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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艳兵 文选 ]   

失去寓意的寓言

◇ 曾艳兵


  《一道圣旨》是卡夫卡的一篇著名的小小说,大约写于一九一七年,它原是卡夫卡的另一篇重要小说《中国长城建造时》中的一个片段,但这篇小说显然没有写完,卡夫卡生前没有发表。一九一九年《乡村医生》结集时,卡夫卡将这个片段收入小说集,题名为《一道圣旨》分别在慕尼黑和莱比锡出版。“由于这篇小说的特殊意义”,卡夫卡小说集的英译者将它作为“导论式寓言”列于篇首,可见其在卡夫卡全部创作中的地位和意义。因此,我们在阅读卡夫卡的其他小说之前,比如在阅读《变形记》《诉讼》或《城堡》之前,先阅读这则小小寓言,将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也不失为理解和把握卡夫卡的一条捷径。
  卡夫卡的这篇小说是一则典型的现代寓言,充分地体现了卡夫卡的思想及其创作特色。卡夫卡有一句名言:“我们需要的书,应该是一把能击破我们心中冰海的利斧。”这句寓言式的名言已经展示了卡夫卡的创作内容及创作方法的基本特色。卡夫卡曾经说过:“有一个寓言,正捏着生命的痛处……”卡夫卡的创作虽然通常被认为主要是小说,但我以为,把它们看做是“正捏着生命的痛处”的寓言似乎更为合适,并且,卡夫卡的一生也可以看做是一则伟大的寓言,而所有对卡夫卡的理解和阐释也只能是“寓言式”的理解和阐释。
  《一道圣旨》不长,译成中文后约六百字,全文如下:
  
  有这么一个传说:皇帝向你这位单纯的可怜的臣仆,在皇天的阳光下逃避到最远的阴影下的卑微之辈,他在弥留之际恰恰向你下了一道圣旨。他让使者跪在床前,悄声向他交代了旨意;皇帝如此重视他的圣旨,以致还让使者在他耳根复述一遍。他点了点头,以示所述无误。他当着向他送终的满朝文武大臣们——所有碍事的墙壁已拆除,帝国的巨头们伫立在那摇摇晃晃的、又高又宽的玉墀上,围成一圈——皇帝当着所有这些人派出了使者。使者立即出发;他是一个孔武有力、不知疲倦的人,一会儿伸出这只胳膊,一会儿又伸出那只胳膊,左右开弓地在人群中开路;如果遇到抗拒,他便指一指胸前那标志着皇天的太阳:他就如入无人之境,快步向前。但是人口是这样众多,他们的家屋无止无休。如果是空旷的原野,他便会迅步如飞,那么不久你就会听到他响亮的敲门声。但事实却不是这样,他的力气白费一场;他仍一直奋力地穿越内宫的殿堂,他永远也通不过去;即便他通过去了,那也无济于事:下台阶他还得经过奋斗,如果成功,仍无济于事;还有许多庭院必须走遍;过了这些庭院还有第二圈宫阙;接着又是石阶和庭院;然后又是一层宫殿;如此重重复重重,几千年也走不完,就是最后冲出了最外边的大门——但这是决计不会发生的事情——,面临的首先是帝都,这世界的中心,其中的垃圾已堆积如山。没有人在这里拼命挤了,即使有,则他所携带的也是一个死人的谕旨。——但当夜幕降临时,你正坐在窗边遐想呢。
  
  这里,“有这么一个传说”,英泽文是“有这么一个寓言”(so a parable ru )。作者一开始就指明了这则小小说其实就是一则寓言。“卡夫卡建构了现代寓言的话语方式,也建构了我们理解寓言的方式。”我们知道,传统的寓言通常都是有寓意的,这些寓言都邀请读者去发现或阐释隐藏其中的寓意。那么,《一道圣旨》的寓意是什么呢?它的寓意又是通过怎样的手段实现的呢?下面我们从五个方面来加以阐述。
  首先,这则寓言的人物主要有:皇帝、使者和卑微的臣仆。其故事的基本结构是,皇帝欲通过使者将他的谕旨传达给他遥远的臣仆,即那些卑微之辈。就这一故事结构而言,它也许源于古老的犹太教或基督教传统:即上帝通过中介将他的旨意传给他的子民。《圣经·旧约》中的《摩西五经》,据犹太教传说,就是上帝通过摩西所宣布的“律法”。“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如此反复多次,摩西在耶和华与百姓之间传递着信息,他是上帝的真正使者。由于他的下传上达,在耶和华与百姓之间真正架起了一座理解与沟通的桥梁。
