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所创作的小说《简·爱》历经150多年仍持续性地散发着独特的文学艺术魅力。小说中除了塑造女主人公简·爱这样一个敢于大胆反抗现存秩序并追求自由平等、尊严和真挚爱情的女性外，还刻画了另一位值得同情、深刻反思的女性伯莎的不幸遭遇和命运。本文试从伯莎·梅森这个“疯女人”的悲情命运出发，探析造成其悲情命运的成因，阐述其悲情命运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简·爱疯女人命运成因
　　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所创作的小说《简爱》自1847年问世以来，便受到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作者对19世纪英国生活许多方面的详尽描述，对人物之间关系的灵活把握和开掘，以及洋溢在作品中丰沛的感情力量和人格力量，作者细腻的女性意识的魅力都深深打动了全世界各国读者，历经150多年，这部作品仍持续性地散发着独特的文学艺术魅力。纵观小说中的人物，如果说简·爱是一个自尊自立自强，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平等，执著追求爱情和幸福的新女性形象，那么伯莎·梅森则代表了男权社会里受压迫痛苦挣扎反抗的弱女性。本文试从伯莎·梅森这个“疯女人”的悲情命运出发，探析造成其悲情命运的成因，阐述其悲情命运的艺术魅力。
　　一、《简·爱》中疯女人的悲情命运
　　19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社会物欲横流，无处不充斥着冷酷的利己主义，金钱的极端崇拜、道德风气的腐朽堕落以及人与人的伪善和欺骗。小说的男主人公罗切斯特的父亲是个贪得无厌的人，在贪婪本性的驱使下，他决定把所有财产都给长子罗兰，但不甘心另一个儿子沦为穷光蛋，就想通过一桩富有的婚姻解决其生计。很快他父亲就帮罗物色好了对象———西印度的种植园主兼商人梅森先生家的千金小姐伯莎·梅森，经其父亲的调查证实梅森先生家业富有殷实，最重要的是老梅森许诺给他女儿三万英镑的财产作嫁妆，这个发家致富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正是罗的父亲所梦寐以求的。伯莎·梅森和罗切斯特的结合从开始就是一桩彻头彻尾的功利式婚姻，其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幸福的。罗切斯特一再声称自己是这桩婚姻的受害者，他辩解自己对此毫不知情，一切都是父亲与哥哥在掌控，他强调“难得单独见伯莎·梅森，也很少同她私下交谈”。其实罗在婚前是有选择权的，并没有人非违背他本人的意愿强行他答应这门婚事，纵然罗的父亲和哥哥出于家族利益和权威声望考虑为他物色这门婚事，然而年轻气盛的罗切斯特却也无法抵挡伯莎·梅森的富有及美貌的双重诱惑，他却不断地找借口证明自己是这场金钱游戏的牺牲者，可见其自私及虚伪，缺乏男子汉应有的责任感。
　　伯莎·梅森一直处于失语状态，其心灵的美与丑，品质的高尚和低劣，气质的高雅和粗俗都是通过罗切斯特描绘的，多少掺杂其主观色彩和情感，所以客观性和真实性值得质疑。罗切斯特不但对其没有半分爱意和怜悯，甚至还恶意在简的面前贬损其形象，如“我发现她的个性与我格格不入，她的趣味使我感到厌恶，她的气质平庸、低下、狭隘……我发现无法同她舒舒畅畅地度过一个晚上……因为一谈任何话题，马上会得到她既粗俗又陈腐、既怪僻又愚蠢的回应”“没有一个仆人能忍受她不断发作暴烈无理的脾气，能忍受她荒唐、矛盾和苛刻的命令所带来的烦恼”。他还把伯莎·梅森形容成一个淫荡的妻子,纵欲的疯子,可是这些都没有具体的事实来作为支撑。当罗向简坦白时，仿佛在抱怨自己的命运在冥冥之中受到荒唐的捉弄，受到亲人们的鄙夷嘲弄。当罗在婚后知道妻子的病史和所有隐瞒的实情后，不是想方设法地替她求医看病扮演一位忠实的尽职的丈夫，而是从精神上刺激她折磨她；因为备受丈夫冷落、缺乏关爱导致病情每况愈下，长期的精神压抑在最后一刻全线崩溃了，其娇弱美丽的生命之花也随之过早凋零，最后这个夏洛蒂·勃朗特笔下“作恶多端”令人恐怖的疯女人最终在自己点燃的大火中跳楼而死，罗切斯特也被这场大火烧成了残疾，可见作者对罗切斯特这个人物也是心存不满的。
　　二、疯女人悲情命运的成因分析
　　（一）男权社会下的女性命运
　　维多利亚年代，英国资本主义蓬勃发展，近代工业化使得社会财富极大增长，社会结构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政府虽实行了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但在男性一统天下的男权社会里，对妇女传统的偏见和歧视始终根深蒂固，残酷的现实剥夺了女性的经济独立感、自由竞争性和追求幸福婚姻的权力，悲惨地沦为男性的附属品和任其摆布的情感玩物。女性从一开始就是在一条扭曲的轨道上挣扎抗争，无论她们的身份是高贵还是卑微，总有着出奇相似的命运，即被男性玩弄于鼓掌，操控直至被无情抛弃。伯莎悲惨坎坷的命运在男权社会里是一种真实写照，即女性的地位极其卑贱低下，生命遭到无情的轻视和践踏。伯莎是一个隐含疯狂因素的精神病人，却没有得到来自社会和教会的爱护，她父亲用钱给女儿一个名分，一个丈夫，一个未来，伯莎被动地接受，成了婚姻感情的牺牲品。她得不到一点平等与尊重，没有自由选择婚姻的权力，更谈不上捍卫自己的权利，她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是噬人罪恶的社会将她逼上绝路。
