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是先秦诸子中的第一个学派，这个学派以师生和学校的方式组成。不同于后来以师徒和行帮方式组成的墨家，也不同于以自耕农或隐士自居的道家，更不是宗教僧侣团体。孔子是第一个将古代贵族教育带至民间的人，古代贵族的教育内容可以分为修养技艺和文献传承两部分，技艺称为“六艺”，即礼仪、音乐、射箭、御车、书法、数学；文献以《诗》《书》为主。孔子对《诗》《书》和礼、乐都作过整理、修订，据说他晚年又从史官的文献中选择了《春秋》和《周易》加以编纂阐释。后来，战国秦汉之际的儒家为《易经》写了十多种《传》，都托于孔子的名下，又为《春秋》写了《左氏》《公羊》《穀粱》三种传记，还将古代的礼整理为许多礼书，如讲个人修养的《仪礼》、讲国家制度的《周礼》和诠释礼乐制度、礼乐内涵的《礼记》等，构成了汉代《诗》《书》《礼》《易》《春秋》的五经体系(《乐经》亡失，仅有《乐记》存于《札记》)。
　　我们可以从《论语》中看到孔子除了谈论《诗》《书》等古代文献之外，他自己恭行礼仪、整理音乐、并且擅长射箭、御车，所以他主张“立志于大道，据守于德行，依凭于仁义，游憩于六艺”。这说明在孔子时代，儒学传承的文化传统尚且包括技艺与文献两部分。可是从《孟子》一书中就看不到孟子娴熟或传授六艺的场景。前面讨论过，孟子更多地将礼解释为道德自律，他也能精确地解释古代的礼制及其中的意义，但他似乎不再教学生演习礼乐，而射、御之技已成了他谈辩时的譬喻。比如他说：“实践仁的人就好像射箭一样，一定要先端正自己的身体再放箭，如果射不中，绝不会抱怨比自己射得好的人，只会反躬自省。”再如他说：“《诗经》里面说‘驾着马车有节奏地驱驰，车上的射手箭箭射中。’御车的人尚且羞于和不守规矩的射手搭当，即使他射得禽兽堆积如山也不去载他。如果我们放弃自己的原则去讨好诸侯，那算什人呢?自己不正直的人从来不會旨让别人正直。”因此，孟子处在一个礼乐彻底崩溃的战国时代，他所传承的文化传统更多的是文献、传说等更为遥远的精神遗产，而不是器物或技艺，这个传统更为抽象，解释的难度更大，当然，创发新义的空间也越大。
　　在先秦诸子中，墨家尽管也称道《诗》《书》，推崇道德，但他们以功利作为道德和礼乐的根据，并不顾及礼乐文化中的精神价值；道家和法家则是传统文化的批判者和否定者。只有儒家对西周以来的礼乐传统和古代文献表示出极大的尊重和热爱，并以整理、阐释、传授古代的礼乐典章作为自己的事业。孔子说：“我只阐释、传授古代的礼乐典章，并不创始制作，是个‘述而不作’的人，因为我‘信而好古’，相信并且热爱古代。”他还说：“《诗》感发了我。礼树立了我，乐成就了我。”一个人从受到道德的感召、确立自我并有所成就的整个过程都在享用着传统文化的资源，文化使人成为真正的人。
　　但是如果将孔子对古代文化的推崇理解为复古守旧就大错特错了，孔子说：“通过温习旧的而获得新的，就能做别人的老师了。”所以，“温故知新”指出了人类新的经验与智慧的重要来源是人类已经具备的经验与智慧，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承在儒家学说中几乎是一回事。所以，孔子主张在学习古代文化时能够“举一反三”、“告诉他怎么去就知道怎么来”，能够有所创发。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孔子及其开创的儒家学习古代文化的目标并不完全是为了获得知识，而是了解人、学习做人，学习更多的是礼乐训练与道德实践。在《论语》的开篇，孔子就说：“学了以后时时复习，不也很愉悦吗?有朋友从远方来，不也很快乐吗?别人不了解我但我并不烦恼，这难道不是君子吗?”在孔子看来，学习礼乐文章与知交朋友，相互理解的过程紧密相关，或者说，寻求知音与朋友也是学习的内容。曾子也说：“君子用讲习礼乐文章来会集志同道合的朋友，依靠朋友来互助仁道的推行。”