  然而,在卡夫卡的寓言中,皇帝将圣旨传达给了使者,使者却无法将圣旨传递给臣民;而臣民的思想则更是无法传达给皇帝。如果这里的皇帝是代指上帝的话,那么,这则寓言的意思就是:上帝的恩宠永远也无法送达给他的子民。这层意思也正是卡夫卡的朋友布罗德对卡夫卡的杰作《城堡》的解释。布罗德认为,城堡就是“上帝恩宠的象征”。《城堡》的中心所在就在于表明,尘世间和宗教行为不能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从井底蛙的角度,从人类的角度来看,人类所有的诽谤和谩骂都只不过表示人类的智慧和上帝的安排是有差距的,虽然人类表面上拥有全部的权利,但事实上却常常由于不可理解的原因遭遇到不合理的待遇。这种人与上帝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这种人与上帝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除了用神秘的幽默来叙述外,无法以更合理、更恰当的方式来说明。以人类的理智来看,上帝的意旨一会儿崇高、和蔼可亲,就像克拉姆先生所表现出来的一样;一会儿又像可以加以讽刺,可以善意或恶意地任意进行批评,以至于上帝的意旨有时候就像是那个非常卑鄙的档案室,那两个可耻、堕落、任性、无意义的捣蛋助手。总之,“不管你怎么做,永远都是错的”。这种人与上帝的区别,犹太人用一句谚语表现得相当精彩,“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人类愈思索,真理离他愈远;人类愈思索,人与人之间的思想距离也就愈远。K无法进入城堡,正如皇帝的使者无法将圣旨送达给他的子民;人类无法获得上帝的恩宠,正如上帝的恩宠永远也无法送达人类那里。那些等待着来自上帝的信息的人,就像那些在绝望地等待着“皇帝”的圣旨的人一样,伴随他们的将是黑夜渐渐降临。
  另外,在卡夫卡的寓言中,“弥留之际”的皇帝、“死人的谕旨”等意味着上帝的死亡,而上帝死亡后留给人类的则是永远的黑暗和孤独。“当夜幕降临时,你正坐在窗边遐想呢”,上帝死后,他的臣民,包括所有的读者“你”,都将无所作为,只能在窗边无望地遐想,黑暗将笼罩一切。这便是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人类存在的真实处境;这也就是人类在失去信仰之后的孤独和焦虑。卡夫卡再一次在他的寓言中透露出某种宗教信息。
  当然,尽管卡夫卡有着浓烈的宗教意识,但他不是犹太教徒,更不是基督教徒,因此,从宗教意义理解和阐释卡夫卡尽管是有道理的,但并不是没有最恰当的,更不是惟一的。这样,我们便有必要,也有可能从其他的角度来重新阐释和理解卡夫卡。
  其次,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但他已躺在死亡之床上,随时可能离开这个世界。他除了向使者发布圣旨外已毫无作为。身处蛮荒之地的臣民,徒然地等待着那永远也不可能送达的皇帝的圣旨,在遐想中打发时光。而那位使者更是身陷困境,他非常努力,也非常刚毅,“一会儿伸出这只胳膊,一会儿又伸出那只胳膊,左右开弓地在人群中开路;如果遇到抗拒,他便指一指胸前那标志着皇天的太阳:他就如人无人之境,快步向前”。但尽管如此,他也只是白费力气,他永远也到达不了他的目的地,永远也不能将皇帝的密旨送达给那些遥远的臣民,永远也不能完成他的使命。不过,这显然不是使者的错,他已经尽力了。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迷宫,一个永远也找不到出口的迷宫。迷宫中有无数的障碍:1.“一直奋力地穿越内宫的殿堂,他永远也通不过去”;2.“下台阶他还得经过奋斗,如果成功,仍无济于事”;3.“还有许多庭院必须走遍”;4.“过了这些庭院还有第二圈宫阙”;5.“人口是这样众多,他们的家屋无止无休”;6.“垃圾已堆积如山”;7.“没有人在这里拼命挤了”;8.“他所携带的也是一个死人的谕旨”,如此等等,没有尽头。任何个人的努力和奋斗都不能改变现实和命运,这一切准确地表达了卡夫卡的悲观绝望的情绪。
