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就传统思想引发的中西爱情观差异，中西方女性社会地位的不同呈现的婚姻观差异，以及中西爱情婚姻观的共同点三个方面展开探讨，试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学作品中解读中西爱情婚姻观的异同，为读者更好地了解中西方文化，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流略尽绵力。
　　关键词：爱情婚姻观异同文学作品
　　爱情是人类情感花园中的一朵奇葩，是文学作品永恒的话题，而作为爱情的升华，便是婚姻了。中西方不同的文学作品，生动形象地记录了中西方爱情婚姻观差异，而作为人类共同文化中的一部分，中西方爱情婚姻观除却其差异性，亦存在着共通之处。
　　一、传统思想引发的中西爱情观差异
　　中国民族传统文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作为中国数千年一脉相承的正统文化，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历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其中的三纲五常及中礼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们的情感，封建思想清规戒律多，使青年男女之间的交往受到重重限制，中华民族推崇“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两性关系，任何大胆外露的情感都受到封建礼义的压制。这种影响力也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例如《诗经》中的那首诗歌《静女》写道：静女其姝，俟我於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诗歌中静女内敛含羞的形象是中国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典型代表。又如，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崔莺莺对张
　　生一见钟情，但她没有大胆追求自己所爱，只是将爱慕之心深藏心底，若不是红娘在其中牵线，这一对有情人恐怕难成眷属。就是人们在表达对爱人的爱慕之心，表明自己对爱情的炽热和坚贞，也极少使用“爱”“永远”等直白字样，例如，李商隐的名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诗人以“春蚕丝尽”和“蜡炬泪干”这两种鲜明的形象来比喻自己情爱坚贞、生死不渝的盟誓。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的爱情观是内敛的，含蓄的。
　　而西方文化向来都把爱情作为首要位置进行推崇，甚至有西方的哲人总结出“整个人类史就是围绕着‘爱’与‘死‘两个主题展开的。自从文艺复兴以来，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者提出“一切以人为中心”的口号，人性、人权、人欲得以解放，人们可尽情地享受生活，这一运动极大地冲击了封建主义思想。因此西方的男女可以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交往和恋爱，他们没有受到来自外界的过多的压力，因此他们的爱情观是大胆的，奔放的，热烈的，开放的。西方的文学作品中，人们往往大胆直白地表露，进行直抒胸臆地描写，例如海涅的《你就像一朵鲜花》：“你就像一朵鲜花，温柔、纯洁而美丽，我一看到你，哀伤就钻进我的心里。我觉得，好像应该用手抚摩你的头，愿上帝保持你永远纯洁、美丽而温柔。”诗歌以直抒胸臆的形式，表达作者对爱人的爱慕之心。又如，莎士比亚著名的爱情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美丽、纯洁、乖巧的朱丽叶爱上罗密欧后，不顾家族的反对，甚至愿意为爱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大胆追求爱情和幸福的精神是西方文学作品对爱情的完美诠释。
　　二、中西方女性社会地位的不同呈现的婚姻观差异
　　女性的社会地位，直接影响了男女之间交往的方式及人们的爱情婚恋观。纵观中西方的各种文学作品，不难看出，封建礼教下的中国女性社会地位较低，具有较重的依附性，而西方女性的社会地位较高，具有较强的独立人格。
　　中国的封建社会历时悠久，封建儒家伦理观念根深蒂固并约束着每个人的行为，封建思想的禁锢，“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伦理纲常道德的束缚，以及根深蒂固的男权中心论，使中国女性背负巨大的枷锁，造成其思想封闭、逆来顺受的性格及其依附于男性的从属地位，中国妇女享受不到与男子平等的地位，一直没有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婚姻更是不能自主，她们对自己的婚姻没有发言权，完全是听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致使中国女性在婚姻爱情观上没有独立性、自由选择权和强烈的反抗精神。例如，《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被焦母遣回家后，又被其兄长托人做媒让其另嫁，尽管刘兰芝誓死不从，也没有办法扭转被嫁的局面，由此可看出当时中国女性在婚姻上没有独立人格的依从性。又如，宋代著名的女诗人朱淑真，在其少女时代与一位才华出众的年轻书生互相爱慕，这样追求婚姻爱情自由的张扬个性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也为其父母所不容，最后，朱淑真在父母的包办下，嫁给一个不务正业的庸才，她的婚姻生活极不和谐，柔软的朱淑真不可能也无力反抗婚姻不幸带给她的痛苦，她只有在抑郁中煎熬，将寂寞无助、愁肠百节的心境写在诗词当中，她写：“满院落花帘不卷，断肠芳草远。”她说：“哭损双眸断尽肠，怕黄昏后到昏黄。更堪细雨新秋夜，一点残灯伴夜长。”朱淑真一生追求浪漫的爱情，却所嫁非人，她悲愁凄苦的人生在其作品集《断肠集》中得以体现。这样的悲剧，不是朱淑真一个人的悲剧，是那个时代所有女性的悲剧，是当时中国社会女性婚姻地位的真实写照。