　　孟子发展了孔子知言而知人的思想。孟子认为，研习古代的文化，是与贤人交往范围的扩大，是自我道德境界的扩充。他提出了“知人论世”的阐释方法。他教导弟子万章：
　　能算得上是一乡之中的善良君子会和那一乡的君子们交朋友，能算得上是一国之中的善良君子会和那一国的君子们交朋友，算得上是天下的善良君子会和天下的君子们艾朋友。如果结交天下的善良君子还不满足，只有再追溯古代的贤人。吟诵他们的《诗》，阅读他们的《书》，却不了解他的为人，可以吗?因此要探讨他所处的世道。这就是与古人交朋友。
　　此时，孟子已经确立了中国古典解释学的一条重要原理，即古代的《诗》《书》等我们阐释的文本对象是古人精神和生命的客观化的产物。而我们的阐释过程，即所谓的“知人论世”的活动，正是我们通过自身的体验返回古代，进入到古人的精神和生命之中，体验他的经历，知其为人，知其社会与时代。从而丰富自我的体验与经历，同时也通过自我来复活、延展古人的精神和生命。历史就存在于这样的阐释过程之中，传递于人的生命之间，因而就超越了制度、器物甚至文字、符号等物质载体，孟子之所以声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起，之所以拈出一个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至他自己的道统，正是基于他这样的阐释理论。
　　那么，人为什么能够通过文字和符号来体验别人的精神和生命经验呢?孟子认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就是说，人的精神和生命之间存在着共同性与普遍性，这正是我们理解、阐释古人的基础。所以，在孟子看来，能够解读古代的经典、礼仪、制度、文字等符号，乃至于理解了其中的意义和思想，这并没有达到理解的终点。只有进一步理解了古人的心灵世界，并且让自我的心灵与古人的心灵产生交流与融合，自我与古人才能相知、同情，结为朋友。
　　我们知道，无论是了解身边的人，还是了解古人，都要通过语言、行为、文字或遗物等客观表现出来的东西。孔子主张，了解一个人，要听其言、观其行。因为言、行都是一个人内心思想的外在体现。可是孟子还有更为直截而敏锐的办法，那就是观察别人的眼睛。他说：“观察一个人，没有比观察他的眼睛更好的方法了。因为眼睛没法掩饰他的邪恶。一个人良心端正，他的眼睛就明亮；一个人良心昧失，他的眼睛就浑浊。当你在听一个人说话时，注意看他的眼睛，他心中的善恶之念都无法隐匿。”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所以孟子主张直观人心。可是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古人的眼睛，所以我们就要积极地启动自己的心去揣摩古人言行背后的用心。于是，他又提出了中国古典解释学的另一条重要原理，即“以意逆志”的阐释方法。
　　有一天，弟子咸丘蒙与孟子讨论了一些古代传说和文献中的问题，都是关于舜和他的父亲瞽叟的。舜是古代最大的孝子，可他恰恰摊上了一个天下最坏的父亲。他伙同后妻以及他们生的小儿子象成天谋划加害舜。舜失去了孝敬父母的伦理与情感寄托，尽管痛苦之极，到田里去向天哭诉，但他仍然不懈地眷恋着父母。后来，舜被尧推荐给上天，成为天子，此 时，他的父亲成了他的臣民，他们之间应该如何面对呢?《孟子》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咸丘蒙问道：“俗语说：‘道德极高的君子，君主不能视他为臣民，父亲不能视他为儿子。’我听说舜做了天子，连尧都亲率诸侯向他朝拜。瞽叟也得向他朝拜。此时，舜见到瞽叟，脸上露出不安的神色。孔子评论此事说：‘此时此刻，天下岌岌可危啊!’当时的情形，真如这话所说的那样的吗?”