  卡夫卡的这种悲观绝望情绪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这则寓言可以说是“奥匈帝国官僚机构的一个例证”。卡夫卡生活在奥匈帝国时期(1867~1918),当时的捷克就属于这个帝国。奥匈帝国的生产方式已经资本主义化了,但政治上却实行君主立宪。它对外侵略扩张,对内奉行高压统治,在当时的欧洲是个相当落后的政权。在欧洲统治了七个世纪的哈布斯堡王朝,在卡夫卡的心中始终是个不可抗拒的魔影。十九世纪迅速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则像一只硕大无比的巨兽,吞噬着无辜的一切,卡夫卡自己也未能幸免于难。卡夫卡非常熟悉中下层阶级,尤其是因伤致残的工人的贫困不幸的生活,但他又没有能力帮助他们摆脱困境。而作为一个没有自己的国家,在欧洲漂流的无根的犹太人,他对自己异乡人的身份也有着非常痛切的感受。在自己家里,他父亲则像一位真正的“暴君”,时时刻刻威胁着他的生存。他一辈子都在想方设法地逃避父亲,逃避布拉格,但最终也未能走向独立和自由。这一切使得卡夫卡具有非常深切的孤独感、恐惧感、焦虑感和负罪感。而这些深切的感受,又往往表现为一种弥漫在卡夫卡作品中的悲观绝望情绪。
  再次,皇帝下了一道圣旨,他向使者交代了旨意,并让使者复述了一遍,他最后点头表示所述无误。看来,意义是确乎存在的。“皇帝派出了使者。使者立即出发。”这便意味着意义已经发送出去,发往接受者那里,意义已进入了传播过程。然而,皇帝与他的臣仆却分隔两地,相距遥远,使者面临着数不清的障碍,他无法将圣旨送交皇帝的臣仆。尽管使者“是一个孔武有力、不知疲倦的人”,并且非常尽职尽心,但他仍然无法完成皇帝托付给他的重任。意义就在这一传播过程中被阻碍、被延宕,并且一点一点地失去意义。等到使者最后冲出了最外边的大门(但这是决计不会发生的事情),“他所携带的也是一个死人的谕旨”,这时谕旨已变得毫无意义了。卡夫卡在这则寓言中要说明的似乎是:意义交流、传播的困难性及其不可能性。作家要将自己心灵的图像传达给他人,寻找到一种适合于自己的表达方式,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如果意义的确存在的话,意义的传播途径是多种多样的,意义的传播过程则是漫长而困难的,并且,意义最终是无法传达给接受者的。意义总是在传达给接受者之前,就已经失去了意义。这就是语言的悲哀,也是人类的悲哀。
  卡夫卡非常强调语言的存在论意义,但是,在言和意的关系上,在将语言作为媒介和工具时,卡夫卡又存在着深刻的危机意识。卡夫卡有一句与此类似的名言,“我写的与我说的不同,我说的与我想的不同,我想的与我应该想的不同,如此这般,陷入最深的黑暗之中”。这种“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危机意识,卡夫卡有着深切的体验。他说,“对于超越物质世界的一切问题,语言仅能略示梗概,但几无半分正确可言,因为语言能够从物质世界取来论述的,仅限于它能够把握得住的事物,而它所能叙述的,也仅止于暗示而已”。联系卡夫卡的代表作《城堡》,我们便能更好地理解卡夫卡的语言观。物质世界就好比是卡夫卡笔下的“城堡”,语言就好比是他试图进 [##] 入城堡的种种努力,他能略示城堡的梗概,了解到他能够了解的有关城堡的一切,但是,城堡的中心他永远也进不去,非但如此,甚至连什么是真正的城堡,他也不知道。卡夫卡这种对语言的限度的认识,具有浓郁的现代意义,同解构主义的语言观有许多相通之处。
  复次,由于这则寓言原属《中国长城建造时》中的一个片段,因此将二者联系起来进行思考是非常必要的,而且还可能获得意想不到的发现。《中国长城建造时》描写中国长城建造的原因、方法、过程和作用。建造长城的目的,是为了防御北方民族,但分段修建的方法却使长城留下了许多缺口。这样,修建长城的方法和目的便产生了矛盾。“它造得并不连贯,又如何起防御作用呢?甚至,这样的长城非但不能起防御作用,这一建筑本身就存在着经常性的危险。”因此,评论家通常认为,这篇小说表现了奥匈帝国封建官僚机构的昏庸无能、腐朽落后。但是,卡夫卡何以要用遥远而古老的中国文化来表现奥匈帝国的现实呢?卡夫卡与中国文化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呢y卡夫卡又是如何认识中国、想象中国,甚至创造中国的呢?
