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妄的能指
　　词语是事物的谋杀者——黑格尔
　　能指不仅先于所指，而且还决定着所指——列维·施特劳斯
　　
　　海德格尔曾经说过，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是在一些方面决定着我们的存在方式的，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思维方式。我们从牙牙学语开始，上学，工作，直至死亡，都被一种语言方式所制约。我们的所思所想，无不渗透着这种语言方式的影响，并且这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无意识的。我们通过语言认识事物，而不是相反。换句话说，我们被语言遮蔽了，而这种遮蔽凸显了我们的存在，决定了我们的存在方式。因此，语言是一种魅惑。于坚告诉我们，在云南冬天的树林里，我们因为“北方的心境”忽视了云南冬天的苍翠；我们因“落叶”忽视了每一片叶子的死亡；甚至，我们因为死亡，忽视了每一片叶子！我们忽视的是什么？是“‘叶子’这个词所指示的那一事物”。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忽视？
　　我在于坚的文章中嗅到了结构主义的味道。也许于坚未必受过结构主义的影响（当年结构主义比较流行，但是我并没有看到直接的证据表明于坚受此影响），但是我们可以援引某些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来加深我们对于坚的理解。拉康说：“能指，就其性质而言，总是通过在意义之前展开它的向度而预期意义。”①我们认识世界，竟然最先不是世界本身，而是指涉这个世界的词语（能指）。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在很小的时候从邮票中认识了大海，直到我见到真正大海之前，我都认为我认识大海，大海在我脑海中便呈现为邮票赋予我的形象；直到几年前我到青岛，见到真正的大海，发现大海竟然可以是灰色的，脑中既往的形象一下子被颠覆。在这里，图像就是“能指”，大海是事物本身，我们通过能指去认识了事物本身，而所指缺失了，或者说，能指影响了所指，能指扭曲了所指。拉康把这种能指命名为“漂浮的能指”，那么通过这样的能指我们无法确定语词的意义（所指），更无法触摸存在本身，用于坚的话便是“它们的丰富使‘落叶’这个词显得无比空洞”。因此，黑格尔才会说“词语是事物的谋杀者”。其实拉康的弟子齐泽克有段话论述得更加精到：“词语是死亡，是对事物的谋杀：一旦现实被象征化，被缚于一个象征的网络中，事物本身便在词语与概念中在场，而不再在其直接性的物理实在中现身。更准确地说，我们不可能返回到直接的现实：即使我们从词转向物，比如从‘桌子’这个词转向其物理实在中的桌子，桌子本身的表象已经被打上了某种匮乏的烙印，为了知道桌子实际是什么，它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诉诸词语，而这已经蕴涵事物的缺席。”②
　　在我们的认知结构中，能指先于所指，我们通过能指接触事物，而所指是缺失的。因此这种虚妄的能指左右了我们的认识并反作用于它原本意指的那个事物及其意义。这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我们听到“落叶”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并不去真正关心“落叶”所指示的那个事物——我们根据“落叶”赋予我们的概念去认识“落下的叶子”；我们根据“冬天”赋予我们的概念去理解每一个冬天……
　　
　　语言的暴力
　　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罗兰夫人
　　语言是对人和物的杀戮——拉康
　　
　　在这种缺失了所指的能指之下，人类所有的理性都会被遮蔽。正如于坚所说，“这景象在文学史上像‘落叶’这个词一样空白”。因为，一切都成为了符号。语言本来为人所用，现在却反过来控制人。（有些像马克思所说的异化，人创造了物，物却反过来控制了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处在语言的幻象中，并受其唆摆，丧失理性。本应是理性的语言，却导致了非理性。在语言的幻象中，一切细节都被抹去。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在电影《西线无战事》中，当主人公保罗突然遭遇到了敌人时，他平时接受的教育、他的本能使他毫不犹豫地拔出了刺刀刺向敌人。但是在战壕中听了这个“敌人”哀号一夜之后，他发现了“敌人”还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我并不想杀你，但你就这样跳进来，换了你会怎样做呢？我与你素未相逢，如此而已。我们面对面。我只看到你的步枪、刺刀和手雷。若我们扔掉这些，我们可能是兄弟。但他们不想我们知道这点，是么？他们不想我们知道！我们都有父母双亲，都是一样，一样害怕死亡，一样会痛，一切一切，原谅我吧，同志！”（《西线无战事》电影台词）
