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上网搜“独唱团”这三个字，跳出的页面数都数不完，在几乎每一篇对《独唱团》这本杂志介绍的帖子中，都会有这样一句话：“《独唱团》，原名《文艺复兴》。”这个原名没有能够印在杂志的封面上，却通过这样的方式广为流传，宣扬着这本杂志的初衷和目的。
　　“文艺复兴”在历史上是一次文学艺术的高潮，但却是打着复兴的旗号在进行创新，这个名词既是浪漫的，又是战斗的，还带有一点点的无奈，也许这正是主编韩寒对这本杂志百感交集的定义。现在封面上出现的名称“独唱团”，也同样值得玩味，它是一个“团”，演员却在“独唱”，这是一种期待，一种理想，一种所有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必被迫写出一个调调的作品的理想，一个不管想说什么，都可以直抒胸臆的理想，也是一个不论发出什么样的声音，都可以在这里和谐共处的理想。
　　
　　一、 文学理想的生活感悟
　　在《独唱团》卷首语中，韩寒有这么一段话：“但总有一些世界观，是傻逼呵呵地矗在那里的。无论多少的现实，多少的打击，多少的嘲讽，多少的鸽子都改变不了。”①这样的世界观是什么呢？是“写点小诗，弹点小吉他，摘些小花，女生们都被迷倒了”。女生们会被这样的情调所迷倒，这在现实中是不会发生的，至少不会常常发生。如果这样的“文艺腔调”可以带来爱情和仰慕，那么文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便是“复兴”了。这是韩寒的文学理想，希望文艺是纯粹的、原初的，是温和而柔软的，令人动容的。
　　在这本杂志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的理想，儿时的，少年的，生活的，思想的。《独唱团》的第一篇文章是周云蓬的《绿皮火车》，写的虽然是漂泊和旅行，但其中有一个中心的城市，就是北京。把北京作为自己的理想，我想是每个人年少的时候都做过的事，因为它代表了一个国家的中心，是由巨大的天安门广场、雄伟的万里长城、高大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搭建起来的昂扬的欣欣向荣的影像。就算是生长在北京的人，心中也会有一个名为“北京”的意象化的城市存在。随着我们慢慢长大，那个遥不可及的心脏一般的北京就会慢慢消失，而这，正是我们与理想逐渐背道而驰的一个表象。但是在周云蓬的散文中，虽然对北京的印象在改变，但是北京始终是他心中的依靠。开篇写的是他的童年：“我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沈阳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当然除了北京。”北京在这里，就是我在前文中所提及的意象。当作者长大见世面之后，北京的政治神圣感被消解了，但它作为文化的圣地，又再一次勾起了作者的心思：“那时我那么崇拜文化，一下火车就去了王府井书店，还没拆的那个。傍晚，去了陶然亭，因为我刚听过收音机播的《石评梅传》，想去拜祭一下这位遥远的才女。”当然，北京也被作为出人头地的最佳地段：“爸爸说，你要想唱歌，就得向毛宁学，争上中央电视台，人家就是沈阳混出来的。”但最后，北京是一个温暖的归宿：“这时，我又想念起那个遥远的‘大锅’（即为北京——笔者注）了，它是温暖的，可以肌肤相亲的，世俗的，有着人间的烟火。”就这样，北京对于周云蓬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城市，漂泊不会是常态，如何将流浪和漂泊诗意化、浪漫化，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如何将自己旅行归来之后，投入繁琐的日常生活的这个城市作一个理想化生存的叙写，我想这倒是一个新鲜的故事。
　　同样描写日常生活核心价值的，还有欧阳应霁的《贴地快感》。这篇描写香港本土车仔面的文章，展示着香港人一向对市井生活的关怀和尊重。我们在很多的香港电影当中，看到的都是狭窄的街道，凌乱的霓虹灯，各色小人物，那种廉价而饱满的烟火气息也同样出现在欧阳应霁的文章里：“相对的便宜，多选择，快，自有其混杂无章的口味，这也正是我理解并且认同的最贴地的香港市井核心价值。”这种核心价值和每一个香港人一同成长，就算长大后的生活千变万化，车仔面的回忆是不会消失的。做一个骑着摩托四处吃车仔面的骑士，对于欧阳应霁来说，又何尝不是生活的理想之一呢？
