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语文智能教育观初探潘新和新语文学习·中学教学2012年第2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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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158777

[ 潘新和文选 ] 　　

叶圣陶语文智能教育观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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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语文智能教育观初探

◇ 潘新和

　　长期以来，由于没能很好地处理语文智能教育的诸多关系，给语文教育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正确认识语文智能教育的内在关系及其矛盾，事关对语文课程的认识和语文教育的效率。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的主流观念，是以叶圣陶先生的语文教育观为代表的，他的语文智能教育观至今仍有启示意义。因此，对叶老的语文教育智能观进行梳理、探究显得十分必要。尤其对年轻教师语文基本观念的确立与教学实践的认知，极有裨益。
　　叶老语文智能教育观的精髓是对口语与书面语、阅读与写作、讲求方法（知识）与养成习惯这三大基本矛盾的揭示。对这三大矛盾，他主张重书面语、重阅读、重讲求方法（知识）。他认为听、说、读、写四大智能，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目的。需尤其注重读、写（书面语）智能的培育。“阅读本位”，是其语文智能教育观的核心理念。“以读带写、读写一体”，是其教育行为范式。讲求方法与养成习惯，是其具体教学目标。“讲读”（含“学生们多思考，多讨论，多练习”），是其基本教学方法。
　　一、听、说、读、写联络并进，关注书面语
　　在构成论层面，首先需要弄清楚语文智能的基本成分及其相互关系，弄清楚口语和书面语的关系，这是科学地设置语文智能教育内容的认知基础。
　　叶老认为听、说、读、写这四大成分构成了语文智能整体，他提倡听、说、读、写相辅相成、共同发展：“学好语文就是学好‘听’‘说’‘读’‘写’四项本领。这四项本领有连带的关系：‘听’和‘读’是一路，都为了了解别人的思想，‘说’和‘写’是一路，都为了表达思想叫别人了解。了解和表达又是互相影响的：提高了解的能力，表达的本领就能加强；提高表达的能力，了解的本领就能加强。因此，只要认真学习，努力学习，这四项本领必然能齐头并进，项项学好。”叶圣陶：《认真地努力地把语文学好》，见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页。这就揭示了听、读与说、写的内在关系：听、读能促进说、写，说、写也能促进听、读，所以这四者是不可分开的。由于不很了解这种相互影响、促进、迁移的关系，长期以来，在语文教材编写和教学中就没能有意识地将其科学合理地联络在一起，或联络得不够充分、自然，致使教育目标、内容、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优化组合。在教学实践中，语文课虽也主张读写结合，但基本上是文选讲读的一统天下。——尤其从说、写方面来促进听、读，很少为教材、教师所关注，从而大大削弱了教学的整体效果。
　　他把“四项本领”视为学习语文的任务，视为一个整体，“四项本领”缺一不可。又将其归为“接受”和“表达”两个方面，认为这两个方面是相互促进的，批评“片面”学习：“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都有两方面的本领要学习：一方面是接受的本领，听别人说的话，读别人写的东西；另一方面是表达的本领，说给别人听，写给别人看。口头语言的说和听，书面语言的读和写，四种本领都要学好。有人看语文课的成绩光看作文，这不免有点儿片面性；听、说、读、写四种本领同样重要，应该作全面的考查。”叶圣陶：《语文是一门怎样的功课——在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见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218页。遗憾的是，“全面”学习、“全面”考查的要求至今还是停留在理论上，埋头于应试的教师们压根儿就不屑理会。
