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钱理群先生相遇
　　钱理群先生一直是我最喜欢也最敬重的学者。最早看到钱先生的名字是读大学时阅读《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可以算是我与钱先生最初的“相遇”吧？这本书是1987年初版的，在本书的“序”中，王瑶先生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是一本由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等四位青年研究工作者合作撰写的”，读了他写的有关鲁迅的章节，就觉得印象很深，有“如听仙乐”的惊喜感觉：观念很新颖，语言很感性，同时又充满了睿智的思索。当时就在暗自思忖，“钱理群”会是一个怎样的“青年”呢？后来才知道，钱先生现在已然是一个“老人”了，当时心下就感觉有些怃然。不过，有一回很意外地在电视荧屏上看到了钱先生本人的“真相”，就越加地喜欢他了。最打眼的是如此硕大的一个脑袋，那里面有多少的智慧与思想啊！（后来从他的文章里得知，在南京读小学时，周围的老师与同学就唤他“钱大头”。）当然，还有那张娃娃脸，洪亮的嗓门，让人全然意识不到他已经是一个花甲老人了。此后，又零星地知道了其他的一些关于钱先生的情况：他是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毕业考上北大的，大学毕业后曾经在贵州一所中专教了18年的语文。20世纪70年代末他已经年逾不惑，方始回到北京大学读研究生，后来留校任教，主要研究现代文学尤其是对“周氏兄弟”与曹禺的研究。他不仅在学术研究上傲视同侪，而且，在课堂上也是青年学子的偶像：在北京大学学生评出的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中，钱先生名列首位。
　　对于钱先生，心里除了赞叹，同时也有一种莫名的距离感：那样著名的学者，让人只能远远地遥望；而且，我自己成了一名中学教师，平常的生活、思考似乎都与他的学术研究相隔好远好远。可是，后来逐渐知道，钱先生原来与中学语文教学、与中学语文教师贴得那样近！先是出于教学的需要，有幸读到了他的《名作重读》，这是他1993、1994年为上海《语文学习》杂志所写的专栏文章，给了我解读课文、组织教学以莫大的启发。后来，又相继读到了钱先生编写的《新语文读本》，以及钱先生关于中学语文教学的文章及采访录。在这些文章与发言中，钱先生表达了他对于当前语文教学的一系列独具创见的看法。2003年时，我终于得到了钱先生专门为中学语文教师写的专著《语文教育门外谈》（以下简称《门外谈》），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一个清醒的人文学者的语文教育观，还有他的语文教育理想。
　　如钱先生在本书的“后记”里所说，他本人最初“并没有介入中学语文教育的意思，后来却被人拉入了关于语文教育的大讨论”，这是上世纪末的事情；后来，他“终于身不由己地要介入了，开始认真地作了一点研究”，“基本理清了自己的思路，并由此引发了对研究语文教育的兴趣”。正在钱先生准备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专业”之外，“另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时，“却不想冒犯了某些人的既得利益，无意中闯了雷区，大有将我逐出之势”；却反而“促使我下定决心，要介入到底，并且由思想者转向‘实践者’”。2007年12月《新民周刊》采访时问：“离开大学讲坛后，您关注中学语文教育……现在更关心西部农村的中、小学教育，为什么？”钱先生回答道：“退休后我自由了，不再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的教授，不受专业限制，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愿意做的事。人文学者关心中学语文教育，是‘五四’新文化传统。从胡适到朱自清、叶圣陶，都是这样。我只是继承这样一种传统。我觉得作为研究工作者，不仅要讲述他们的传统，而且应该接着往下做。他们那一代人做的，我们也可以做。而且，我认为大学与中学教育的断裂，一直是个严重的问题。”