　　（二）资产阶级劣根性
　　19世纪的整个资产阶级认为金钱是能够支配一切的上帝。而伯莎·梅森和罗切斯特的结合从开始就是一桩彻头彻尾的金钱游戏，由此暴露了资产阶级道德人性的劣根性，建立在金钱和权势基础上的爱情脆弱得不堪一击。罗切斯特在哥哥和父亲相继去世后继承所有财产，顷刻富有起来；对金钱赤裸裸的追求渐渐扭曲他的心灵，分裂了他的人格音，他将生病的妻子孤身遗弃在房间的秘室，自己却潇洒地周游欧洲大陆恣情放纵，罗切斯特在他的一生中从未爱过他的妻子伯莎·梅森，更谈不上带着审美眼光去欣赏自己的爱妻，恰恰认为她是“最粗俗、最肮脏、最下贱”，与她在一起是“进了堕落骇人的痛苦深渊”，发展到最后简直变成了一个亲手葬送他妻子的凶手和虐待狂。见证他们婚姻唯一合法性的客观物质基础就是“三万英镑”。罗彻斯特将自己述说为一个受害者，他的种种自我辩白其实只是一面之词，伯莎·梅森被永远剥夺发言权。从书中字里行间细细推敲，我们不难看出，其实伯莎·梅森才是真正的受害者，而罗彻斯特是那个通过当时不平等的婚姻法把妻子的财产占为己有的丈夫！
　　（三）女性的暴力反抗
　　作为男权社会的受害者和受压迫者，伯莎·梅森其实和简·爱一样坚强勇敢，她也曾经具备美丽的身姿和傲气，她敢于反抗不公的社会，争取人格的平等和独立精神，只是她的反抗更大胆直接，更无所顾忌，是一种暴力的、过激的、革命式、毁灭式的反抗。在伯莎的撕心裂肺的尖叫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她备受折磨，受尽苦难和欺凌，她对多年被疾病和无人理解无人陪伴把她隐匿在另外一个世界的痛苦经历和命运的挣扎和反抗，她哀怨如泣如诉的呼唤彰显她对美好爱情、和谐婚姻的渴望和追求，对孤独、冷漠的畏惧。在简·爱结婚的前夜，伯莎·梅森愤怒地撕碎了美丽的婚纱，眼前的一切让她想起昔日的风采，而今她却从一位人人羡慕高贵的千金小姐沦为一个人人唾弃讨厌的疯子，多年来蓄积已久的怨恨终于如洪流般爆发，她将绝望、悲伤和痛苦幻化成愈演愈烈的报复。在充满尴尬无奈男女不平等的环境里，她的幻想全部破灭了，她放火烧罗卧室的床帏，最后一把大火烧了禁闭她一生幸福的桑菲尔德庄园———男权统治的象征，她纵身跳入火海与不公的社会作最后拼搏结束痛苦灵魂的挣扎，用生命壮烈地演绎最后的抗争和解脱。
　　三、悲情命运的艺术魅力
　　这部小说除了塑造女主人公简这样没有娇媚动人的外表，没有显赫的地位和家世，却富有新的伦理道德，敢于大胆反抗现存秩序并追求自由平等、尊严和真挚爱情，时刻捍卫自己独立人格的女性形象外，我们还看到了另一位值得同情、深刻反思的女性伯莎的不幸遭遇和命运。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简·爱的气质和伯莎有着契合之处，成年之后的简·爱尽管受到压制，但她喜欢通过绘画宣泄激情，呈现自我，她画的女人有着一双狂野的双眸，那狂野的光彩不正是伯莎·梅森所特有的么？可以说，伯莎是简·爱的另一个被压抑自我。作者将自己内心的渴望投射在简·爱身上，简·爱将自己内心的渴望投射在伯莎身上，表达了女性灵魂深处所蕴藏的疯狂与叛逆，这种写作手法正是19世纪英国社会下女性的矛盾、困惑与无奈，彰显女性突围，寻找自我、确立自我身份的历程的写照。伯莎·梅森和简都不自觉地起来勇敢地反叛和挑战现存腐朽秩序，前者被无情极端的男权文化逼得理智丧尽踏上一条不归路，后者通过“平等”“独立”理性地捍卫自己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并最终赢得纯真的爱情。作者用犀利的笔触反映时代最激烈的矛盾冲突，探索社会表层之下那些最隐蔽最强有力的因素，唤起人们内心的力量，可谓是极具现实主义的力作。伯莎的不幸一生和毁灭性结局是悲剧的，被动的，然而她的反抗却是“革命的”“暴力的”发人深省的。通过她的悲惨经历真实再现了英国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受压迫的现实，没有经济上的独立，人格上的独立，和政治上的独立，同时也尖锐地批判了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的腐朽和罪恶，严厉谴责了人际关系中尔虞我诈的虚伪和奸诈。伯莎·梅森所代表的男权社会里受压迫痛苦挣扎反抗的弱女性具有不可逆转，命中注定的悲剧命运。如果说，简·爱彰显了爱的伟大宣言，那么伯莎·梅森则代表了爱的伟大献身，作者将所有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屈辱尊严都淋漓尽致地倾注在这两位女性的身上。关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梅森的每次出现都使整座桑菲尔德府笼罩在一种神秘、离奇、恐怖、阴森的氛围中，如影随行，挥之不去。伯莎时而发出令人心惊胆颤的狂笑、阁楼上神秘的身影、泻愤的暴力以及万念俱灰的烈火，无不为小说营造了神秘、恐怖、离奇的氛围，深化意境，丰富了主题，彰显了小说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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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晓光： 探析《简·爱》中疯女人的悲情命运及成因　/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