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自然不会认为前人已把天下的道理讲光了，但中国古人却不尽然。较典型的如《四库全书》总纂官、大学者纪昀（晓岚）的话：“吾自校理秘书，纵观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备，后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范围，其自谓过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语见陈鹤《纪文达公遗集序》）——清朝的穷途末路由此可见一斑。但这种甘愿活在前人思想阴影里而自满自得不思进取的封闭意识和凝固时间观，其实是早在汉代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专制时就已埋下祸根。思想，而能“独尊”，只能使其他思想荒芜，同时也必然使这种思想走向保守、腐朽甚至反动。宋明清的科举取士只能从儒家经典中出题，士人们只能“替圣人立言”，实际上就宣告了那些时代的中国“今人”们已被彻底地缴了思想之械，——不排除也有主动者，——中国文化从此已注定不可能再有大的发展。按黎鸣教授的观点，这大概可算是孔子“五毒”思想之一“复古”的罪状了（其他“四毒”为“唯上”“独断”“人治”和“专制”）。
　　孔子及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么巨大，一方面说明了其应该有一些超越时代的思想价值，但另一方面却不能不说是他以后无数“今人”的悲哀甚至是苦难：那是怎样一种越来越沉重的思想负担，那是怎样一个越来越牢固的精神牢笼！
　　因为我们现在都已知道，世上任何道理，都是随时代进步而变化发展的，所谓“世易时移，变法宜矣”。——且不说我们的世界总有新事物新形势出现。所以说，“今人”的思想价值就在于不仅要对新事物新形势作出我们的思考，更重要的是对已有的前人思想进行再思考。因为“今人”的思想不可能无依傍地产生；而这种思考会让“今人”们在历史的对比中更清楚地审视自己的时代、世界、人们。
　　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尼采说，上帝死了。然后“人”开始以人类历史主人的面目出现。但是，人，不应是一个群体概念而应是一个个独立体。否则，你我他都是同一个“人”，那无疑会使“人”在“神”倒下去之后的同时，彻底失去自身的存在价值。——虽然我们的长相衣着行为确实是不很相同的。鲁迅先生就曾批判过国人多“合众的威猛”而“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华盖集·这个与那个》）所以中国人一般说来面目模糊，感觉起来一个样：这不能不说是“我”的巨大不幸。
　　我觉得我们现在极力要做的就是树立“我”的意识，让“人”成为无数个“我”；并且要让“我”的价值与“人”相等。——这是对自我的认真审视和深刻认识，就像“今人”应该再思考前人的思想一样，当然这和自我膨胀自我吹嘘自我陶醉完全无关。
　　让“今人”从前人的阴影中走出来，让“我”从“人”中独立出来，——然后，我们可以来读《论语》了。
　　《论语》在近几年受到较大关注，其研究也呈现热闹状态，套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一切古文化也都是当代文化。也就是说，《论语》热必然有其现实理由，比如儒家的伦理观可能是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历久而不离散、没消亡的一个思想原因，而它所强调的“秩序”又应该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把古人的思想放在今人的世界用“我”的眼光来解读，这应该是我们读《论语》的角度，也是《论语》的阅读价值所在。——既然于丹（北师大教授）可以有《论语心得》，谭景伟（北京某保安）也可以有《论语布衣解》的话。——至于会“误读”还是能“正解”那是另外要做的事。
　　
　　（浙江省温州市瑞安中学；32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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