　　孟子回答说：“不对，这些话不是从君子口中说出来的，是那些齐东野人，也就是齐国的乡下人说的话。因为尧只是在年老之时，让舜代他摄政罢了，不可能率领诸侯向舜朝拜。《书》中的《尧典》说：‘舜摄政二十八年后，尧驾崩。百姓们如丧考妣，三年之内，四海未曾奏乐欢娱。’孔子曾说：‘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如果真如那些人所言，舜在尧死前就做了天子，而他又在尧死后亲率天下诸侯为尧服丧三年，这岂不是有两个天子了吗?”
　　咸丘蒙说：“尧没有做过舜的臣子这件事，我算是明白了。不过我读过《诗》，其中的《北山》里有这么一句，说：‘普天之下，没有一块土地不属于天子；大地四方，没有一个人不是天子的臣民。’那么舜做了天子之后，瞽叟却不是他的臣民，请问这是什么道理呢?”
　　孟子说：“《北山》这首诗，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作者是在感慨忙于国事，不能回家奉养双亲。他的意思是说：，这些都是天子的事，可为何都让我一个人操劳啊!’所以，解说诗的人，不要拘泥于文字修辞而误解作者要说的话，不要拘泥于作者说出来的话而误解作者的心志。要能够以意逆志，也就是用你自己的心意去推测作者的心志，才能获得真实的理解。如果拘泥于文字修辞的话，那么《诗》里的《云汉》说：‘周朝的百姓，没有一个留存的。’如果你相信这话是真的，那么周朝就真的没有一个活人了。孝子们孝顺的极至，没有大过对父母的孝；孝子们尊敬的极至，没有超过用天下来奉养父母。瞽叟做了天子的父亲，尊贵到了极至；舜拿天下来孝养他，孝顺到了极至《诗》里的《下武》说：‘永远保持孝心，孝道就成了天下的法則。’指的就是这样的道理。《书》里面也说：‘舜恭恭敬敬地来见瞽叟，谨慎而不安，瞽叟也受到感动，变得通情达理。’这难道是俗语说的‘父亲不能视他为儿子’吗?”
　　“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是孟子创发的两条理解古代经典的原理，其实两者是同一个理解过程中的不同方面。近代大学者王国维先生认为前者是实现后者的方法，也就是说“知人论世”是“以意逆志”能够成为正确阐释而不流为臆断与误读的前提。他认为尽管像孟子说的那样：“解说诗的人，要能够以意逆志”，可是心意在我身上，心志在古人身上，怎样才能使得我的心意不误解古人的心志呢?这就要依循知人论世的方法，通过探讨古人所处的世道而了解他的为人，通过了解他的为人而推测他的心志。果真如此的话，古代的诗很少有不能理解的了。
　　如果没有知人论世的能力，没有进入古人的生命历程，去体验他的时代与为人的能力，仅仅根据文辞来曲解或臆断诗人的心志，在孟子看来，都是一些可笑的、教条的、死板的解释。下面一则有关诗的讨论，向我们展示了孟子对上述解释方法的批评以及孟子对人性深宏而细微的体察。
　　《诗》中有一首《小弁》，据说是西周最后一位太子宜臼写的。他的父亲周幽王娶了一位叫褒姒的坏女人，受她的迷惑，幽王废黜了王后，驱逐了太子。于是我们在诗中看见鸟兽悠闲地飞翔奔跑，水草茂密地生长，人民享受着家居的快乐，而诗人却由此想到自己的悲惨处境：因为小人的离间而永远失去了父亲的信任。诗人忧怨伤痛与孤苦绝望之情不能抑制，呼号而出。可是有一位被称为高子的学者，认为这首诗是小人写的。孟子的弟子公孙丑将高于的意见转告孟子。孟子问：“为什么这样说呢?”公孙丑说：“高于说这首诗中有怨恨之情。”孟子说：“这个高老先生解说《诗》，真是太死板了!你们试想啊，如果有个人曾经被南方的越国人开弓射击过，事后他可能有说有笑地谈论这件事；没有别的原因，越国人与他的关系很疏远。可如果这个人被他的哥哥开弓射击，那他一定会哭泣着诉说这件事；没有别的原因，哥哥是自己的亲人。《小弁》这首诗之所以有怨恨之情，是出于亲人之间的亲情，这种亲情正是仁爱。太死板了啊!这个高老头居然这样解说《诗》!”