  万里长城历来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建构长城就是建构中华民族的精神。因此卡夫卡以长城为切人点来解读中国的民族精神,并由此探讨东西方文化相互沟通和理解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实在是十分敏锐和深刻的。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围绕长城曾产生过许许多多的传说,而由于工程范围之大,后人是无法一一凭自己的眼睛来加以衡量的。由建造长城而产生的种种解说的迷雾,本质上与中华帝国的含混不清紧密相连。譬如那位皇帝,我们几乎不可能打听到有关他的任何事情,虽然后来道听途说的不少,但一件也不能落实。“纵使有消息抵达我们这里,但已经太晚了,早已失去了时效。”皇帝的谕使还未将谕旨送到,早已改朝换代了。老百姓“不知道哪个皇帝在当朝,甚至对于朝代的名称都还存在着疑问”,他们“把以往的统治者弄得面目全非,把今天的统治者与死人相混淆”。一切都不可理喻,难以置信,就像是“一朵千百年来在太阳底下静静地游动的云彩”,于是,叙述者对这些问题的考察“暂时不想继续下去了”。
  卡夫卡放弃了对长城问题的继续考察,也就是放弃了对中国问题的考察,放弃了对东方问题的考察。他认为中国是不可阐释的,因为它缺乏任何确定的意义,这就像皇帝的那道圣旨。而阐释的困境就像是那位皇帝的使者面临的困境:几千年也走不完的庭院和宫殿,挤拥不堪的人群,以及堆积如山的垃圾,即使信使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冲出了宫殿最外边的大门——“但这是决计不会发生的事情”——他所携带的已是一个死人的谕旨了。皇帝死了,谕旨已没有了任何意义,即便如此,谕旨也永远无法送达接收谕旨的人手里。这就像阐释者一直在阐释没有意义的符号,虽然经过不懈的努力,却始终只是从符号到符号的阐释,触及不到符号的意义,并且这种阐释永远也无法到达接受者那里。
  法国后结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在他的《喂,中国》一书中说,“我们希望中国存在费解的现象,这样我们就能够去理解它们;一种意识形态的返祖现象使我们能够去描绘那种创造性的阐释对象。我们相信我们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去发现意义。但是,中国却似乎在抵制这种意义的产生,这不是因为它隐藏了意义,而是因为它毁掉了所谓概念、主题和名称这一结构方式”。由于中国拒绝以西方的结构方式去制造现实,使得西方人不仅要质疑某些特殊的阐释问题,而且要质疑探索意义这一行为本身。这也就是巴特所命名的“阐释的终结”。卡夫卡在创作这篇小说时已隐隐约约地预感到了西方人对东方的“阐释的终结”,因此他放弃了对这一问题的考察,放弃了完成这篇小说的愿望,而只是将其中的一个片段抽出来,以《一道圣旨》为题,收在小说集《乡村医生》中先行发表,这不能不说是非常敏感而又颇有预见的行为。
  最后,在卡夫卡的这则寓言中,皇帝的谕旨显然是至关重要的,所有的人物都与谕旨有关。然而,这道谕旨的内容究竟是什么,除了皇帝和使者外,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位垂死的皇帝显然十分重视他的谕旨,他“如此重视他的圣旨,以致还让使者在他耳根复述一遍”。这道圣旨也是非常隐秘的,皇帝悄声向使者交代了旨意,他没有让任何其他人知道圣旨的内容。这引起了读者对这道谕旨的浓烈兴趣。然而,皇帝究竟在他的谕旨里隐藏了什么机密?他为什么一定要将这一机密传送给他遥远而卑微的臣民呢?这些遥远而卑微的臣民果真喜欢他们的皇帝吗?皇帝与臣民以前传递过谕旨吗?那时采用的是什么方式呢?那时传递的谕旨是什么内容呢?这些卑微的臣民将会收到垂死的皇帝的谕旨吗?……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在读完寓言后仍然一无所知。