　　他特别注重听、说、读、写四者相互影响的“连带”关系：“我们一方面要让学生善于说，一方面要使他善于听。读和写呢？读就是用眼睛来听，写就是用笔来说；反过来，听就是读，用耳朵来读，说就是写，用嘴巴来写。所以现在的语文教学，要把听、说、读、写这四个字连起来。”叶圣陶：《对于中学语文教学研究的意见——在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第三届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见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25~226页。在教学中关键是要处理好一个“连”字。在教学实践中，不宜孤立地进行听、说、读、写教学，要牢固树立联络教学的观念。这种认识是符合系统论的，系统论认为整体大于局部之和。即联络教学的效果要优于各自为阵、分别教学。打通四者，使听、说、读、写一体化，便能产生良好的综合效应。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确立智能发展整体观，要研究这四者怎样联络才自然、和谐、巧妙、高效，才能收到最佳效果。这是对语文教师教育智慧的一个考验，是成熟教师的重要标志。
　　叶老的这一语文智能教学法类似于“综合教学法”。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综合教学法”是一种具有较为广泛影响的教法。这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美新教育运动的产物。即照儿童的兴趣与碰到的问题，将各种有关的知识综合起来，组成统一的教学单元，依照一定的程序进行教学。在我国，这种“综合”往往表现为有关知识的“联络”，所以也可以称之为联络教学法。言、文结合，读、写结合，听、说结合等也算是一种“联络”，但“联络”教学法联系的内容往往要宽泛得多，包括了国语（国文）学科内的话法（语言练习、讲演、辩论等）、读法（表演、故事、事实、问题等）及其他各科所学的内容，将语文教学和训练与整个课程结构内的相关方面打成一片，这样，既能充实语文学习的内容，又使教学活动变得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参见潘新和：《语文：回望与沉思——走近大师》，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5页。
　　听、说、读、写一体，也可以说是口头语言的听、说和书面语言的读、写的交融。叶老说：“什么叫语文？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叶圣陶：《认真学习语文》，见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83页。“接受和发表，表现在口头是听（听人说）和说（自己说），表现在书面是读和写。在接受方面，听和读同样重要，在发表方面，说和写同样重要。所以，听、说、读、写四项缺一不可，学生都得学好。”叶圣陶：《听、说、读、写都重要》，见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19页。这也可以看作是口语、书面语并重。当今的语文智能教育内容失落了口语教学，只剩下了书面语教学。失去口语教学还算是“语文”科吗？“语文”课程丢失了半壁江山，这究竟是谁之过？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在语文课程中，这四种智能虽说是“同样重要”，但还是有所侧重。叶老的观点是侧重于书面语智能的教育。他说：“学习国文，事项只有两种，阅读与写作。”叶圣陶：《国文随谈》，见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71页。“国文教学自有它独当其任的任，那就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叶圣陶：《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见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2页。“在这里，颇有问一问国文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的必要。我们的回答是‘整个的对于本国文字的阅读与写作的教养’。换一句话说，就是‘养成阅读能力’‘养成写作能力’两项。”叶圣陶：《国文科之目的》，见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3页。可见，他最为注重的是学生阅读与写作能力的培养。——这种侧重不是没有道理，如果要对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二者加以区分的话，学校语文教育自然要向书面语倾斜。因为口语，尤其是日常应用的口语，学生可以在生活中（自然情境中）习得，带有一定的先天性。虽然学校语文课中的口语教学主要是指高级语体形态的交流，但是口语的重要性还是与书面语有所不同。书面语的学习主要是后天的。书面语是口语的升华，更需要在教学情境中学习。从人类文化承传的角度来说，书面语的重要性也优于口语。读写活动是人类文化生态链的基本构成形态。因此，有所侧重也是合理的。