　　这时，能够举一反三的公孙丑想起了《诗》中一首叫《凯风》的诗。诗中说南方的暖风吹拂着荆棘灌木，好像慈爱的母亲辛勤地养育我们这些不能成材的儿子；再深的寒泉都能滋润土地，我们兄弟七个却不能好好地侍奉母亲；树上的黄鸟，尚能唱出清和婉转的歌声，让人心旷神怡，我们兄弟七个却不能让母亲感到安慰愉快。不过古人都知道这首诗的创作背景：这是一位有七个儿子的寡母，她已决定改嫁他人，不再守节。此时做儿子的尽管非常难过，但他并没有抱怨母亲，只是一再地表达自我责备的心情。于是公孙丑问孟子：“《凯风》这首诗里为什么没有怨恨之情呢?”孟子说：“《凯风》里的母亲，她的过失属于个人小节；而《小弁》里的父亲，他的过失就大了。父母有大的过失却不抱怨，这就与父母更加疏远了；父母有些小过失却抱怨不止，这就是过激了的表现了。疏远父母是不孝，过激也是不孝。所以孔子说：‘舜真是孝顺到极至了，到了五十岁还那么依恋父母。’”
　　那么，如何能够像孟子那样具备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能力呢?我们知道，西方古代学术史上也有深厚的阐释学传统，这个传统渊源于对《圣经》的解释，其解释的目的是通过《圣经》的文本理解上帝和真理。阐释学认为，仅仅理解古代文献中的文字意义，解释者具备知识就可以了；而要获得上帝的启示或者真理，除了知识，还需要信仰，所以，阐释的行为就不是对文本的一般理解，阐释也不能停留在语文学的技术层次，而要深入到对神圣的皈依，落实到宗教与伦理的实践。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看，孔子和孟子也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古代阐释学的奠基者。孔子述而不作，一生删订《诗》《书》，但他决非是一个单纯的学者，“信而好古”是他的信仰。孔子对古代文化的研究，决不停留在客观事实与历史知识的研究之上。而是要把握和履践古人的道德精神。他曾说：“我能够阐释夏代的礼，可是夏人后裔封国杞的礼不足为证；我也能阐释商代的礼，可是商人后裔封国宋的礼不足为证。这是因为杞国和宋国的典籍与贤人都很缺乏，如果很充足，我就将它们作为阐释夏、商礼制的证明了。”
　　孟子也基于这样的信仰，即经典向我们昭示着古代圣贤的心灵和人类的善性。他自己也有“养气知言”的体验，深知必须锻炼自己穿越文字和语言的理解能力，才能理解古人，知晓大道。这个能力决非破解文字和语句的知识能力，而是履践仁义，完善自我的道德能力。因为与古人的圣贤为友，必须先成为“天下的善良君子”，才能体察他们的用心，不然的话就只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尽管孟子非常娴熟古代的文献，但是对文字与语言保持着高度的警 惕与反思，甚至有一些反传统的色彩。他说：“完全相信《书》，还不如不读《书》。我读《书》时，对其中记载周武王伐商，流血战斗的《武成篇》，只认可其中两三根竹简上的写的文字。试想，仁人是天下无敌的，周武王这样的仁人去讨伐商纣王这样的不仁的人，天下风从，所向披靡，怎么会像《武成篇》中说的那样：杀得血流成河，连木槌这样重的兵器都漂了起来?”