　　反之，西方国家历来有尊重妇女的传统，这源于西方人民对基督教的信奉，基督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受孕于圣灵所生，人们信仰耶稣，自然也推崇圣母玛利亚，而对圣母的宗教热忱，渐渐推广成为对广大妇女的尊敬。加之西方中世纪的骑士文学，渲染了骑士以妇人作为精神偶像，将爱情作为建立功绩的动力，他们英勇善战，保护妇女，骑士文学对西方人的思想观念亦产生巨大的影响，奠定了西方女性较高的社会地位，西方女性不仅能接受良好的教育，还拥有支配自己财产的自由。基督教的一夫一妻制也为西方女性在婚姻生活中捍卫自身人格奠定了基础。因此她们有较为独立的人格，注重自己尊严的维护，能勇敢地追寻自己的幸福。例如，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娜拉认识到丈夫关心的只是他的地位和名誉，丈夫所谓的“爱”、“关心”并非出于真心相爱，自己在家庭中只处于玩偶地位时，她向丈夫严正地宣称：“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并决然出走，断绝这种关系，体现了当时女性摆脱婚姻束缚,追求自由的思想，不甘心从属于他人，要与男子平起平坐，以此维护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又如，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难以忍受丈夫卡列宁的伪善与冷漠，与青年军官伏伦斯基相爱，并且不顾上流社会的冷眼和嘲讽，反抗上流社会的不合理婚姻，她放下了显赫的地位，骄傲的自尊，背负“无耻、下贱”的骂名，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幸福。虽然她的结局令人唏嘘，然而敢于追求自由，追求幸福的光芒形象却历久弥新。
　　三、中西爱情婚姻观的共同点
　　尽管由于中西方不同的社会发展历程产生了爱情婚姻观念上的差异，然而，爱情和婚姻作为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共同成就了人类文化的重要内容，多少也存在着共通之处。
　　首先，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人们总会在各自的国度里追求着自由的爱情。例如，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描写了富家女祝英台反抗传统社会对女子的不平等待遇和束缚，女扮男装到杭州读书，结识平民子弟梁山伯，同窗三年，经过草桥结拜、书馆谈心、十八相送、楼台会，两人为争取爱情婚姻自由，挑战“门当户对”的观念，为封建时代所不容，现实让两人生不能在一起，崇尚爱情自由的祝英台与梁山伯死后幻化为蝴蝶，双宿双飞。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罗密欧与朱丽叶在舞会上一见钟情，不料两人却是世仇家族双方的子女，世仇让两人几乎不可能走在一起，他们的爱情面临层层的阻碍，重重的考验，然而，这也不能停止他们追求自由爱情的脚步，他们在窗下互诉衷肠，罗密欧被放逐，朱丽叶拒婚，在劳伦斯神父寺院里秘密举行婚礼、朱丽叶喝毒药装死和双方一起殉情，以种种途径跨越所有的障碍，实现对自由爱情的追求。
　　其次，在中西方传统的婚姻观上看，经济地位是婚姻的基础，而追求门当户对的婚姻亦是约定成俗的。例如，中国的名著《红楼梦》中，林黛玉父母俱无，寄人篱下，没有经济基础，纵然与宝玉两情相悦，也难成眷属，最终在宝玉宝钗婚礼的乐曲声中凄凉地香消玉殒，在婚姻中关注经济基础及门第，忽视个性和情感，是导致不少婚姻悲剧的根源。在英国作家简·奥斯汀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中，也体现了经济基础在婚姻中的重要地位。小说的开篇写道：“一位有相当财产的单身汉定然需要一位妻子，这是众所公认的真理。”开篇将财产视作婚姻的基础，讲述了人们对金钱赤裸裸地追求。18、19世纪的英国，没有多少财产的女孩子将婚姻视为她们谋取生存，获得尊重与安定的救命稻草。因此，班纳特太太以经济为条件，整天操心着为女儿们物色有钱的丈夫，而有钱单身汉宾利一来就立即成了班纳特太太追猎的目标。当班纳特太太得知宾利的好友达西先生每年有一万磅的收入，收入是宾利的数倍时，更是将其当做女婿的不二人选。班纳特太太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人越有钱，就越是婚姻的恰当人选，就连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的伊丽莎白也不能免俗。中西方传统的婚姻观普遍认为，财富是婚姻中最关键的部分，是成就美满婚姻生活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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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葵： 分析《伤逝》和《苹果树》中女性爱情悲剧成因的异同　/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3年第7期
• 王葵： 从文学作品中看中西爱情婚姻观的异同　/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