　　侧重于书面语，并不意味着对口语学习的削弱或无视。从现实需求的层面看，一般人“说”的需要，远多于“写”的需要。说的能力是人际交往不可或缺的。只会写而不会说，势必是人生的一大缺憾。因此，“听、说”教学是应该大大加强的。在口语表达的社会需求与日俱增的今天，听、说教学是摆在语文界面前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尽快对此进行反省、修复与重构，不能再旷日持久地拖延下去。要还语文科教育目标的完整，还学生语文心智发展的健全。
　　在语文智能教育中，要正确认识、处理好听、说、读、写的关系，使之联络互动、相得益彰；要处理好口语、书面语教育这一对基本矛盾，将主要目的放在书面语——阅读与写作教学上，使之重点突出、效能卓著。同时兼顾学生听、说能力的培养，促成口语智能的同步发展。这是对语文智能教育的基础性认知。
　　
　　二、读写并重、读写一体，阅读为本
　　再看本体论层面。前面对语文智能结构中听、说、读、写关系与口语、书面语关系的探讨，对书面语重要性的认知，已经初步涉及到了本体论层面。进一步正确认识书面语教学中阅读与写作的关系、处理好二者的矛盾，是语文智能教育本体论的核心命题。
　　叶老是主张阅读、写作二者并重的：“从前语文教学只有两件事，一个叫读，一个叫写。实际上读还不大注重，只注重写，注重怎么样让学生写出好文章。我常想，读和写到底哪一样重要？我看都重要，要并重。”叶圣陶：《对于中学语文教学研究的意见——在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第三届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见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25页。“阅读是什么一回事？是吸收。好像每天吃饭吸收营养料一样，阅读就是吸收精神上的营养料。要做一个社会主义时代的公民，吸收精神上的营养料比任何时代都重要。写作是什么一回事？是表达。把脑子里的东西拿出来，让人家知道，或者用嘴说，或者用笔写。阅读和写作，吸收和表达，一个是进，从外到内，一个是出，从内到外。这两件事，无论做什么工作都是经常需要的。这两件事没有学好，不仅影响个人，还会影响社会。说学习语文很重要，原因就在这里。”叶圣陶：《认真学习语文》，见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叶老认为阅读与写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与个人、社会有直接的关系。他将语文学习的作用上升到“影响个人”与“影响社会”的高度来认识，目的是唤起人们对阅读、写作的重要性更加深切的体认。
　　他在“读写并重”中也同样有所倾斜：向阅读倾斜。其阅读目的观可以概括为“三论”：
　　一、“根论”。他在1940年发表的《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一文，阐明了阅读与写作的功能与相互关系，指出了写作的“根”在阅读。他说：“现在一说到学生国文程度，其意等于说学生写作程度。至于与写作程度同等重要的阅读程度往往是忽视了的。因此，学生阅读程度提高了或是降低了的话也就没听人提起过。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写作程度有迹象可寻，而阅读程度比较难捉摸，有迹象可寻的被注意了，比较难捉摸的被忽视了，原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倾吐能否合于法度，显然与吸收有密切的关系。单说写作程度如何如何是没有根的，要有根，就得追问那比较难捉摸的阅读程度。”叶圣陶：《阅读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见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3页。“多方面地讲求阅读方法也就是多方面地养成写作习惯。习惯渐渐养成，技术拙劣与思路不清的毛病自然渐渐减少，一直减到没有。所以说阅读与写作是一贯的，阅读得其法，阅读程度提高了，写作程度没有不提高的。”叶圣陶：《阅读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见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4~55页。他认为阅读是写作的“根”，这是很有道理的。阅读可以提供写作的学识修养与动力，可以提供写作的“文体感”“语感”，可以了解写作方法、养成写作习惯，等等。多读不一定就能写得好，但不读一定没法写好，要写好必定要多读、读好。