　　他甚至对孔子的言行都不拘泥于表层的阅读。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孟子却认为孔子与大禹、周公一样，怀有伟大的用世之心，想要拯民众于水火、扶世道于危亡，决不是一个无所创作的人。孔子的创作就是作《春秋》。他说：“孔子作《春秋》，使得乱臣贼子们惧怕。”我们知道，《春秋》是记载春秋时代的史书，在孔子时代，相当于近现代史。按照古代的礼制，只有周天子才可以设立史官记录天道与人事，不要说是一个士人，就是诸侯王也没有修史的资格。古代的史官是世袭的文化职掌，直到西周灭亡，周天子东迁，史官往往流散到诸侯国，一些诸侯国才有了史记类的文献。孔子所处的鲁国因为是周公的封国，所以在礼制上可以高于其他诸侯国，分封时可能就设置了史官，因而拥有较为丰富的历史文献，为孔子晚年编订《春秋》提供了史料。孟子认为，作《春秋》这件事体现了孔子良苦的用心。他说：“当世道衰微之际，邪恶的学说的暴力萌发，有臣下杀君主的事，有儿子杀父亲的事。孔子感到忧惧，写作了《春秋》。作《春秋》本是天子的职责，所以孔子说：‘知道我的，大概就是因为《春秋》了；怪罪我的，大概也是因为《春秋》了。’”孟子还说：
　　王者的政治熄灭，《诗》的时代便消亡了。《诗》消亡了，《春秋》便写了出来。晋国的《乘》，楚国的《祷杌》，鲁国的《春秋》，都是一样的记载春秋时代的史书：其中的內容都是关于齐桓公、晋文公这些霸主的事迹，其中的文字记录都是按照史官的体例。孔子说：“不过其中的大义，我私下取用了。”
　　王者的政治是文王、武王、周公施行的仁政。在那个时代，诗人们自发地创作诗歌讽颂政治和社会风气，表达心声。而周天子东迁之后，不能号令诸侯，礼崩乐坏，诗人也就不再作诗。在此衰乱之世，孔子根据鲁国的史书重新写作了一部《春秋》，尽管在书写上采用了当时的史书体裁，但是孔子更注重从历史记录中“取义”。这个“义”就是褒善贬恶，就是将乱臣贼子们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审判力量。所以，孟子甚至认为孔子具备做天子的资质，只可惜没有人推荐。他说：“一个平民而能够做天子，他的德行一定要和舜、禹一样，不过还得有天子来推荐他，所以孔子做不成天子啊!”孟子虽然不是孔子的弟子，但他是第一个能够读懂孔子的人，从而发明了孔子的精神传统。使之实现了创新的意义，并自觉地担当起这个传统的继承者。
　　学和教是集于一身的，正如孔子自称的那样：“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和孔子一样，孟子不仅是一个善于学习古代文化的人，还是一个能够传授古代文化的人，所以他认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君子的三大快乐之一，又说：“君子教育人的方式有五种：像及时雨滋润草木那样感化别人；成就别人的道德；培养别人的才干；解答别人的疑惑；让自己的美德余韵泽被后世之人。”儒家的教与学尽管包括知识的传授与学习，但更重要的是道德实践的启发与训练，因为教学的目标是培养圣贤君子而不是仅仅成为有知识和技能的专家学者。孟子特别强调教师的德行，因为教育别人的前提是自觉然后再去觉悟他人，自己的有所建树然后再去树立别人，如果一个人总是以教诲别人为目的，就说明他自己尚未自觉，以后也会自以为是，永远不会有所长进。所以孟子讥讽道：“人的毛病就在于喜欢做别人的老师!”