传播学告诉我们,“任何讯息(me age)都是已知和未知、预料之中和预料之外的结合”,“信息是不确定性的减少”。但在皇帝的圣旨中只有“未知”,没有“已知”;只有“意料之外”,没有“意料之中”。作为信息源的皇帝的圣旨非但没有使不确定性减少,反而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这样我们便开始怀疑,皇帝下达的那道谕旨是否果真有意义。也许皇帝最初向使者交代旨意时,他交代的便只是一些没有意义的符号。皇帝和使者完成了某种庄重的仪式,仪式是必须完成的,而仪式之后的事情却是无足轻重的,就连他们自己也不奢望圣旨能传达到接受者那里。
  正如我们不知道皇帝谕旨的秘密是什么一样,我们也不知道卡夫卡这则寓言的真正寓意是什么。我们永远是寓言的旁观者,永远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寓意。卡夫卡拒绝给他的读者提供任何秘密的信息,甚至卡夫卡自己也不知道其中的秘密,卡夫卡送到读者手中真正的“皇帝的圣旨”,就是一个寓言,一个几乎可以作任何解释而又拒绝作任何解释的寓言,一个失去了传统寓意的寓言。
  也许最后这种理解最符合卡夫卡的原意。卡夫卡有一则寓言,篇名就叫做《论寓言》,卡夫卡写道:
  实际上,所有这些寓言仅是表示:不可理解的就是不可理解的——这点我们早就知道了。但我们却必须每天苦心焦虑去思索,“思索它”是一个特殊的问题。
  关于这点,有一个人曾说过:“何必这样勉强呢?只要跟随寓言,你自己就成为寓言,根本不必每天苦心焦虑了。”
  另一个人说:“我敢打赌,这也就是一个寓言!”
  第一个人说:“你赢了。”
  第二个人说:“但不幸的,只是寓言式的赢了。”
  第一个人说:“不,实际上,你是寓言式的赢了。”
  原来,“不可理解的就是不可理解的”,只可惜我们并不是很早就知道这一点;“但我们却必须每天苦心焦虑去思索”,而这正是我们目前所做的。思索的结果就是,放弃对寓意的追问,放弃对意义的追寻,“跟随寓言”“成为寓言”,最后便可以“寓言式的赢了”。
  ① The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of Franz Kafks,ed.,Nahum N.Glatzer,Tra .,Wills and Edwin Muir,Penguin Books,1983,P460.② 叶廷芳编《卡夫卡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卷,第185~186页。③ Gila Safran Naveh,BLblical Parables and their Modern Re—creation:from“A les of Gold in Silver Settings”to“Imperial Me ages”,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 ,2000,P123.④ Frederik R.Karl,Fram Kafka,pepresentatwe man,New York:Tichnor & Fields,1991,P271.⑤ 叶廷芳编《卡夫卡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卷,第163页。译文根据英译本,略有改动。⑥ 叶廷芳编《卡夫卡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卷,第9页。译文根据英译本,略有改动。⑦ Roland Barthes,Well,and China.Tra .Lee Hil-dreth,In Discourse 8 (fall—winter 1986~1987),P116~117.⑧ E·F·罗杰斯《传播学史》,殷晓蓉译,上海泽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436、437页。⑨ 《卡夫卡寓言和格言》,张伯权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