据英译本有所改动。
　　⑤罗纳德·海曼《卡夫卡传》，赵乾龙等译，作家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１０、２１１页。
　　⑥莫里斯·布朗肖《文学空间》，顾嘉琛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６页注释１。
　　⑦ＦｒｅｄｅｒｉｋＲ．Ｋａｒｌ,Ｆｒａｎｚｋａｆｋ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ｍａ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ｃｈｎｏｒ＆Ｆｉｅｌｄｓ,１９９１,Ｐ１０６．
　　⑧叶廷芳编《卡夫卡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卷，第３１０—３１１页。
　　⑨叶廷芳编《卡夫卡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８卷，第２８１页。
　　⑩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林克明译，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６页。
　　(11)弗朗茨·库纳《维也纳和布拉格》，马·布雷德伯里、詹·麦克法兰编《现代主义》，胡家峦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９９页。
　　(12)叶廷芳编《卡夫卡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８卷，第２４７页。
　　(13)叶廷芳编《卡夫卡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０卷，第３３３页。
　　(14)ＥｒｎｓｔＰａｗｅｌ,ＴｈｅＮｉｇｈｔｍａｒｅｏｆＲｅａｓｏｎ—ＡｌｉｆｅｏｆＦｒａｎｚＫａｆｋａ,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８４,Ｐ１６９．
　　(15)叶廷芳编《卡夫卡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７卷，第５８—２４４页。
　　(16)叶廷芳编《卡夫卡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６卷，第１５３、１７５、２１４页。
　　(17)叶廷芳编《卡夫卡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７卷第２３２—１３３页。
　　(18)ＥｒｎｓｔＰａｗｅｌ,ＴｈｅＮｉｇｈｔｍａｒｅｏｆＲｅａｓｏｎ—ＡｌｉｆｅｏｆＦｒａｎｚＫａｆｋａ,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８４,Ｐ２３７．
　　(19)叶廷芳编《卡夫卡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８卷，第２６６—２６７页。
　　(20)ＥｒｎｓｔＰａｗｅｌ,ＴｈｅＮｉｇｈｔｍａｒｅｏｆＲｅａｓｏｎ—ＡｌｉｆｅｏｆＦｒａｎｚＫａｆｋａ,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８４,Ｐ２８５．
　　(21)叶廷芳编《卡夫卡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８卷，第２７７页。
　　(22)叶廷芳编《卡夫卡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８卷，第２４３—２４４页。
　　(23)ＥｒｎｓｔＰａｗｅｌ,ＴｈｅＮｉｇｈｔｍａｒｅｏｆＲｅａｓｏｎ—ＡｌｉｆｅｏｆＦｒａｎｚＫａｆｋａ,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８４,Ｐ２４４．
　　(24)ＡｎｇｅｌＦｌｏｒｅｓ,ｅｄ．,ＴｈｅＫａｆｋａｐｒｏｂｌｅ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Ｎｅｗ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１９４６,Ｐ１３２—１３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