　　二、“基础”论。1962年，叶老又写出专文《阅读是写作的基础》，对读、写关系作了进一步的确认：“有些人把阅读和写作看做不甚相干的两回事，而且特别着重写作，总是说学生的写作能力不行，好像语文程度就只看写作程度似的。阅读的基本训练不行，写作能力是不会提高的。常常有人要求出版社出版‘怎样作文’之类的书，好像有了这类书，依据这类书指导作文，写作教学就好办了。实际上写作基于阅读。老师教得好，学生读得好，才写得好。”叶圣陶：《阅读是写作的基础》，见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页。“阅读习惯不良，一定会影响到表达，就是说，写作能力不容易提高。因此，必须好好教阅读课。譬如讲文章须有中心思想。学生听了，知道文章须有中心思想，但是他说：‘我作文就是抓不住中心思想。’如果教好阅读课，引导学生逐课逐课地体会，作者怎样用心思，怎样有条有理地表达出中心思想，他们就仿佛跟作者一块儿想过考虑过，到他们自己作文的时候，所谓熟门熟路，也比较容易抓住中心思想了。总而言之，阅读是写作的基础。”叶圣陶：《阅读是写作的基础》，见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81页。他指出了阅读对写作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阅读教学的水平决定了学生的写作程度，由读学写是水到渠成的事。他甚至极端地认为阅读可以解决写作上的一切问题。这就使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我国现代语文教育中阅读教学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三、“独立目的”论。叶老还多次谈到，阅读本身就是一种能力、一个目的。他说：“培养学生写的能力固然是语文教学的一个目的；培养读的能力，也是一个目的，不能认为读书就是为了做文章。读书，有的时候是为了提高自己某一方面的思想认识，有的时候是为了获得某一方面的知识，有的时候是为欣赏，有的时候甚至是为了消遣。阅读能力强——理解能力强，记忆能力强，而且读得快，就可以博览群书，获得许多思想上的、知识上的启迪，那对一个人的工作、研究以至生活都是非常有好处的。一个人不善于读书，理解能力不强，或者如过眼云烟，读过就忘了，或者读得非常慢，那对他的工作、学习、研究等等，都是极端不利的。所以培养和提高读的能力，本身就是目的，读书并不就是为了写文章。如果读只是为了写，许多人不写文章，岂不就无需读书了吗？当然，读和写是有联系的，可以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所以在教学中应该注意适当配合。”参见张志公：《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见《张志公自选集》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237页。“有人把阅读看作练习作文的手段，这也不很妥当；阅读固然有助于作文，但是练习阅读还有它本身的目的和要求。”叶圣陶：《语文是一门怎样的功课——在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见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18页。“……大意谓语文教学之一个目的为使学生练成读书之本领。”叶圣陶：《答孙文才》，见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02页。他在阅读为了写作这个目的之外，特别提出阅读本身也是目的，强调阅读教学与阅读能力培养的独立性、重要性。这一认知既是对传统阅读教育观的继承，也是对传统阅读教育观的超越。——这个观点影响甚广，张志公、吕叔湘等也作如是观。然而这是可资商榷的，因为它对“根”论与“基础”论具有消解作用，实际上导致了语文教育中“为读而读”倾向的形成。