　　不过，孟子的教育思想表现出一些与孔子迥然迥然不同的风格，甚至也有些反传统的色彩。孔子不仅是一个诲人不倦的老师，而且是一个“有教无类”的老师，不管学生的出身与职业，什么人他都愿意教。可孟子就不一样了，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得到他的教诲的，他认为：“教育人的方法很多，我不屑去教诲一个人，这也是一种教诲。”
　　一个叫曹交的人到邹国来请教孟子：“人人都能成为尧舜，有这话吗?”孟子说：“当然!”“呵我曹交听说周文王身高十尺，商汤身高九尺。而我枉长了九尺四寸之高，只会吃饭，怎样才能成为尧舜啊?”孟子说：“这有何虑?只要去做就是了。如果有个人，连只小鸡都提不起来，那真是个没有力气的人；如果能举起三千斤的东西，就是个有力气的人了；如果能举起大力士乌获能举起的重量，那他就是乌获了。一个人怎么能担心自己不胜任呢?只是因为不去做罢了。在长者后面慢慢走，这就叫悌；抢在长者前面走，就叫不悌。走慢一点难道不能吗?只是不肯做罢了。尧舜之道做起来不过是孝、悌而已。您穿上尧的衣服，说着尧话，做着尧的事，您就是尧了。您穿着桀的衣服，说着桀的话，做着桀的事，您就是桀了。”孟子明明白白告诉曹交，道德的成就在于自觉地去履践，可是曹交还是不能了悟，说：“我打算面见邹君，借个住的地方，留下来聆听您的教诲。”孟子拒绝道：“尧舜之道就像大路一样，难道您还不明白吗?人的毛病就在于不愿意去寻求啊!您还是回家好好寻求吧!有的是老师!”
　　孟子还有所谓“五不教”之说。弟子公都子问他：“滕更虽是滕国国君的弟弟，在您门下的时候，似乎应该以礼相待，可您并不搭理他，这是干嘛呢?”孟子答道：“凭借自己的权势和地位来问这问那。自以为有本事来问这问那，倚老卖老地来问这问那，仗着有功劳来问这问那，借着朋友的交情来问这问那，我都不会回答他们，而滕更在这五条里占了两条。”
　　其实还应该加上一条，即父不教子。我们知道《论语》中有孔子教子的记录，可孟子却有另外的看法，弟子公孙丑问他：“君子不做儿子的老师，这是何道理?”孟子说：“这是因为情理上有些别扭。教育别人一定要用正道，一旦不奏效，就要发怒。一旦发怒，就伤了感情。做儿子的会说：‘您拿大道理来教训我，可您的所作所为也不见得合乎道理。’这样父子之间就伤了感情，这是最不好的事情。所以古人互相交换儿子来教育，父子之间不求全责备。父子之间如果求全责备，父子之间就不再亲密，父子不亲是天底下最不吉祥的事情!”
　　孟子这些不教，是因为人们有所挟持或执着，使得受教之心不诚不敬，无论是亲情、交情还是显赫的地位，都会妨碍传道授业这一师生关系的确立。孟子的拒绝如当头棒喝，让人反身自省，有所觉悟。正心诚意，既是受教前的心理准备，也是学习做人的开始。这种以端正和启发人心为先导，以专心致志为关键的教育理念，是孟子对孔子开创的儒家教育学说的极大丰富，正如《中庸》里所说的那样：“君子恭恭敬敬地本持着自己的德性，再通过问学知晓大道。”
　　
　　(南京大学文学院；210093)

• 徐兴无：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　新语文学习·中学教学 2009年第2期
• 徐兴无： 知人论世，以意逆志　/　新语文学习·中学教学 2009年第3期
• 徐兴无： 仁政　/　新语文学习·中学教学 2009年第6期
• 徐兴无： 简易功夫终久大　/　语文建设 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