　　所以，“介入”语文教学，这是一个人文学者的责任感使然。同时，也有钱先生很深的语文教师情结的原因。他说：“我这个人有深入骨髓的教师情结，天生的就是当教师的料。”“我现在有两个身份，一是教师，二是学者；但对于我来说，教师始终是第一位的，我在很多场合，都反复强调，希望人们把钱理群首先看作是一个教师。”（《我的教师梦》）钱先生喜欢和年轻人交流，在《门外谈》中专门收录了一组钱先生与中学语文教师（主要是青年教师）的通信，钱先生为这个专题定的名称是“相濡以沫”。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见到年轻人就忍不住要和他们说话，有一种癖好，我走到任何地方，身边都有一大群年轻人。对我来说，最快乐的事就是和年轻人聊天，有天大的烦恼，一和年轻人聊起来，就什么都忘了。如果真要惩罚我，最有效的，也是最残酷的办法就是将我与年轻人隔离开来。”“你面对的永远是天真的赤子，是最活跃的生命，是渴求知识的年轻人，你从这些赤子身上不断吸取精神养料，吸取生命的元气，你就永远年轻。”（《我的教师梦》）
　　——这些话会让我自然地想起鲁迅先生来，大约真正成熟的思想者，无一例外地都会对年轻人怀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感的吧？同样地，青年人也愿意和他们在一起。看着钱理群先生关于“教师情结”的真诚告白，我觉得和他的心灵是那样亲近，几乎要令我忘却了他作为一个大学者同我这样的普通中学教师之间的距离感。
　　而更让我“走近”钱先生的是2004年，这年4月，花甲之年的钱先生，居然回母校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认认真真地做起了中学语文教师，时间是一个月，上了一门名为“鲁迅作品选读”的选修课。关于钱先生在中学上课的系列文章（《语文学习》2004年第6期），我曾经仔细读过。在《把鲁迅的精神扎根在孩子心上》一文中，钱先生介绍了他这一个月的讲课情况，让我感觉很震撼。我当时想，哦，原来鲁迅是可以这样读的！鲁迅是可以这样讲的！语文课是可以这样上的！
　　不过，很感觉意外的是，直到最近，我才从钱先生的文章《从我的“屡败屡战”看当今教育》（《青年教师》2008年第2期）中获知，在母校的那次中学语文教学尝试，其实并不成功。文中他提到了这次经历：我到中学去讲鲁迅，还怀有教育实验的目的：一是进行“大学教授到中学上课”的试验，以恢复五四开创的“大学与中学相互交流”，“大学里的人文知识分子参与基础教育建设”的传统；二是做“在中学开设《鲁迅作品选读》的选修课”的试验，以实现我的“让作为民族精神源泉的文化经典在孩子心上扎根”的教育理想，在我看来，这是一项民族精神的基本建设。可是，就像“柔石的理想的头”碰了壁，钱先生“课上得很艰难，而且遇到了我未曾料到的问题”“想不到的是学生的反应：开始听课的学生很多，后来就越来越少了，最后始终坚持下来的，大约在20名至30名之间”。最终钱先生也无奈地叹息：“我的教育理想再一次落空了。”可是，让我肃然起敬的是，虽然“屡战屡败”，信念与责任驱动着他“屡败屡战”。
　　我想说，最令我震撼的是钱理群先生身上的那种对国民精神培育、对国民教育的自觉的责任意识，以及他的理想主义以及百折不挠的精神。因为他，我对自己应该作怎样的努力，有了比较明确的方向。
　　
　　二、“现在我们怎样做老师？”
　　打开《门外谈》的目录，最醒目的是六卷内容的标题，第二卷的标题是：“现在我们怎样做老师？”我想，第一卷的标题刚好回答了这一问题：以“立人”为中心。是的，以“立人”为中心，这是我们语文教师的任务，也是我们语文教学的方法，更是我们语文教师的责任！
　　钱先生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呢？
　　首先是令人担忧的现状。钱先生指出：“目前最主要的弊端是太忽略人文教育的作用。”（75页）面对1998年的全国高考语文试题，钱理群先生道出了自己的内心强烈的不安：“标准化的考题，形成一种无法抗拒的力，要把我的思维强行纳入某一种固定的、不可置疑的、刚性的模式中，进而控制我的心灵：我感到生命的窒息，陷入了莫名的恐怕与痛苦之中。”经过深入的思考，钱先生沉痛地指出：“我终于明白，这样的‘标准化’的试题，实际上已经规定了一种所要培养的‘人才标准’。这将是怎样的一种‘人才’呢?