　　同样是人，在语言的字典里我们可以分为坏人、好人、敌人、同志等等。这就像一个个符号，每个不同的人被赋予了相同的符号，他们便有了共同的属性。而这种属性是虚妄得可怕的。好人就一定是善良的，他的所作所为一切的出发点都是善意的；坏人一定是邪恶的，他的一切行为都会给他人造成危害。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成为符号之后，个体的不同特征全部消失，就只剩下作为符号的属性。这符号，正是虚妄的能指，它使你忽视了语词真正指向的那一个存在，所指在能指的遮蔽下消失了，存在变得遥不可及。因此在“文革”的时候，我们才会对所谓的“地富反坏右”不分青红皂白地歧视，天然地怀有敌意。昨天还是一个平时照顾你的和蔼长者，今天就因为头上的一个帽子彻底颠覆了你的认知。他所作的一切都成了居心叵测，因此你被这种语言的虚妄所迷惑，加入了声势浩大的声讨之中，恨不得踏上千万只脚而后心甘。就像韩少功所说的，在这种语言的魅惑下，杀一人头如删一符号。你面对的不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而只是有虚妄的语言构成的能指符号。（我在想，新历史主义反对历史的宏观叙事，主张发掘历史的细节，是否也与这种思想有关？）
　　
　　言说与不可言说
　　凡是我们不能言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
　　道可道，非常道……吾不知其名，强为之名。——老子
　　
　　这种对语言先天问题的洞见从古希腊便开始了。赫拉克利特的弟子克拉底鲁便认为“人连一次都踏不进同一条河流”，因而人无法进行有意义的交谈，只有保持沉默，他用摇摆手指的方式来与人交流。但是问题在于，摇摆手指本质上还是一种符号，仍然在进行表达。这便是语言的悖论——语言尽管有着这样先天致命的缺陷，但描述这种缺陷依然需要使用语言。我们无法摒弃语言，我们依然需要用语言来表达交流。我们所能做的，便是对语言抱有足够的警惕，寻找一个合适的角度进入存在之维。
　　这样，我们便看到，尽管于坚选择的是“躺在那儿”“沉思或倾听”，人以一种淳明的状态去接近自然；尽管他不放过任何的细节，拒绝任何整体性的描述，将森林的画面在我们的眼前事无巨细地展露。但是，他的离去仍然“使树林的真相永远隐没”。因为于坚依然是在用语言描述，他意识到了能指对所指遮蔽，并试图去魅，但是他依然用语言造就了新的遮蔽，新的匮乏。因此他说：“森林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陷阱。”森林的真相已然丧失在了语言之中。
　　是的，“它在着，不需要言说”。但是我们依然在言说之中走进了云南冬天的树林，并永远在被隐没的真相背后追寻真相。
　　
　　附记：
　　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层面去反思语言，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也是在编织一个巨大的陷阱，最终把自己活埋了进去。自从多年前的一次邂逅，拉康便像梦魇般纠缠着我，看到于坚这篇《云南冬天的树林》，第一反应便想到这位死前患上失语症（讽刺？悖论？）的大师。我不敢说自己理解了拉康（也许正常的理性是理解不了的），事实上我为他头疼了（生理和心理上）许多个下午，最终这种形式也只能是“六经注我”了。如果我把我的头疼传染给了你，我只能说抱歉，也许古人说得对，“言不尽意”。
　　在教学中我做了简单化处理，不涉及所谓能指所指的概念，仅仅反思语言对我们理解这个世界所产生的干扰。课后我布置了一篇作文，要学生换一个新的眼光看待世界，避免语词的干扰，重新发现事物背后曾经对你隐没的真相。学生的作文，让我多少恢复了一些对语言的信心。
　　
　　参考文献：
　　①严泽胜著《穿越“我思”的幻象》，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
　　②齐泽克著《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选自张一兵《不可能存在之真》，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南京市燕子矶中学；210038）
　　附：学生作文
　　
　　从伟大到荒谬只有一步
　　高二（6）班路延欣
　　“罗马必胜！”在一阵呼喊声中一队罗马骑兵从山坡上冲下来，面对手持大锤巨斧的日耳曼人，他们面无惧色，奋勇向前。为了一句誓词，为了一个罗马梦，他们用长枪与血肉书写这几近疯狂的华章……
　　血与火早就不朽的帝国，将士们在这样的激励下目空一切地杀戮。他们忘却了自己的生命，忘却了倒在自己屠刀下的是人，他们不是在切菜。“荣耀”“光辉”，这一个个光灿夺目的词语让无数人心甘情愿地去送死，心甘情愿成为君王手中的利剑。对于战士而言，荣耀的获取只有一个途径，那便是立军功，军功本质上是用血浇灌出的土地上的“硕果”。若你去问战场上的士兵他们正在做什么，他们会毫不犹豫的回答，“为祖国而战”“为荣誉而战”“抗击侵略”……
　　如今即便是恐怖分子都学会了这一套，他们自称是“真正的自由战士”，他们正进行着一场对西方异教徒的伟大“圣战”。“圣战”，多么响亮的名字，多么神圣的称呼！“我们将以主的名义消灭你！”
　　而国际反恐怖力量又打着“和平”的旗号以血腥的方式去镇压恐怖势力。你无法单单从这些口号中去认识这种冲突。冲突，本就是矛盾双方一同造成的。我们看见恐怖分子杀伤平民，我们便感到愤慨。常常见到一些人咬牙切齿地说要把恐怖分子杀光，那神情好像他的全家都被恐怖分子血洗了一样。说实在的，他们恐怕连一个真正的恐怖分子都没有见过，只是道听途说了一些消息便激动了起来。他们从不想这种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如果根本原因不解决，恐怖主义不但消灭不了反会愈演愈烈。
　　人类千百年来便在这样的情况下糊里糊涂相互咬伐着，说到为什么打仗总是振振有词。当时过境迁，人们冷静下来回顾那段历史时，收获的恐怕只有一串串的伤亡数字，在这些伤亡面前，荣耀与光辉显得暗淡无光，剩下的只有惭愧与自责！

• 杨赢： 虚妄的能指　/　新语文学习·中学教学 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