　　说到骑摩托，自然就会想到那种风驰电掣的快感，《摩托日记》所叙述的，就是一个爱车人的车生活。文中提及的各种型号的摩托车，太过专业，太复杂，使得这篇文章的可读性较低。为什么会将这样一篇近乎专业的车评文章选用在这本文艺杂志中？我认为这是因为文中所表达出的那种对自由、对孤独的体会和思考。作者梁朝辉对摩托车的初体验，也是源自童年：“这台车没有设计电源钥匙，踹两脚就能启动引擎，这种功能用现在的说法是‘无钥匙启动’，它似乎是为我设计的，因为我常常能在邻居午睡之时，不用钥匙就能骑着跑不快的小摩托飞奔几十公里，永远一个人，做贼般走向孤独，然后在主人睡醒之前安全返回。那一年，我12岁。”后文写了大量各种型号的摩托车，描述它们的性能，但是最终，所有的摩托车在作者眼中还是回归到他最初玩小摩托时所产生的摩托理想：自由和孤独。
　　对于自由和孤独，另两篇的诠释可能更为彻底，那就是林少华的《为了破碎的鸡蛋》和咪蒙的《好疼的金圣叹》。林少华是国内村上春树翻译的权威，这篇《为了破碎的鸡蛋》是对村上文学观的一次总结陈词，文抄公式的写法，只为了表达一个观点：每个人都应该为了自由而奋起反抗，不能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而咪蒙的《好疼的金圣叹》，则是借助16世纪的才子金圣叹，来反抗网络时代文艺的娱乐化倾向和体制对文学创造性的扼杀。金圣叹是孤独的，然而他至死都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和对社会的嘲讽。借用这两个怎么也不搭的古今文艺人物，《独唱团》居然也能体现出它对当下思想界以及知识分子的一些期待与理想。
　　《独唱团》似乎努力呈现出杂乱无章的样态。是的，一万个人有一万个生活理想，怎么说得完呢？就算杂志中的每一篇文章都在诉说一个理想，又有什么意义呢？这种关于个人生活的私密经验，对于“文艺复兴”的理想，又有什么意义呢？在《独唱团》即将上市之时，韩寒的博客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总说，这个社会需要常识，需要启蒙，但其实我认为，互联网十年，该启蒙的人已经被启蒙了，有常识的人一直有常识，大家其实都知道美和丑，好和恶，只是我们有不可抗力的因素导致我们在台面上要扭曲和违背一下自己。”①所以，有什么样的理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个公开的平台，也就是一个台面，使得所有人可以不加修饰地、不用扭曲和违背地诉说自己的状态，表达自己的理想。不过，世上真的已无新鲜事，只不过有些被我们忽略或遗忘了，文学本来不就是这样吗？我们却总用它去干别的了。
　　
　　二、 社会理想的“现实一种”
　　我们所熟悉的韩寒，一向是夹枪带棒的，尤其是这两年，他的博客开通之后。他利用他的博客，针砭时弊，口诛笔伐，言辞犀利，大有“直面惨淡的人生”的气概，也因此，对他的评价也就越来越入世，他被称为“青年意见领袖”“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甚至被人调侃地称为“行风监督员”。不论现下的青年人到底是怎样看待和思考人生和世界，韩寒都已经被贴上了“代表”的标签。也许韩寒并不这样看待自己，套用一个新字就是他也“被”了，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几乎所有的青年人，不管是物质生活还是社会地位，都处在社会的底层的时代，韩寒成为了青年人的代言，代表他们抵抗这个社会的不公正、不公平。
　　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和谐的、公平的社会，可能是韩寒认可的一个想法。所以《独唱团》并不是对人生理想的临高虚蹈，也有作者们对所谓“不可抗力”的书写。《你们去卅城》《幸福村》《电击敌不过催眠》《合唱》《这个夏天你去不了》《耐克来兮》《秋菊男的故事》《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这些篇目的主题明显都非常沉重。《你们去卅城》这篇小说，像是对“性工作者”的一份调查报告，这份报告细致入微，客观冷静，差不多完全揭开了这个神秘行业的面纱，公司化管理，品牌化营销，标准化生产……看起来并不和别的产业有什么大的不同，只不过生产和销售的商品是女人的身体。但就是这样的产业化，让从事性工作的女性失去了自己最后的人格和尊严。小说中并没有议论和抒情，只有完全的写实，但正是这样的写实，却更让人觉得触目惊心：“能在这样规范的酒店里做桑拿，比起一些不知底细的桑拿沐足场，还有那些被桑拿行当淘汰的站街妹和发廊妹，真是好很多了，至少安全些，稳定些，至少公司还每月组织体检。”这些被当成商品的女孩子，只能用这样的话来自我安慰，至少自己不是最没有保障的那一群人，甚至用自己进了“大企业”这样的话，来满足一下自己内心潜藏的自尊和想象中的虚荣。