他们有一种很强的能力，能够正确（无误）、准确（无偏差）地理解‘他者’（这‘他者’在学校里是教师、校长，在考试中是考官，以后在社会上就是上级、长官）的意图、要求；然后把它化作自己的意图与要求，如果做不到，也能自觉地压抑自己不同于‘他者’要求的一切想法；然后正确、准确、周密地，甚至是不无机械死板地贯彻执行，所谓一切‘照章（规定，社会规范）办事’，做到恰当而有效率，并且能够以明确、准确，逻辑性极强而又简洁的语言文字，做出总结，并及时向‘他者’汇报。这样的人才，正是循规蹈矩的标准化、规范化的官员、技术人员与职员。他们能够提供现代国家与公司所要求的效率，其优越性是明显的；但其人格缺陷也同样明显：一无思想，二无个人的创造性，不过是能干的奴隶与机械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是‘齿轮与螺丝钉’，而且是国家机器与商业机器上的双重的‘齿轮与螺丝钉’。”（69—71页）
　　这就是我们的语文考试，这就是我们的语文教学！试想，有哪个语文教师不愿意努力培养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让学生充分领略汉语与汉语作品的无限魅力。可是，面对生存压力，我们“灵魂工程师”的责任完全让位于对考试的屈服与对分数的追求了。有语文教师将自己称作“语文工人”，这个名称里面包含了多少的无奈与酸楚啊！让人心痛的是，这样的现象，并非是上个世纪的“曾经”，而根本就是“进行时”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经持续了有些年头，高中语文新课程改革也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渐次铺开了。可是，语文教学似乎依然是“春风不度玉门关”的景象。就在两三个月前，年逾古稀的语文教育专家王尚文先生还在为“解开语文教改的死结”疾呼：“分、分、分，既是学生的命根，也是教师的命根，还是有关方面的命根，殊不知它实质上却是语文教育甚至是整个基础教育的祸根！它扼杀了学生学习的兴趣，浇灭了学生好奇、探索的火花，同时还危及学生的人文素养，为了分数甚至将诚信等一个人的起码品德都可弃若敝屣。照此下去，后果实不堪设想！”（《语文学习》2008年第3期）
　　那么，“死结”究竟该如何“解开”呢？我们究竟应该“往哪里去”？（69页）
　　钱先生作了深入的思考：“教育的本质就是将学生内心深处的善良、智慧等等这些最美好的人性因子激发出来，加以培育和升华，以此来压抑人的内在的恶的因子。”（152页、165页）“当社会物欲横流，腐败的毒汁流向下一代时，我们必须坚守住教育这块精神的圣地；‘当孩子们的身边充满了各种急功近利的诱惑甚至教育的时候’，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学生‘用自己的心去热爱周围的人们，去帮助周围的人们，［引导］他们在走向高尚的路上迈进’。”（126页）
　　同时，我们必须明白，在“立人”方面，语文课程和语文教育理应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发挥更大的特殊作用。特别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消解神圣，消解痴情、激情，消解浪漫、理想的追求，最终要将人的精神消解殆尽的时代”。“实利主义，最终也是要导致人的充分物质化、平庸化的。”（121页）如钱先生所言，语文教育“是要通过‘立言’来‘立人’”（28页）。“语文教育有其特殊性，许多人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都会发现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往往是语文教育，或者是语文教师。就我而言，决定我一生发展的是语文老师。人文教育不只是语文教育，而语文教育应当占有一个特殊甚至是核心的位置，因为语文的文学性对青少年更富有感染的力量。中学语文教育落实到人文教育上时，就是给人建立一种精神底子。一个人的精神是要有一定的底子的。我个人认为这种精神底子应当是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即给人的生命一种亮色。”（75页）“语文教育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能够起到几乎是决定性的作用。孩子在未接受语文教育之前，他是个自然的人，在语文课堂上，他学会识字，读书，阅读就是一种文化的传递，通过广泛地阅读古今中外的各种作品，民族传统文明、人类文明的成果渗透到孩子的精神之中，他就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另一方面，通过语文学习，学生学会了写文章和说话，可以自由地与他人进行交流，他就从个体的人变成了社会的人。”（28页）