　　在读写关系认识上，叶老的认识主要是单向的，较为注重阅读对写作的作用，将阅读作为切入点：“阅读得其法，阅读程度提高了，写作程度没有不提高的。”叶圣陶：《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见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4~55页。他在许多场合重申了这一看法。“作文教学应当和阅读教学联系起来。把课文讲好，使学生学习每篇文章的思路是怎样发展的，语言怎样运用的，这就是很好的作文指导。不要把指导阅读和指导作文看成两回事。”叶圣陶：《怎样教语文课——在呼和浩特跟语文教师的讲话》，见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这就是“阅读本位”观念下的“以读带写、读写一体”范式的理论依据。这一范式，是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的基本范式。整个现代语文课程就是建立在这个认知之上的。
　　在“阅读本位”思想指导下，叶老多次批评社会上的重写轻读倾向，竭力要扭转这一倾向，反复阐明阅读的重要，提出了阅读“三重任务”说，并指出阅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他说：“一般社会把写看得比读重，青年们自己也如此。但是在课程里，在实际教学上，却是读比写重。课程里讲读的时数多于作文的时数，是因为讲读负担着三重的任务。讲读一则训练了解的能力，再则传播固有的和现代的文化，三则提供写作的范本。学生似乎特别注重写作的范本。从前的教本原偏重示范作用，没有发生读和写的比重问题。‘五四’后的教本兼顾三重任务，学生感到范文的缺少，好像讲读费了很多时间，并没有什么实用，因而就不看重它。不过这个问题很复杂，范文其实还只是一个因子，另一个因子是文言。‘五四’以后，一般学生愿意写白话，写白话而读文言，这是一个矛盾。再一个因子是教学。教学应该读和写并重，可是讲读的时数既多，而向来教师又没有给予作文课足够的注意，便见得读重了。其实重读也只是个幻象，一般的讲读只是逐句讲解，甚至于说些不相干的话敷衍过去，学生毫无参加和练习的机会，怎能够引起他们的趣味，领导他们努力呢？”叶圣陶：《教材、教法和教学效率——〈国文教学〉序》，见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13~114页。叶老指明了阅读教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止是引导写作，而是承担了“三重任务”。这“三重任务”是教师们从事阅读教学时要明确的，要将其一一落实到实践中去。在以往的教学中，师生比较注重的是第三重任务，就是只将阅读的文章作为写作的范本，这受到了叶老的批评；而时过境迁，在当今的阅读教学中，大多教师只注重第一重任务，就是“训练了解的能力”，即“读懂”文本。“传播文化”和“提供写作的范本”这两重任务被忽略了。显然，这种倾向也是亟待改变的。
　　在“阅读本位”教学上，叶老重视课内的“讲读”教学：“要在写作上得益处，非慢慢咬嚼不可。一般人的阅读大概都是只观大意，并且往往随读随忘；虽然读得很快，却是毫无用处。随读随忘，不但不能帮助写作，恐怕连增进知识和经验的效果也不会有。所以课外阅读决不能无条件地重视，而讲读还是基本。不过讲读不该逐句讲解，更不该信口开河，得切实计划，细心启发，让学生们多思考，多讨论，多练习，才能有合乎课程标准的效率。”叶圣陶：《教材、教法和教学效率——〈国文教学〉序》，见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页。叶老是反对“不求甚解”、主张“求甚解”的，因此，他特别看重课内的讲读教学：“讲读还是基本”。但他所谓的讲读，不是教师“一言堂”，而是主张讲读教学中师生互动，注重学生的参与：“多思考，多讨论，多练习”，强调将阅读所学到的通过写作练习转化为写作智能，这是语文教师应该特别注意的。否则就会重蹈讲读教学“满堂灌”之覆辙。
　　他还指出人们觉得“读重”了的原因很复杂，其中之一是讲读教学效果不佳，主要是教师只顾逐句讲解，没有给学生参与和练习的机会，他认为这样的“重读”是不可取的。真正的“重读”，不能只由教师照本宣科搞“一言堂”，要给学生思考、参与和进行写作练习的机会。这体现了“学生本位”的思想。这种“读写结合”“师生互动”的“重读”法，值得我们仔细领会。
　　语文智能教育的要害是阅读与写作，二者构成了一对基本矛盾。在这对矛盾中，叶老的观点是侧重于阅读。“阅读本位”是他的语文智能教育本体论的核心认知。我们要认真体认叶老的“根”论、“基础”论、“阅读独立目的”论和阅读“三重任务”说，以及“学生本位”“以读带写、读写一体”的“重读”法，汲取其中合理的成分，将其作为语文智能教育的指导思想。“根”论、“基础”论、“独立目的”论，共同构成“阅读本位”语文教学范式的理论基础，对我国语文教育影响巨大、深远。