同样是描写性工作者，《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里关于珊珊的部分，则带有一点黑色幽默的味道。文中不再将珊珊作为一个被交易的客体来描写，而是将她写成了一个执着而天真的女孩子，尽管她是一个妓女，但她的内心却如同圣母一样纯洁和坚强。而作为这个“地下工作者”对立面的警察，本来应该是正义的化身，前来阻止这场皮肉交易，却被描写成为无能、蛮横、仗势欺人的角色。这样的安排，和作者韩寒一贯的风格是相似的，在同时面对弱者和强权的时候，他总是将弱者描写成受难者，而将批判、鄙夷、揶揄与讽刺留给强权者。
　　《幸福村》和《这个夏天你去不了》这两篇小说，分别描写了两个弱势群体：空巢老年人和青春期的孩子。《幸福村》中的“幸福村住宅小区”，是一个住满了空巢老人的小区，老人们每天的生活便是买菜，打麻将，看电视，被社会遗弃的他们，不再注意自己的生活品质，整个幸福村就像一座安静的死城。主人公吴老太本是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漂亮老奶奶，自觉与幸福村的那些毫不讲究的老人们格格不入，在丈夫去世之后，一心想要追求属于自己的浪漫爱情和美好生活，但是在经历了势利而吝啬的老将军和花心而浮夸的“手风琴”之后，吴老太对自己晚年的爱情生活彻底绝望，找不到精神寄托的她，开始捡废饮料瓶去卖，这种拾荒，最后竟然成为了她生活的唯一内容，吴老太也因此和幸福村中的其他村民没有了区别。空巢老人的孤独一直是社会的热点话题，从社会保障、子女义务、老年人心态等方面都有过许多的讨论，但是家庭规模的不断缩小，家族联系的逐渐缺失，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落后，使得这个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幸福村中的那些老人们，原先可能也和吴老太一样，渴望在退休之后、自由之后能够更加光鲜地生活，至少能够维持自己原先生活的充实和体面，但是他们最终都沦为不修边幅、失去性别和性格的存在。他们并不是没有努力过，却比年轻的时候更加受挫。
　　《这个夏天你去不了》中的陈小兵，代表的是另一个被忽略的群体：单亲家庭中的青春期少年。陈小兵的母亲死于脑溢血，父亲在母亲死后很快再娶。结婚后的父亲沉溺于新婚，对陈小兵几乎进入了不闻不问的状态，父亲的甜蜜和陈小兵的孤单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使他成为了一个人人躲避的问题少年。就在这个家庭貌合神离暗流涌动的时候，后母方柳柳与前夫的女儿苏文文来到了这个家庭。和陈小兵一样，苏文文也接收到了来自这个重组的家庭的敌意，这使得陈小兵对她产生了同病相怜的淡淡爱情。这场单相思在陈小兵的一次疑似非礼中结束，在这个事件之后，陈小兵离开了这个家，成为了城市千万个民工当中的一员。陈小兵的故事让人难受，因为在这个故事中，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善和恶，陈小兵的父亲陈学平也许是想摆脱前妻去世的阴影，才决定和方柳柳结婚，而方柳柳也是为了能过上安稳的日子，才嫁给了陈学平。他们的结合，并不是一个错误。但陈小兵和苏文文是两个不幸的家庭的遗留，他们的存在，对陈学平和方柳柳来说，多少代表了对过去的生活的不幸的回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选择了忽略。但是对这两个孩子来说，他们也是这些回忆的直接受害者，却无法在父母身上找到安慰，因为原先来自不同的家，他们也无法像他们的父母一样相互安慰。陈小兵用叛逆来表达他的不满，而苏文文则选择了逆来顺受。这也许是很多重组家庭的现状，我们为这些孩子感到心疼，却无法责怪他们的父母。在一个人人都需要安慰和遗忘的家庭中，应该怎样处理每个人的心理诉求，而不是让他们之间逐渐走向冷漠？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在其他的作品中，还出现了社会的各种底层人物和弱势群体，比如《秋菊男的故事》中那个维权失败的穷学生，《耐克来兮》中渴望发财的乡村渔民，《合唱》中蜗居城市的低俗短信编写家，《电击敌不过催眠》中自欺欺人的广告公司小文案……他们的生活艰难晦涩，孤立无援，就像韩寒在博文中所写的：“每一个廉价劳动力，你们是中国的筹码，GDP的人质。”①这些关注着社会问题的作者，试图在GDP的数字之外，发现这些年轻人生存的现状和意义，试图提醒人们这个社会存在着扭曲的地方和不合理的观念，试图唤醒那些苦苦挣扎的人们，给予他们改变的勇气。虽然韩寒一再宣称，《独唱团》是一本文艺杂志，不要指望它承担太多改变社会的重担，但是从入选的这些作品来看，韩寒并没有放弃他作为一个“意见领袖”所要达到的社会理想，并且通过这些作品，传达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沉重呼声。