　　我想，钱先生所说的这种精神“打底”工作，绝对不是仅仅作为一种“理念”用来高谈阔论的，必须落实到具体的语文活动当中去。语文教育要发挥两大功能，为“终生学习打底”，为“终生精神打底”，都应该在，也可以在听、说、读、写基本能力的培育中得到落实。（18页）“语文的活动，如听、说、读、写，其实是人的一种生命的运动。而语文教学，又是一种特殊的语文活动，这是有明确、自觉的教育目的，有指导性的语文活动。在教与学的双向运动过程中，学生潜在的能力包括语言的能力得到激发、释放和提高，教师的创造力也得到激发，成功的语文教学必然是教师与学生两个积极性的充分调动，达到师生双方的精神的升华。”“我们通常说语文教学就是听、说、读、写，其实可分为两个过程：听和读就是由外向内的接受，由自然人变成有文化的人；说和写是由内向外的交流，由个体的人变成一个社会的人。”“学习语文的目的，是要从听、说、读、写四方面，不断完善与发展自己，这是一个精神成长、独立人格形成的过程。”（28、29页）
　　关于阅读与写作，钱先生有许多让人感觉振聋发聩的独到见解。他提出了关于中小学生阅读与写作教育的基本概念，即对话与发现。（398页）作文就是对话，是与他者（他人、社会，以至自然）对话，也是自己和自己的对话。（399页）所谓的“发现”，就是“发现自然，发现自我，发现社会与发现大师”。（401页）在阅读方面，教师应该引导学生“炼就一双‘自己的眼睛’，而所谓‘文学的眼睛’与‘自己的眼睛’在根本上又是相通的”。（137页）文学名著的阅读，就是一种发现（与开掘）：既是对作品所描述的已知、未知世界的发现（与开掘），也是对自我潜在精神力量的发现（与开掘）。说到底，这乃是对人（他人与自我）的发现（与开掘）。（60页）
　　
　　三、现在我怎样做教师？
　　在《门外谈》全书的第一页，钱先生称语文教育是“自己并未进行过专门研究的领域”，所以自称是“站在‘门外’”。我不禁自问：那么，我呢？我又是站在哪儿呢？去年王尚文先生出的新著名为“走进语文教学之门”。相比于大学教授钱理群先生而言，我是“名正言顺”的中学语文教师，可是，我是否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宣称“我已经‘走进语文教学之门’”了，我已经是一个“门内”的“内行”了呢？
　　已然在中学语文的讲台上站立了有10来年，从身份而言，确乎不能说是站在“门外”。可是，从业务水准角度来看，我想，我大约可算是“正在”“走进语文教学之门”吧？一路行来，与钱理群先生们“相遇”，并从他们的导引中不断获取滋养，使我得以从蹒跚学步的新手，慢慢地到现在可以大体“自立”。我应该感谢他们！
　　作为语文教师，出于拓展新的专业成长空间的愿望，我从一所普通的县中学来到一所著名的省重点高中，可以说，我又站在了一扇“新”的大门口。我问自己：现在，我应该怎样做教师？感谢钱理群先生们，他们依然在陪伴着我，指引着我。到今天，我在新的讲台上刚好站满了一整年，我自忖，这一路上，钱先生关于“立人”关于“对话”关于“发现”的教导，始终是我语文教学实践的方向。当然，我现在面对的这所名校的优秀学生们，让我在践行的过程中有更多的动力，也有更多的收获。
　　这是这一年中极为普通的一堂课中的一个片断，当时我与学生在进行文言文《指南录后序》的学习：
　　师：前面我们说到文天祥在元军兵临城下、国难当头的时刻，怀着积极的愿望出使北营。但是，形势逆他所料，他被扣留了，“羁縻不得还”。在南宋朝廷派来的官员以“祈请使”的身份前往大都呈递降表时，文天祥也被驱一同前往。带着“隐忍以行”与“将以有为”的心态，文天祥终于找到机会逃了出来。课文交代这一情况的句子是哪一句？
　　生：至京口，得间奔（bēn）真州。（部分学生低语“奔（bèn）真州”。）
　　师：刚才有个字的读音出现了分歧，就是“奔”字。大家觉得，这个字到底是读“bēn”还是“bèn”？（板书）
　　（学生七嘴八舌议论，有的说读“bēn”，有的说读“bèn”。）
　　师：对于一个多音字，确定其读音时应该与它的词义对应起来。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生：“到京口，我找机会逃往真州”。课文注解上有。