　　
　　三、培养读、写方法和习惯，侧重方法
　　在实践论层面，如何处理阅读与写作的关系，要达成怎样的教学目标，二者如何互渗、互动、互惠，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这关系到教师的课堂教学的运作。
　　“讲求方法”与“养成习惯”，是叶老实践论的基本观点，也是一对基本矛盾。二者中，“讲求方法”又是首要的。他说：“国文教学自有它独当其任的任，那就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学生眼前要阅读，要写作，至于将来，一辈子要阅读，要写作。这种技术的训练，他科教学是不负责任的，全在国文教学的肩膀上。所谓训练，当然不只是教学生拿起书来读，提起笔来写，就算了事。第一，必须讲求方法。怎样阅读才可以明白通晓，摄其精英，怎样写作才可以清楚畅达，表其情意，都得让学生们心知其故。第二，必须使种种方法成为学生终身以之的习惯。因为阅读与写作都是习惯方面的事情，仅仅心知其故，而习惯没有养成，还是不济事的。国文教学的成功与否，就看以上两点。所以我在前面说，方法方面尤其应当注重。”叶圣陶：《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见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2页。“多方面地讲求阅读方法也就是多方面地养成写作习惯。习惯渐渐养成，技术拙劣与思路不清的毛病自然渐渐减少，一直减到没有。”叶圣陶：《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见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4~55页。所谓“讲求方法”，就是要让学生知道阅读与写作的学习规律和行为方式，懂得之所以这样做的道理；所谓“养成习惯”，就是使读写的方法变成学生下意识的行为，变成终身不懈践履的事情。在“讲求方法”与“养成习惯”这一对基本矛盾中，叶老侧重于“讲求方法”。因为，“方法”正确，养成的“习惯”才有效。
　　叶老认为这两个方面构成了语文教学的目标：“从国文科，咱们将得到什么知识，养成什么习惯呢？简括地说，只有两项，一项是阅读，又一项是写作。要从国文科得到阅读和写作的知识，养成阅读和写作的习惯。阅读是‘吸收’的事情，从阅读，咱们可以领受人家的经验，接触人家的心情；写作是‘发表’的事情，从写作，咱们可以显示自己的经验，吐露自己的心情。在人群中间，经验的授受和心情的交通是最切要的，所以阅读和写作两项也最切要。这两项的知识和习惯，他种学科是不负授与和训练的责任的，这是国文科的专责。每一个学习国文的人应该认清楚：得到阅读和写作的知识，从而养成阅读和写作的习惯，就是学习国文的目标。”叶圣陶：《略谈学习国文》，见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从语文教学现状看，我们离这两个目标还很遥远。阅读与写作知识（方法）的认知还很不完善，究竟阅读与写作要遵循怎样的方法，教师们也还是昏昏然。因而，培养阅读与写作的习惯也就无从谈起。当然，这责任主要不在语文教师，而在语文学者。建构语文知识（方法）体系是当务之急。
　　在“讲求方法”上，叶老也分别从阅读和写作两个方面提供了他十分精辟的意见：“阅读和写作两项是生活上必要的知能；知要真知，能要真能，那方法决不是死记硬塞，决不是摹仿迎合。就读的方面说，若不参考，分析，比较，演绎，归纳，涵泳，体味，哪里会‘真知’读？哪里会‘真能’读？就作的方面说，若不在读的工夫之外再加上整饬思想语言和获得表达技能的训练，哪里会‘真知’作？哪里会‘真能’作？”叶圣陶：《认识国文教学——〈国文杂志〉发刊辞》，见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94页。这些可以看作是叶老的阅读法和写作法。我们今天语文新课程对读写的要求基本上就是从这里来的，可供我们建构语文知识体系参考。如果真能如此教学，势必对于“养成习惯”也有莫大的好处。
　　从以上三个层面对叶圣陶先生的语文智能教育观作了初步的梳理，可以看出他的观念对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的深远影响。我们也必须看到，长期以来语文教育效果欠佳，在很大程度上跟不了解或曲解叶老的语文智能教育观有关，当然也跟叶老本身的认知局限有关。因此，每一个语文教师，都有必要正确、深入地领会叶老的语文智能教育观，才能在继承的基础上得以发展、创新，以至于超越，从而推动语文教育改革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