　　
　　三、 创作理想的箕踞而坐
　　如果按照现行的文体分类方式来看《独唱团》，往往会让人心生疑惑。虽然杂志也有一个很笼统的分类，将文字的稿件分为专题、散文、诗歌和小说，并分区排版，但是这些文体的界限并不明确。比如罗永浩的《秋菊男的故事》，虽然作者说是真实的事件，不能算上小说，但是你在阅读的时候，却丝毫感受不出它是一篇散文。又比如周云蓬的《绿皮火车》，如果你要说它是一篇意识流的小说，似乎也并无不可。而《你们去卅城》，据称原来就是一部纪实报告，通篇都采用的是报告文学的写实手法，却被安排在了小说门类里。大多数读者都表示不知所云的语录体文字《人人都是谬误家》，也被归类为了小说。专题《所有人问所有人》，也并不像一般能在杂志上看到的专题报道，它没有主题，撰稿人众多，五花八门，无所不包，也没有什么坚定不移的想法，大多数都来源于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
　　还有《独唱团》的语言风格，大部分体现了来自现场与民间的清新之风。奇怪的是没有想象中的叛逆与怪异，人为的造作。这种风格一时还难以命名。它不是传统经典的“文学语言”，那是腐朽的，也不是流行的文艺腔，那是矫揉造作的，居然也不是网络上的汹汹，是不是在韩寒们看来，那是幼稚的？我只能说是现场与民间，因为它的话语风格是日常的、口语的，透着质朴与生活的况味。
　　不知为什么，由《独唱团》我会联想到《新青年》，这样的联想也许会让韩寒们觉得荒唐。同样的新世纪，同样的青春与青年，同样的变革与期待，但风格与气势却殊为两样。是什么使百年两端的青年人以如此迥异的状态出场呢？这个话题可能不易深入。不过，仅从杂志的面貌上讲，庶几可以认为《独唱团》是开了风气的。中国的文艺杂志已逾百年，从纸媒文学上讲非常值得梳理，它涉及到文学制度、传播方式、动作机制和文体变迁。《独唱团》不仅以民间方式凸显了当下刊物形态的多样化，更以其面貌在颠覆几十年的中国文学刊物的板块结构与文体面貌。就以上面提到的《独唱团》的文体问题来说，那样的分类，曾被指没有编辑素养，混乱不堪，但是谁说文学一定要按照各种文体的制式要求去写？又是谁规定一定要按照成规定律来区分稿件？谁又能说散文当中不会有虚构的故事，而小说就一定要起承转合才行？对于一种文体的规定，本不会来自于创作者，创作者只是寻找一种合理的方式来把他的心中所想表达清楚，文体永远形成在创作之后，由评论者来强行规定。而《独唱团》的这种编排方式，恰恰打破了这么多年来不断僵化的文体分类，也就在无形中，打破了评论者对创作的隐性霸权，打破了传统体制对文学创作的束缚与规定，也解放了文本探讨的可能性和多样性。只要能坐得舒服，无论是跪坐还是箕踞而坐，都同样可以，只要能写出深度，写出意义，使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哪怕是杂糅的，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尽管没有宣言与旗号，没有自觉的文学主张，但其解构性的力量依然明显。其实，我虽遗憾于《独唱团》没有想象中的进击，大概在一个已经不再革命的时代，只能有这样的人与故事吧？如果这样，相隔一个世纪的青年人倒是有些暗通款曲的。
　　《独唱团》自6月出版第一期，就再也没有了下文，不知道它在出版的过程中遭遇过什么样的波折，第二期还能不能问世，还是只剩下这一本遗世独立。关于《独唱团》的纸媒报道并不多，虽然它本身就是一本纸媒。倒是在网络上，它掀起了轩然大波。对《独唱团》的评价，有高有低，有褒有贬，有说它思想深刻的，有说它无病呻吟的，有说它文字蹩脚的，也有说它精致耐看的。不管怎么样，一本文艺杂志能够拥有这么多的读者，不论他们看后评价如何，这都是很久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了，就这一点，已经足够让人对文学的未来产生希望。就像一篇在课堂上抓紧写就的作文，有败笔，也有闪光点。但他们写得很真诚，“真诚”之外，难道还有更高的要求吗？
　　
　　（复旦大学中文系；200433）

• 汪雨萌： 艰难的阅读　/　新语文学习·中学教学 2009年第3期
• 汪雨萌： 《独唱团》:关于理想的课堂作文　/　新语文学习·中学教学 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