　　师：看来，在课本中，“奔真州”的解释是“逃往真州”。按照这个解释，“奔”字该读成什么音合适呢？
　　生：bēn。在《古代汉语词典》中，“逃亡，出走，流亡”义项中的读音，就是读“bēn”的。
　　师：看来有理有据，且有权威来证明。大家同意他的意见吗？
　　生：我不同意。我觉得这里应该读“bèn”。
　　师：为什么？你有什么依据呢？能说来我们大家听听吗？
　　生：在《古代汉语词典》中，“奔”有一个意思是“投奔”，读音是“bèn”，我觉得以这个义项来解释这句话中的“奔”也完全可以通。
　　师：嗯，你也是言之有据。现在有了两种不同的“依据”了，同学们，你们怎么看呢？
　　生：我觉得两种解释都可以，两种读法都可以，因为都解释得通。
　　（部分学生点头表示赞成。教师不忙着追问，静观学生反应，有的在议论，有的在翻工具书。）
　　生：我觉得应该读“bèn”。刚才我仔细看了《古代汉语词典》中的两个义项，就是前面两位同学提到的，我发现×同学说的那个义项其实不是课文注解中所给我们的。根据注解中的解释，“奔”是“逃往”，而不是词典中所说的“逃亡”。我觉得这两个解释是不一样的。
　　（原先的争论声音平息了下来，大家都专注地听。）
　　师（鼓励）：哦，“逃往”与“逃亡”，说得真好！那你能不能具体说说区别在哪里？
　　生：我觉得“逃往”相当于“投奔”的意思，“投奔”的意思我觉得是有目的而去的，甚至可以说是目的性是非常明确的。而“逃亡”则显得漫无目的，慌不择路，一心想着的就是怎样脱身，保住性命就行。
　　生：我觉得就应该读“bēn”。文天祥当时不就是急于逃命吗？还有什么比顺利“逃亡”更重要的呢？
　　师：看来你的理解是，此时的文天祥“惶惶然如丧家之犬”。
　　生：是的。从当时的环境来看，文天祥找到机会逃走是非常偶然侥幸的。以人之常情来说，能逃走就是万幸。而且，他根本也没有时间去考虑到底该逃到哪里。（有学生点头）
　　生：我觉得，对于文天祥我们不能以平常人的心态去看待。
　　师：嗯，有道理，文天祥确实和普通人不一样。不过，你得说出你的理由，要不然大家不会信服。
　　生：我对前面同学的意见作点补充吧。从前文来看，文天祥被驱往大都的时候，他说“分当引决”，但是“隐忍以行”，心中的打算是“将以有为也”。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文天祥无时无刻不在准备着逃走，也必然会想到如果逃走了到底要去哪里这个问题，所以，文天祥的逃跑其实是有周密的计划的，不是偶然的行为。
　　生：不可能，你说他逃跑是有“周密的计划”的，你有什么依据？
　　师：嗯，我也参与一下好不好？我想维护一下前面同学的看法。首先，我完全同意，文天祥得到那一个“间”逃脱出来，纯属偶然，是一种侥幸，完全可能也是出乎他自己意料的。可是，一旦从“北营”脱身，该前往哪里合适，我相信，他是一直在盘算的，或者说，这是在他“计划”当中的。大家说对不对呢？（学生频频点头）
　　生：我也认为这个字应该读“bèn”。在文天祥逃走以后，课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即具以北虚实告东西二阃，约以连兵大举。”在这句话中有个“即”，意思就是“马上，立刻”。从这里也可以知道去真州，是他深思熟虑后的选择。
　　师：嗯，你读得很仔细，很好！
　　生：我也同意。我觉得读“bèn”，这样才更符合文天祥在我心中的形象。（其他学生笑）
　　师：哦，文天祥在你心中是怎样的一个形象呢？
　　生：我记得他的一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觉得他是一个男子汉、一个大丈夫，是顶天立地的。而且，在学习文章的第一段时，我们也已经知道，当时南宋朝廷处在生死存亡关头，右丞相陈宜中在出使前夜逃之夭夭，留下的人都一筹莫展。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天祥拒绝了“右丞相”的职位，以皇帝顾问的身份前往。
　　师：对，前面我们还一起讨论了文天祥为什么要“以资政殿学士行”，是吗？
　　生（点头）：你看，前文中说“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有学生插话“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对，这个时候，对于自己的生命安危，文天祥是完全不考虑的。可是，对于“国事”，他却想得很多也很周全，你看，他决定出使北营，是“更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可见，在这样纷乱的关头，他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字应该读“bèn”，因为，这是时刻想着要“中兴”的文天祥，他是怀着使命“逃往真州”的文天祥！（学生鼓掌）
　　师：还有同学要发表自己看法的吗？（没有学生举手）相信，通过刚才的争辩，我们大家的认识基本上得到了统一。感谢我们刚才发言的同学，包括正方与反方，我们特别要感谢反方辩友，（学生笑）因为，就是这样的正反比较和争论，让我们大家一起开动脑筋思考，我们的认识也因此得到了很好的提升。对吗？——我们大家都应该为自己骄傲！（全体鼓掌）
　　师：我想，我们刚才一起做了一件很小可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一个“奔”字，我们起初只是想确定它的读音。结果呢，通过讨论，我们不但获得了对“奔”字词义的把握，而且，更重要的，是从这一个很细微的语言“点”的品味中，我们得到了对文中人物文天祥高尚品格的认识。这是我们的一大收获。同时，从刚才几位同学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一种很可贵的品质，是一种阅读的品质，思考的品质，是语文学习的优秀品质，希望这些同学能够保持这种品质，我们更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同学拥有这样的优秀品质。好吗？
　　记得《门外谈》中钱先生这样主张：“真正的文学作品具有极大的混沌性、模糊性”，“作品的价值要在读者的创造性阅读中去实现”，“文学的本性决定了对它的理解、阐释必然是多元（甚至是无穷尽）的”，“真正的文学作品总是常读常新，并且给读者带来真正的创造性发现的喜悦”。（47页）“他人的示范性分析，无论怎样精彩，都只能启发，而不能代替你自己的阅读”（60页），“同学们通过自己的独立阅读，可以认同教师的分析，也可以对教师的分析作出某些修正与补充，更可以作出不同于教师的新解，这不但是允许的，而且正是我们所鼓励的”（68页）。——课后我在想，如果在以往，我会不会愿意打断原有的课堂教学进程，停下来专门对这样一个似“无伤大雅”的多音字作一番读音的探讨呢？很可能会简单地交待学生“请大家去查对一下词典”便了事了吧？这样一来，学生关于这个问题的探究兴趣很可能就被强行抑制下去了，这样就不会有后面激烈的心灵碰撞，更不会有后面精彩的关于文天祥人格的“发现”了。在课堂里，我并未有意识地要求自己要以钱先生的理念来组织教学，不过我相信，我在课堂上的这一“即兴”发挥，鼓励学生去“对话”去“发现”，让他们享受到了“真正的创造性发现的喜悦”，这样做，一定会得到钱先生的认可的。
　　我想，在阅读钱理群先生的过程中，在带着“我怎样做老师”的思考走进语文课堂的过程中，我会渐渐找到方向，一步一步地、缓慢而坚实地走向，并最终“走进语文教学之门”。
　　与《门外谈》几乎是同一个时间，钱先生还出版了《与鲁迅先生相遇》的专著（三联书店），在“开场白”中他说：“每个人与鲁迅相遇的途径不一样，机遇不一样，这说起来有点神秘：什么时候因某种机缘你和他相遇了，这是说不清楚的，每个人都不一样，你现在读也许不一定和他相遇，过了很久很久你才和他相遇。”我想，每一个人一生中都会有这样的际遇和体验。“遇”上钱先生，那是一种幸福。不过，所谓的“相遇”，其实并不那么简单。钱先生说过：“我和鲁迅相遇有两次，第一次它完全是一种直观的感觉，是对语言和生命意识的一种朦胧的感悟。第二次相遇是理性的分析，是对意义的追问。”这样看来，“相遇”并不等于平常的“邂逅”，真正的“相遇”，大约应该是一种心灵的“际合”吧？至今为止，我只能说是对钱先生有“一种直观的感觉”，对他的思想也仅有一种“朦胧的感悟”。可是，这样的“相遇”已经让我无比幸福了。遇上他，我明白了语文教育、语文教师应该承担起“以‘立人’为中心”的重任，同时，也让我明白了“我们现在怎样做老师”——虽然这些认识也都还仅仅是初步的，可是，我已经感觉到一种心灵的充实感与精神的富足感了。我想，随着阅历的加深、阅读与思考的持续，我会继续一次一次地与钱先生“相遇”，成为精神富足的“贵族”。
　　

• 姜建芳： 于细微处见精神　/　中学语文教学 2008年第8期
• 姜建芳： 与钱理群先生相遇　/　新语文学习·中学教学 2012年第2期